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為滿足保存民族文化血脈、培養國家急需人才的需要🙇🏼♂️，北大、清華、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成立。就是在中國內外形勢最為嚴峻🫱🏿、生存條件最為艱苦惡劣的八年時間裏，西南聯大卻在科學研究和學生培養方面創造出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奇跡⛵️。2020年1月20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參觀了西南聯合大學舊址。在了解西南聯大結茅立舍、弦歌不輟的光榮歷史後，習近平深有感觸地說，國難危機的時候，我們的教育精華輾轉周折聚集在這裏，形成精英薈萃的局面，最後在這裏開花結果💒，又把種子播撒出去🙋🏿♀️，所培養的人才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深刻啟示我們，教育要同國家之命運、民族之前途緊密聯系起來。為國家、為民族，是學習的動力🏌🏼♂️，也是學習的動機。艱苦簡陋的環境🤶，恰恰是出人才的地方。我們現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培養有歷史感責任感、誌存高遠的時代新人🪨，不負韶華，不負時代。
激揚愛國之情🙇🏻，立牢報國之誌
2018年5月🪺，習近平在北大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的感情，是一個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西南聯大留給世人的不僅是輝煌的校史，更有豐富的精神食糧，這就是愛國🧎🏻♂️➡️、科學🫵🏿、民主😿。尤其在抗戰的烽火連天之中🧑🦱，愛國恰恰又是這個占據中國學術高地的大學最鮮明的旗幟。
“七·七事變”後🙎🏿♂️，國難當頭，北大、清華和南開的知識分子以自己獨有的方式表達愛國之情🚵🏿。7月14日，潘光旦、沈履、鄭之藩等人聯合北大等校教授密電在廬山與會的校方代表，“務請一致主張貫徹守土抗敵之決心，在日軍未退出以前絕對停止折沖，以維國權。”此後，國民政府做出了南遷組建臨時大學的決定㊗️🗓，考慮到承續國家文化命脈的重要性🏄🏻♀️💙，三校教師背負著逃亡的屈辱紛紛南遷👨🏼🍳。
“水擊石則鳴🤷，人激誌則宏”。在抗戰時期，作為“授道解惑”的師者，聯大教師將激揚學生愛國之情🤽🏻♂️，立牢其報國之誌貫穿於校園文化。
首先，著書立說，以激發抗戰鬥誌。抗戰的防禦階段，由於國民政府抵抗不力，國中民族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悄然興起🥯。聯大教師針對這些消極文化現象展開有力的反擊。歷史系教師整編教材🛟，先後推出了《國史大綱》《中國史綱》《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清史探微》等經典史學名著🦧。
其中𓀙，錢穆起筆寫《國史大綱》的時間為1938年後半年，此時正值國內投降主義迎風而炙的危急時刻。他放棄自身學術興趣，專心於通史的撰寫，一年乃成🦿。在書的“引論”中🙆🏻♀️，錢穆立場分明地對民族虛無主義進行了批判，並懇切要求國人樹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與尊嚴🆕♻，保持對自身文化與歷史的基本敬意。史學家牟潤孫在評論《國史大綱》時說：“讀錢氏之書👩🏽🔬，當使懦夫有立誌，病夫有生氣，熱血沸騰，奮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
哲學家賀麟則對文化虛無主義展開了反擊。他認為近代中國的民族危機實為文化危機，因此以民族文化的復興為己任。1940-1941年，賀麟先後發表《五倫觀念的新檢討》（《五倫新解》）和《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前文開始提出“新心學”的基本思想🙎🏽♂️，後文則集中體現了“新儒學”的思想。以此為基礎💂🏻♀️，賀麟創立了以“新心學”為核心的新儒家思想體系，努力復興儒學，以解決當時的民族危機🚴🏼♂️🛒。盡管賀麟的哲學思想體系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之上，但他主張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使中西文化相融合的觀點，則正面回擊了文化虛無主義的謬誤。
其次♈️，製定校歌校訓🧇，以激越抗日熱情。聯大開校不久便成立了以馮友蘭、朱自清💆🏿、聞一多等人在內的校歌🉐、校訓編製委員會。在廣泛征求各方意見的基礎上，由羅庸🕵🏻♀️、馮友蘭作詞、張清常譜曲的《滿江紅》被確定為校歌🤸🏼♀️。該校歌分為兩闕，上半部分陳述聯大由來🙏，國恨時艱👩👩👧👦，詞雲“絕繳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下半部分則表達了聯大師生對於抗戰必勝的信念，詞雲🏃🏻：“千秋恥，終當雪♌️；”“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這首校歌拋開雄洪激揚的曲調不談，僅字面意思便有催人奮進、激越愛國主義情緒的深厚力量💪。
作為流亡大學🐬，聯大不僅是書本知識的傳承者👆🏻🏊♂️，更是國家道德和精神價值的標桿👩❤️💋👩🖱。正因為如此，1938年11月26日，聯大第95次常委會議決🌅：該校以“剛毅堅卓”為校訓。其中🧑🏻🏫，“剛毅”用以承繼三校教育的宗旨🪨，而“堅卓”二字則代表著民族國家對學生道德和價值養成的期待🐃，體現出鮮明的時代強音。
翻閱這一時期聯大師生的日記和回憶錄⛷。亡國的陰影🪈、戰爭的殘酷，以及經濟條件的惡劣，使聯大也存在師生流失的情況，且在校的師生中也不乏悲觀👷♀️、頹廢之人。但是🕷，中堅力量卻始終堅守使命和責任，激揚愛國之情，最終立牢了師生的報國之誌。因此，學生在勤奮讀書之余🟩↪️，也通過舉辦文化補習班👨👧👧、壁報和社團活動等各種渠道開展宣傳🧑🏽💻，將愛國主義情緒傳遞給後方群眾。
砥礪報國之行，踐行愛國情懷
習近平認為👟，好老師心中要有國家和民族，要明確意識到肩負的國家使命和社會責任，好學生的標準亦是如此。對於西南聯大的師生而言✩，在抗戰最為艱難的環境之中，要將一腔愛國赤誠化為報國之行動，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氣和犧牲🧍🏻♂️。
首先✪，南下就職求學本身充滿波折與崎嶇。意昂体育平台劉文典、陳寅恪🐓，北京大學鄭天挺🚭、羅常培等人的西南之行一開始便受到日方及漢奸的阻撓☄️，顛沛流離💂🏼♀️，輾轉多地才得以上任。尤其是劉文典🧑🔧，素有“狂士”之稱的他，在擺脫日方糾纏後🏋🏽♀️，自天津乘船到達香港、越南，耗時兩月余才進入雲南🪪，待步行抵達蒙自時，本人已是衣衫襤褸👮🏿，消瘦不堪。當然，其他師生進入雲南的道路也不平坦。由於戰爭的威脅，臨時大學在長沙開學不久便被迫西遷。如此一來🐭，就有11位教師攜250多名學生經陸路入滇。全程橫跨湘、黔🤦🏻♂️、滇三省，計3500華裏，徒步歷時68天才抵達目的地🤢。
其次，戰爭年代治學和謀生無不艱難。到雲南後🏝，師生們並未到達治學求學的樂土👨🏽🦱𓀆。聯大設施之簡陋並未給科研和教學帶來太多阻礙，而生活上的清苦，特別是吃飯這一生存問題卻成為師生共同面對的危機🙆♂️。隨著全面抗戰爆發🩳，物價飆升🚝，聯大師生們的生活每況愈下👱🏿♀️。據經濟系教授楊西孟調查，若1937年大學教授工資為350元，則到1943年實際購買力僅有8元左右👩🏽🚀👩🏻🍳。梅貽琦夫人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教授的月薪在1936-1939年還能維持三個星期的生活🧑🏻🎨⚔️，到後來就只能夠半個月之用✮。朱自清最窘迫時竟身著趕馬人才穿的氈鬥篷，白天為衣，入夜則為被褥。華羅庚與聞一多兩家共14口一度掛布而居🎢，有詩為證：“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
在飽嘗生活艱辛的同時，戰爭的威脅並未遠離聯大。1940年10月13日🧑🏿🏭🐴、1941年8月14日📥，聯大先後在日軍空襲中遭受重創。校舍及各種資料被毀的同時，部分師生遇難🫸，聞一多、華羅庚都在轟炸中經歷生死考驗🚝。然而，正所謂🈁，苦難礪誌，多難興邦。在日軍轟炸中𓀌🧑🏽🏫，聯大師生反而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愛國主義激情。如朱自清所說：“敵機的轟炸是可怕的，也是可恨的；但是也未嘗不是可喜的🫴。轟炸使得每一個中國人⇒，憑他在那個角落兒裏，都認識了咱們的敵人🧑🏿🎓；這是第一回，每一個中國人都覺得自己有了一個民族🙍♀️，有了一個國家。”梅貽琦在告意昂書中也指出“物質之損失有限，精神之淬勵無窮❓，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滅此兇夷。”事實證明𓀂，聯大師生確實在抗戰的艱難困苦中🦸🏻、在侵略者的轟炸中越挫越勇🐫，努力踐行愛國情懷。
首先👉🏿，福利待遇微薄而教師陣容強大👼🏻。盡管赴滇之路歷經磨難，在滇治學求學也充滿了挑戰，但西南聯大在短期內就匯集了中國學術界的精英，可謂大師、名家齊集🧏🏿♂️✋🏻。歷史學有陳寅恪👱🏽、吳宓、吳晗等；哲學有金嶽霖、馮友蘭🫰、賀麟等；數學方面有陳省身、華羅庚等；物理學方面有周培源🎄、吳大猷等。截止聯大結束為止，先後到聯大執教的教授有290余人‼️👩👦，副教授48人。其中不少是自世界知名院所而赴國難者，包括德國漢堡大學數學博士陳省身、英國劍橋大學哈代研究室助理研究員華羅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範緒筠等。據聯大1940👩🏻🦯➡️、1942-1944、1946年教授出身統計顯示🧑🏽💂♂️，他們中間高達80%以上都有留學經歷，而一半以上都來自升平的美國。如此強大👨🏻🌾、豪華的教授陣容🏌🏿♂️，不僅在中國，在世界上也是史無前例的。
其次，科研條件簡陋而產出成果豐碩🧃。如鄭天挺所說，“在抗戰期間，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不能親赴前線或參加戰鬥📍，只有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堅持謹嚴創造的精神，自學不倦，以期有所貢獻於祖國。”從實際情況來看🎂，聯大不少教師的代表作、成名作正是在抗戰最艱難、生存最窘迫的時段產生的🤸🏿。朱自清在聯大八年，獨立完成了《詩言誌辯》等七部著作；陳寅恪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金嶽霖出版了《論道》🖖🏽，完成《知識論》的10萬字稿本；馮友蘭完成了“貞元三書”🥫，即《新世訓》《新理學》《新事論》。學者們的豐產成就了聯大的學術地位🎐，在1941-1943年國府教育部科研成果獎中，除馮友蘭和陳寅恪的成果外，聯大還有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周培源的《湍流論》等共計20多項成果在列。
其三🧼，就讀環境艱苦而勤奮讀書不輟。由於戰爭阻隔了交通，聯大學生的生活更為艱難👬🏻。“每天的夥食費僅一角”，一天兩頓以大餅糙米飯充饑🧚🏿♂️。為了生存，從家教到報童🕺🏽，甚至夜間打更的活計，聯大學生均一一嘗試🙅🏻♂️。然而戰爭的逼迫🧑🏿🔬，謀生的艱難也使得聯大學子迅速成長起來。他們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每晚七點不到，圖書館外便排出了長龍🧙🏽♀️，門開一擁而入，“搶位子😒，搶燈光♤、搶參考書，”有人在爭搶過程中，擠爛了書、筆記本，甚至手指頭。“教室裏有人隔夜就有占位子的”⏫。學校附近的茶館🧚、雲大圖書館⛽️，以及學校後面的山野溝地都成為學習的場所。校舍被炸後，在圖書館打傘看書便成為聯大的一道盛景♡。
由此可見，聯大學術報國和讀書報國的道路並不平坦，而師生在砥礪前行的過程中終究未辱使命🤌🏼。需要指出的是，抗戰時期🎩🏂🏽，挺身前線殺敵固然可敬，但聯大師生愛崗敬業和勤奮讀書何嘗不是在履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責任和使命。更何況聯大師生直接入伍，參加遠征軍、八路軍，或以技術專長服務於抗戰的更不在少數。
懷憂國憂民之心♢，謀國民幸福之途
習近平曾對當代青年提出六點要求，其中就包括👨🦼➡️：胸懷憂國憂民之心👨🏼🚀、愛國愛民之情👨🏿🔬，不斷奉獻祖國、奉獻人民🧑🏻🦲。全面抗戰打響之後🥒，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並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階級矛盾。據聯大學子回憶，因抗日戰爭，蔣介石甚至成為大後方軍民崇拜的對象🤲🏻。而聯大師生卻在目睹了中國社會真實現狀後，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倍感憂心。
如前文所述🌶，臨時大學由長沙遷至昆明時📢🎀，部分師生曾徒步跨越三省。親歷中國底層社會最真實、殘酷面相➛，師生們內心都產生了極大的震動⏸，“紅白相間的罌粟花🧑🏼，瘦弱矮小的軀體”🪡，由湘入黔，仿佛進入了另一國度，十來歲孩子就已吸鴉片成癮，聯大學生向長清在《橫過湘黔滇的旅行》中這樣寫道🍹，“我不信這全是由於他們自己的罪過！”憂國憂民之心躍然紙上🤸➰。與此同時👵🏽，在旅途中親眼目睹人民貧困🧑💻、文化落後🤹🏼♂️，以及政府統治的黑暗之後👩🏻🍼，原本在途中或執筆作畫或引吭高歌的聞一多性情大變，他在學生面前絲毫不掩飾憂國憂民的情感。據學生回憶🙌🏽，聞一多在講杜甫的《石壕吏》時😐，想起一個士兵因病被棄而自殺，痛哭流涕👩🔧，感慨時隔千年之久中國社會竟每況愈下。他還時常吟誦《離騷》中的名句“長嘆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西遷途中的經歷給了學生難得的教育，也給了聯大教師極大的啟發🧝🏿。常駐雲南後，經常有教授牽頭組織各種調查活動🔶。其中，化學家曾昭掄帶隊的“西康考察團”，對西康的物產及生產情況進行實地考察；氣象學教授張印堂帶領學生赴滇西地區考察，收集了大量邊疆資料；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多次帶領學生深入雲南少數民族聚居區進行考察。這種經常深入了解國情、民情的調查活動🧎♂️➡️，進一步激發了師生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感👳🏽♀️，在治學求學之余🟡，他們也積極思考中國的未來，並為此做出積極的探索。
早在“皖南事變”之前♡，聯大的《群聲》《冬青》《熱風》等壁報刊物就針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進行了尖銳的批判🧎➡️。1942年更是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倒孔（孔祥熙）運動”🧘🏼♂️。1944年，在抗戰七周年紀念大會上，首次喊出了“爭取民主🔞⛎，打到獨裁”的口號。1945年下半年☹️，內戰氣氛漸濃👏🏼，聯大先後出刊的壁報有20多個，對受降問題、國共談判和後方工商業危機等發表了許多有見解的文字👩🦽➡️。
隨著內戰陰雲逼近🧑🏼⚕️🧛🏻♀️，聯大師生以實際行動來回擊國民黨反動統治。聯大劇藝社編演了《凱旋》《潘琰傳》《告地狀》等劇目，其中，《凱旋》一劇先後演出達40多場，使“反對內戰”的口號深入人心🕚🏊♂️。而聯大師生反對國民黨統治，謀求國民幸福之途的決心在“一二·一”運動中得到充分釋放。
1945年下半年，針對國民政府積極籌備發動內戰的行徑🚕🏣，聯大師生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不滿，他們聯系多個學術團體通電反對，聯絡多個學校開展爭取和平的聚會🦪，甚至憤而罷課。不料，在12月1日，國民黨軍警分別襲擊了聯大和雲大，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這次事件中🦄，聯大教授不僅積極支持學生行動🧑🏿🍼，還充分發揮自身學識和社會影響力👧🏿，促成這一運動朝著合理方向發展。運動期間，聯大教授會先後召開9次會議，出席人數達到763人次，即80%左右的教授參與其中。潘光旦、聞一多✧、費孝通等教師明確表明罷課立場；費青👨🏻🦽➡️、向達💁🏽、馮至等人拿起筆討伐當局的暴行👻；周炳琳🏰、錢瑞升👩🏽🌾、燕數棠等人組成法律委員會維權。由於聯大教授的集體出面🧗🏻、學生的英勇抗爭，使得這一事件很快成為國內外關註的熱點🏌🏽📽，強大的輿論壓力最終迫使蔣介石當局做出了讓步。
篤行教育本心，堅守強國之誌
習近平認為，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業。對西南聯大而言，為抗戰培養急需的各種人才固然重要，但為戰後重建和國家復興儲備人才則更有意義▪️🤴🏻，在這一問題上，聯大三常委具有高度的共識。
早在1936年，梅貽琦為清華校慶的祝詞中就表達了抗戰必勝的信念⛹️♀️，“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他還鼓勵學生:“現代戰爭🕖，一打鋼鐵，二打科學💪🏊🏿，我們現在只有臥薪嘗膽👨👦，努力學習👷🏻♂️，隨時準備報效祖國。”至於張伯苓，本就為國難而興建南開。1938年10月⇢，即使到了抗戰士氣最為低迷的時期🔱，張伯苓仍表示，“吾人對於最後勝利之信念，已堅定不移。”他還認為，“我國抗戰系本自力更生之旨，”“有愛國之心兼有愛國之力，然後始可實行救國之宏願”👱🏽♀️。
正是抱著抗戰必勝的信念🌆，聯大將辦學作為立國興邦的關鍵所在，引領眾師生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時期🈯️，較好地處理了國家抗戰需要和教育長遠發展的關系。
一方面，註重科學技術在國防軍事方面的應用，在科研和教學方面均有傾斜🧑🏻🔬。例如新設航空、無線電和金屬等研究所，添設航空工程系，在現有專業附設無線電電機修造部，增設軍事衛生工程🖐、兵器學、軍用結構等科目。其中，航空研究所進行了空氣動力學、滑翔機、結構材料等方面研究。由於資料圖書短缺，聯大還編譯了軍事教材和參考書。為提高知識的實用性，聯大還請林文奎少校傳授“航空常識”、舒伯炎少校教授“航空翻譯常識”等。聯大的一些教授也更改研究旨趣以滿足抗戰需要。物理學家周培源考慮到相對論不能直接為反戰服務，而“作為一個科學家，大敵當前，必須以科學挽救祖國🦹，”因此放棄了自己卓有成績的相對論研究而轉向湍流研究🤾。
另一方面，貫徹“通識教育”為社會發展培養人才的理念，在課程設置和人才培養方面格外用力🍺。“戰爭總要過去的，我們這個民族在戰後還要建設，要復興，我們為什麽挨打🙆🏿♂️？我們要強盛，所以我們的讀書不能中斷⇒，我們培育人才不能中斷”🧥，這幾乎是聯大師生共同的信念👩🏻🎓。既然要為強國、復興培養人才，那麽培養的途徑和方式就不能急功近利🕵🏿♂️。聯大學子們對教授們強調基礎訓練印象深刻。理學院的鄭桐蓀這樣勸誡學生:“很窄的基礎很難變成高高的尖尖的東西上去，很不穩定，很容易倒下來👞。你們要把基礎弄得很寬，它就很紮實，這樣你的學問才能夠真正上去。”因此🧐，即使在抗日最為焦灼的時期🧘🏿♀️，聯大的通識教育也貫徹得頗為到位。文學系加大了古典文學課程的比重，詩經、楚辭🤵♂️🫧、先秦文等課程均在開設之列；歷史系的課程設置中🧠♡，中國歷史所占學分比重超過一半以上。另外🫴🏻，國文🧑🚀、中國通史還是全校學生必修的通識課程，其中，通史分別由錢穆🐸、吳晗😩、雷海宗等知名教授來講授。
事實證明，通識課程的開設助力了各類人才的成長🍠，且得益於通識的滋養🙋🏽♂️，聯大學子中出了不少富有愛國情懷且德才兼備的國之棟梁。不少到海外深造的聯大學子🤷🏿，學成即放棄國外的優厚待遇，毅然回國報效國家👷🏽。如量子化學家唐敖慶所說：“留下來，可能對自己的業務提高有好處，步子可以邁大些，但從對祖國的貢獻來說，是有限的”👨🏿🦲。正是堅守著強國的誌向，鄧稼先🚣🏿♀️、何炳林、黃昆等紛紛返回祖國🍪。聯大師生中達到院士級別的多達200人，郭永懷👨🏻🦼、趙九章、朱光亞等八人成為“兩彈元勛”，而其他聯大人也在強國之路上留下了可圈可點的成就𓀋。
綜上所述，西南聯大之所以成為學術、道德和精神足以垂範的大學👴🏿，是因為聯大師生將愛國之情💽、報國之行、憂國之心🙍♂️，以及強國之誌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譜寫了西南聯大愛國報國的不朽歷史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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