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記取今宵無限意，長期相敬莫相輕

近年來❇️，我一直在努力挖掘國學大師劉文典的生平與逸文🎹🐻，試圖通過第一手資料的打撈☞，還原這位以性格狂狷、特立獨行而聞名的“狂人”的真實鏡像。

在搜尋歷史的過程中，我發現過去我們所認識的劉文典🏌🏽，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模式化的，比如將他簡單定義為一個“脫離現實，思想消沉”的迂腐文人，“除了教學之外，整天躲在小屋裏🏇🏼，讀讀詩詞以消磨時日🥭🤵🏿‍♀️，甚至吸阿芙蓉以求精神上的麻醉”。

新發現的很多逸文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面相完全不同的劉文典。其實🐫，劉文典之所以成為劉文典🥗，並不僅僅在於他擁有“怒斥蔣介石🤱🏽、笑罵沈從文”的獨立風骨，更在於他擁有獨當一面的學術成就與高瞻遠矚的見識。和同時代的很多學者一樣📇，劉文典除了在自身所從事的學術領域寫出了《淮南鴻烈集解》🟦、《莊子補正》等經典著作之外，還對當時的國內外局勢有著獨到的觀察和理解👰🏿‍♀️，尤其是在日本問題上。

劉文典曾三次到過日本🕺🏿，早年是留學，而後是避難🎏🧩，再後是訪學🧜🏼，先後在日本呆過不短時間，對於這個與中國一衣帶水的國家，有著深刻的認識與透徹的分析🫵🏽。從上世紀30年代初起，他就先後撰寫了大量剖析日本民族性和政治野心的文章，提醒國人“我們的緊鄰有千萬饑渴的虎狼，七八十年來🤽🏿‍♀️，晝夜在打主意🤸🏻‍♂️，要吃我們的肉，喝我們的血”📻，因而“我希望大家快快的醒覺，研究日本👨🏿‍🍼，認識日本🧑🏽‍🏫，想一個死中求生的自救方法吧”。

當下🐬，中日關系再度陷入冰河期。此時重讀六七十年前劉文典關於日本的這些文字☹️🌦，不禁令人感慨叢生，不得不欽佩其觀察的獨到和思想的深邃♗。當年👳‍♀️，他在文章中一再討論的許多問題🧑🏼‍🔧，今天恰恰被完全印證了🕗。

“世界觀、人生觀從此就略略定了”

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飽受欺淩，人心浮動🦓。清政府當權者的昏聵無能、故步自封，讓國人陷入外無尊嚴、內無安全的巨大災難之中🤶🏼🤭，並由此導致了空前的民族危機。

而就在中國的身旁👇🏽，日本因為實施明治維新而迅速崛起，這讓很多致力於謀求中國國家獨立、民族強盛的仁人誌士們看到了新的希望。一時間，留學日本、向日本學習，成了近代知識分子的強烈願望和切實行動。據學者尚小明在《留日學生與清末新政》裏考證：“從1896年開始的留日運動，在進入20世紀後，逐漸出現高潮，東渡日本的學子或官費，或公費，或自費💜，絡繹於途🦹🏼‍♂️。在大約十年的時間內，至少有五萬人在日本接受了各種程度、各種類別的教育🤹。”劉文典就是這五萬人中的一員🫅🏼。

劉文典🤹，原名文聰，字叔雅，1891年12月生於安徽合肥。家裏做布行生意🚒，家境優越📚，其父劉南田又極重視子女的教育，因而劉文典很小就一邊在私塾讀書𓀄🏋🏿‍♀️，一邊跟著本地基督教堂醫院的一位美國教士學外語和生物學🫄🏿。據他自己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近世科學的恩惠🙍，就是我現在對於生物學的興味也還是在那個時候引起來的。我這時候雖然是大海裏嘗了一滴水，但是總算識得了鹹味了。”

後來💢，劉文典又有機會到上海去求學，那裏是新文化的中心💁🏻‍♀️，自然更是耳目一新。當時國家民族的現實命運👨🏼‍🦰，讓無數熱血青年的內心都充滿了“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用劉文典自己的話說，“全怪那些滿洲人作祟，若是把滿洲人殺盡了，國家自然而然就好起來了🎢，政治自然也清明了，生計自然也充裕了🧂，內憂外患自然都沒有了”。帶著這種心理，1905年2月，劉文典來到位於安徽蕪湖的安徽公學讀書，在這裏遇到了當時“排滿”排得最厲害的經學大學劉師培，“我那時候正是抱著‘饑餐胡虜肉，渴飲匈奴血’的思想🧑🏻‍🚀，在學校裏‘談’排滿‘談’得很起勁，做國文那就不用說了，地理🚣🏼‍♂️🕹、歷史、倫理的課卷上總硬要扯上幾句排滿革命的話🐭，所以這位先生也就最得意我，叫我到他家裏去讀書💁🏿‍♀️。”在此期間，劉文典參加了同盟會。

1907年，劉師培因受到清政府嚴密監控💲，偕妻何震🅿️、姻弟汪公權並好友蘇曼殊一道🆔，赴日本東京任《民報》編輯。劉文典在上海一所教會學校裏混了一段時間以後👨🏿‍✈️，感覺不太適應那裏的空氣👮🏻🧑🏽‍🦱，遂決定留學日本。

留學日本時期的劉文典

這是劉文典與日本的第一次接觸，時間大概在1908年底🚶‍♂️。到了日本以後，看到本師劉師培宗旨已經大變，提倡極端的無政府主義，不大熱心講中國的舊學，劉文典十分掃興💃🏽，也不常去請教。在此情況下🦻🏽，劉文典“就在日本沿門持缽，療我頭腦子的饑餓，今天從人學這樣，明天從人學那樣”，好在日本購書方便，於是他購買了《哲學概論》🦸🏿‍♂️、《宇宙之謎》🎎、《生命之不可思議》等西洋哲學書籍🔷，深入學習西洋哲學知識，解決了內心的很多疑問：“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從此就略略定了，枝葉上雖然也學著時髦，時時有些變化，根本上卻從來沒有生甚麽動搖。我從此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思想上的枷鎖一齊都扭脫了🤷🏿‍♀️，承傳的謬說和因襲的思想都打破了，只仗著理性的光明👨‍🔬，不怕他四圍的黑暗💃🏿。”

章太炎書贈劉文典的對聯

這一次在日本，劉文典還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位恩師——章太炎。1906年6月29日，因《蘇報》案入獄的章太炎出獄🧙，蔡元培等齊集工部局門口迎接🏌🏼‍♀️。當晚🏨，章由同盟會總部特派代表迎往日本東京，主編《民報》。在此期間，應中國留學生之請🧚‍♀️，章太炎於1906年9月成立國學講習會，在編輯《民報》之余講授國學。1910年🖐🏼，經朋友介紹⛹️，劉文典拜在章太炎先生門下，跟他學《莊子》、《說文解字》等，直到翌年武昌起義爆發🚣🏻。很快，劉文典就離開了日本，結束了第一次留學生活。

“從此以後🕴🏼，我就時常去見中山先生”

如果說劉文典的第一次東渡生涯更多是為了求學，那麽第二次則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辛亥首義成功後，劉文典回到上海，進入《民立報》擔任英文翻譯和編輯®️。《民立報》是著名報人於右任在上海創辦的第四份報紙📕，與當時的革命黨人有著密切的聯系🫅🏼。同盟會會員來往日本、南洋🤷🏽‍♂️、香港、廣州及漢口等地者🚂，多以《民立報》為聯絡中心。辛亥首義成功後👩🏻‍🎨🧎，孫中山回國，最先到訪的就是《民立報》。

據劉文典回憶🚱，“有一天中山先生到報館裏來🏄🏻🕺🏿，大家一齊圍著他，中山先生發表了一個簡單的談話。邵力子先生請他寫幾個字，要做銅版在報上登🚶‍♀️‍➡️，中山先生拿起一張便條寫了‘戮力同心’四個字🪺，又請他寫英文，他拿起毛筆又寫了‘Unity is Our Watchword’四個字。”後來，劉文典還把這兩張便條鄭重地保存起來🦗，夾在一本書裏✯，視如寶笈。可惜盧溝橋事變後🦵，他的藏書蕩然無存，這兩張墨寶也化為飛灰了🧘🏽‍♀️。

由此可見，包括劉文典在內的革命黨人，心是始終與孫中山一起的。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遭人刺殺6️⃣，很快“二次革命”正式爆發。劉文典與於右任、邵力子和葉楚傖等革命黨人以及安徽同鄉🟤、同盟會會員吳忠信🐶、範鴻仙、殷芝露🤾🏼、金維系、高季堂等往來密切。1913年7月⛔，劉文典曾與範鴻仙一道赴安徽蕪湖🧢，開會決議成立討袁第一軍和第二軍🧑🏻‍🦰，醞釀討袁行動🍀。據其子劉平章口述：“‘二次革命’槍聲剛響，劉文典就參與了進去。盡管平時只懂得拿筆桿子🍇，不能親自上陣持槍殺敵🕵🏻‍♀️🧑🏽‍🦲，但劉文典依然在這場反對獨裁🪷🦟、反對倒退的革命行動中，給自己找了一個合適的位置——運送傷員。”當時情境下，這無疑是令人感動而振奮的一幕🧑🏻‍🍳。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簽發命令，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劉文典以《民立報》記者的身份，於1913年9月10日抵達東京，化名劉平子👚、劉天民，開始流亡生活。這是劉文典的第二次東渡生涯🩻📂。

據《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一書記載，在日本流亡期間，劉文典曾多次與範鴻仙、吳忠信等人一道拜訪同在東京避難的孫中山，常常密談半小時之久。而正是在此期間，劉文典加入了中華革命黨。據他本人回憶，“我親炙中山先生是1913年在東京的時候，那時候中山先生組織中華革命黨🍎，我也流亡在東京🔰，就和幾位朋友一起加入”🧑🏽‍🍼，“從此以後🏃，我就時常去見中山先生。我那時候不過才二十多歲的一個青年🦴，可以前什麽也不懂，可是中山先生不把我當小孩看，一見面就談天下大事🤵🏼‍♂️，令我十分感奮”。新中國成立後，劉文典曾說過，他當時任中華革命黨的黨部秘書，孫中山的英文電報基本都是由他起草的🫵🏽。

流亡日本的日子裏，劉文典並沒有忘記學習現代文明⛔，並通過給章士釗的《甲寅》雜誌、陳獨秀的《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以及上海的《新中華》雜誌等做翻譯、撰稿💂‍♀️，不斷向國人傳播近世科學和現代政治知識，先後翻譯了英國赫胥黎的《近世思想中之科學精神》、美國開國元勛之一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自傳節選、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伯克的著名演講《美國人之自由精神》等大量國外名篇名作👳‍♀️，還親自撰寫了《叔本華自我意誌說》、《英法革政本末》、《歐洲戰爭與青年之覺悟》等一系列介紹西方哲學和政治格局的文章，為當時沉悶而迷茫的國內讀者指出了一條求變圖存的道路。

當然，正如香港學者陳萬雄所說:“作為辛亥革命運動的革命黨人的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指導者，個別人物如蔡元培、陳獨秀、劉叔雅🔏、潘贊化等在辛亥革命中🫲🏽，在革命力量的組織🍣、革命行動的推動上有較大的貢獻🚰。但總的來說👩🏽‍🦲，這批人包括蔡氏和陳氏✊🏻，都是傾向學問鉆研、學有專精的知識分子；在革命工作上又是較長於思想言論的鼓吹，教育文化的推廣方面🎙。尤其在辛亥革命後期，經多次革命行動的挫折，他們較疏離於日趨實際組織軍事力量以圖起事的革命主流力量🦹🏽。”

正因為如此🫄🏽☑️，1916年底🤌🏻，妄圖復辟帝製的袁世凱在國人的唾罵聲中死去後，劉文典回到了中國。這一次，在陳獨秀的介紹下，他進入北京大學🚤🧚🏼‍♀️，潛心學術研究🙅🏼‍♀️，從此回到青燈黃卷、遠避塵囂的簡單生活。

“日人對我之處心積慮🙏，由來已久”

進入北大後，劉文典全身心投入🕜，一方面認真讀書教學🔜，另一方面潛心著書立說。在陳獨秀、胡適等同鄉的支持下🤯，劉文典完成了他的成名之作《淮南鴻烈集解》🫳🏿💉。一向主張白話文運動的胡適親自為此書寫下文言文長序👩🏼‍⚕️，這讓劉文典迅速在學術界奠定了地位🌜🥢。

這期間🛌，劉文典的主要精力用於古籍校勘，並一度回到故鄉安徽，主持籌建安徽大學。從1917年到1928年這十年裏，劉文典與日本最大的關聯就是翻譯了兩部日本生物學家丘淺次郎的生物學著作——《進化與人生》和《進化論講話》🙌🏽。

20世紀早期，包括魯迅在內的很多學者都紛紛撰文𓀒，介紹生物進化論和人類起源說，但這大都是一些零星的介紹。“偉大的五四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喚起了中國人民的覺醒，推動了西方自然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很多人深深感到《天演論》並不能反映進化論的全貌，應該盡快地翻譯出版達爾文著作，系統地介紹達爾文學說🩰，讓人們能夠比較全面地了解進化論🈁。”正是從這時候起，劉文典拿起譯筆，開始翻譯一些國外的生物學名著，如德國哲學家赫凱爾（今譯作海克爾）的《生命之不可思議》🖐🏻、《宇宙之謎》以及日本丘淺次郎的《進化與人生》、《進化論講話》等。

1920年11月，劉文典翻譯的《進化與人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他正式推出的第一本譯著。時隔六七年後，劉文典再次譯出丘淺次郎的另一本學術名著《進化論講話》🤵🏽‍♀️。此書後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分上下兩冊🧑🏽‍🎄。

胡適高度評價了這兩部書的翻譯工作，贊賞劉文典的“譯筆竟是一時沒有敵手”🤼‍♀️，並稱其“不譯書是社會的一個大損失”。為此，劉文典甚至動了一個念頭🛷🏯，從此拋棄裝點教授門面的古籍校勘工作，全力以赴譯書，每天譯一兩千字，“丘淺次郎和永井潛兩博士（都是生物學家而兼哲學家𓀕，後者名更大）的通俗一點著作🤹🏿‍♀️，弟打算全都翻譯”⚪️。

不過，塵事蒼茫，時局多變。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然襲擊沈陽，以武力攻擊東北🚌，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面對國難，本來一心向學的劉文典等知識分子不得不被時代的潮流裹挾🟥，重新打量日本這個與中國一衣帶水的緊鄰。

在劉文典看來，日本並吞中國之心由來已久。1932年2月29日，意昂体育平台舉行“總理紀念周”，校長梅貽琦邀請時任代理中文系主任的劉文典作主題演講。在演講中，劉文典強調說：“日人對我之處心積慮，由來已久，最初當始於女皇時代，而其目的則決非以獲得整個中國為滿足，土耳其、印度👲、阿富汗🚭，均其目的物也。”

後來，他又多次撰文並發表演講，提醒國人警惕日本的軍事野心🧒🏻。1932年9月25日及10月2日，劉文典在胡適等人主辦的《獨立評論》上連載發表《日本侵略中國的發動機》👉🏻，他提醒國人🧝🏼‍♀️：日本一直覬覦中國，“舉國一致，定要吞並中國和亞細亞洲🏑🎡，以盡大和民族的天職🙍🏽‍♂️，實現‘王道正直’的大理想”👨‍🚀。北大教授傅斯年後來肯定這篇文章“是一篇值得國人永久註意的好文章”⛹️‍♀️。而在1932年11月13日的《獨立評論》上，劉文典又發表《日本侵略政治的歷史背景》👅，並直言不諱地寫道：“總而言之📶🏟，日本這個民族🤵🏽，處心積慮要吞並中國🛤，南自菲律賓群島，北自黑龍江和俄屬極東勘察加，在八九十年前早已視若囊中之物9️⃣，誌在必得，日本歷年的內亂和對外戰爭其主因都全在這一點🥻，什麽滿蒙政策咧，大陸政策咧🙍🏽🙆🏽，擁護既得權咧，都不過是一時謅出來的口號罷了。當局諸公既昧於日本的國情，又不能力圖振作，把國家誤到這步田地🦹🏻‍♀️🧕，是不足責的🧑🏿‍💼，今日號稱知識分子的一班學者，如果不能看清楚這中間的因果關系，專在什麽協定🧑🏼‍🚀、什麽條約上作精密的研究，也還是枝枝葉葉，無關大旨，決研究不出一點所以然來🤵🏼，和那些專講究虛文的外交官之背誦非戰公約、九國協定是一樣的勞而無功。歷史這件東西🚴🏽‍♀️，不僅是敘述以往的陳跡，還可以用他判斷現在的情形，推定將來的結果，所以我才說了這一大堆的廢話🏊🏻‍♀️。許多料想日本決不敢與全世界為敵的先生們😮🤑，萬一因我這番嘵舌，肯去翻翻那些明治維新前的陳編舊籍👲🏼，那就是大幸了🛑。”

“我總要盡我的微力”

面對日軍的步步緊逼🦇，國民黨軍隊一度奉行“不抵抗政策”🤹🏻‍♂️☝️。結果，不抵抗換來了更大的災難。

1933年3月4日，日軍先頭部隊以128名騎兵兵不血刃地占領了熱河省會承德👩🏿‍⚖️。熱河淪陷🤦🏼‍♀️，舉國震驚🚴🏼‍♂️🎳。一時間，國人心中彌漫著消極悲觀情緒，即便是在劉文典所在的意昂体育平台教授群體中🈲，亦有不少這樣的人🧙🏽‍♂️👩🏿‍🍼。劉文典就曾在一篇文章裏提到過，“熱河失守之後🎹，盧溝橋炮響以前，我在北平清華園裏👐🏽，和某君有一場熱烈的辯論。此公是悲觀的、消極的，認為中國是怎樣都不行的。他說中國絕對不可以和日本打仗，如果不度德♘、不量力的打起來，簡直是自取滅亡。”不過，在劉文典看來，文天祥👨🏽‍🚒、陸秀夫、史可法、張煌言諸公的精神永不會消滅，嶽飛👨🏼‍🍼、曲端、李定國、鄭成功現在仍然活著。他說👩🏽‍🏫，從前讀匈牙利史學家埃密爾·萊布氏的書🧞🈷️，有這樣的幾句話🛝：“自古無以戰亡國者👂🏻。能戰者縱一時敗亡，終有復興之日，惟不敢一戰之國家民族必然滅亡，且永無恢復之期耳。”為此，劉文典堅持認為，縱然是戰事毫無把握，必定亡國🦸，為後世子孫光復舊物計🏅，也不能不拼命一戰。

在此思想的驅動下，劉文典遂決定在緊張的教學之余👨🏻‍🦲，埋頭翻譯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的《告全日本國民書》🏄🏼‍♀️，經常熬夜到兩三點鐘，天亮了，夾著教具就去給學生上課，有時候，疲憊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告全日本國民書》的作者荒木貞夫出身武士家庭，在擔任陸軍大臣後極力推行日本的法西斯化👩🏿‍💻，是日本皇道派的領袖人物。“九一八”事變後，他寫成這本宣傳冊，向日本國民和世界人民推行所謂“擁護世界和平”🧑🏻‍🦰、“無可倫比”的道德觀。在書裏🤭，他公然宣稱，“我們的奮起是要為貫徹皇道的，是要把這個大道德施行於全世界的🧝🏽‍♂️。我軍將士👩🏼‍🏫，心裏熱烈的懷抱著這樣的大信心，所以在將死的時候高呼‘天皇陛下萬歲’，做出世界各國都驚訝的舉動來。”按照他的理論邏輯，他們進軍中國東北，不是侵略，而是推行皇道，守護東亞的和平🧑🏿‍⚖️。

《告全日本國民書》胡適題簽

這種荒唐的政治邏輯，很早就被劉文典看穿了。在荒木貞夫寫出《告全日本國民書》的同年，劉文典就冒著外界“長他人誌氣👰，滅自己威風”的誤解，全力以赴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自從沈陽的事變發生以來🏦，當局和民眾把日本誤認為一個歐美式的現代國家🧛🏻‍♀️，以致應付無方🎅🏼🫖，把國家敗壞到今天這樣❓，推原禍始，全是由於對日本的認識錯誤🐥。然而，從今天起痛自悔悟，也還不算過遲，所以我以一個學問知識思想都落伍的人，凜於‘僑將壓焉’之懼，把那些支離破碎的線裝書暫且束之高閣，來翻譯荒木貞夫的這部書。無論大家怎樣的不了解日本，不肯了解日本🧔🏿，我總要盡我的微力。”盡管明知道這可能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行為，但劉文典堅持了一個知識分子起碼的道德操守和文化自覺，義無反顧地“一氣把它譯完”。

劉文典翻譯這本書，得到了國內有識之士的贊賞與支持🧑🏿‍💻。1933年5月🎐，《告全日本國民書》的中文譯本由天津大公報館正式出版，書名由胡適題簽🧑🏼‍🦳。在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虎視眈眈的時刻👩🏼‍🦱🦵，劉文典適時出手，讓國人洞悉了對手的“意見、政策和野心”。

盧溝橋事變前,劉文典（右）在北平故居與友人合影

日本此時在劉文典內心構築的圖景是復雜而多變的。1936年春📇，根據意昂体育平台的教授休假安排，劉文典赴日本大阪等地訪學，途中經過奈良的日本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之墓🧗🏼，有感於中日之間曾經的情誼，不禁心潮起伏🤌🏿。而此行中日本靜安學會等同人的盛情款待，又讓劉文典一時恍然👳‍♀️🔶，為此他特意賦詩一首，表達內心的復雜感情🍍：“讀騷作賦鬢華生，又訪奇書萬裏行4️⃣。舟過馬關魂欲斷，客從神戶自來迎。既知文物原同軌，何事風波總未平✉️。記取今宵無限意🐱𓀆，長期相敬莫相輕。”

（章玉政）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3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