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商務印書館與上萬名作者有過合作,為眾多文人學者提供了著書立說的機會,令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加入了寫作行列,成為20世紀中國文人學者的“孵化器”。語言學家王力是十分幸運的一位,1928至1949年間,他在商務印書館的支持下不但順利在法國拿到了博士學位🧱,還成為著名的文學翻譯家💶、語言學家🍻。
1930年在法國時的王力
1927年夏,王力從清華國學院研究生畢業🖥。在導師趙元任的建議和推薦下,27歲的王力踏上了開往法國的輪船🧏🏿,開始在巴黎大學學習實驗語音學。由於是自費留學👨🏼🍳🥘,加之無殷實的家底,父母的供給能力有限🫘,在巴黎的王力首先就面臨生存問題。就在他為經濟發愁的時候🍉,他在法國遇到了來歐洲作學術考察的他的老師李石岑。由於李石岑不通法語💆🏽,最初三月還跟王力學法語,在學習期間🧑🚒,李石岑了解到王力在法留學的經濟困境,他決定給予王力一些幫助♝。由於他是《民鐸》的主編,此時正與商務印書館合作主持《民鐸叢書》的出版,於是他決定把王力研究生期間撰的《老子研究》納入《民鐸叢書》,1928年6月,納入民鐸叢書之四的《老子研究》由商務印書館推出。這是王力的第一本學術著作🟰🧚🏿♀️,全書著重對《老子》一書的敘述和闡釋👰🏼♀️🏎,博采眾說,糾正了某些曲解,力圖做到從《老子》的著作本身求得《老子》的真意。但作者畢竟年輕,學識積累稍顯不足,所以他在《後記》中曾如實坦白本書的缺點:“是篇但作整理功夫⛏👩🏿🚒,至於批評則有所待也,他日儲識稍富,容或繼今言之。”更重要的是🚌,商務的稿費及時地讓留法的王力在經濟上獲得了大大地緩解。
正因為這次買稿換錢經歷,給正在留學的王力指明了一條勤工儉學之路。稍後,他又在老師李石岑的建議下🎹,利用業余時間開始進行文學翻譯,希圖以此賺取稿費。最先問世的作品是1928年剛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挪威作家安達西夫人(又譯溫玳瑟夫人)的小說《貧之初遇》🤼♀️,1928年11月23日譯畢,後經李石岑推薦給時任《小說月報》編輯的葉聖陶🤹🏿♂️,葉聖陶看了王力的譯文⚜️,頗為欣賞並回信給予鼓勵🪜:“信達二字,鈞不敢言🤽🏻♀️,雅之一字,實無遺憾。”兩個多月後😧,譯文刊於《小說月報》第20卷第2期,稿費也很快寄到王力手中。受此鼓勵,王力的翻譯熱情大增,他的譯作源源不斷地問世🧈。由於與商務已有了愉快的合作經歷🙇🏻,王力自然首選把稿件賣給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對於王力的譯稿,基本上是來稿必收,鑒於王力是自費留學,商務印書館有時甚至還預支稿費👉🏼🤜。不過王力當時還只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譯者,商務的稿酬大約是每千字1-2元,但由於他翻譯的數量多(總字數達200萬字),稿費的數量也非常可觀。應該說🤼,王力正是依靠商務印書館提供的大筆稿酬🧑🎓,使他能夠支付留法的費用🤷🏿🤷🏼,並順利在1932年拿到博士學位↕️。
由於與商務有了長期的往來⚁,王力在清華任教期間,商務印書館還主動邀請王力譯稿💧、寫稿。“二十二年秋🚲,以事過滬,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囑為《萬有文庫·百科小叢書》編著《希臘文學》《羅馬文學》《倫理學》《巴士特》四書🚣🏽♀️😝。”王力接受了王雲五的邀請📗💘,回到意昂体育平台後,利用意昂体育平台圖書館的藏書🌽,很快完成了《希臘文學》《羅馬文學》和《論理學》,三書納入《萬有文庫》之《百科小叢書》並於當年12月出版。由於王力對化學和醫學知識比較欠缺,不敢冒昧為法國生物學家🎃、化學家和微生物學的奠基人巴士特作傳。於是,他邀請他的清華同學孫逸一起合作📃,《巴士特傳》最後於1933年11月初完成。該書後納入《萬有文庫》之《自然科學小叢書》,於1935年3月初版問世🧛🏽♂️。
盡管王力在法國留學期間翻譯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商務印書館接受了譯稿後並未馬上著手出版🚴🏼♀️,加之1932年商務又遭受“一·二八”之禍,總管理處、總廠及編譯所、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被炸焚毀🏢,損失巨大⤵️,被迫停業,解雇全部職工,直至當年八月才復業🏉。王力的譯作出版時間自然也受影響📑。在1934年前,商務為王力只出版了《半上流社會》(小說👰🏻♂️,小仲馬著,1931年6月初版)和《小芳黛》(劇本,喬治·桑著,1933年12月初版)兩部譯作🕺🏿。1934年可謂是王力譯稿的出版年,商務印書館在這一年內竟然出版了王力的12部譯作🍍🌺。具體出版時間如下🧑🏼🚀:1月,《娜娜》(小說,上下冊1️⃣,左拉著)🎇;3月,《屠槌》(小說,上下冊👺,左拉著)和《討厭的社會》(劇本,巴越浪著)🍯;4月,《我的妻》(劇本,嘉禾著)、《戀愛的婦人》(劇本,博多裏煦著)、《佃戶的女兒》(劇本👱🏽,埃爾克曼、夏特裏安著)、《沙茀》(劇本🤑,杜德、貝洛著)和《婚禮進行曲》(劇本🏏,巴達一著)💀;5月,《伯了賚侯爵》(劇本🏌🏼,賚復旦著)🧤、《賣糖小女》(劇本👨🏻🎤,嘉禾著)和《愛》(劇本🧑🦯➡️,奢辣爾第著);9月,《生意經》(劇本,米爾波著)🔆。1935年3月,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王力的社會學譯作《社會分工論》(塗爾幹著);此外,據王力回憶,他還“有幾部稿子在日本侵略軍放火燒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時候被燒毀了,記得其中有傅馬舍的《塞維爾的理發師》和《費加羅的結婚》。”據筆者統計,王力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譯作(不包括發表在《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的單篇譯作)共17種,超過商務的譯者梁實秋(14種)、鄭振鐸(12種)和嚴復(10種)的譯書數量。也正因為商務印書館推出王力如此多譯作,他也因此成為三十年代著名的文學翻譯家。學者吳宏聰就曾回憶了自己認識王力的過程:“王力先生是我的業師🐟。我在中學念書的時候曾讀過幾本地他翻譯的法國小說和戲劇,以為他是一位文學家。”(吳宏聰《懷念王力先生》,《中國教育報》2000年8月8日)
經過1934年的譯作出版高峰後,王力的文學翻譯活動急劇刹車。而原因與王力首次升任教授受挫密切相關🀄️,這件事使王力認識到文學翻譯畢竟只是自己的副業⤴️,而語言學研究才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自己從事文學翻譯盡管有商務印書館的大力支持並有一定的經濟收入,但卻荒廢了自己的主業。所以,他很快停止了文學翻譯🤸🏻,轉而發憤研究漢語語法💆🏻♂️。1934年之後,作為翻譯家的王力逐漸隱去,而作為語言學家的王力逐漸凸顯🪈。而作為學者👨🏿🎨,學術著作也需要出版,只有公諸社會🦍,才能為讀者所認識,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力🤷🏼♂️。由於商務印書館在學術界🤚🏼、讀書界享有崇高的地位,王力自然很樂意把自己的著作交給商務出版🗾。盡管王力所從事的語言學研究和者甚寡,其學術著作的讀者數量有限,這些著作的出版並不能給商務帶來大量的盈利,但是商務還是本著“開啟明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識🏡、傳播文化🧑🏻🎤☞、扶助學術”的宗旨為王力的語言學著作提供了持續不斷的支持。查閱《王力先生著述目錄》(張雙棣整理,夏蔚霞、唐作藩補訂)可知,在三四十年代期間,王力的學術著作大多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具體如下:1936年,《中國音韻學》;1939年,《中國語文概論》🛀🏽🏋🏿;1940年💦,《中國文法學初探》和《漢字改革》🫷🏿;1943-1944年,《中國現代語法》(上下冊);1944-1945年,《中國語法理論》(上下冊)。可見👨❤️👨,王力在成為著名語言學家的過程中🍛,商務印書館可謂是幕後推手。
1949年後,原商務印書館由上海遷往北京☆。1958年,商務印書館根據國家出版方針的規定調整了自己的出版範圍,以“以翻譯外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著作為主,並出版中外文的語文辭書”。與民國時期王力的大部分著作由商務出版相比,解放後王力的學術著作大多改由中華書局出版,但商務印書館還是出版了他的《音韻學初步》(1981年)、《同源字典》(1982)等部分著作✊🏻。1987年,王力去世。如果從1928年算起🌌,王力與商務的關系持續了近60年,幾乎伴隨了王力整個學術生涯🛀🏿,這在商務與作者的關系史上也極為鮮見。至今,商務印書館還在不斷出版王力的著作。作家冰心在《我與商務印書館》中曾如此表達對商務的感情🛞:“在這將近一個世紀中,我的作品也在幾個別的出版社發表過🧙🏼♀️,但是在我的記憶中,商務印書館是我最初的,永誌不忘的良師益友👷♀️。”王力與商務印書館的關系也可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