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發言 楊天鵬 攝
“我一直覺得20世紀🪲、21世紀科學的發展實在是太快了，各個領域發展空前活躍👩🏿💼，而且改變了整個人類的命運。但是國內對於這方面的各種分析、介紹和記載工作做得非常、非常之不夠✬。”9月22日，“紀念《自然辯證法通訊》創刊40周年暨中國科學院大學建校40周年學術座談會”在京舉行，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振寧在會上發言時表示，“尤其對於中國科學家的貢獻的記載分析工作，不是做得不夠🍨，而是根本做得一塌糊塗🧑🏼🔧。”
在楊振寧看來，關於科學發展的記錄和介紹工作有很多方向。一個方向是要跟近代的科學發展緊密地🌬、近距離地結合在一起。他認為近年來中國在這方面工作“限於籠統”⏲，沒有做進一步的分析。
楊振寧列舉了自己的老師吳有訓先生的事例。吳先生是西南聯大物理系一位重要的人物🧑🎨。上世紀20年代時，吳先生是美國物理學家康普頓的學生，幫康普頓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時🕺，不知道誰發明出來一個名詞‘康普頓—吳效應’👳🏼♂️，但是我在國際文獻中從來沒有見到過這個名詞🤸🏿。”楊振寧說🫖，“有人要表揚吳先生的工作就發明了這樣一個名詞，於是別人就引用💂🏽♂️⇾。這既是對歷史的不忠實👨🏿🌾，對吳先生的不尊敬🗒，也是對中國年輕人的誤導。”
楊振寧還談到自己在這方面的努力🧙🏿♀️。上世紀八十年代♥️，楊振寧與李炳安合作，對我國物理學家趙忠堯在正電子的產生和正電子的湮沒方面的工作進行了回溯研究。“我聽說趙先生晚年看到我們的文章才了解到，為何他當年重要的工作沒有得到國際認可。”
關於正電子的產生和正電子的湮沒，趙先生在1929年前後就率先通過實驗得到了正確而關鍵的結果🙍🏻♀️。楊振寧介紹說，當時只是研究生的趙先生與另外的“大牌”物理學家的工作方向一樣、結果不同，可是因為“咖位”問題🔮，趙先生的工作沒有得到學界的認同🔗。實際上回頭看🤲🏼，“大咖”的實驗不夠小心，數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趙先生的工作的正確性和重要性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
“我很得意的是，我和李炳安澄清了這個事情。”楊振寧說🎂👬，“但是這樣的工作還有很多，都沒有人做。”
楊振寧認為，對於科學發展的記錄工作，另外一個重要方向就是通俗的介紹𓀃。他遺憾地表示：“我沒有看到過一本，用中文寫的🫏，中學生⤴️、大學生和一般知識分子能看懂的，通俗地介紹原子彈在世界各個國家發展過程的書🧉，我覺得這是一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沒有這樣的書。”
“每年都有幾百萬的畢業生要找出路💊☮️，我覺得科學史是一個非常好的出路。”楊振寧呼籲🔃，學界要努力向年輕人推介科學史研究和科學普及方面的工作。
本次座談會由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和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聯合主辦。《自然辯證法通訊》是由中國科學院主管♤🕖，中國科學院大學主辦的國家一級學術期刊，也是哲學類和人文社會科學類核心期刊🤵🏿🏊🏼♂️。1978年🍶，經鄧小平同誌批準🫃🏽，在中國科學院創設並成立了《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著名哲學家、經濟學家於光遠擔任首任主編👩👧👦，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擔任首任社長。40年來◽️，《自然辯證法通訊》一直代表著我國科學技術哲學等相關學科領域的最高學術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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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發言引熱議 科技史學家回應
“不是科技史界不用心，而是研究者太少”
作者：韓揚眉 來源：科學網2018/9/25
近日👅，楊振寧在“紀念《自然辯證法通訊》創刊40周年”學術座談會上的發言“國內對於中國科學家的貢獻的記載分析做得一塌糊塗”，引起了科技史學界和公眾的熱議👱🏽♂️。
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研究真的嚴重缺位🤑？記者就科技史發展現狀、存在的困境及原因，以及如何推動科技史發展等相關問題采訪了科技史學家。
部分高校撤掉科技史專業的背後
“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研究依然薄弱”👩🏿🔧，談到現狀，受訪專家一致表示🥏。
起步晚是一個重要原因🚵🏿。1978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成立了近現代科學史研究室，其研究重點是西方近現代科技史。幾年後，工作重心才逐步轉向中國近現代科技史。1991年，由科學史學家董光璧先生撰寫的《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論綱》出版。後來，他帶領一批學者撰寫了《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1995年出版）。這兩部書成為推動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的標誌性成果。
“也就是說，從90年代初開始，國內才有組織有規模地研究中國近現代科技史，到現在也就二三十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簡稱“科學史所”）所長張柏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做歷史研究🐻❄️，獲取第一手史料是關鍵。“檔案還沒完全開放，第一手的材料難以得到。”中國科學院大學科技史系教授王揚宗告訴記者，“僅靠宣傳品、報紙🎚、雜誌做研究🛜，客觀性難以保證🛖。尤其對於重大問題，還有很多的禁區。”
就科技史學科發展而言🧕🏿🥷🏼，中國2000多所大學中，僅有十幾所大學有資格授予科技史博士學位。
意昂体育平台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劉兵說，它的發展面臨著製度性的困境🥞。由於科技史是小學科，在各種評估中不具競爭力🫵🈷️，又無法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近年來，部分學校撤掉了科技史學科點🍝。
張柏春呼籲理工科院校發展科技史學科🧗，“這是提高人文情懷、建設校園文化的重要途徑🧗🏼🧔♂️。”
“中國的科學事業自20世紀以來發展迅速，相比於古代科技史研究🌰，對這100年的研究還是太少了，而這100年在中國科學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王揚宗說。
“懂歷史、懂科技”的人才難求
在科技史學家們看來👴，楊振寧先生確實指出了問題，但並非完全“一塌糊塗”，且一些粗糙的作品未必出自職業科技史學者之手🤳。
2000年至2003年♡，科學史所啟動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項目“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綜合研究”，動員了110余位學者通力合作🏨，有力促進了近現代科技史研究。這個項目的主要成果是《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研究叢書》（47冊）💆🏼♂️，這些論著“梳理了一些學科領域發展的重要史實，對諸多問題做了闡釋”，張柏春告訴記者。
再比如🚣♂️，學界對數學家華羅庚和陳景潤的工作👂🏼🤾🏼♂️、沈鴻主持製造萬噸水壓機的工作🚭、航天科技的發展等都有系統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史料整理和口述史工作也很活躍。
張柏春說👮♀️：“楊先生的關註，這也許會讓人們更加重視科學史👼🏼，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參與這方面的研究和知識傳播。”
的確👨🏼🔧，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潛力很大⚁，有海量的史料有待挖掘和整理。但誰來做這種冷門工作🏩？科技史研究的人才隊伍問題讓張柏春有些擔憂🤹♂️，“不是科學史界不用心💇🏼，而是研究者太少。”
科學史所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世界三大科技史專業研究所之一。不過，科技史學科在中國的高等院校發展還很不充分，全國職業科技史研究人員大約有300名左右👩🏼⚕️。此外🈯️，還有一些兼職學者🧕🏻。
有網友在“科學網”公眾號後臺留言表示“願意余生做科技史研究💍，如果能提供穩定的崗位，然而，這個‘如果’卻解決不了👩🚒。”
在張柏春看來👩🏻🍳💧，科技史研究專業性強。這個學科也是有“門檻”的，規範的史學訓練是必需的，科技知識也是必要的🏯。
“看得懂科學家或工程師的工作，就便於從知識內涵上做分析，還要坐得了冷板凳。”他說🎣，“人才可遇不可求📺，畢業生不易找到工作🥂，而用人單位不易招聘到合適的畢業生。”
“跟近現代科技發展的宏大事業相比🥵，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的研究隊伍太小了🦹🏻。”張柏春表示🛷🥙，未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要有崗位、有資金支持來培養人才。
研究科技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
科學技術史，連接科技與歷史的橋梁🕣，“以史為鏡”，為未來“正衣冠”🧖🏽♂️。“它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科學，更好地理解在歷史上科學作為人類活動的復雜性🏌🏿、多樣性🧚🏿♀️👃🏽、豐富性。”劉兵說👶。
“在現有的條件下🙍♀️🙌🏽，推動科技史研究發展還是有許多可以做的”，王揚宗表示，最關鍵的是努力堅持學術研究的實事求是、獨立自主，不能成為各種各樣政策和宣傳的附庸🚬👨👧。“只有真實的歷史才能予以人教益，在這個方面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尤其對於有爭議的科學人物和事件，更需要“實事求是”。劉兵認為，之所以存在爭議，一方面是沒有研究清楚歷史事實🏃♂️➡️，人們產生“想當然”的想法；另一方面歷史是復雜的，學界對其評價也有不同的看法🛌🏻，爭議存在是正常的🚴🏽♂️，“恰恰是有爭議👨🔬，才體現了科學史研究對問題理解的重要性。”
張柏春指出👠，歷史研究，既不必專註於樹功德碑、也不必特意立恥辱柱😬，只須實事求是。“將事件和人物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努力澄清史實🐠，做出理性的闡釋🤴🏽。”
學術研究無止境，科技史研究不斷會有新問題和新視角👰🏽♂️🖖🏽，“它永遠處在逼近真實和真理的路上”🙇♂️🍄🟫，張柏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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