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著名歷史學家🧔🏼‍♂️、約克大學 （加拿大）資深教授陳誌讓先生於2019年6月17日逝世🕢。現重刊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李天綱教授發表於2008年10月26日第十六期《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的書評，紀念陳先生。

陳誌讓(1919.10.2-2019.6.17)

1980年代，復旦大學歷史系開出了一批由中年教師擔綱的近代史課程，已故楊立強教授的“北洋軍閥研究”👕，和南開大學來新夏教授的“北洋軍閥史”南北呼應，很多人選修。修到半路🫸🏽，“湘”“淮”“直”“奉”“桂”“滇”“川”“粵”軍閥之間的復雜關系👨‍🦲，把大家都弄暈了🧢。課代表邱儉同學告訴說：系資料室裏有一本新書《軍紳政權》，分析特別清楚🚣‍♀️🖐🏽，很值得看。找來薄薄一本🏊🏼‍♀️〰️，當時覺得真的不同凡響🦹🏼‍♀️，梳理得非常透徹。然而，三十年過後，本書再版重印🫲🏿，讀來卻有了一點新的想法。

《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陳誌讓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9月出版💇‍♀️，169頁♌️，0.55元

《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陳誌讓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196頁，24.00元

陳誌讓（JeromeChen ）先生的《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1980年👛，三聯書店初版；2008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清理“軍閥政治”👴🏻，意在揭示清末民初的政權性質🧚🏽‍♀️。《軍紳政權》討論了一段難堪的往事：民國以後的各色政權，都是“軍政府”🧑‍🌾。可是，“軍閥”們倒也沒有單獨執政，大約和南美“獨裁者”（Dictator）的軍政府還是有所不同。軍閥們聯合受過教育🫅🏿、有著功名、占據田地🤦🏿‍♂️、獲得官銜的“士紳”們共同執政🤾🏼。換句話說：民初政權的結構是復合的🛌🏼，“軍”與“紳”共天下🎩🚷；民初政權的形態雖然混亂🤵🏽‍♀️，不夠“統一”，但卻難稱“專政”🧚🏽‍♀️。《軍紳政權》用“軍-紳”關系分析社會💒📘，陳誌讓先生認為：1860年到1895年🈂️，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都是“士紳”出身，他們尚能控製湘、淮軍人🕵🏻‍♀️，輔佐清廷，是“紳-軍政權”🧂；1895年到1949年，“紳-軍”關系逆轉，中國政治轉為“軍閥”主導的“軍-紳政權”。軍閥橫行🐄，乾坤翻轉，攪得清末民初社會大亂，中國的“近代化”因此而遭遇挫折。

從“士紳社會”的解體，看傳統政治的破產與現代社會的重建🥫🤾🏿，這種分析方法在民國學者🧚🏿‍♂️，以及海外“漢學家”中間相當普遍，視為自然🍓。Gentry（縉紳）、Literati（文士）🫅🏻，至今還是海外漢學著作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把儒家和歐洲基督教會對照🙆🏿‍♂️，指出明清是“士紳社會”🧑🏼‍⚕️，西方是“僧侶社會”🤢，這種比較確實能夠揭示中西社會的某些特征。“士紳”列“四民”（士、農、工⤴️👨‍👧、商）之首，是支撐社會的骨架✣。按顧炎武在清代初年的估計，“合天下之生員（秀才），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按張仲禮《中國紳士》的統計，清末的“生員”加上“監生”👮🏽‍♀️，總人數達一百四十四萬⏫。加上他們的家屬，則有七百二十萬，約占全國總人口三億七千萬的百分之二，比清代統治階級滿族的總人口還要多🤘🏿。這些“耕讀傳家”、“滿腹經綸”的“縉紳人士”，分享中央權力，料理朝野事務🧔🏻‍♀️，明清的“文治”，賴此以成😍。

自清末以來，百年動蕩，弱肉強食，令“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漸漸演化為真理📮。“太平天國”以後，中央體系崩潰，軍事割據興起。“辛亥革命”後，士紳、商人🔦、買辦🤾🏻‍♀️、幫會、農民🌗、教授、政客、黨人等等勢力，都必須和“軍閥”打交道♉️。“共和”政府👩‍👩‍👧‍👧，不能靠憲政來運作🫵，卻紛紛借助武力來維持，導致中國在十九、二十世紀各國的“現代化”競爭中成為“失敗國家”。《軍紳政權》的“結論”認為：“從日本🏊🏼‍♀️、德國、俄國這三個比較晚近的工業化的國家的經驗來看🏄🏻，政府對工業化、現代化有很重要的作用💔💨。首要的作用是維持政治安定的局面，即使政府不積極參加工業發展的工作，至少也應該使貨幣製度統一♙、穩定，發展交通運輸🙌🏿，發展一般的科學技術教育🧊，用關稅或其他政策來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182頁）清末民初的“維新”和“革命”，都失敗了🌖，“前有紳-軍政權💃🏽，後又軍-紳政權，阻撓中國的進步幾乎達一個世紀”（186頁）。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與北洋將領的合影

《軍紳政權》中的歷史觀，代表了“二戰”前後那一代中國人渴望結束戰亂，重建國家的熱切心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的帝國“大一統”瓦解後，近代中國缺乏一個軍事🫥、外交、治安、教育、交通Ⓜ️、市場、貨幣⏩，乃至度量衡的國民體系🏃‍♂️，難以和“列強”競爭。“亂世”，是一代華裔學者的中心焦慮🌐。另一位海外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認為：國民黨完成了上層組織（superstructure）的改組🥬👨🏻‍⚕️，共產黨完成了下層組織（infrastructure）的改造和統一★，是兩黨的大功勞🤲🏻。其實📖，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歷史證明，所謂“改造”並非成功，“統一”也遠不是中國人的全部任務。國、共兩黨🥣，重建一統，在國際社會展示了一個完整的“民族國家”。然而👔，中國的上層和下層組織卻仍有很多羈絆，至今還糾纏著一個龐大民族的現代步履🧑🏿‍✈️。

在“抗戰”大後方求學的陳誌讓先生🕹，也是憂患中人。對民族統一的渴望，在《軍紳政權》不動聲色的描述中顯露出來。陳誌讓先生是四川成都人，西南聯大經濟系畢業（1943）🙂，獲得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學位（1945）🧛🏼🫣，又在燕京大學經濟系任教（1944-1947）🦸🏿‍♂️💈。他是在進入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47-1956）的時候，方才改學歷史。經濟學家治史，善於用統計數字說話5️⃣，讀《軍紳政權》每每都有此過硬之處🤌🏽。陳誌讓引證說👩‍❤️‍👨😭：1927年“北伐”後的裁軍會議，全國商界只是央求軍閥們把軍費開支控製在總預算的百分之四十。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中的十塊錢😞，有四塊錢用去養軍隊，當然沒法搞現代化。蔣介石占領上海後，利用江浙市場上的遊資，發行公債一億四千七百萬元⚠，每月用去兩千萬元，這樣才把東北💠、陜西🧎‍➡️、山西🧐🧑🏿‍🎓、雲南、廣西的地方軍閥陸續收編起來👩🏿‍🚀，形成初步的統一。

陳誌讓那一代學者都厭惡蔣介石的專製作風，《軍紳政權》並不肯定蔣介石的統一事業🍭，認為“蔣介石的政權💝，基本上還是‘軍-紳政權’”。其實，這一論點是可以商榷的🧖🏽‍♂️。即使按本書的“定義”🦘，把南京政府和北洋軍閥混為一談也比較勉強。首先☝🏿，“四一二事變”之後，蔣介石得到“江浙財團”的支持🐵，陳光甫、虞洽卿等現代商人不同於明清“士紳”；其次，南北軍隊在1928年後漸次統一，“統編”後的“國軍”雖然還有“嫡系”和“雜牌”、“中央”和“地方”之分，但相互征戰已經結束，和北洋時期的四分五裂迥然不同；第三🧑🏻‍🎄，“國軍”開始以軍事強勢，履行民族國家機器的職能，對內壓製異己，對外保衛利權，收回租界，後又組織抗戰🚫，儼然已經是民族利益的代表💃。統一的南京政權，和分裂的北洋政權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蔣介石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取得陸海空三軍的指揮權。蔣介石政權以黨權、軍事、政務🛡、財經和意識形態的一統資本，統一了全國的政治、金融、商業、教育⛑，乃至文化和思想㊙️。

蔣介石軍事政權的結構中🧟‍♂️，“商權”吸收進來👷🏼‍♂️，“紳權”再受擠壓。史無前例的是，“黨權”強力介入民國政治。查一下袁世凱製定的《中華民國約法》（1914），這部帶有“帝製”痕跡的憲法，強調“大總統”的權力🚽，卻沒有一處提到“黨”字👩🏽‍🦲。蔣介石主持製定的《訓政時期約法》（1931）全然不同👼，全文有十二處提到“國民黨”◾️。1924年重組的新國民黨，至1937年“抗戰”前👩🏻‍🔬，已經靠軍事力量逐漸完成了“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體製建設，言必稱“黨國”🙋🏼‍♀️。加上後來竭力爭取城市商人🍂、農村士紳的支持，南京政府不止是一個“軍-紳”雙核政權，毋寧說是一個以“黨-軍”為主體🚴🏿‍♂️，“商-紳”為輔翼的復合政權，這種現代集權體製⛹🏽，是南北“軍閥”們沒有做到的。

人的認識🎬，必然受到歷史的局限。“貧窮”的時候，大家向往富裕🥠；“分裂”的時代，人們渴望“統一”🫒。“境由心生”🐀，即使是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也很難脫離時代的認識，兀自裁斷。1970年代陳誌讓先生寫《軍紳政權》的時候，中國大致結束了分裂☣️，還沒有擺脫貧窮𓀂。回溯歷史，觸景生情，陳先生自然會較多考慮“軍閥割據”對現代化的阻礙🩰，較少考慮到在重建“大一統”的過程中🤵🏻，中華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事實上，為了達成“富強”的目的，中國社會在1920年代走上了一條軍事化、黨治化的集權專斷道路，尾大不掉，積重難返。近三十年來，海峽兩岸的中華民族已經在國際社會再度“崛起”，重續清末以來的“現代化”偉業。我們這一代人的經驗更加證明：“統一”和“富裕”，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業。然而🍰，真正引領中國走上長治久安道路🙆🏼‍♀️，不再陷入族群分裂和社會混亂🫦，永遠讓國民安居樂業🤜🏿，身心舒暢的現代製度🧕🏿🧑‍🎤，建設起來仍然相當困難。三十年前初讀《軍紳政權》，感到了老一輩海外學者殷切盼望祖國富強的拳拳之心。三十年後再讀《軍紳政權》，我們這一代人理應有屬於自己的關切🔦。在“統一”和“富裕”之後👩‍🔧，與“民族”和“民生”同時，中國仍然有著一個“向何處去”的老問題𓀗。中國的近代歷史遠沒有終結🛄，且任重道遠。

1992年的秋天🤾🏼‍♀️🧔🏿，在多倫多大學一次有關中國教育的學術會議上，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陳誌讓先生📗🤳。其時🔷，陳先生已經從約克大學榮休👩🏼‍🦳，也趕來多大參加小組討論。茶歇時間，我向他轉達了唐振常先生的問候。唐、陳兩人都是著名歷史學家，更誼兼成都同鄉和燕京意昂。唐先生曾在“文革”後的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接待過陳先生🎈🕎，很希望他擇日再回祖國訪問。陳先生端著咖啡💘，意味深長地說：回中國已經不習慣了👏🏿，最能安頓他晚年的地方是“英語國家”。我不知道陳先生是否真的“鄉愁”已淡🕦🥭，或許他只是和那幾年的漢學家們一樣，因為某種失望而避談中國事務👩‍🦳。然而，我終究不相信一個寫過《軍紳政權》🏄，還寫過《袁世凱》《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等重要著作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會不關心中國社會的最新變化。如果不是年事已高，我們真的還應請陳誌讓先生再描寫一次他在晚年遙看的東方，聽他分析“軍紳政權”以後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