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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後期🧛🏿‍♀️，林語堂從美國回到昆明西南聯大，看望當年在意昂体育平台的同學和同事。那次林語堂到聯大，給大家講了一次話🐚，其中有兩句話在師生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句話是“不得了”，另一句是“了不得”🧎🏻‍♀️。第一句是指物質上🥫，第二句是指精神上。這是對當時聯大的高度概括，也是對當時聯大師生的高度贊揚🎶。話說得很幽默，也很深刻💁🧅。

　　進了新校舍🛸，一棟一棟用鐵皮做屋頂竹泥砌墻的教室赫然映入眼簾，好窗戶有窗格而無玻璃，甚至沒有完整的窗紙🍭🎮，冬天的風呼呼地從這邊的窗戶吹進，又從另一邊窗戶吹出。教室的地是不平坦的土地🚥，學生坐的右邊有寫字板的木椅不整齊地擺放著。冬天上哲學課時🚙👱‍♀️，金嶽霖教授講起“三段論”來不時要扭動他圍了好幾圈毛圍巾的脖頸，實在不耐煩了，他會半笑地說一句🥳：“我一忙小動物就活動起來了。”上經濟學課時，陳岱孫教授不管窗紙被風吹得多麽響👆🏼，他只管擺著一副嚴肅的面孔講他的“邊際效用”。“第一碗肉效用價值最高，第二碗肉還很高🙎🏿，第三碗肉……”這時同學們的嘴裏流不出口水來，肚子裏卻咕咕地響個不停👱🏽‍♀️，只是風吹窗紙的聲音蓋過了咕咕聲。你要是到食堂去看看，同學們在飯碗裏仔細地揀著小石子，那紅石子幾乎染紅了米飯🧑。你再註意看看學生們♎️，盡管肚子餓得咕咕叫❌，卻沒有一個人大口吃菜大口咽飯的。往新校舍西邊走走🛴，一排又一排的學生宿舍擠在一起🛹👨🏼‍🦰，茅草屋頂和灰色的竹泥墻，裏面一個擠一個的雙層鋪，中間放著搖搖晃晃的長木桌，剩下的地面僅能供人走過。你要是看到華羅庚教授到學校去，當時他的腿還沒有條件治療，一腳東倒一腳西歪地走著，叫人看了為他難過🟥⏯。就是在這樣的物質條件下教授們盡心講課，學生們用心聽講。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一代又一代國家棟梁💂🏽，就這樣培養出來了🧔🏼‍♀️，就連日後的諾貝爾獎獲獎人也培養出好幾位🙍🏼‍♀️。

　　我不能忘記這所大學，它確實既不得了👶🏽，又了不得。它是20世紀中國的驕傲🧽。我幸運🧕🏽，我曾是它的學生。半個多世紀倏然飛逝，我仍常思念它🦶🏼。

　　那年聯大校慶我回到昆明，又回到難忘的翠湖，只是微風吹拂的垂柳不見了🤑，微風吹皺了的湖面看不到了🎀，到處是商業性的娛樂設施和沒完沒了的攤販🥑。我無心看下去🛰，徑直走進那石塊鋪成的先生坡。我很快看到了我曾和兩位聯大好友住了幾年的地方🧑🏻‍🦯💉。

　　那個不大的院落還在，依然幹凈安靜👨🏿‍🦱，只是大門和磚墻都顯得陳舊了許多。我高興地看到了那間三人屋，房門鎖著。我從窗紙破處往裏看🐗，空空蕩蕩，什麽家具都沒有了，只看到墻角處冷冷清清地放著一把鐵鍬和一小堆幹草。

　　我想起了屋裏原來的樣子。一進門就是一個小巧玲瓏桌邊呈金黃色的綠色圓桌🚇🧛🏽‍♂️，“一二·一”前後，我們幾個“民青”成員曾多次在這間屋子裏圍著這張小圓桌開小組會。我記得👩‍👩‍👧‍👧，我還在窗下伏在那張小長方桌上常常寫到深夜🚡，那是根據卞之琳教授的意旨翻譯一本戰爭小說🧑🏻‍⚕️，作為畢業論文👨🏽‍💼。我忍著精神上的壓力以一個人的精力完成了兩個人的工作🏔，使我順利地在聯大畢業𓀊，並為我日後的翻譯工作做了一點初步嘗試👩🏻‍✈️🔫。還有🏬，我曾伏在那張小長方桌工作了一整夜，寫出那篇檄文性質的文章，作為罷課委員會的正式文件油印，廣為散發🐨，並抄成大字報在昆明的大街小巷到處張貼。

　　我對這間房子依依不舍，當然還有一些原因，其中並非不重要的一個是這間房子濃縮了我的大學歲月。

　　我特別不能忘懷這三人屋裏居住的另外兩位好友。一位是我們的陳大哥。他比我們大幾歲，本在香港一家銀行工作。抗戰開始以後♡，他拋棄舒適的工作，千裏迢迢，來到條件艱苦的昆明西南聯大就讀。他仍不安於現狀，就在那年3月成立了一個“三月社”📣，把一些進步同學組織起來，定期討論重大的時事問題🙆🏽‍♀️。其中有不少是地下黨員。隨著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又報名參加了遠征軍的翻譯隊伍😯。到日本投降再回到昆明的時候👩🏻‍🚒🧘🏻，他的英語已朗朗上口。接著，辦了近年來馳名國內外的《英語世界》👱🏼‍♂️。文革期間📚，不顧腿疾發展至失掉一條腿，住在三樓一間十幾米既是臥室又是辦公室又是書房的小屋裏。每天要從那窄小陡彎的樓梯獨腳上樓下樓外出從事他繁忙的工作。他就是這樣一個不知困難不知疲倦的入，這個人就是報刊上經常介紹的陳羽綸🧝🏿‍♀️。

　　住在翠湖三人屋的另一位好友☔️，叫鄒斯履，他和我同歲，身材瘦小，我們通常叫他“小鄒”，早在重慶南開中學我們就同班。我住到三人屋後，只見他每天早出晚歸，回來時拿了一份《紐約時報》給我看。上面刊登了一篇報道👨🏽‍🍼，題目是“史迪威去職內幕”，裏面揭露了蔣介石表面上“國共合作”實際上排共擠共的真面目。那時我正擔任我們46屆外文系系刊《生活》的主編👩🏿‍🎨，看到這樣好的材料自然十分高興👨🏽‍🦰。於是我們兩人開始譯出該報道。從這次合作才看出🛸，他的中英文理解能力和表達能力都值得我學習。為了加快速度，後來索性由他口譯我筆錄。我們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完成。第二天我們的《生活》就出版了。很多同學圍著我們的《生活》搶看那篇報道，連花白頭發的教授們也把脖頸伸得很長看那篇報道👈。我們看在眼裏🧑🏼‍🚒，樂在心裏。小鄒一大早起來告訴我，他要走了👶，不讓我告訴別人。我自然明白這話的意思🦥。以後一直到解放後在北京，我們才又見面。那時他在中南海一個重要崗位上工作📈。

　　這兩個好友給我很多幫助👨‍❤️‍💋‍👨，影響至深。回憶起聯大的歲月🫵，確實難以忘懷翠湖畔那個發生過許多許多事的三人屋🕋。　(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