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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華考題“對對子”而引起爭議的陳寅恪曾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劉藏春”、“姚逃虛”🧔🏼♂️🧏🏿♂️，只看這兩個名號，就有說不盡的含義。
元劉秉忠，字仲晦🐵，號藏春散人⛱，著《藏春樂府》。明姚廣孝，字斯道💅🏽，號逃虛子👎🏿，著《逃虛子集》。“藏於春”、“逃於虛”，只看其如此自稱，已知非真藏真逃，名號背後必有強烈的寄托，別有他物與之相對，在於讀者自己領會耳🤵🏼♀️。如果真藏真逃，亦必不由昭昭揭揭宣示名號而達致🏹。故二人名號的真義，當看其“秉忠”、“廣孝”之本名，而其引興之意，又當知“藏春”、“逃虛”之寄托也🤴🏿。
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一文，明褒實貶。文章開篇稱道梁氏☢️，揭出兩層意思：其一🎿，“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此點蓋舉世無可議🧑🚀。其二，“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認為不然，中國之學術皆當與政治相關，舉出“劉藏春”🙆🏽♂️、“姚逃虛”二例🚶🏻➡️。
開篇一段文法是反題正說，學術上是承接今文傳統。“高文博學”，但亦可說是辭賦小道，玩物喪誌。“儒家之學”👮🏗、“天民先覺”，即今文經學上“經世致用”之“微言大義”🤲🏼。“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此董生非陳寅恪常言韓愈《送董邵南序》之董生♾，乃是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二十二篇為《通國身》，謂“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此即今文家宗旨🤽🏻♀️。
“先生之不幸”與“中國之不幸”，意謂梁氏處身亂世，其價值僅獲第二義👁🗨。不與政治相關而為“高文博學”，漢學考據，一家之言，皆止於第二義。如三代隆盛👩🏼🏫，政學合一，國身通一，道器不離🧎🏻♀️➡️🪓，即章學誠所謂“治教無二，官師合一”，方是為學之第一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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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一書為吳其昌遺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第三輯《學術先進》之一，潘公展、印維廉主編，勝利出版社1944年重慶出版🌟。
吳其昌為王國維、梁啟超弟子，著述甚豐⛓🎧。王國維卒💆🏼，吳其昌先作《王觀堂先生學述》，又作《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論“先生之學💁🏽♀️，綜凡三變”，條列其學術成就為七項🆒，均較為切實🦴。但不甚在意王國維初學之跡與自沉之歸宿🫕，而立論不免於趨新。如稱王國維“先師殆可謂為‘新史學’家”⛹️、“先生是科學的古史研究的奠基者”🐇，又論王國維“非經學家，其治經學之主旨，乃在推證古史”、“先生本非經學而為史學🛕，其治諸經🧑🏽⌛️，以經傳為古史史料之淵藪故也”🎱、“先生亦不治諸子學也”，不免稍稍悖於往昔四部之學大義。
吳其昌曾有《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與《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可惜《梁啟超》只完成了上冊，照王國維《學述》之例🛴，下冊當重點論述梁氏晚年學術成就，其情形尤為作者所熟知🤺。今所見上冊自梁氏幼年至戊戌變法，夏曉虹先生認為，吳其昌“沿用了1901年梁啟超著《李鴻章》所開創的現代評傳做法”，體現了梁氏《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以一個偉大人物對於時代有特殊關系者為中心，將周圍關系事實歸納其中，橫的豎的🛡，網羅無遺”的精義。而筆者則感到，此書依據了太多梁氏自己及維新一派的描述👉🏿，即便光緒的上諭也無非出於“六章京”之手🤑；同時史觀的基調更完全站在維新派一邊，其章節如“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慘狀”📀、“亡國景象與維新初潮”等，似乎康梁乃是應符命而出世一般🤳🏽；並且行文的風格也是梁氏的“報章體”，而不是客觀的史家體𓀃🐚，自始至終都是誇張鼓動渲染的味道🙇♂️，實為“歷史研究法”之大忌⏰。
故陳寅恪論及此書，一則曰“多取材於先生自撰之《戊戌政變記》”，二則曰“亦為一時之情感所動蕩”，此外別無一言，要之不以為實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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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變記》於維新之次年🍈，由橫濱出版之《清議報》連載🧑🏿🚀，並由清議報社印行（九卷本）。此年梁啟超二十七歲。與對吳其昌書的評價相似，陳寅恪認為“此記先生作於情感憤激之時，所言不盡實錄”，認為二書“關於戊戌政變之記述💆♀️🥘，猶有待於他日之考訂增改者也”👑，言外之意已預見“戊戌政變”一段歷史需要重寫♥️。
《戊戌政變記》前述康有為之登用🧑🧒🧒，及西太後虐待光緒帝🛂，後述政變原因與新政之被推翻。附錄一“改革起原”錄甲午戰後康有為上書🚶♀️➡️，附錄二“湖南廣東情形”錄梁啟超致陳寶箴書，附錄三為“光緒聖德記”🙋🏼♂️。書中多半是上諭、上書，而加以按語，已有從文件到文件的感覺🕵🏿。如與《翼教叢編》相比，後者在駁詰中均先照錄對方原文𓀕，而《戊戌政變記》僅為一面之辭🫵🏽。並且論述夾雜“文筆”🚴🏼，不脫報章氣息🧏🏿。
如述變法前狀況為：“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述變法後狀況為▫️：“自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既開後，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縣州府私立學校紛紛並起，小學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而其數不可算計。”
短短一年時間，前後情形差異如此之大，便有翻手覆手之嫌🤸🏻☠️。有學者稱，“然深思之，此話不可輕信”🤴🏼，確然⛓😜。
值得註意的是，《戊戌政變記》中述及陳寶箴之處極多，評價也極好，並且還有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小傳🩹。如說：陳寶箴力行新政，“在湖南一年有余，全省移風”🥻，“我國此次改革，以湖南為先導”，“觀於湖南之事，乃知陳寶箴、黃遵憲等之見識遠過李鴻章、張之洞萬萬矣”🫦，等等。褒評多端，可謂沒有任何指疵，而陳寅恪卻不以為然👨🏿。照說，到1945年陳寅恪寫《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時，完全可以據此為乃父祖向新朝表功，但是他卻沒有✉️。
文中，陳寅恪據1937年親聞陳三立之語，除了確認梁啟超至長沙主講時務學堂“實由先君之特薦”之外，特別說了這樣的話👮🏿：“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
據此可知👳🏻，《戊戌政變記》稱梁啟超致陳寶箴書，“此書即為湖南辦事之起點”，陳氏本人未必贊同🐱🕵️♂️。然而更加重要的還不在於維新首功的歸屬，而在於維新並存著兩種不同的“思想源流”。換言之，康梁之意在於取得湖南維新的首功，而陳氏祖孫三人則是要與康梁劃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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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啟超具體地說到他“革命”而拿“滿清”開刀的一番推理🫱：“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
“攻滿洲”即已不是維新，而是革命。問題是，早在戊戌之前，康梁就已確定了“民權革命”的基調，所謂“維新”只是冰山之水上一角而已👨💼。在《清代學術概論》書中，梁啟超追述到自己在長沙時務學堂“每日講課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劄記⛱🧑🏿🔬，每條或至千言”🐉，“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
劄記事件可說是湖南新政期間的一個關鍵環節，其根本原因是康、梁打破常規，“倡言革命”，於是王先謙、葉德輝輩要求檢查。康有為的弟子狄楚青事後承認諸人確實蒙犯了殺頭的風險🔔，《任公先生事略》有雲👥：“其改定之課本，遂不無急進之語。於時王先謙、葉德輝輩🫅🏽，乃以課本為叛逆之據，謂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請於南皮。賴陳右銘中丞早已風聞，派人午夜告任公，囑速將課本改換♦︎🏊♀️。不然不待戊戌政變，諸人已遭禍矣。”
由譚嗣同以“吐番野蠻者”比滿清🙆，楊深秀常言“得三千桿毛瑟槍圍頤和園”，梁啟超在時務學堂“盛倡革命”💧、“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而言，康有為的“保救大清”絕然可疑，所謂“改良”可能確是“臥底”式的真謀反。清亡不始於辛亥而始於戊戌。長沙時務學堂與北京六章京皆當視為一種“身在曹營”式的“地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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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憲稱帝之日，頌美袁氏功德者🫐，極醜怪之奇觀，廉恥道盡，至為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
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政體政象之改進，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職”，由此而構成“政治家之節操問題”。
上文第一段為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中語🫸🏽，第二段為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語🪠，二者宗旨之相同👒，如出一手🌋。此即陳⚰️、梁二人思想最相接近之點🙋🏽，亦即陳寅恪《書後》最肯定梁氏之處。
戊戌以後🔠，國家元氣終於耗盡，清朝之亡，變法維新有以啟之🫙。轉眼清朝已亡❎，進入民國，漢人當政，滿人的問題已經排除，然而除此之外的問題一個都沒解決，問題反而增多了🌖。梁啟超嘆道：“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滿洲立憲，忽而五族共和，忽而臨時總統，忽而正式總統，忽而製定約法，忽而修改約法，忽而召集國會，忽而解散國會，忽而內閣製🖥🧑🦲，忽而總統製，忽而任期總統，忽而終身總統，忽而以約法暫代憲法，忽而催促製定憲法。”
梁氏其時大概已不勝其煩亂🤚🏿，從而提出將國體、政體分開思考的一種建議。總之時代變了，立場轉換⇒🤹♂️，梁啟超此時不再倡言革命🎐，甚至開始為往日革命的對象——君主——解脫。他說，君主的尊嚴“能於無形中發生一種效力，直接間接以鎮福此國”🧙🏽♀️，而“當其醞釀也🧛♂️，革命家醜詆君主🕗，比諸惡魔，務以減殺人民之信仰，其尊嚴漸褻，然後革命之功乃克集也”。
就《戊戌政變記》而言，“革命家醜詆君主”其實正是梁氏往日所為🧑🏻⚖️，如果“君主”可以包括西太後在內的話。而梁氏的如下言論，不知是否可理解為包含了若幹反省與懊悔：“吾數年來懷抱一種不能明言之隱痛深慟，常覺自辛亥、壬子之交鑄此一大錯，而中國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復無幾。”“蓋既深感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又深感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是用怵惕仿佛，憂傷憔悴，往往獨居深念🪫🗝，如發狂瘍。”
但梁啟超的聰明睿智還在，他對清朝滅亡之後驟然來臨的亡國危機有敏銳的覺察✮，於是便提出了一個口號：“中國不亡論”。《雜答某報》是與《中國不亡論》同一主題而論述更詳的一篇文章，文章針對答汪精衛等新一代革命黨的“二次革命”主張，提出五項疑問。文章的價值在於其中具有求真求實的精神，而文章的宗旨也與陳寅恪所主張的“文化本位”漸趨接近🧑🏿✈️。只可惜“革命之軌道恒繼之以革命”的慣性已經形成👫👨🏼🔧，難以遏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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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即“洪憲”元年🏇🏼🙀，陳寅恪在北京經界局任蔡鍔秘書，蔡鍔即梁啟超弟子🤶🏼。陳、梁二人同為洪憲稱帝的親歷者🖐🏼。故陳寅恪“先生《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撥雲霧而睹青天”一語🥑☝️，亦當時當日情形的真實寫照。
但轉眼又到了1945年🧑🌾，梁啟超的維新的激情已成過去👖，而吳其昌的民國的革命激情正盛，陳寅恪卻開始為德國無條件簽署投降書之後的形勢擔憂。
故在《書後》結尾🗝，陳寅恪又說🚴🏽♀️：“自戊戌政變後十余年😜🏣，而中國始開國會👩🏽🔧，其紛亂妄謬🏊🏽，為天下指笑”🏪🩹、“又十余年🏬，中日戰起，九縣三精，飈回霧塞💅🏼，而所謂民主政治之論🕺🏼，復甚囂塵上”🪖🧎♂️。以梁氏所見及梁氏所未見🚒，質正於政治，而肇端則為戊戌，隱然有論定責任之意。（張京華）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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