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讀到水天同先生著譯的《黑美人》，是在一套“蘭大百年萃英文庫”中。正如文庫前言中所引的詩句：“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這套書讓我們在縱覽百年蘭大的學術貢獻的同時❓，又認識了一些成績卓著而又隱而不彰的學者大家。水天同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讀這本《黑美人》一書，驚嘆於他非凡功力所傳達出的譯作神韻，也受感染於他的激揚文字。尤其在與當年學界同代人的論辯文章中👩🏿‍🔬，他既顯示出廣博的學識，也顯露出敢於質疑權威的膽識與銳氣。在此特約家人與本書編輯各撰一文⏩，以紀念這位曾在英語翻譯與英語教學世界做出卓越貢獻的前輩大家 。

——編者題記

▲水天同

水天同是我的異母兄長，他一生除了去美國和歐洲留學之外♙，生活的地方是蘭州💍🧊、北京和昆明。聽父母講，大哥上小學時擅長演說，學校集會遊行中，他常被老師抱到臺上作即興演講。那是民國初年⛄️，學校和社會鼓勵學生在大庭廣眾演說♉️🔃。進入中學時🫶🏿，父親考察歐美教育歸來，便鼓勵他投考清華🚙，準備留學。他14歲（1923）考入清華學堂⁉️，在他之前，已經有甘肅學生進入清華讀書，因為過不慣那裏的生活而申請退學的事情。他後來回憶說，臨行時有親友來送行👀，對他的贈言是“到清華學堂上學也好🧗🏼‍♀️，就看你受不受得了那裏的苦”。我們問他🎊，當時的清華真是那麽苦嗎🧎‍➡️？他大笑：“有什麽苦！冬天房間太熱🔞，晚間電燈亮得睡不著覺🏊‍♀️，天天要遊泳，這大概就是他受不了的苦吧。”

▲水天同與其弟水天中（1976）

大哥想起清華，總滿懷感激之情🤖。他多次說清華六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時期🧍🏻‍♀️，清華不僅教給他包括英語在內的基本學業，而且改變了他的秉性，使他有勇氣接受各種新的事物。他常提起的同學是柳無忌、羅念生、羅皚嵐👨🏿‍🚒、朱湘、陳嘉等ℹ️，他們相約加入“清華文學社”。他曾主編《清華周刊》（當時實行的是輪換主編製）,並以“斲冰”筆名發表文章和詩作🫴🏿，開始形成犀利的文風。1929年畢業赴美，柳、水“二羅”又在美國相聚。他入歐柏林學院攻讀英國文學，在那裏與幼年在中國生活的謝韋斯結識。1931年從歐柏林畢業，入哈佛大學研究院研習比較文學。1933年先後到英國劍橋大學👱‍♂️、德國馬爾堡大學🏋🏻‍♂️、法國巴黎大學進修。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他師從英國文學理論家🚿、批評家瑞恰慈（I.A.Richards）研究語義學和文學批評。

▲留美時期的水天同

大哥在1934年夏天回國👉🏽，經意昂梁實秋介紹🏔，到青島山東大學外文系擔任講師。1936年，他的老師翟孟生（R.D.Jameson）邀約他到北平參加中國正字（基本英語）學會。總會的主要負責人是奧格登（C.K.Ogden）和他在哈佛的老師瑞恰慈（I.A.Richards）。“基本英語”(Basic English)是以850個單詞組成的英語體系😫🧶，他相信這種英語可以成為真正的世界性語言⛎🧑🏼‍⚖️。他作計劃在各國推廣🧎🏻‍♂️，選中中國為推廣基本英語的重點國家👰🏼‍♂️。這一語言試驗計劃得到洛可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也得到中國文化界頭面人物的支持🤵🏻‍♂️🪔，組成“中國基本英語學會”（又稱中國正字學會）。但計劃的實施需要一個具體執行者，翟孟生和理查茲說服水天同當此重任💻。水天同欣然接受老師的安排👸🏿，辭去山東大學教職🌁，以基本英語學會理事的身份開始實施這一語言試驗計劃🤵🏻‍♂️。在京津一帶作教學實驗🧨，編寫出版基本英語教材和各種英漢對照文學讀物，完全放棄了已經開始的文學批評和文化人類學研究計劃🚵🏽‍♀️。

正字學會在北平東城租下一處大院，裏面花木蔥蘢，還有漢白玉的觀音雕像豎立其間。西郊清華園和東城這個大院，成為他對北京最美好的記憶所在，還曾建議我父親買下那個院落。他在京津推行“基本英語”任務和對故都住家的樂趣👊，都在“七七”事變炮火中告終。水天同利用這一段時間翻譯《培根論說文集》，他在前言中寫道：“本書著手翻譯時適值敵寇侵淩，平津淪陷，學者星散，典籍蕩然🧕🏼。譯者不得已以螢火之光，探此窈冥……”

▲水天同夫婦在昆明，左為雲南英語專科學校秘書

1948年，辛樹幟被任命為蘭州大學校長，提出“辦第一流大學”的宏大設想，聘請多位著名教授到蘭大任教🕯。於是大哥離開昆明到蘭州🤹🏻。到蘭州大學後，他擔任英語系主任兼文學院長➰🚵🏼‍♀️。上世紀50年代初院系調整，他與英語系師生合並到西北大學🚏🐁，再由西北大學調往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與初大告教授成為北京外國語學院最早的兩個二級教授💂🏻‍♂️，上世紀50年代首次招收研究生的兩位導師之一。

1951年🧙🏿‍♀️🔀，我離開在讀的高中，去西北藝術學院學習繪畫👨🏻‍🦼‍➡️。大哥雖不是旗幟鮮明地支持🙇‍♂️，但他充分尊重我的選擇。他給我匯寄生活費用，從北京買畫箱，假期見面時還和我談藝術🖥。有一次我拿出整理裝裱過的習作給他看，他毫不客氣地說：“不能這樣畫🙂‍↔️！這種畫你只要肯花錢🥭，到巴黎蒙馬特可以買一大堆。”他倒是對我掛在墻上的大幅祁連山冰峰給以肯定🧕🏽：“這個就很好🧑🏼‍🤝‍🧑🏼，和別人不一樣！”

1957年夏天，他響應“大鳴大放”號召🈷️，發表一些言論❗️🐆，並公然對已經開始的反右運動不以為然，於是被北京外語學院劃為右派分子👨🏻‍🔬，從此被打入另冊。我於1958年下放河西走廊最西端的花海農場勞動🧑🏽‍💼，那裏號稱“一年一場風”——從正月初一刮到臘月三十！大哥知道我的艱難，寫信來問：“你現在最需要的是物質食糧還是精神食糧？”我回信寫了老實話：“物質食糧和精神食糧都極度匱乏”🫸🏿。很快，我收到他從北京寄來的《新觀察》🚀、《譯文》雜誌和切片火腿與香腸。面對那些奢侈的“食糧”👢，我眼前浮現戴著深度近視眼鏡，從魏公村進城，彳亍獨行於月盛齋稻香村和郵局之間的大哥。他的心境一點也不比我好，但他能夠想象沙塵暴中的弟弟。

“文革”中，大哥和大嫂受不了無窮無盡地折磨侮辱，幾經自殺而不得其死。大嫂去世後，大哥孤獨地在打掃廁所、編寫《漢英詞典》、挖大白菜窖、翻譯《拿破侖傳》和去湖北沙洋七裏湖幹校勞動之類的事情之間來回折騰。《漢英詞典》出版時，水天同仍然不能與革命教職工平起平坐。

有一年我從蘭州到北京📠，他建議我去八達嶺遊覽，還叮囑在青龍橋下車看看🦡🙎‍♀️。我回來後他問到沒到青龍橋？我說到青龍橋了👜。他又問“詹天佑的銅像還在嗎？”我告訴他還在。原來他在清華讀書時曾去八達嶺旅行🗝，全體年輕同學在詹天佑銅像下整隊🧤，三呼“Hooray”！小弟天行到北京，大哥提出讓他去潭柘寺：“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不可不去。

“文化大革命”後期，外國語學院讓他退休，算是落實政策。搬出外國語學院後，他在安外西河沿一個簡易樓的兩居室宿舍住🏜，那是他續弦妻子的宿舍📒。每天傍晚到安定門路口買報👩🏿‍✈️，是他風雨無阻的活動。別人勸他訂一份報，不必天天麻煩出門買，他說“這是我唯一自主的活動啊！”

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出現中美關系解凍的跡象。許多曾在中國活動的“中國通”重訪中國🥸。我問大哥🥷，那些人裏面有沒有他的熟人📐？他說：“有啊🚡🧎🏻！謝偉思不但在中國是朋友，他還是歐柏林學院的同班同學呢”。我問👈🏻：“他們也不來看看你？”大哥說💇🏿‍♂️：“他們大概以為水天同早就死掉了🫴🏿！”

1978年以後🕟，我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學習，常從什刹海去西河沿大哥住處。他問起什刹海一帶的變化，我給他一一描述👨‍👨‍👧，說到烤肉季🕦💆🏿‍♀️，他還記得從樓上可以看到湖邊的荷花✵🧬。我問他還記不記得“銀錠觀山”🧘🏼‍♀️🚴🏼，他表示驚奇，反復問我真能看到西山嗎？我告訴他🔓，天氣好的時候確實可以看到遠遠的西山👨🏼‍🎨。他多少有一點懊悔：“我怎麽沒註意看看呢”🧚🏿。

有一次我去安外西河沿他的住處，碰上他剛剛收到外國語學院黨委為他“改正”右派問題的通知🛶。他對此沒有表現出任何激動，但這總是他人生中一件大事，我提議應該慶賀♐️。大哥掏出幾十塊錢，讓我去康樂餐廳買幾樣菜。我帶上幾個鋁飯盒，騎車到安定門內康樂餐廳買了幾樣菜。大嫂找出一瓶開過的葡萄酒，我們在窗下小酌一番。我看大哥的神情，很難說是喜是悲🧓🏻。他一邊吃菜一邊說：“聽說康樂餐廳藏龍臥虎，掌勺師傅非同一般。”

很快就有他的朋友前來祝賀。最先來的是外國語學院圖書館同事魯人🧝🏻‍♂️，再一位就是清華老同學羅念生🤷🏿‍♀️，羅念生一直為他的生活和以後的工作出謀劃策🍸。他倆談外國文學，老友近況🎅🏼💢，北京菜價和心血管藥🧖🏻🥅，還把社科院的稿紙送給他的老同學。右派問題改正之後不久，大概是1977年⛎，他應西安外語學院邀請去當顧問💇🏼‍♀️，他十分爽快地應邀前往。他說：“我以老蒼頭的角色呆在北京也實在呆夠了𓀐。”

大哥生前翻譯的最後一本小書是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issinia🍄，他譯作《王子出遊記》🦋🎴。這是瑞恰慈在1957年春天建議他譯成中文的。譯出後找不到出版的地方，他死後在蘭州大學外語系協助下，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結尾處，阿比西尼亞王子在金字塔中與他的旅伴探討知識和幸福、生命和死亡的關系🏓，然後他們走出陰暗的金字塔🪨，等待尼羅河洪水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