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趙胥編註的《樸廬藏珍——近現代文人學者墨跡選》，錄有一封《陳寅恪集·書信集》未收入的信劄⚠️，是陳寅恪寫給“籋雲”的，原函經劉經富先生考證箋釋，大致的人物關系與事件脈絡已清晰👃🏽。（《陳寅恪先生遺劄兩通箋釋》，《中華讀書報》2014年1月1日）此函共涉及五人：籋雲🥽、鄧伯誠、籋雲伯父🏜、籋雲父親及心安先生。其中四人身份可考，分別是馬世良（馬士良）、鄧伯誠（鄧高鏡）🪟、紹彝、紹英。唯獨“心安先生”是何人，尚且存疑。劉先生提供了一種可能🙇‍♀️，認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學生中有方壯猷，號欣庵，亦作心安。曾赴法國隨伯希和習東方學，解放後一直在武漢學術機構工作。如果收信人馬世良在武漢🧂，則此‘心安先生’可能是方壯猷🛌🏿。”

筆者見到的方壯猷與陳寅恪交往材料僅有數則，一是《陳寅恪先生遺墨》所收“借書附記”載：“方壯猷轉馮承鈞 Meillet：Linguistique（十月二十五日還來二本⛲️👩‍⚕️，想已全還）🚶🏻‍♂️‍➡️。”似是方壯猷代還書籍給陳寅恪。另一則材料見於“史語所檔案”，據1936年6月5日陳寅恪致傅斯年函言：“方君欲弟介紹於川大🔥，因已介紹戴君前去😫，俟得其復書方能再介紹方君”。《傅斯年遺劄》中有傅氏1936年6月8日致任鴻雋電文：“成都四川大學。任校長：方壯猷君，中國史學根柢極好👱🏿，尤長邊史🕵️‍♀️。留法三年🌠，當於西史有研究📑。弟敢推薦，函詳🧖‍♂️🥛。斯年。”藉此可知希望陳寅恪介紹工作的“方君”正是方壯猷。此外🗼，嶽華整理的《方壯猷先生年譜》（載方克強👩🏽‍✈️、方克立等編《高風楚天闊：獻給父親方壯猷教授和母親張芹芬女士》🧜🏿，自印本）還提及將方壯猷“介紹與伯希和相識的是陳寅恪和馮承鈞二位”🕴🏼。

1949年後方壯猷與陳寅恪的接觸只有一次，據《方壯猷先生年譜》🚿，1961年方壯猷到廣州開會，曾順道探望了陳寅恪。除此之外👨🏻‍⚕️，再看不出方與陳有何更深的聯系🌦。1949年後的方氏積極跟隨時代步伐👬，成為一位新派學者🚵🏼‍♀️，陳寅恪恐怕很難與之深交。方壯猷與馬世良之間是否有聯系也頗值得懷疑，考察《方壯猷先生年譜》🏚😬，絲毫看不出二人有何交集。《方壯猷先生年譜》1963年條全是關於方氏參加“百家爭鳴”🖐🏼😪、“五反運動”🍐、出席會議、考察紀南城遺址、著手編撰《楚國史》的記錄，很難想象這樣一位“忙人”與氣類“遺老”的馬世良能夠相交相契。

劉先生對“心安先生”是否方壯猷也有些疑惑🥢，他寫道：“如果馬世良收信時不在武漢，則此‘心安先生’另有其人。”如果“心安先生”不是方壯猷，那他究竟是何人🦴？

民國時期字“心安”的文化界人物，比較著名的還有葉與仁、童大年，前者曾在清華任教，著有《小石林居詩稿》等🕜📙，後者是西泠印社元老，以篆刻名世。不過，葉與仁逝於1926年，童大年逝於1955年，均與陳寅恪信中的“致意”對不上號🧚🏿‍♀️。

研讀相關材料後，筆者認為，此處的“心安先生”似應指信中提到的鄧伯誠的胞弟鄧新安🧚🏿‍♀️。《印光法師文鈔》中有法師與各界人士的來往書函，其中有《復鄧伯誠居士書》二通與《復鄧新安居士書》一通👐🏼，復鄧新安信寫道：“今春令兄來書🦆🧓🏽，觀其詞意，懇摯真切，光因不揣固陋🧬，略為啟發🚴🏿‍♂️💂🏽。……茲接居士信片，雖詞句無幾🚑，其意亦與令兄相為伯仲。可謂難兄難弟，天倫佛法𓀛，鹹為同氣連枝🏃🏻‍♂️‍➡️。”

《馬一浮集》收有馬一浮1946年致鄧心安信及詩各一👩🏽‍🦰，其信雲：“不圖三十余年隔闊🦴，猶荷故人齒錄。當時與賢昆玉清談之樂🏜，猶在目前👨🏻。”考馬一浮與鄧伯誠有不少交往，信中還提及謝無量🪩、熊十力🧖‍♂️🤹、萬慧、許季上🐉、鄧以蟄等人的情況🙅🏻‍♂️。這些人均是鄧伯誠的舊識👩🏽‍🦲，由此知鄧新安確為鄧伯誠之弟♻️🌄。“心安”與“新安”應是他名字的不同寫法。

又據羅鴻濤《記印光法師信稿及商務本文鈔》🧑‍🦼：“內計與鄧秉鈞居士書兩通，答鄧秉權居士書一通”🧑🏼‍🏭👸🏿，知鄧伯誠與鄧心安分別還有名字為“鄧秉鈞”👔、“鄧秉權”🧚🏽‍♀️。查《國立北京大學職員錄》🧑🏿‍🌾，其中哲學系講師鄧秉鈞別號“伯誠”🤾‍♂️，則鄧秉鈞🧑🏻‍🦲、鄧伯誠👉🏼🚴‍♂️、鄧高鏡為同一人，鄧秉權、鄧心安、鄧新安為同一人🎗⛹🏻‍♂️，當無疑問🧌。

鄧伯誠出生於1881年🛗，比陳寅恪年長約10歲🧒，鄧心安出生時間稍晚一些，很有可能與陳寅恪年紀相仿⚔️。據劉先生的考證可知，陳寅恪1915年在北京隨鄧伯誠拜訪了紹英、紹彝，並參觀了紹彝收藏的佛經⚙️。既然陳寅恪因同對佛學感興趣而與鄧伯誠有交往👨‍👧，那他與同樣潛心鉆研佛學問題👃、年紀相近的鄧心安有過交道也就順理成章🗣👨🏿‍🎤。

鄧氏兄弟中，有關鄧伯誠的材料相對較多。身為湖南人的鄧伯誠早年基本上活躍於南方地區，曾任江南高等學堂本科英文法政教員😴，1908年左右在祗洹精舍任英文教師。鄧心安大致也追隨了其兄的步伐，1914年5月的《申報》曾載鄧心安出席中華佛教總會上海分會的歡迎會，並演講“佛教原理”，演講內容後整理為《佛教之理有益於人世演說稿》載於《佛學叢報》🫷。

鄧伯誠後來北上🙇🏼，他在北京（北平）的職任頗多💅🏼，據樊蔭南統計，計有“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國立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國文系講師🫒、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等。在北京👨🏿‍🍼，鄧伯誠也服務於多個圖書館類機構🫁，1918年1月29日他被蔡元培任命為北大圖書館事務管理員，1921年4月至1925年他又在京師圖書館工作𓀆。

鄧伯誠在北京期間交遊相當廣泛🥎，新舊各派人物都有結識🤹，還曾為泰戈爾來華講座做過佛學翻譯🎀𓀅。這點也深刻影響了鄧心安👨‍👨‍👧，鄧心安與宗教界🤠、學界人士都有過從。1918年，他在上海拜見了印光法師🖨。1919年鄧心安給太虛法師致了一函，稱“覺社文拜讀之余歡喜贊嘆竟至於不可思議”並希望有機會拜謁。此外，《吳虞日記》還記錄了1925年鄧心安與吳虞🧒🏼、謝無量等人的來往🧎🏻‍♂️。

關於鄧伯誠的最終結局🧑🏻‍🦳，任繼愈在《熊十力先生的為人與治學》留下只言片語𓀏：

熊先生的老朋友鄧高鏡先生👨‍🌾🤰，抗日戰爭期間，沒有到大後方去，北平收復後‼️，熊先生回到北京大學👮，又見到他。見他生活潦倒，很困難🍄，熊先生自己還約集林宰平、湯用彤諸先生按月給他生活費，由我每月發工資後匯寄給他。這種資助一直到鄧老先生逝世。

這裏提到了鄧伯誠的晚景，但沒有言明鄧氏去世的具體年份。由於鄧伯誠生於1881年，綜合各種因素考慮🕴🏻，到陳寅恪1963年給馬世良寫信時，恐已不在人世💝⛹🏿‍♂️。

鄧心安抗戰時期也沒有南遷，從馬一浮的信函及詩歌可知，鄧心安有一位女兒，信就是由她轉給馬一浮的，馬一浮在《寄鄧心安北平》詩中寫道：“拈花古佛君猶識，踏雪千山我未能。”旁有小註🎆：“君寄居拈花寺。”可知鄧心安似常駐拈花寺。1949年後，他可能仍居於北京⚜️，和馬世良等人有來往。1963年陳寅恪寫信時，鄧伯誠已經作古，陳寅恪就唯有托馬世良向鄧心安轉達問候了。（宗亮）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4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