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先生把總結中國古代精神遺產作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於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做出重要貢獻。
從西洋哲學轉而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哲學
1916年，任繼愈出生在山東平原縣一個殷實的軍官家庭——“父親是國民黨少將，保定軍校畢業的，曾經參加過抗日戰爭。‘繼愈’這個名字是入學時老師給取的，取‘繼承韓愈’意思♢🧑🏼🦰，希望我將來能在文學上有所建樹👨🎤。沒想到我日後走偏了這條道。”任繼愈回憶道。
1934年，中學畢業的任繼愈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西方哲學，可謂年少得意🤴🏼🐘。任繼愈曾說：“我覺得哲學重要，自己應該去學。我們當時的‘哲學概論’是湯用彤先生講的，這是一年級的必修課。哲學是怎麽回事啊🐩，啟發式的🥁，引起興趣，這很重要。從那以後，我覺得很值得學。視野開闊了。”他認為🐦⬛，哲學是研究真理的學問👱♂️。“我記得斯賓諾莎有句話，他說‘為真理而死不容易🏊🏻♂️，為真理而活著就更難’。這個我印象很深刻。求真，追求真理🚒，找永恒的東西——哲學講這個東西嘛🫣，最後的🧘🏽，永恒的，終極性……搞中國哲學，我一直沒動搖這個信心：中華民族是應該有她自己的東西，不然抗戰怎麽居然打勝了，頂過來了，怎麽一回事情🤷🏼♀️🎹，很值得研究，很值得鉆一鉆。”
然而國難當頭，象牙塔內也不可能風平浪靜。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大💁♀️、清華、南開三所高校奉當時教育部之命南遷到湖南長沙，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在長沙開學半年後，因南京失守，又奉命遷往設立在雲南蒙自縣的西南聯合大學🛜。
正在哲學系讀四年級的任繼愈報名參加了由長沙出發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此次“小長征”歷經60余天💆🏼、1400多裏路🧔🏽。這次旅行對於任繼愈來講🚛🦢，徹底地改變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態度🌞。中國農村的荒涼破敗、農民的貧窮困苦🌀，強烈的敲擊著這位年輕的學子的心。“最底層的人民承受著戰爭的苦難🤤，卻依然堅貞不屈。中華民族有非常堅定的信仰，有很強的凝聚力。是什麽樣的力量在支持她？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當時🤞🏿，他在《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一文中寫到🚵🏿：“作為一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國的農民🍮，不懂得他們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國的社會；不懂得中國的農民、中國的農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國的歷史。”於是，任繼愈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與眼前的農村現實發生關系🏄🏿，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從西洋哲學轉而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哲學，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腳步從未停止過。
“我研究的不是所謂的‘精英哲學’，也不是什麽‘平民哲學’🪨，而應該是群體哲學”
任繼愈曾說⛹🏼♂️：“我研究的不是所謂的‘精英哲學’，也不是什麽‘平民哲學’，而應該是群體哲學🚟。我不想離開群體去標新立異，一個人不可能獨立做好一件事✪。”人們之所以認為任繼愈是“精英哲學”，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他是一位長期的“浮在上面”，“只從群眾中來，但沒有到群眾中去”的哲學家👨🏻🚀。其實，當初🙎🏿♀️🛗，正是由於看到中國的現實🚱，才促使任繼愈立誌從事哲學研究1️⃣。任繼愈說：“一個國家的改變，並不是一些簡單的政治變革就可以達到的🧑🏽✈️，而最重要的是應該在一些思想與意識形態上的改變。”這是他在1988年寫的《消除小農經濟思想的影響》一文中的觀點😌：“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變革有時候並不是與政治上的變革相一致的。如果說政治上的變革是短期的⛹🏿♀️、跳躍性的過程，那麽⚒，思想形態方面的變革便是一個長期的🫷🏻👨🏻、不間斷的連續過程🤐。因此，政治上的變革是不能代替思想😶、意識形態方面變革的。”當時👏🏽，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闡述小農經濟意識對中國發展經濟上的影響。他說：“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在一定意義上🌪，這不能不說是占了小農經濟的便宜，然而🦥，占了便宜的同時也吃了小農經濟意識的大虧。當然，現在這種意識依然存在🕵🏿♀️，而且還比較頑固。”從他這種對於中國公眾意識形態的關註，就說明他並不是一個“浮在上面”的精英哲學家。他還將觸覺伸到影響中國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問題，比如他在1956年便開始提醒政府註重中國本土醫學的開發和科學利用，並為此寫了一篇名為《正確對待中醫》的文章👩🏻🦯➡️。更有趣的是，他還提醒政府要註重人才的選拔與流動👩🏻🔬，並在文章《創業人才與守業人才》裏利用古今事例進行對比，以示警惕🤷🏼。任繼愈博學勤思🏇🏼，很多與他打交道的人都評論他是一個“瘋狂工作😘，並忘記自己存在的可愛小老頭。”
首提“儒教就是宗教”，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學大討論
目前，在學界🤷🏿，公認任繼愈對中國哲學的最大貢獻是👩：他認為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並深刻而又廣泛地影響著我國社會各階層。他力圖把中國佛教思想納入中國哲學發展的主流🚵🏼。並認為🛐，道教對中華民族的重要性決不下於佛教🧑🏿🚒🕵🏽♀️。但是在學界影響最大、爭議最多的還是任繼愈提出的“儒教是宗教”的觀點。
長期以來，中國被認為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任繼愈打破了這一觀點🐃🐗。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國毫不例外🕵🏻♀️，不然不可能維系一個有著5000年文明史的國家和民族👨🏻🦱。”他認為🐙，中國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從1980年《從儒家到儒教》到1988年的《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學術著作上🤟🏼，他詳細地闡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觀點。他從儒教的發展與演變🚴🏿♂️、個性與共性，歷史與現實等各個方面，透辟的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國的宗教性特質。
任繼愈認為☝️，春秋時期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本來就是直接繼承了殷周奴隸製時期的天命神學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發展而來的🧕🏿，這種學說的核心就是強調尊尊🕊、親親👩💻，維護君父的絕對統治地位🌁，鞏固專製宗法的等級製度。所以這種學說稍加改造就可以適應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本身就具有再進一步發展成為宗教的可能。但是在先秦它還不是宗教，只是作為一種政治倫理學說與其他各家進行爭鳴。由儒學發展為儒教是伴隨著封建統一大帝國的建立和鞏固逐漸進行的，曾經歷了千余年的過程。
任繼愈在文章《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寫到：“儒教作為完整形態的宗教，應當從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來人們習慣地稱為理學或道學的這種體系，我稱之為儒教✌🏼🧑🏿🎨。”同時他認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質部分和外殼部分，本質是信仰與追求⬆️，外殼是信奉對象、誦讀經典的組織形式。儒家作為中國的傳統宗教🤶🏼，其本質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綱”🚇，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較適應大一統國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殼部分則是，它信奉“天地君親師”，這符合宗教外殼的組織形式。
任繼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學說，在學術界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並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學大討論。這個論點已經慢慢地被人認同，而這種認同感，直接又與華人的自我文化價值認同緊密相連。
（作者：《中華兒女》雜誌社 余瑋，《時代人物周報》雜誌社 韓雨亭）
轉自 北京日報 2009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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