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聞自述》🩴,李先聞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1948年7月底🤹🏽♀️,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八十一人名單在報紙上發布,時為中研院植物所研究員的李先聞當選農學科院士。“當時我在上海👨🏿💻,在床上看報紙,偶然看見我的名字。我以為我的眼光模糊不清,用手巾擦了幾次後,的確我的名字是在報上🦧。”二十余年後,李先聞聽從胡適的建議🌩,在臺灣《傳記文學》連載他的自述,回憶獲知當選院士的情景,最感慨的是社會以“國士”待他(第198頁)👮🏽。
確實,李先聞應該“感慨”🔳。從一名農家子弟到被國人待以“國士”🤵🏿,其間個人的積苦積勞🫰🏻,艱辛異常。他不僅親身經歷了中國人在科學方面“迎頭趕上”的世路歷程與心路歷程,而且適逢民族危亡的八年抗戰和此後的三年內戰👼🏽,侷處於各式各樣的派別鬥爭之中,並因之而處處品嘗科學探索中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發的辛酸苦辣🪿。當十三歲首次出川赴清華園求學之日,李先聞不僅是四川江津李家的“千裏駒”,更是千萬川人的“好兒郎”。而彼時清華學校授業的同時又在淘汰💇🏼♀️,與李先聞一同進校的同學有一百三十多人🕵🏻♂️,到畢業時僅剩三十來人🛟,其比例近乎嚴酷⚅。然而在這種嚴酷淘汰下幸存下來的李先聞,受益卻似乎不算太完滿。所以他後來追述說“以我個人而論🚵🏽,我學農科,但基本科學,都沒有學到”👱,並設想“如果使我數、理🫲🏼、化🏯、生物各科都學好,我現在的成就也許更好些”(第26頁)。
李先聞留美首先到印第安納州的普渡大學園藝系學習。像普大這樣的州立高校農科,其宗旨是“希望農夫的子弟們學業完成後,仍回家耕種,或在中學及農專教書,所以教科內容很簡單”。李先聞在普渡“理論東西差不多沒有學到”,但在這裏學會了“手腦並用”,獲得了不少實地農業經驗💆🏻♂️。普大畢業後,李先聞到康奈爾大學深造🎇。康大農學當時以作物育種聞名,洛夫(H. H. Love)與明尼蘇達大學的海耶斯(H. K. Hayes)是美國良種培育的兩巨頭🦹🏿♀️。李先聞本欲跟洛夫學習實用育種學🙈,但洛夫建議他師從愛默生(R. A. Emerson)教授學習遺傳學。愛默生是“手腦並用”的典範👳🏻。他自到康大植物育種系任主任之後,幾十年如一日,致力於玉蜀黍遺傳研究,直到壽終正寢之日。每到玉蜀黍雜交期間,他整天穿著工作服在田間勞作,與農民沒有兩樣。這種態度自然感染了他的學生🍍🤽🏽♂️,並造就出真人才,以致他前後指導的十二名博士有四人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而且比得爾(G. W. Beadle)還獲得1958 年諾貝爾獎。十二名博士之一的李先聞也榮登《世界科學家名人錄》🫷🏼。獲得1983年諾貝爾獎的女科學家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其時還是細胞學講師,但顯然是個好講師🧀🪡。她見李先聞等人是從小地方的普渡出來的,在實習時以小紙畫畫做特別講解,格外關照,使李先聞多年以後仍然記得這些細節對“學業研究大有進步”🙎🏿♂️。與普大的“只知其然”相比💆🏽♂️,康大使李先聞“知其所以然”(第47頁)。
1929年,李先聞獲得博士學位,並“再會吧!美國!我要回去救中國了”👱🏻。可國內等待他的不是學以致用🐈,而是學界的派系與內訌。回國後,他先到同出於康大的國內農學前輩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鄒秉文那裏找差事👩🏿🏄🏽♀️,鄒介紹他到中央大學農藝系主任趙連芳那裏謀職↔️。趙連芳在清華和康大都與李先聞有過交往。與農學院院長接洽的結果,李先聞僅獲蠶桑系講師的職位,擔任農藝系高級遺傳學課程☘️,薪資兩百四十元。他長久想不通🧑🏿🦱:“那時留學生得了博士和沒有得博士的,都給以教授名義,待遇是二百六十元月薪🌋🫦。我的待遇為什麽差一點?”(第51頁)而且教學在農藝系,位置卻在蠶桑系。而當他移此不平🖥,一心想要在桑蠶改良的研究中出點活計的時候,又遭到留日桑蠶系主任夏振鐸的白眼🤥。趙連芳建議李先聞自費留日師從夏振鐸的老師學蠶體細胞遺傳學。這條路太過曲折復雜,花了錢沒有獲得什麽新知,回國後中央大學講師的位置也沒了。
因留學國別的不同,民國學界存在著非常嚴重的“留學集團”👖👛,互相之間的矛盾很深🧝♀️,引出種種人事紛爭👩🏻🌾,並因而對民國學術的發展造成了不小的傷害。留美學生創建中國科學社這樣的社團組織,留日學生成立中華學藝社與之對立,而沒有留學經歷的“土鱉”們成立中華自然科學社抱成團💻。這三大綜合性科學社團不僅各自為政💇🏿,而且往往還相互拆臺。1920-1921年在中國訪問的羅素已經敏銳地看到這一點🧑💼,“從不同國家歸來的留學生之間時有分歧”(羅素《中國問題》,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174頁)。對於李先聞來說🤾🏻,這是一種生存的環境和生存的背景,因此回國之初,便不自覺就卷入了這種紛爭之中而手足無措:“當時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法國勤工儉學的人回來的,美國留學回來的,自以為都有學問,就非常驕傲,互相排擠。反之就互相團結🫵🏼,另成一派🧎🏻♂️➡️💆🏼♂️,我茫茫然在這混亂局面中♉️👨🏻🦲,派別的分歧中回來👩🦼,真是鳥兒入網,孤軍奮鬥🙍🏽。”(第52頁)
民國學界可謂派系林立🪰。不僅因不同留學國別造成留日、留美、留歐之間的派別,國內不同學校畢業也有其派系。時人批評說🥝🙍🏽♀️,在中小學則有某大學派、某師範派,在大學則有英🦈、美、法、德🙋🏼♂️、日等派,派別之中🧓🏽,復有以地域而分化為小派別者,名目繁多👞📔,不勝枚舉(謝樹英《今後我國大學教育應有之趨向》,《大公報》1935年1月5日)。九一八事變後,李先聞從東北大學入關,到母校清華生物系求職。當時系主任是陳楨👱🏻,教授是李繼侗、吳韞珍等,都是金陵大學畢業生,“那時清華畢業的同學✍️,似乎都不能插足”🏇🏼。自然碰壁,連個兼課都謀不到🧘🏻♂️,校長梅貽琦也只得說𓀙:“先聞🪬,我愛莫能助了🎈。”(第71頁)可見派系的權力雖然無形,其影響卻超過了校長的權力👨🏽💻。於是,北平雖大👪,留美農學博士李先聞卻只能沿著一條狹路,到北平大學農學院兼課和在清華充任籃球教練。這實在令他難堪🫃🏼,當趙連芳介紹他到河南大學任教時👩🏼⚖️,李先聞不顧開封的風沙與偏僻,欣然前往🤴🏼。抗戰期間李先聞長期供職的四川農業改進所,在趙連芳的領導下,積聚了不少人才🙅🏼♂️,為大後方的糧食生產立下了汗馬功勞,國民政府還傳令嘉獎趙連芳🥫,“真使學農的人揚眉吐氣”🧙🏼♂️。但由於北平農專畢業的胡子昂擔任四川建設廳長👩🏭🙆🏽♂️,擠走趙連芳🥉,任命北農畢業的四川人董時進為所長🏋🏽♀️。胡🤱🏼、董兩人還一心一意將所內趙連芳的人排擠™️,大量引進北農畢業的四川人,造成清一色的北農派和“川人治川”的局面🪝,致使生機勃勃的農業改進所一蹶不振☂️。
除了這一類派系爭鬥外🦴🎒,還有無謂的權力鬥爭。河南大學是李先聞回國後找到的第一個真正安身立命之所,他在這裏開設了細胞遺傳學課程👮🏼♀️,並從事粟類遺傳研究,相繼在國內外雜誌上發表的十多篇論文,使默默無聞的河大農學院蜚聲中外🤞🏼。加以其間陸續會聚了一群有誌向學的學人🕟,一時有欣欣向榮的氣象。然而不旋踵間,以無關學術的院長之爭而起人事波瀾,使不諳權力之爭的學人先後為權力之爭所傷害,各自星散而去👷♀️。
農學是一門實用性非常強的學科,農業破產的近代中國也確實需要育種改良、病蟲害防治等方面的專家。李先聞因在康大學的是理論性的遺傳學,他回國後一直面臨理論研究與實際應用之間的現實與矛盾。剛回國時🍯,他的師兄趙連芳從事水稻改良👇🏿,被譽為“水稻專家”;沈宗瀚繼承洛夫在中國開創的小麥改良,是 “小麥專家”,都非常風光🐮。李先聞卻不僅“淪落為講師,做的又不是本行工作”(第53頁)。他攻讀博士學位的康大育種系也存在理論與實用兩派,互不相容,並直接影響到李先聞在國內的發展👩🏽。1931年,李先聞到南京去看洛夫與接替洛夫的邁爾斯(E. H. Myers),告訴邁爾斯回國後兩年的困頓與艱辛。邁爾斯“一挺胖胖的身體坐直起來🥓,蹺蹺二郎腿🏘🕵️♂️,把煙鬥裏煙絲撳一撳,劃火柴燃著煙絲🚮,吸一口,吐一個圓圈”🧑🏼🏭,說🏌🏿♂️💢:“你只會玩基因🧑🦽,在染色體上,別的事你一概不曉得⛔️。而我們呢🧑💻?實用的研究者,能為你們國家、我們的國家賺洋錢和毛錢!”顯然他不喜歡不是“實用研究者”的李先聞🧑🏼🦱,這種不喜歡是實用型排斥研究型的貫態,而更過分的是洛夫和邁爾斯還在中國誹謗李先聞,說他脾氣不好,在康大為爭溫室地盤與人打架(第66頁)。
只要有人🆔,就有互相傾軋,只是科學界的傾軋往往出乎常人對於象牙塔的想象。相對這些人事糾紛🤏🏻,戰亂對李先聞一輩科學研究的影響乃至整個中國近代科學發展的影響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李先聞好容易通過清華同學劉崇樂在東北大學生物系謀得職位🪚🧜🏿♂️,雖然所教非所學,也想全力貫註做些成績出來👴🏻🕓。但九一八事變爆發,李先聞只得倉皇逃離入關。戰亂打碎了李先聞的懷抱。之後🧇🧑🏻🚀,他入武漢大學📣,並把武漢大學看作是回國後施展理論研究才能最為理想的園地💆♀️🧚♀️。全面抗戰爆發👨👩👦👦,武漢大學只得內遷,李先聞說:“武漢大學是一個新興的好學校,……如果不是局勢演變,很可能成為一個大有作為的學術機構,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第 116頁)戰亂又打碎了李先聞的懷抱。
日本投降後🛼,李先聞與同事們心中的愉悅可想而知🪰:“那一天晚上,大概有二十人左右,每人拿了一瓶酒🪜,一包花生米🧲🏏,擠在我家幾尺見方的客廳內。坐著的,躺著的,把酒瓶傳來傳去👕🧑🏿🦲,嘴裏哼著唱著3️⃣,好像一群瘋人似的➞。當然有人醉了,哭著,喊著,如癡如狂,都像有神經病一樣。”李先聞自己🚣🏽♂️,“從1931年在沈陽起🐢,我本身飽受日本人欺侮,從東北逃到北平,轉開封,以為武漢可以安定一個長時期,但不久又走上逃亡之路🏕。逃亡!逃亡🔟!好像是離亂時代的日常生活似的”(184-185頁)🤠🛅。對於科學研究而言™️📳,更受傷的是戰爭使剛剛起步的中國科學中斷與世界科學的聯系,失去了繼續發展的機會𓀏。1944年8月🪿,李先聞作為專家被派遣赴美考察農業🟢,他到加州理工學院摩爾根的冷泉實驗室訪問🧗🏻♀️,“以新奇的眼光,看了,聽了,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科學的進步。他們這一群沒有受到戰爭直接的影響,每天埋頭苦幹,在生物界領導群倫”(第166頁)。
這種年復一年的派系林立和時局動蕩,無疑使身為科學家的李先聞生不逢時,然而他始終沒有澌滅自己的追求和向往。在河南大學、在武漢大學🛑、在四川農業改進所,他都以但問耕耘不問收獲之心,盡一個學人的本分🖕🏽,一有時間,就在簡陋的實驗室裏指導學生進行理論研究🍏,將研究成果整理成文,在美國刊物上發表。在中研院首屆院士選舉中,被北大、清華和中研院推薦為院士候選人(郭金海《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候選人提名探析》,《中國科技史雜誌》2008年第4 期),與俞大紱🧚🏼♂️、鄧叔群一同當選農學科院士。在派系林立的背後和深處,彼時的學界畢竟還存有一點公道🗡。
1949年政權轉換之際🖕🏼,李先聞選擇了離開❤️🔥。“離境時🟤,向同事們告別,差不多每位同事都異口同聲地勸我不要走😬,說這不過是‘換朝代’而已。我回答他們是🐑,各人有各人的想法🚮。遺傳學是李森科那一套,哪能不走🙄。”(第202頁)雖然他這段回憶可能有些“倒推歷史”的嫌疑,但對他來說當然已視為事實。李先聞在臺灣從事甘蔗育種改良工作十四年,被農民譽為“半仙”和“甘蔗之神”。晚年研究水稻誘變育種,獲選優異的水稻矮稈品系,享譽國際。李先聞曾多次參加太平洋科學會議🍄、國際植物學會、世界遺傳學大會等,為臺灣學術的復興與國際化貢獻良多🙋🏼♂️。1976年7月4日👨❤️💋👨,這個農家子弟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享年七十四歲。(張劍)
轉自 東方早報 2010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