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金如
抗戰後期💐,林語堂從美國回到昆明西南聯大,看望當年在意昂体育平台的同學和同事。那次林語堂到聯大,給大家講了一次話,其中有兩句話在師生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句話是“不得了”,另一句是“了不得”🐎。第一句是指物質上🦻🏼,第二句是指精神上。這是對當時聯大的高度概括🔪,也是對當時聯大師生的高度贊揚✡️。話說得很幽默,也很深刻。
進了新校舍🙎🏽♂️1️⃣,一棟一棟用鐵皮做屋頂竹泥砌墻的教室赫然映入眼簾,好窗戶有窗格而無玻璃,甚至沒有完整的窗紙,冬天的風呼呼地從這邊的窗戶吹進,又從另一邊窗戶吹出🩻。教室的地是不平坦的土地,學生坐的右邊有寫字板的木椅不整齊地擺放著。冬天上哲學課時𓀂,
金嶽霖
教授講起“三段論”來不時要扭動他圍了好幾圈毛圍巾的脖頸,實在不耐煩了🪜,他會半笑地說一句:“我一忙小動物就活動起來了。”上經濟學課時,
陳岱孫
教授不管窗紙被風吹得多麽響🧎♂️➡️,他只管擺著一副嚴肅的面孔講他的“邊際效用”。“第一碗肉效用價值最高,第二碗肉還很高🐝,第三碗肉……”這時同學們的嘴裏流不出口水來🧑🏻✈️,肚子裏卻咕咕地響個不停,只是風吹窗紙的聲音蓋過了咕咕聲。你要是到食堂去看看🤛🏽,同學們在飯碗裏仔細地揀著小石子🌪,那紅石子幾乎染紅了米飯。你再註意看看學生們🚶♂️,盡管肚子餓得咕咕叫,卻沒有一個人大口吃菜大口咽飯的。往新校舍西邊走走,一排又一排的學生宿舍擠在一起,茅草屋頂和灰色的竹泥墻,裏面一個擠一個的雙層鋪,中間放著搖搖晃晃的長木桌,剩下的地面僅能供人走過。你要是看到
華羅庚
教授到學校去,當時他的腿還沒有條件治療📰,一腳東倒一腳西歪地走著👧🏼,叫人看了為他難過。就是在這樣的物質條件下教授們盡心講課,學生們用心聽講。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一代又一代國家棟梁🤳🏽,就這樣培養出來了,就連日後的諾貝爾獎獲獎人也培養出好幾位🔜♨️。
我不能忘記這所大學☃️,它確實既不得了😾,又了不得。它是20世紀中國的驕傲🤦🏿。我幸運✳️,我曾是它的學生👳。半個多世紀倏然飛逝🌓,我仍常思念它。
那年聯大校慶我回到昆明✌🏽,又回到難忘的翠湖✊,只是微風吹拂的垂柳不見了,微風吹皺了的湖面看不到了,到處是商業性的娛樂設施和沒完沒了的攤販。我無心看下去,徑直走進那石塊鋪
成的
先生坡。我很快看到了我曾和兩位聯大好友住了幾年的地方🧑🏽🎤。
那個不大的院落還在👽,依然幹凈安靜,只是大門和磚墻都顯得陳舊了許多。我高興地看到了那間三人屋⛹🏿♂️,房門鎖著🏌🏽♀️。我從窗紙破處往裏看,空空蕩蕩🐣,什麽家具都沒有了,只看到墻角處冷冷清清地放著一把鐵鍬和一小堆幹草🕢。
我想起了屋裏原來的樣子🤼。一進門就是一個小巧玲瓏桌邊呈金黃色的綠色圓桌🛒,“一二·一”前後🦸🏼🤲🏿,我們幾個“民青”成員曾多次在這間屋子裏圍著這張小圓桌開小組會。我記得,我還在窗下伏在那張小長方桌上常常寫到深夜🧑🏻🔬,那是根據
卞之琳
教授的意旨翻譯一本戰爭小說😍👩🏽🎓,作為畢業論文。我忍著精神上的壓力以一個人的精力完成了兩個人的工作,使我順利地在聯大畢業,並為我日後的翻譯工作做了一點初步嘗試🏙🤸。還有,我曾伏在那張小長方桌工作了一整夜🛀🏼,寫出那篇檄文性質的文章,作為罷課委員會的正式文件油印,廣為散發,並抄成大字報在昆明的大街小巷到處張貼。
我對這間房子依依不舍,當然還有一些原因,其中並非不重要的一個是這間房子濃縮了我的大學歲月。
我特別不能忘懷這三人屋裏居住的另外兩位好友。一位是我們的陳大哥。他比我們大幾歲,本在香港一家銀行工作。抗戰開始以後🪹,他拋棄舒適的工作👨👩👦,千裏迢迢♦︎,來到條件艱苦的昆明西南聯大就讀💝。他仍不安於現狀,就在那年3月成立了一個“三月社”👨🏻🦽➡️,把一些進步同學組織起來,定期討論重大的時事問題。其中有不少是地下黨員。隨著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又報名參加了遠征軍的翻譯隊伍🚀。到日本投降再回到昆明的時候,他的英語已朗朗上口。接著,辦了近年來馳名國內外的《英語世界》✍🏻🍰。文革期間,不顧腿疾發展至失掉一條腿🪜,住在三樓一間十幾米既是臥室又是辦公室又是書房的小屋裏🍋🟩😣。每天要從那窄小陡彎的樓梯獨腳上樓下樓外出從事他繁忙的工作。他就是這樣一個不知困難不知疲倦的入,這個人就是報刊上經常介紹的陳羽綸。
住在翠湖三人屋的另一位好友🍨☔️,叫鄒斯履,他和我同歲,身材瘦小,我們通常叫他“小鄒”,早在重慶南開中學我們就同班🥷🏽。我住到三人屋後⏯,只見他每天早出晚歸,回來時拿了一份《紐約時報》給我看。上面刊登了一篇報道,題目是“史迪威去職內幕”🏧,裏面揭露了蔣介石表面上“國共合作”實際上排共擠共的真面目👩🏽🔬🦒。那時我正擔任我們46屆外文系系刊《生活》的主編,看到這樣好的材料自然十分高興。於是我們兩人開始譯出該報道🍻。從這次合作才看出🤚🏿,他的中英文理解能力和表達能力都值得我學習。為了加快速度,後來索性由他口譯我筆錄。我們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完成。第二天我們的《生活》就出版了✌🏿。很多同學圍著我們的《生活》搶看那篇報道,連花白頭發的教授們也把脖頸伸得很長看那篇報道。我們看在眼裏🫄🏽,樂在心裏。小鄒一大早起來告訴我,他要走了👱🏻♀️,不讓我告訴別人。我自然明白這話的意思♗。以後一直到解放後在北京,我們才又見面。那時他在中南海一個重要崗位上工作。
這兩個好友給我很多幫助,影響至深。回憶起聯大的歲月,確實難以忘懷翠湖畔那個發生過許多許多事的三人屋。 (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 供稿)
(轉自:《中華讀書報》
2008年
6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