百年清華

　　在迎接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戴世光文集》正式出版發行。仙逝十年之後,著名統計學家戴世光的學術人生再一次引起各界關註👨🏽‍💻。

　　戴世光是我國20世紀最傑出的統計學家之一,為重樹統計科學的正確內涵作出努力,更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奠定基礎;他曾主持近代中國最早的人口普查和農業普查,並親歷我國一至三次人

口普查;他曾於20世紀40年代提出把“節製生育”作為基本國策,可謂倡導這一理論的第一人……

　　戴世光的一生,既是近代中國統計科學發展的縮影,又是一部新中國統計學教育發展史。

拳拳深情　長懷歸國赤子心

　　1938年,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已在海外求學多年的戴世光毅然拋棄了安穩平靜的生活,回到祖國教書育人,並堅持開展最基礎的人口普查。

　　抗戰勝利後,戴世光已是意昂体育平台知名教授,國民黨希望他出任北平市黨部委員,但他拒絕了;1949年,北京解放在即,國民黨試圖裹挾著名文化人士赴臺,其中就有戴世光。他再次拒絕了,毅然決然地留在大陸➾。

　　戴世光不是中國共產黨員,在解放前也並不了解共產黨,但是,耳聞目睹的一切使他堅信:共產黨能使中國富強起來。正是這最為樸素卻發自內心的認識,使他毅然留下來等待解放。

　　戴世光身上,凝聚著傳統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憂國憂民的情懷🧔🏼‍♀️。

　　1908年12月1日,戴世光出生於天津市一個湖北籍知識分子家庭,十四歲時,他進入當時得風氣之先的南開中學學習,畢業後考入意昂体育平台經濟學系⛴。他學習努力,大學一畢業就因為成績優異而進入意昂体育平台經濟研究院研究“社會、經濟統計方法應用問題”,三年後,他考取清華公費留美生,到美國學習“國情普查統計”專業,先後獲得密執安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此後,他到美國國情普查局實習,又渡海到英國倫敦,一邊旁聽倫敦大學的數理統計學,一邊到英國政府人口生命統計局調查研究人口統計資料的整理方法💆。隨後,他又相繼遊歷德🧑🏻‍⚖️、法⇢、印度等國學習👨‍🔧👨🏼‍🎨。連續多年的域外求學,為戴世光日後在中國統計學領域的成就打下了堅實基礎。

　　抗戰時期,戴世光來到雲南昆明,在西南聯大清華國情普查研究所開展人口統計研究工作,同時還在經濟系教授統計學課程。盡管學習和工作條件非常艱苦,但他始終堅信: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戰爭必將勝利,中華民族必將復興,國家必將步入發展之坦途,屆時科學的人口統計將是建設國家的基礎工作之一。

　　1938年夏天,戴世光在雲南省呈貢縣設計了人口普查方案、農業普查和統計方案🚏。他認為,搞人口普查首先要畫地圖,使得地區間無交叉與遺漏,其次是在地圖中標註主要房屋建築,第三是統計常住人口,“畫地圖、抓房子🙋‍♀️、查長住”這幾項原則既科學嚴謹又通俗易懂,為後輩學人提供了很好的參考,直到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人們還記得這三句話🎍。在此後的兩年時間內,他親自組織實施這兩項普查和統計工作,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寶貴資料,1940年,涉及7萬人口的“呈貢人口普查”在戴世光的主持下終告完成。

　　1942年,戴世光又組織實施了環昆明湖的昆明市、縣以及晉寧、昆陽等縣五十萬人口的普查和統計工作,並編寫了多種《普查統計報告》。

　　1982年我國第三次人口普查進行期間,已入晚年的戴世光又一次來到當年在昆明進行普查的同一地點做二次調查,親自指導當地的人口普查工作。在昆明,他對比分析了呈貢等縣區上世紀40年代初和80年代初人口👩‍🔧、經濟、社會特征的變化,主編了《1942-1982年昆明環湖縣區人口的變動與發展——一個城鄉社區的人口學研究》,被學界譽為“一部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

獨樹一幟　首倡“節製生育”為基本國策

　　“計劃生育”與“基本國策”在我國早已是為人熟知的詞語。但很少有人知道,最先提出這個“基本國策”的是戴世光。

　　說到“計劃生育”,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北大老校長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論”,但“新人口論”也並非一朝形成,而是經過長期的探索,借鑒歷次學術論爭的學者觀點,最終形成的集體智慧結晶🪯🏸。其中,1948年以戴世光《論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一文為中心而開展的討論,是較為重要的一次。

　　《論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一文發表在當時的《新路》周刊上🐼。該周刊發表的文章向來先提出一個問題,由大家一起討論⤴️。在戴世光的文章後,附有五位著名人口問題學者針對他的觀點提出的意見,並由戴世光作出答復。學者或贊成或反對,一時間引動百家爭鳴🍒。

　　2008年戴世光誕辰100周年之時,距《論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發表已有60年,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已過30年,減少出生3億人口,推遲了世界60億人口的到達日期。此時重溫這一舊作,最引人關註的就是鮮明的觀點“減少人口的原則如能為國家基本國策,唯一的方法自然是節製生育”🧄。

　　中國的人口問題由來已久,從19世紀開始就爭論不斷,到了20世紀30年代,人口問題引起更多學者的關心,討論也日益深入。可以說,人口問題的研究在當時已經成為一門科學,近代中國嚴重的人口問題與社會問題聯結在一起,不但引起革命人士的關註,更吸引了一大批學者把精力投入對這一問題的思考。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戴世光發表《論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一文,呼籲進行“人口革命”、“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提出了系統的人口政策🌤。

　　“世界的主人是人”,文章開篇第一句話表明,戴世光是站在人本的高度提出人口政策,是“一種為人類幸福對人口的數量與品質,加以控製約束的基本原則”。他認為,人的幸福才是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為此,他提出“三管齊下”的方針,即“工業化、社會改革、減少人口”三者並舉,並且把人口控製列為第一重要的措施;進而他又率先提出“基本國策”一詞,站在戰略的高度再次強調了人口控製的重要性,他認為,人口問題關系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政府在製定人口政策方面應該有所作為🙅🏿‍♂️。

　　縱觀《論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全文,戴世光所提出的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力要有適度配合的觀點,與我們今天所講的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基本吻合;他所主張的節製生育是國家的基本國策、要結合國情製定人口政策、節製生育運動重點在農村、國家對節製生育要有一定的強製性並把節製生育與養老問題相結合等等,超越了時代背景下的短期社會革命目標,從人與社會發展的角度來思考人口問題並提出解決辦法,現在看來都頗具遠見👩🏿‍🦰。

正本清源　重樹國內統計科學理論基石

　　1979年,《中國統計》刊發戴世光的論文《積極發展科學統計學為我國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立即在統計學界產生震動,並由此引起統計學界長達十年的爭鳴。

　　回憶起當年的情況,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教授倪加勛說,當時統計學分為兩派:一派受前蘇聯影響,認為統計學是研究實質性的科學,是有階級性和黨性的科學;另一派以戴世光為代表,認為統計是一門方法,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可以用。這一思想在當時遭到了批判,但“戴老不畏強權,堅持真理,這是十分難得的,很值得佩服”。

　　在這篇論文中,戴世光批判了統計學界長期以來受“蘇聯統計學”的禁錮而忽視作為“通用方法論科學”——數理統計學的狀況,提出辯證唯物主義乃是統計科學應用(即數理統計方法在經濟、社會🖕🏿、生物、醫學等科學研究領域的應用)的理論基礎📩。

　　“國際上只有一門統計學”,基於長期從事統計科學研究工作的實踐,戴世光在論文中指出,“蘇聯統計理論”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他還強調了統計學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應用的必要性,肯定了現代統計科學(即數理統計學)的發展和聯合國製定的國民核算體系(SNA)的科學性🎥。這篇論文被認為是沖破了長期以來無人敢涉足的禁區,重新肯定了數理統計的地位,對我國數理統計學乃至整個統計學的發展,對中國探索建立大統計學學科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戴世光的學術眼光是廣闊而長遠的,他在海外留學期間就敏銳地觀察到:20世紀的統計學在國際上取得了長足發展,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美國統計學有兩種發展趨勢:一方面是美國經濟中的社會調查;另一方面是解決現實問題,包括美國人口普查🧒🏿、勞工調查和貿易調查等。統計學與實質性學科的結合已經成為一種趨勢,譬如將統計學與生物、經濟等相結合♓️。但在我國,雖然在數學領域與國際水平相差不大,但統計學卻遠落後於國際水平,有許多現實問題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由此,如何運用統計學解決我國經濟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便進入了戴世光的研究視野之中,他把這一問題歸結為統計與數學如何正確對位的問題,並著重研究統計學在人口等實際問題中的應用,尤其是對經濟統計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在他看來,統計學不完全等同於數學,搞統計工作一定要有紮實的數學基礎,但因為統計學涉及生活常識、經濟理論、統計知識等多個領域,所以統計學家又不能只關註數學知識,更要心系民生、關註現實,特別是應該註意把統計學與經濟社會發展相聯系。

　　20世紀80年代,戴世光又陸續寫作並發表了一系列學術文章和專業著述,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最初理論基礎。特別是1980年《國民收入統計方法論》和《國民收入經濟核算理論的發展——綜合性生產抑或限製性生產》兩篇文章,為我國國民經濟核算與國際接軌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3年,85歲高齡的戴世光完成了自己的最後一本著作《應用統計學——控製偶然性,探索必然性》,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解釋了統計理論及其應用的原理,為統計學哲學問題的研究作出了貢獻⛹🏽‍♀️🤚。這也是他一生對統計方法的理解🦸🏿‍♀️、概括和總結。

學界泰鬥　傳道授業遍植桃李

　　“他的諄諄教導和對我的期望極大地堅定了我獻身於統計事業的決心,也引導著我一步一步地前進👁‍🗨🧑‍🌾。”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袁衛是我國首批經濟統計學博士,回憶起與恩師戴世光近30年來亦師亦友的情誼,他感慨良多。

　　“1979年我還是一名統計學本科生,就已經知道了戴世光教授在統計學界的崇高地位。當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自己的文章寄給戴先生時,僅過了幾天就驚喜地收到了回信。”袁衛說,後來戴先生約他暑假到家中面談,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見,最後兩人因此結緣而成為忘年交,從此一同致力於糾正當時國內對統計學認識的偏誤,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指導統計學的研究,建立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的統計學派。

　　在人大統計學院,戴世光可謂當之無愧的絕對元老👨🏼‍🦰。課如何上,教材如何設定,如何培養實踐能力強的統計學人才,是戴世光一直以來深入思索並不懈探討的課題𓀂🏄🏼‍♂️。

　　他在國內率先提出“統計教育與科研應該與國際接軌”的觀點,對我國統計學研究的發展以及我國統計專業教育產生了巨大影響,至今仍贏得廣泛贊同。

　　他在教學過程中始終堅持數學理念不能與統計理念相混淆,數學式地教授概率統計危害很大,會使“統計味消失殆盡”。他常常告誡自己的學生,學習統計學是學習思想,而不是無限製地學數學;搞研究的人要把統計的基礎打好,我國的統計學才能蓬勃發展↩️⏸。

　　他對博士生的要求非常嚴格,不但製定了詳細的培養計劃,還常常在課堂上反復強調要重視基礎課。他對學生們說:“我雖然在美國學習過數理統計和經濟學,但帶博士生還不夠格。為了你們打好這些基礎,我想了一個辦法彌補我自己的不足,就是帶你們去拜師🧚🏼。”拋棄“文人相輕”的舊觀念,他在76歲高齡時還騎自行車帶學生們去探訪名師,先後讓自己的博士生到中國科學院應用數學所向王壽仁教授學習數理統計,在中國人民大學向高鴻業教授學習宏觀和微觀經濟學,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向賀菊煌研究員學習計量經濟學。

　　戴世光非常註重培養學生的實際調查和分析能力。他要求博士生在校學習期間一定要實地做一次統計調查和研究分析工作,還親自指導學生設計調查方案👳‍♀️。1985年,他帶領博士生在北京市房山縣城關鎮馬各莊開展調查,對中國北方一個農村進行深入細致的統計分析。他當時已經77歲,先後幾次坐長途公共汽車去到鎮裏和村裏,不厭其煩地手把手傳授調查研究方法,甚至連如何入戶訪問🥷🏻、怎樣抽樣、怎樣提問等細節都提前想到了🛖。在他的指導下,同學們最終都完成了質量較高的調查報告。

1990年☆，已82歲高齡的戴世光教授仍堅持每天伏案工作

　　從1953年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直至1999年逝世,戴世光在這所具有光榮傳統的大學裏辛勤耕耘了近半個世紀。即使是“文革”時期學校被迫停辦,他也沒有放棄統計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後,戴世光再次回到統計系從事統計學教學工作,培養了眾多優秀的統計學人才。

笑對人生　恬靜淡然意自悠

　　1938年,由於華北淪陷,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內遷,到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大批著名學者、學生紛紛來到這裏繼續工作和學業。

　　此時的昆明雖是大後方,同樣籠罩著戰火的陰雲。隨著抗戰局勢愈見嚴峻,日軍加緊對中國後方的侵擾,昆明也頻頻遭到轟炸,越來越不安全。市民紛紛扶老攜幼,到郊區躲避空難,雲南大學、西南聯大的許多教授、學者也相繼離開昆明城區,疏散到呈貢、蒙自一帶。冰心一家也搬到了呈貢的文廟,住在西面一排廊房靠南的一間小平房中🎂。

　　當時,西南聯大的國情研究所就設在文廟裏,戴世光正在此地主持農業與人口普查工作。為了歡迎冰心,他特意書寫了一副大紅對聯,右聯是“半間東倒西歪屋”,左聯是“一個千錘百煉人”,貼在大成殿一側的廂房門上😵。閑暇之余,他和朋友都愛聚在冰心先生那充滿花香的家裏,談抗戰,談故鄉,談貧窮,也談明天的中國,明天的昆明……

　　回首那段過往,冰心先生曾很有感情地說:“……昆明還有些朋友,大半是些窮教授,北平各大學來的,見過世面,窮而不酸。幾兩花生米,一杯白酒,抵掌論天下事,對於抗戰有信念,對於戰後的回到北平,也有相當的把握📷。他們早晨起來是豆腐漿燒餅,中飯有個肉絲炒什麽的,就算是葷菜。一件破藍布大褂,昂然上課,一點不損教授的尊嚴。他們也談窮,談轟炸談的卻很幽默,而不悲慘……他們是抗戰建國期中最結實最沉默最中堅的分子……”(摘自冰心《擺龍門陣》)

　　戴世光就是這中間的一分子🧑🏿‍🎨。直爽、豁達👨🏿‍🔬❔、樂觀,是他始終未變的性格🏃🏻‍♀️‍➡️。（陳驪驪）

轉自 光明日報 2009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