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深
以史學家留芳學術界的孫毓棠先生🐨，特別強調自己是“半個文學家”。孫先生的學業和事業都在史學方面👧🏼，可是他“客串”文學的成就仍不容忽視。他是新月派後期最成熟的詩人，深受聞一多詩風的影響😊，長篇史詩《寶馬》是他的代表作，短詩集《海盜船》也頗得贊譽。他對文學的苦戀，從他晚年的兩件事上可見一斑🧙🏼：一次他看罷學生的史學論文後🈸，對專業問題沒發表意見，卻皺著眉頭批評論文寫得枯燥，少有文采，說“一個史學家應是半個文學家💅🏿。”還有他在病危時拒絕了弟子要為他編輯史學文集的請求🧑🍳，卻囑托弟子為他編一本詩集，特別告訴了他用過“唐魚”這個筆名，這是“毓棠”顛倒過來的諧音🚡，可見他對“半個文學家”的鐘情。後來弟子遵師囑🪔，編輯了詩集《寶馬與漁夫》🪩，1992年由臺灣業強出版社出版。
孫先生早年曾寫過一篇《文學於我只是客串》的短文🫱🏽，把閱讀和寫作都作為鉆研史學以外的一種休閑。對於閱讀，他說：“不管是幾行詩，幾頁散文或小說，總覺得好像終日悶暑🀄️，到晚間偶然飄來一絲輕淡的風，夾著些花香草香，無限的韻味。”對於寫作，他說：“寫比讀當然多一種痛苦，因為有這一種痛苦才能更深切地感到趣味……斯以成功的心愈薄📟🌺，所得娛樂的趣味才愈覺得濃厚🧦。”盡管他把這二者都當成專業以外的休閑🙅🏼♂️，可他仍然強調文學家要端正寫作態度，不要急於求成🏌️，“藝術沒有捷徑，更不會‘速成’。”
對於詩歌的形式與內容，用他的話說，“詩的內容當然比較嚴重。”或許與他是一位史學家有關，他強調詩人的真誠，詩應該是詩人的人格和思想的表現。寫詩時🎣，他的心是赤裸的，無任何掩飾與躲避。“和你晚餐時戴著假面具說客氣話時的表演不同🔶，在一首詩歌裏的字句音節之間你無法掩飾自己。其實本無須掩飾👉，因為生在人類的世界裏只有筆頭上能許可你說坦白真摯的話。在每天的勞作以外，你覺得有許許多多的話想說，也許身邊沒有可談的朋友，也許談不懂🚴🏻♂️🚤，不如不談；那麽把心中的一團抑郁或思緒寫在紙上是最好的解脫的方法🍟。”
如果人們承認孫毓棠是位詩人🦋，那麽有理由在詩人之上加上“愛國”兩個字。這不僅表現在他一系列詩歌創作的主題思想上，還反映在他對民族命運的堅定態度🛩。孫先生1933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1935年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歷史部攻讀中國古代史。抗日戰爭爆發後👩🏻🍼，孫先生當即回國，先在廣西、後在西南聯大教書🏌🏽。他與聞一多先生是忘年交🏌🏻♀️，兩人約定🟪，日寇不除，決不出國。抗戰勝利後🩷，1945年8月，孫先生與陳寅恪、洪謙、邵循正、沈有鼎等聯袂應英國牛津大學皇後學院之邀做客座研究員，臨行前，聞一多於9月11日👩👩👧，在一枚長1.3厘米👌、高5厘米的玉印邊款上𓀑，為孫毓棠刻下126字贈言，意味深長🤾🏼：
“忝與毓棠，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戰以還，居恒相約：非抗戰結束😷，不出國門一步。頃者強虜屈膝，勝利來晚也。而毓棠亦適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挾勝利以遠遊異域。信乎！必國家有光榮而後個人乃有光榮也。承命作印，因附數言，以誌欣慰之情👈🏼👀，非徒以為惜別之紀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倉坡寓廬。”
兩位大詩人赤子之心9️⃣，同仇敵愾，“非抗戰結束，不出國門一步”，表現了詩人與民族共存亡的生死之約和民族氣節。“必國家有光榮而後個人乃有光榮也。”表現了詩人對國家價值與個人價值關系的終極判斷🧑🏽🍼。
“半個文學家”卻有著“整個文學家”的執著與真誠。真誠是文學家也是史學家的靈魂。
(作者為作家💂♀️，原魯迅文學院教授)
轉自 光明日報2011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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