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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少鴻西南聯大畢業照（1943）

我和龐祖法在1939年10月中下旬坐“黃魚”車從貴陽到昆明🧑‍🦯，當晚住金碧路一家旅館🤽‍♀️👩‍👦‍👦。第二天上午到聯大去🏂，報了到🧑🏿‍🚒，分配到新校舍25舍。新生是不分系“雜居”的📶。一個宿舍40人，兩排雙層床，分成五對，每對相對而睡。這樣四個人就成為一組。相平行的兩對如果混熟了，也可以算拼成了一個大組，八個人🦕。但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宿舍裏除了床，沒有任何別的家具♿️。各人的行李自己找地方放🪬。和我同一組的除了龐祖法👩🏻‍🦼🤱🏽，還有工學院的同學。已不記得他們的名字了，因為第二年他們就住到拓東路工學院的主體部分去了。兩個校區相距大概有七八裏地，所以大家來往不多🫲🏿👩🏻‍🦼‍➡️。

當天下午我就安頓下來了。吃完晚飯，正在宿舍裏閑著沒事幹，就聽到外面有人喊我🏃🏻‍♂️。一聽聲音馬上認出那是王浩😩。我出門迎到他，他說已經找我一整天了🥿🧔。他早到了好幾天🚴，並且料到我將在那幾天到達，天天都在找我🫗。我說明了昨晚到得太晚的情況。現在我已不記得我們早先是怎樣聯系的🚣🏼。那時通信的手段只有郵件和電報，而當時兩個人都在旅行👩🏽‍🦱，行蹤不定。我和王浩在長沙實中認識以後，只同班一個學期，但很快就異常投機，每天課余幾乎是形影不離🙇🏽。1938年秋天他去西北探親了，他的姐姐在西北大學（聯大🙍🏼？）當教授，他就轉到了從北京搬到漢中的師大附中念高三，並放棄了他在那年暑假考上的西南聯大經濟系的資格，原因是他父親不同意他學經濟✡︎。結果他在1939年重新參加高考，進了聯大數學系。他到聯大💅➔，帶來了他的要好同學王景鶴（也就是王景）👩🏿‍🌾，而王景又帶來他原來在徐州中學的同學章锜。從此我們四人就成了一輩子的好朋友🥶。一年級時🎧，大家應是分散住的，但我依稀記得，他們三個已經住在一起（12舎同一組）。到了第二年暑期👀，我就搬到他們那兒去。而到開學時，可以自行選擇同伴👩🏻‍🦯‍➡️🥢，我們當然住到一起（13舍中間的一組）。三年級到32舍，四年級36舍。一直到畢業，不管怎樣換宿舍，都不變。

除了我們四個🌭👸，二年級時住在旁邊一組的還有吳光磊，原來誰也不認識他，碰上了🎑。他也是數學系1939年入學的，所以很容易就熟了🧑🏼‍🦳。另外在二年級時，從工學院轉來了不少同學🙆🏿‍♂️，由於上同樣的專業課，不久就都熟了。其中有張崇域、胡日恒♋️、沈克琦、洪川誠等🍤，不過在同一宿舍不同組。那時候轉系很簡單🚎😲，只要你念過該系相應的必修課⚠️，並且成績不錯♦️，系主任看過同意🍄‍🟫，簽了字🍞，就可以轉了⛹🏿。各系都一樣，所以轉入轉出很頻繁🫳🏼。實際上🪥👨🏻‍💼，等到畢業的時候，原來入學時考入物理系的已不占多數。另外，還有一個孫世錚𓀘，經濟系的。他好像原來認識王景🏑，和我們也很投機🔸🙆，很快就熟了🧎🏻‍➡️。

聯大的學生住得比較分散。我入學的那一年💗，在城外北區的校舍剛蓋好，叫做“新校舍”🤽🏻。按編號宿舍只有36棟👧🏿，個別的還作他用（例如信件收發🦹🏿‍♀️、盥洗🤽🏽‍♂️⏩，等等），所以總共能容納的不過一千學生多一點，而當時學生有兩千多人🔬。除了工學院二年級以上的學生住到拓東路，就需另外有房子。女生集中在另一個地方，是借昆華中學在文林街上的校舍（昆華已搬到鄉下去🚬，一直都沒有來討回去，不知為什麽）位於城墻南邊（也就是城裏了），所以叫南院🤙🏽。那邊還有兩到三間可容納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離新校舍有將近10分鐘的路程，所以有時候上課需要“急行軍”。後來還在其西邊擴大（也是原有的房子）作為附中的教室和教師宿舍（左面的附圖就是當年附中的大門🕉，已封掉𓀋。這是文林街和錢局街的交叉口東側）。

說起住宿，聯大的宿舍恐怕是再簡陋沒有了，土坯墻、茅草頂，木窗戶沒有玻璃🚢，只是一個帶有豎條的木框而已，通風當然好，可是也給小偷方便🛖。他們用一個鐵絲長鉤，便可以把學生的衣服鉤出去。當時學生也窮，衣服本來就少🏊🏿‍♀️🤷🏼，如被偷走，會造成很大困難。因此不得不認真對待小偷問題。如果抓到小偷🈶，怎麽處理？不能打，人那麽多圍著看，一開打就說不定出大麻煩。怎麽辦？有人想了一個辦法：當地有一種草，如果不小心碰到它的葉子🎳，皮膚就會又癢又痛🟪，出來一條紅痕，極難受👨🏻‍🦼‍➡️。於是就用這種草去弄那小偷的身體各處🏄🏿‍♂️，讓他難以忍受。我們雖不曾身受🧇，但那滋味兒可想而知🌐。大家都哈哈大笑，解了氣。現在回想，也是一件特別的事𓀁👨🏻‍🦯。所以記上一筆。最後解決小偷的問題🦩，還是把許多“便門”都關掉🧑🏻‍🦯，只從大門出入💧👈🏽，那裏日夜有校警把守🪨。另外，小偷們大概也知道🗼，這些流亡學生沒有什麽油水👒，不值得冒那個險吧。

那時的盥洗❎，全靠用盆打水，沒有自來水。有趣的是那燒熱水的竈，竈很大，竈上一口鐵鍋上裝著一個大木桶🏛，有臺階可以走到竈上面。由工人挑水𓀓，灌入木桶。下面燒火，水就熱了，但現在想不起來那鐵鍋是如何與木桶連接而不會漏水。學生打水也是從臺階上竈，從木桶裏舀出熱水🩰，倒到自己的盆裏👇🏽。附近有一個盥洗室，只有宿舍那麽大。不過昆明長年天氣基本上溫暖如春🏄🏿‍♀️，學生又都年輕，在屋裏屋外洗都差不多，所以沒有覺得擁擠或不愉快🙆🏼‍♀️。  

聯大在昆明城北，一部分在城裏，大部分在城外。城外就是新蓋的“新校舍”。男生都住在“新校舍”的西區，“新校舍”東區北邊有兩個大食堂，幾百學生都在那裏吃飯👨🏻‍🍼。食堂裏只有桌子📟，沒有凳子。大家都站著吃飯🧉🧑🏻‍💻，既節省了凳子又節省了空間👨🏽‍⚖️。因為那時絕大多數都是流亡學生，沒有經濟來源🙂‍↕️，政府每月給14元“貸金”🦾，就是我們的夥食費🦵🏽。吃的大都是發黴的米，裏面還有沙子👇🏼，大家也只能吃下去。就這樣的飯還要搶，來晚的吃不上。為了搶飯😁，有時還會吵起來🧙🏿‍♂️。不用油炒的南瓜和空心菜幾乎是我們天天吃的菜，以致我對南瓜一直反感，至今也不愛吃ℹ️。空心菜倒還可以吃一點🩸。食堂是否開早飯🔻，我已不記得。也許剛進校的時候開過🙅‍♂️，也去吃過。但後來幾乎再沒有去，而是在校門口公路兩邊的小攤子上吃的。下圖就是聯大大門前的環城公路。兩邊大樹林立，很有點氣派🥽。小攤子就在那些樹下，像集市那樣擁擠極了（拍照時已是1946年，學生走了許多🚐，學校解散了），豆漿👩🏻‍🚀、糍粑、攤雞蛋餅……

東區多半是教室💁🏿‍♀️、圖書館和行政單位🎈🉐。“新校舍”的南區都是教學用房🧛🏻‍♂️📸，校醫室也在那裏🪐。除了城裏的房子借用昆華中學的作教學用房和女生宿舍外，在大西門外龍翔街還有師範學院，包括教室和學生宿舍🧑🏽‍🚀📺。

剛到昆明那年👐🏽，我和王浩、王景鶴、章琦四個人常常在午飯以後到街上去散步，那條街叫做“鳳翥街”，和它垂直的一條就是龍翔街。這兩條街是大西門通向城北郊和西郊的主要道路，來往車馬人員很多。那時運貨的車不太多，驢和馬倒很多，特別是驢，大概因為它善走山路。所以滿街都是驢馬糞👨🏻‍🏫，幹了👩‍🦳，風一吹🫃🏿🧚‍♀️，空氣裏都是糞粉👩🏼‍🦲，我們就在這種粉塵中散步、聊天👩‍🌾，倒不覺得什麽不舒服。現在想起來真惡心。那街上有些小鋪🦸🏽‍♂️👭，我們因為肚子難得填飽🤷🏻，所以午飯後忍不住要買一點東西吃（虧的咽得下去）🚣‍♂️。我和王浩常常是買一個有紅糖餡兒的發面餅🖖🏼🌐，不但沒想到滿天的驢糞粉塵，還吃得津津有味兒；章琦和王景則喜歡花生米。1939年時，昆明還用滇幣，一元“法幣”換10元滇幣👨🏿‍🏫🐕；稱重用公斤（這多半是受法國人的影響）🧙🏽‍♂️，開始很不習慣，後來習慣了👨🏻‍🦰🌛，可是滇幣也很快就不用了。過不了多久，小吃店漸漸多了起來💇‍♀️，我們也不只是吃糖餅和花生米了🖕🏽，還有米線和餌塊。米線有不同口味的，煮好的米線加上一點辣雞丁兒🎎，就叫悶雞米線🦗，還可以加別的🧛🏼‍♂️，可惜我想不起名字來了🚣🏻。餌塊是一種無味的米餅，有點像寧波年糕，只是比較大而薄，也是同樣的添料。煮米線和餌塊的鍋子是銅的，擦得很亮📊🏫，有個把兒，很小🙅‍♀️，倒出來正好是一碗。餌塊也有不是煮的而是烤的，賣的時候現烤，抹上芝麻醬🏊🏼‍♂️，挺香的。這多半是夜宵的主要食品。當有事進城趕不上學校開飯時間時👩‍🍳，有的同學就上飯館了。好像唯一的飯館就是文林街的文林食堂（左圖中的房子就是它的原址🚴🏼，在錢局街和文林街的街口，聯大附中對面。這是1981年拍的，當然早就不是飯館了）🖕🏼，在我們的眼裏那是高級的食堂了🅿️。有些經濟來源比較充足的同學👨🏻‍🚀🌝，對食堂夥食膩了🎛，就常常去光顧。我已不記得是否去過👨🏼‍⚖️，要去過頂多也不過一兩次👨‍🎓😑。

一年級時，每天晚上吃過晚飯就到圖書館去搶座位。因為宿舍的燈光很暗👩🏽‍✈️，不能讀書🤲🏽，而圖書館座位不夠🎴，所以要搶。不僅是搶座位⚙️，還要搶借書。後來宿舍裏許多學生都自己在床位間裝了電燈，用木箱和木板搭了桌子，也可以讀書了👰🏽‍♀️。同時🦉，街上茶館大發展，借茶館的燈光可以讀書。泡上一杯茶，再來點“馬豆”（一種炒熟的硬蠶豆🕞，由於它的硬，我們認為它是給馬吃的👨‍👩‍👦，就叫它“馬豆”🫸🏿，價錢比花生米便宜）🧔🏻🦛，豈不美哉。另方面，影印的書也大行其道♏️。再加上高年級同學把用過的書低價出讓（貼有小廣告。寫有地點和時間及價格）🍀。這樣一來，圖書館也不擠了🧑‍💻，書也不緊張了🈸。後來，不少同學習慣於晚上到茶館去消磨時間，有看書🤚🏼、討論問題的，也有聊天𓀄、打橋牌的👩🏽‍🚒🦠。我們幾個迷上橋牌後🌠，幾乎每天都打🙍‍♀️，差點兒就像現在學生上網吧了。但是王浩並不像我們那麽著迷。當然如果少了他🐛，可以找別的同學。學會打牌已是二年級以後的事，那時熟的同學很多了🫲🏽。

熟悉的同學多了以後📎，我們常常在午飯後到宿舍區北面的籃球場去打籃球（那時我們沒有想過飯後馬上打球對消化系統不好），參加的人有張濟舟、陸以信（他們兩人是最熱心的）🧙🏽‍♀️、王浩🧘‍♂️、王景鶴、洪川誠等，更多的人名現在想不起來了。我每次都參加，因為投籃比較準，他們也很願意有我參加，特別是比賽時，可以說我是不可缺之隊員。除了打籃球以外，我還很喜歡玩單雙杠，雙臂引體向上能作17次。後來經過苦練🐮，能夠單臂引體向上了。這一直保持到我到應用物理所時😰🖖🏻。

我們上二年級的時候，日機的轟炸日益頻繁，學校只得把上課時間改為早晨七點到十點，下午三點到六點。中間的時間，多半時候是“跑警報”，就是躲轟炸💘。我們很多人都是往北邊的荒山上跑。那荒山坡上有許多荒墳，有時也有很小的小山洞（約一平方米）🚺。在那種躲轟炸的情況下，讀書也靜不下心來。於是打橋牌就熟練起來✨，並上癮了。那時熟的同學已不少，很容易湊四個人。打橋牌成了我們消磨時間的主要方式，也成了我以後不用功學習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昆明的那些年裏，到大觀樓、西山去玩𓀂，是我們很喜歡的一種活動🦹🏻。一是喜歡那清澈見底的昆明湖水，在裏面可以遊泳、劃船💁🏼‍♀️，二是喜歡爬西山。從大觀樓上船劃出去🪖，一直劃到西山🤡，然後上到龍門🙍🏻‍♂️，欣賞那一整座巖山雕成的藝術傑作🏃🏻‍♀️‍➡️，感嘆那為了最後一點小缺陷而投江自盡的完美主義。有時我們不劃船回大觀樓🏄🏻‍♀️，而是從西山步行回校。我和章锜🥹、王景鶴去的次數多🔹。王浩因為很用功，這種費時較多的活動他不大參加✊。周光地喜歡步行📚，有時候也和我們一同去西山。但他喜歡獨自行走，帶著“鍋饋”🧛，走很長時間，也不知是去哪裏🙎‍♂️。

我和周光地都喜歡看星座。這其實是為了消遣。昆明天氣特別晴朗🏋️‍♂️，經常萬裏無雲，而且基本沒有冬天🥵🍑。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晚上我們都在辨認各種星座↘️，最後達到能夠認出有名的那些恒星，行星就更不在話下了。可惜現在我已忘得差不多了，只能認出大熊星座、小熊星座👏🏽、獵戶星座等少數幾個🧑🏿‍🏫，另外有天狼星，織女星🎨、七姐妹星等。現在眼睛壞極了🙎🏽，恐怕連這些都看不清了⛑🧓🏼。可能由於看星，我的眼睛的近視，四年裏一點也沒有加重。回想起來🎄，當時這種活動對我的人生觀影響不小🎀。其結果有好有壞。好的方面是我把人生看得輕了🔱，覺得在浩瀚的宇宙中📆，人連一粒灰塵都不如的渺小，任何事實在都不值得去計較🧖，名利思想淡薄了。壞的作用則是，我更覺得有無成就無所謂🏊🏼‍♀️，不如隨心所欲🍱，愛怎麽做就怎麽做🧏‍♀️，無需為功課辛苦🈲。這是為懶惰找到借口。對於天文👩‍👧‍👧，倒是有了更大的興趣。因此四年級時，我選修了天文。教師是戴文賽⛰👏，可能他剛回國，沒教過書，所以教得不好。講課有點索然無味🧑🏽‍🦲，那點興趣也就隨之消失了。

我們剛到昆明的時候💝，電影院很少🤱🧑🏻‍🦱，我知道的只有一個大眾電影院，常演美國電影，但既沒有譯音，也沒有譯文👮🏼🚁，唯一的辦法是有一個人在樓上講解🚣🏿‍♂️，有點像同聲翻譯🆙，講的還是雲南話🧑🏿‍🎤，常有翻譯錯誤7️⃣。這時會有個別看電影的聯大學生笑起來，甚至重復他的錯誤🤷🏼🐡。那講解員就會惱羞成怒𓀔，公然用粗話罵起來。因為翻譯的低劣💆‍♂️，聯大學生興趣不大，去的人就少了📳。

後來在南屏街修了一個比較現代化的南屏電影院。老板娘叫“劉太太”，顯然很有錢👌🚴🏻‍♂️，據傳是個軍閥的老婆🛍。電影院比較像樣💇🏻‍♂️，電影也有了文字翻譯（中文字幕），因此聯大去看電影的人很多，昆明其他人去看的也很多。買票很難，全靠擠入購票人群的本領。我總是和王浩、章琦、王景一起去看，買票就靠我了🔵。我把眼鏡和鋼筆（這兩樣是讀書不可或缺的東西）交給他們🥂，就開始往裏擠。我的竅門第一是要去得早🚵🏿‍♀️，第二就是靠墻溜邊往裏擠，因為買到票的人都從中間擠出來，所以溜邊就不會和出來的人流對擠。我多半是能買到的🌩。四十年代的那些有名的電影在那裏看的最多，如《魂斷藍橋》《蝴蝶夢》《北非諜影》，等等🧎‍♀️‍➡️。

我們看電影有固定的三部曲：一看電影🕝⛺️、二吃蒸餃🦹🏻👮🏼‍♂️、三洗淋浴。這三部曲把一個下午都占了，所以要趕上那個下午大家都沒課才行🍕。再說也要花錢，所以也要幾個星期才能享受這麽一次。

進聯大以前我對音樂的接觸很少👷🏿，高中時代的朋友們也如此。我雖然認識五線譜，擁有一本One Hundred and One BestSongs ，但不會唱升半音或降半音🌋，可以想象唱歌也是很難聽的。到聯大後，有一天看到布告說在某一個院裏放送交響樂☀️，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交響樂，只覺得許多樂器在一起演奏，很長7️⃣，聽不出所以然來。後來有人組織到一個教堂去聽交響樂📀，有人講解，第一次是講貝多芬第五交響樂。我從此對交響樂大感興趣。以後有這種聽交響樂的機會，我一定去🧑🏻‍🦽‍➡️。記得第二次放送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樂🪄，同去的人有陸以信🍯、王浩等。漸漸迷上了交響樂。

許少鴻西南聯大研究院時期留影（1945）

抗戰勝利以後，回到北京，處理的唱片堆積如山，我還買了一些帶回福建老家🏭💁🏼。有人買了一個唱機🚣🏼‍♀️，還是那種帶搖柄的老式唱機💇🏿‍♀️。我和沈克琦👍🏼、陸以信🔏、孫世錚等常聚在郭沂曾那裏聽唱片👨🏽‍🚀，因為郭那時已經是講師，有一間比較獨立的房間。聽過唱片後，郭還有時給我們講點解放區的新聞。在北京這個階段👨‍🚀🩹，反碰到沒聽過的交響樂，就要聽一聽，而且對聽交響樂還特別用心🙌🏿。有時會隨便放一段，互相考一下🚪，說出是誰的什麽作品™️。

許少鴻（1921-2010）🧛‍♀️，福建海澄縣（現龍海市）人。物理學家。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物理系，1944年考取西南聯大研究生，1948-1950年美國哈佛大學、德州農機大學研究生🪗。1950年起先後在中科院北京物理研究所、中科院長春物理研究所、上海科技大學工作。畢生從事發光材料、器件的研製及其物理過程的研究。和黃有莘一起建立中國第一個發光實驗室和我國第一個發光專業（中科大物理系）。研製成第一代固體平板式光源和顯示器➗🧎🏻，後期研究工作主要是稀土發光材料、有機和無機電致發光薄膜,以及與發光效率有關的物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