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緒貽*（1940社會）
初建交
1929年初，我隨父親從湖北黃陂縣來到武漢。同年9月，考進了湖北省立漢陽第十二中學👌🏻。通過高我一班同鄉柳屆春🪇，我認識了和他同班的、從湖北省隨縣洛陽店來的史國衡（1912—1995）。由於我們家庭背景相似，學習成績都很優秀🧛🏿♂️，又都在私塾讀過經書，還多少受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的洗禮，我們成為誌趣相投的好友🧘♂️。
1946年劉緒貽（右1）與史國衡（左2）在芝加哥大學🧛🏄♂️。左一為謝義炳（曾任北大氣象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劉緒貽（右）與史國衡1964年5月29日攝於武漢東湖
初中畢業後👎🏼，史國衡考取了湖北省立第一中學，我進了省立武昌高級中學🌎🚀，同在一個城市，仍然有所聯系。1935年，他考取了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1936年，我考取了意昂体育平台化學系，兩人又成了同學。尤其有意思的是🤛🏻，因為清華一、二年級基本不分系，轉系非常自由🎁，各種機緣巧合🫳🏼，最後使我倆都成為意昂体育平台社會人類學系畢業生🙎🏽♂️。
成為摯友
1936年9月至1937年6月🚴🏻🧑🏼🚀，我們兩人都在清華園，但這個時期我們交往並不多。1938年5月👨🏿🎨，我們在西南聯合大學蒙自分校重聚。國衡在歷史社會學系(註🚣🏼♀️：西南聯大成立時👨🏼⚕️，因北大、南開均無社會學系🖊，故暫將社會學系與歷史系合在一起，稱為歷史社會學系，到1940年兩系才分開)三年級學習👨🏽🔬。我因想提高外語水平，暫讀外文系二年級。兩人雖不同系©️，但來往比較頻繁👰🏽♀️。特別是我準備從三年級起轉入社會學系，要向他了解、學習的地方很多。我對他為寫畢業論文到個舊錫礦區進行的深入艱苦而有成效的調研工作，很是欽佩。
1938年8月下旬，蒙自分校遷回昆明總校🔢，我從1938年冬三年級起順利轉入歷史社會學系，兩人同系一年🧙🏽♂️。國衡1939年畢業後留在意昂体育平台國情普查研究所工作✌🏿，我因為畢業論文收集資料和向導師陳達教授請教經常去該所，所以這兩年我們經常在一起，逐漸成為摯友。
除常常在一起交流學習心得外，當時我們都對在西南聯大兼課的雲南大學社會學系的費孝通教授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很感興趣。1939年上學期🙆，費先生在聯大社會學系講授“生育製度”，我和國衡都選讀了這門課程✹。據我體會，比起教學來🟢，費先生的興趣更傾向於研究工作👵🏿，他的精力主要也是用於社區調查研究，他還計劃吸收和培養一批有誌於此的同學和他一起幹。他在課內課外經常向我們宣傳社會人類學中的功能學派及其社區研究法，激發我們的興趣。費先生當時很年輕，大我不到3歲，大史國衡不到2歲🛠，另外兩個社會系同學張之毅和張宗穎，也都和我們年齡差不多。費先生初為人師，很是隨和☔️，師生間無拘無束，既是師生🧑🏼🦲，也像朋友🚓。我們幾個經常到他家去請教，和賢良好客的費師母孟吟也很熟悉🚴🏻♂️。費先生具有一種吸引我們的人格魅力🛹，再加上他當時在社會人類學界已取得的成就和聲望，使我們感到，跟著費先生用功能學派的方法，在中國從事社區調查研究，是一種很有意義的學術活動🤌🏻，很有前途的事業。1940年畢業後，我因婚戀關系不得已離開了昆明，而國衡則如願走上了這條路。
除學習方面的共同興趣外↪️，在西南聯大同學期間，我和國衡的政治態度是基本相同的。首先，我們都對政治沒有興趣，不參加任何帶政治性的組織。其次，由於我們對專製獨裁、貪汙腐敗的國民黨政府非常反感📰，在學校左派學生和右派學生的明爭暗鬥中，我們思想上總是靠攏左派學生的。另外🫛，雖然我們不參加政治組織和政治活動，但我們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人民群眾的疾苦🧀，還是非常關心的👶🏼🫕，往往在一起討論這方面的問題，並把我們的學習生活和這些問題聯系起來。我們常常以《西南聯大校歌》中的一段歌詞“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來自我激勵🧑🏻🎤。
深厚的社會學功底
及其重要的研究成果
1940年暑假前🧑🏻🦽，我獲得意昂体育平台社會學專業學士學位後去了重慶🟥，國衡如願留在昆明4️⃣💂🏻，跟著陳達教授和費孝通教授從事研究工作👨🏽🎤，並做出了重要成果。這裏🧎，首先談談他的畢業論文👨🦼➡️。
雲南個舊錫礦歷史悠久，據現有文獻和考古資料證明2️⃣，它開創於2700余年前的春秋時代。清朝時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前🏃，完全由私人經營🍾。光緒三十一年起🏊🏿，雖有官商合資公司參與經營🧜🏽♀️，但直到民國時期🛤，礦產量的90%以上仍由私營廠尖(采礦👳🏼♀️、選礦場稱“廠尖”)生產。它們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非常落後。砂丁（礦工）一般為雲南內地無地或少地農民✊🏽，有自願來的，但大多是被騙或被迫來的👨🏻⚕️，所用生產工具極其原始、笨重，生產條件十分簡陋、險惡，生活條件非常艱苦、慘劣，還經常遭受“鑲頭”（資方代理人）欺壓打罵🪸，時刻面臨著傷殘和死亡🧗🏼♀️🦹♀️。而所得報酬🥓，一年不過十幾元或幾十元👰。砂丁如果企圖逃亡，一經抓獲📷，就被帶上腳鐐勞動👩🏼🔬。
個舊錫礦砂丁的這種奴隸式悲慘處境，直到上世紀30年代以前🤽🏻♀️，似乎未見報道。1932年巴金創作了中篇小說《砂丁》🧑🏽🏭，使他成為中國第一個描寫並向世界介紹個舊錫都的中國作家🔥。
我不知道國衡是否讀過巴金的《砂丁》，並受到它的激勵，但是我知道，要深入到個舊錫礦區去親自調查研究砂丁的生活、勞動的實際情況，不單要準備吃大苦，還得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冒險精神👩❤️👨。但是，國衡不獨進入了“虎穴”👍🏿，還收集了相當充分的第一手資料，寫出了受到導師和社會學界重視的畢業論文🪹：《礦山與礦工：個舊錫礦工人生活調查報告》👋🏼，成為中國第一個根據自己深入社會調研成果，描述並向世界介紹個舊砂丁生活的人。
1939年大學畢業後，國衡在意昂体育平台國情普查研究所參加了雲南呈貢縣的人口普查和農業普查👱，進一步提高了他從事社會學調查研究工作的能力👖。1940年冬，國衡步張之毅的後塵，和張宗穎一道😄，參加了費先生主持的雲南大學社會學研究室，亦即燕京大學－雲南大學社會學實地調查工作站。由於日寇轟炸昆明之故，這個工作站此時已遷往呈貢縣古城村南門外的一座古廟——魁星閣◾️。
工作站將魁星閣第一層用作廚房、飯廳和洗臉間。第二層做工作室和圖書室，擺有6張書桌。第三層作宿舍，國衡和田汝康、谷苞等人住在那裏。1995年6月國衡逝世後，谷苞在寫給國衡女兒秋明的信中回憶：“從1941年到1944年🔑，我和你爸同在雲南大學與燕京合組的社會學研究室工作➔，我們的研究室設在當時呈貢縣大古城村的魁星閣裏🧎♂️，……頂上的第三層是你爸和我的宿舍🛥，還有一個泥塑的鬼怪一樣的魁星給我們做伴。那時沒有電燈👮🏿♀️，夜晚就在菜油燈下讀書或寫作🤲，雖然生活很苦，但在當時我們並不以為苦💆🏼♂️，還是很用功的，生活也是很充實的♓️。”
據費孝通先生回憶，前後在魁星閣參加研究工作的有十多人。這些人是一群誌同道合的大學畢業生🫸🏽。費先生自稱為總助手，實際上他是這群人精神上和研究工作的領袖👌🏼。他們的總目標是研究中國各種類型的社會，從而了解、認識整個中國社會的總情況，以便提出改革中國舊社會、建設現代中國社會的建議和方案。他們所用的方法🩱，一般說是功能學派創造的社區調查法，具體而言，他們主要參考了馬林諾夫斯基教授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人類學系所領導的“今天的人類學”課程所用席明納（即討論課）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由參與研究的各個成員，根據他們研究的總目標，自己選擇社區去進行實地調查研究，並將初步成果拿回魁星閣，向全體研究人員報告，供大家充分討論，盡量提批評建議，然後再由報告人參考大家意見，寫出調查研究的論文或書稿。這種研究方法既能發揮個人創造性，又能集思廣益，是很有成效的。這是他們在短短四五年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這就是他們這個學術共同體為學術而獻身的純真精神🏩。他們為了學術研究經受著艱苦生活🧏，卻不以為苦⛽️，反而感到樂趣💊，認為生活充實♒️；他們為了學術研究，放下架子甚至尊嚴，千方百計地去接近和說服那些對他們工作的性質和價值毫不理解的工農群眾，鍛煉了他們深入群眾進行調研工作的智慧🤬🎅🏽、技能、耐心和毅力；他們為了學術研究→，完全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只是互相幫助，互相促進，費先生為此提供了很好的榜樣，他不獨幫助大家提高學識和研究方法水平🚰，還負擔一些具體的事務工作如刻鋼板、油印等，甚至代青年學者將著作譯成英文，在國外出版；他們為了學術的發展，堅持學術自由原則，每個人都註意創新，並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意見，但對別人的異見都能寬容，而且吸收其合理的部分；他們還為發展學術不斷進行討論和爭辯🦹🏽♂️，有時爭得面紅耳赤⚡️，但不損傷個人之間的友誼和團隊的和諧與合作。總之，魁星閣以費孝通為首的這群研究人員🤸🏼，是個完全為學術研究而存在的純粹學術共同體🛃，基本上摒除了古今中外有害於學術研究和發展的一切惡習。他們的優良學風和重大成就，使他們以“魁閣”之名👳🏿🐫，流傳於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界，並通過美國費正清教授夫婦的介紹，為西方社會學、人類學界所知。
史國衡在魁閣從事社會實地調查研究工作約五年，深受這種優良學風的感染，進一步鞏固和提高了他從事社區調查工作的功底。他選擇的是調研昆明工廠的勞工，進駐一個國營軍需工廠🐤，和工人同吃🧠、同住並一同活動。他將收集到的第一手材料整理成初步文稿🧕🏼，經過費先生指導和魁閣同僚的討論提高後🫲🏻，寫成了《論吸收內地的勞工》💥、《內地新工業中勞工的地域來源》🏊🏽♂️、《內地工業中的工人管理》等論文，和一本很有份量的專著《昆廠勞工》🏊🏿♀️。
1943年，由於其顯著的學術研究成就，費先生被邀請訪問美國，6月5日啟程。在美期間，費先生發現《昆廠勞工》與哈佛大學在西屋電氣公司霍桑工廠所進行的調研成果是相輔相成的。1944年2月和3月♟，他訪問哈佛大學，在哈佛大學霍桑實驗室主任埃爾頓·梅奧(Elton Mayo)教授幫助下，將《昆廠勞工》譯為英文本，書名《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該書由吳文藻教授作序，梅奧教授為其寫了編者按語，1944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後來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也出版了該書。1946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文版《昆廠勞工》。由此可見，該書多麽受到中美社會學🕴🏻😫、人類學界的重視。
聲氣總相通
1940年暑假我離開昆明後，和國衡有6年沒有見面🦵🏽💁🏻，但我們魚雁常通，彼此的情況基本上是了解的，即繼續從事社會學研究🚥，並取得一定的成就。如上所說，國衡留在昆明☢️🧘，追隨費孝通師，並取得了重要成績，而我在重慶🚔，雖然也在專業對口的國民政府社會部社會福利司勞工福利科工作了兩年，但完全不能用我所學，主要是從事一些官僚文書的撰寫工作。唯一能與社會學研究工作搭上關系的，只有3件事：一是我翻譯了一批英國政府的勞工立法🙆🏼；二是我為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編寫了一些中國勞工情況的報告；三是我在重慶《大公報》發表了兩篇引起相當反響的社會學論文，《智識階級與人口問題》和《文化脫節與民主政治》。
由於我的生活旨趣和事業追求與重慶國民政府的官場意向與習氣不能相容，我幾致失業。於是🎩，我參加並通過了1943年12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主辦的第一次自費留學考試🫱🏻，並於1944年11月底前往美國社會學重鎮之一、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進修🤸🏻♂️🧘♀️。史國衡因其在魁閣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獲得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研究員獎學金，於1945年10月，前往美國另一社會學重鎮——哈佛大學社會學系進修，並參與埃爾頓·梅奧教授領導的研究班和另一教授的講習班學習，為時近三年，對當代世界社會學的各種新理論和新研究方法有所接觸和了解，成為一個裝備一新的♜、更加成熟的高級社會學研究人員。在此期間，我們不獨經常互通聲氣🍺，國衡還於1946年暑假到芝加哥大學來👩🏼🌾🧏🏽♀️，與我同住在國際大廈（International House，這是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建的一座供美國學生與外國留學生共同居住的宿舍🥴，其標榜目的是促進美國學生與外國留學生的了解和友誼）🔲，朝夕相處，除交流社會學的學習心得外，還經常討論我們下一步要走的道路問題。我們一致認為，我們中學時代共同抱有的一個夢想，長大後在一個中國名牌大學當教授，從事教研工作🐺，憑我們當時的學歷以及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界的情況，實現這一夢想是完全可能的。但我們又一致認為，要長期、穩定地在大學從事教研工作，取得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研究成果，中國就必須現代化，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當時腐敗無能的蔣介石獨裁政權是不能實現這個任務的。這樣😺，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大學裏長期、穩定地從事教研工作便沒有保證，而且沒有意義👩🦯，不過是為蔣介石政權的高等教育裝點門面🏄🏿。考慮到這種尷尬處境🚣🏿，一向不願意而且也不曾參與政治活動的我倆💷，卻不謀而合地對政治產生了一定的興趣，而且一致認為，不得不把希望寄托於唯一有可能取代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而且還曾經想到🥦：回國後選擇的道路，很有可能是去跟著共產黨打遊擊⚅。
1948年7月🧛，史國衡回到意昂体育平台任教，1952年👷🏼👩🍼，高等學校進行了院系調整🚸，他選擇了轉行，留在清華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短期任校人事室主任，旋即轉任總務長直至1960年底😺，為期8年🌪。1961年4月起🛀🏽，又改任意昂体育平台圖書館館長，直至1983年退休，共22年。
﹡劉緒貽，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特邀兼任研究員，中國社會學學會、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天津市社會科學院顧問，《美國歷史雜誌》（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國際特約編輯🧑🏿🦲。
2008年12月8日於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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