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際遇，對於歷史中的西南聯大師生來說,他們趕上了一個最壞的時代，國家被強敵入侵，他們的青春註定帶著戰爭的硝煙。這是一種苦難。而他們卻在苦難中，留下了一筆可貴的聯大精神遺產。

時隔七十多年後回看，戰爭中的西南聯大仍然是中國教育的奇跡，不僅誕生了學術思想上的大師，也培養了一批投筆從戎的勇士。只不過，對後一類人來說，他們的人生註定不止一次抗戰。

但不管境遇如何，聯大人都從未輸掉作為一個人，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尊嚴。

《吾血吾土》：那些漸隱在歷史中的臉

○孫小寧

11月1日，遠在西南邊陲的昆明，舉辦了慶祝西南聯大在昆明建校76年的校慶。這個消息，我是從朋友的微信圈獲悉。無論如何，對身處21世紀種種現實事件包裹中的人們來說，這個消息顯得有些邈遠。況且，發現西南聯大這個歷史精神礦藏，也不是今天才有的驚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不值得一說再說。

聯大旅行團乘船渡江。圖片選自《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一個在戰時由幾所院校組成的臨時學府，經過了顛沛流離的三千裏遠征，最終落腳於昆明。而它堅持教育的時間，正好與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等長，戰亂、饑餓、飛機轟炸是戰爭中的常態，但卻無法扼殺他們自由思想的活力。大師由此孕育，他們的軼聞佳話也由此流傳。西南聯大無疑已成為傳奇，但其傳奇的本質，卻需要我們在無數有關西南聯大的文本中細細甄別與體會。在此之中，易社強先生所著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無疑是其中可靠的文本之一。那裏面既記錄了西南聯大的變遷，也描摹了無數聯大人的日常，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戰時，聯大人的選擇仍然是個體的，並且隨時有不同思想主張的撞擊。而西南聯大的精神遺產正是由這些組成，論其遺產的本質，易社強先生在書尾留下了精辟的一句話：“在艱苦的環境下，保持著最尊貴的思想和精神；在戰爭和革命的年代，展示出通才教育的適應力，聯大為自己在人類的奮鬥史上贏得了一席之地。”

當然，聯大人讓人心生敬意的還不止於思想,他們同時還有行動。“八百學子去從軍”，這其實只是一個普泛的說法——很多人認為，數量遠不止八百個。在那些奔赴抗日疆場的聯大人，不乏穆旦、杜運燮這樣著名的詩人。當然，還有一些無名的身影，隱沒於歷史中。

也許對這些無名人士的想象與書寫，只能落到小說家身上。雲南作家範穩在完成了他的藏地三部曲後，潛心於雲南遠征軍歷史的追尋，他從這個脈絡接上了西南聯大，塑造了一個就學於西南聯大，後來參加遠征軍，同時又在後面的人生中坎坷求生的普通老兵。無論從學子到老兵，這個故事轉折有多大，這仍然是西南聯大歷史的延續，其人生軌跡，也是聯大人諸種命運之一種。

從易社強先生一著中看，聯大八年，因為正處戰爭，的確對該學習還是該從軍，有過不小的爭論。歷史證明，那些仍然能夠在戰亂中堅持做自己的科學研究、醉心於學術的人，最終都為這個民族乃至人類做出了卓越貢獻。但是那種詠唱著“沒有足夠的兵器，且拿我們的鮮血去/沒有熱情的安慰，且拿我們的熱血去”的詩句奔向戰場的另一群人，同樣是我們民族精神命脈能夠永續的脊梁。只不過和後來返回北平、天津繼續求學的同學相比，這一批人因為這一特殊際遇，後來的人生路，變得更加一言難盡。

範穩的《吾血吾土》中，借助“聯大三劍客”的人物塑造，展現了從軍者的命運軌跡。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最初的理想誌向相似，但走著走著，每個人還是有了不同的選擇。廖誌弘，是那個時代穆旦式的人物，國難當頭，他懷著一顆詩心投筆從戎，最終獻身於這場中國人民抵抗外侮的戰爭中。趙岑，也就是早先的龍忠義（改名為岑，正是在向唐代的邊塞詩人致敬）。因緣際會，他在國共兩邊都抗過日，但最終沒有隨著一輛大車奔赴延安，後來進到遠征軍，從此便像有了一個暗黑的印記，必須在後來的審查過關中遮藏掩埋。劉蒼壁，曾經的西南聯大化學系高材生，在被那輛大車載著奔赴延安後，他一直位居共產黨高位。和昔日的同學趙岑，後來成為審查者與被審查者的關系，但晦暗不明的歷史中，他一直做的是保護者的角色。這份超常勇氣下的肝膽相照，靠的是從年輕時建立起的對良知對正義的信仰。

趙廣陵，是書中重中之重塑造的人物。他先後叫做趙迅、趙岑、廖誌弘、龍忠義。每個名字，都代表一張身世底牌，一張張翻開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大歷史當中的載浮載沉。

易社強著、饒佳榮譯 九州出版社出版

杜運燮 張同道編 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

範穩著 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

從當年青春浪漫的學子，到戰場上拼殺的戰士，再到後來的戲劇導演，以及低到塵埃的木匠，範穩在這個命運曲折的老人身上，還註入了細密的歷史信息：西南聯大、黃埔軍校，作為國統區的重慶，作為解放區的延安。中國之外，有日本；滇西的松山、龍陵戰場外，還有遠征軍曾經戰鬥行軍過的緬甸、印度、野人山……

我們甚至能夠感到，這諸多歷史重負的疊加，已經讓這個人物的面孔，變得模糊起來。無臉似乎成為他的最主要印記，無臉首先是因為，他曾在戰場中受傷，失去了一張正常人的臉。無臉更是因為，他必須極力地隱藏，將臉刻意變得模糊。這是一個人在命運的幽谷暗礁中閃轉騰挪的生存術，我們不禁感嘆，這個遠征軍老兵的一生，真是經歷了不止一次的抗戰。

而一個有著知識分子底色的普通老兵，又如何在這歷次的“抗戰”中突圍，範穩給了這位老兵在人生最後重上疆場的一次機會。中日老兵隔著歲月再次在昔日的戰場相遇，範穩將之形容為宿命對決。他們之所以還能相逢，是因為各自都還有未完成的使命。就日本老兵來說，他想要取回昔日戰友的遺骨，而在趙廣陵老人，則是要讓這個日本老兵對曾經的罪行懺悔。

這究竟是怎樣的對決，範穩在此做的是自己大膽而充滿想象的書寫。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有幸曾和範穩在他搜集素材階段一起走過一次滇西。以我在滇西所感受到的氛圍，當地的老兵並不願做這樣的面對。日本人就等同於侵略者的這個概念深入骨髓，讓他們彼此面對面交談，莫如讓他們拿起槍再拼一戰。

但範穩沒有做這樣的簡單表達。他讓這場對決，既充滿關於戰爭罪責的激辯，也體現出兩個各自經歷滄桑的老兵的人生況味。小說的結尾是，趙廣陵老人被老鬼子尋找遺骨的行為刺激點醒，全力以赴去到緬甸，尋找失落的戰友遺骨。而那位戰友，正是當年在戰場上被錯認成他的，昔日聯大學友廖誌弘。

範穩所記述的種種，因為有了那次共同的滇西之行，很多都能在細節中找到底片印證。而裏面出現的真實人物：聞一多、曾昭倫、穆旦等等，又隨時能把人喚回到聯大戰時的氛圍當中。讀這樣的作品，不能不回望滇西這片土地，這不僅是在消化歷史的復雜，也是在讓自己的心靈變得闊大堅韌，而富於承受。

當然，它也從另一個意義上提示了西南聯大，另一種精神遺產的存在。

聯大師生四次從軍潮

聯大8000學子中1100多人投筆從戎

○範穩

聯大師生參軍抗戰共有四次投軍熱潮：1937－1938長沙臨時大學時期；1941－1942為配合飛虎隊和中國遠征軍兩次入緬作戰時期；1943－1944為配合印緬戰場即滇西反攻時期；1944，蔣介石在戰時提出“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時。

從臨大開始，聯大就規定從軍學子保留學籍，教職員工甚至可照發薪水——如果軍方有困難的話。臨大期間南京失陷，更是掀起從軍熱潮。清華十級（1938）有八個同學在南下臨大報到時，就在南京加入了陸軍交通輜重學校，為聯大學子從軍之首發。他們大都分到陸軍200師，國軍有名的機械化部隊。

馬繼孔，山東人，清華土木工程系學生，1937年到臨大報到後，發起回鄉抗戰，當時許多人願意去延安，由鄒韜奮介紹。也有人去徐州一戰區，閻錫山二戰區，馬繼孔回到家鄉組建遊擊隊，後來成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六支隊，任參謀長。馬繼孔在1949年後成為雲南省委書記。

當時學理工的學子到八路軍後多製造地雷炸藥，甚至還造出了土火箭，可飛150米。

後來隨著美軍加入，聯大師生都派到美軍中服務，軍銜自中尉到中校，月薪500元左右，可免修24—32個學分，服務成績優異者可去國外留學。

大反攻前，國府製定了要培訓3000翻譯官的計劃。一般培訓兩個月，主要是口語和戰場用語練習。除了當譯員，還有直接到作戰部隊的。

孫立人將軍在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因此見到聯大的翻譯官就像見到老意昂。他要他們面對美軍不卑不亢。

1944年，在蔣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下學校開始應征青年遠征軍，即青年軍。對象都是受過中等教育的青年學生。但聯大首次報名並不踴躍。盡管教授們梅貽琦、馮友蘭、聞一多都做了動員報告。

聯大參加青年軍的都被送到印度藍姆加當汽車兵。他們甚至還在軍營中成立“天聲社”，但被強令解散，他們所在的汽車團被稱為“民主團”，這些年輕人後來都是滇緬公路上的汽車兵。

在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中，有一個詩人特別值得一提，他就是穆旦。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錚，著名詩人、翻譯家。出生於天津，祖籍浙江省海寧市袁花鎮。曾用筆名梁真，與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鏞）為同族的叔伯兄弟，皆屬“良”字輩。20世紀80年代之後，許多現代文學專家推其為現代詩歌第一人。那時他已經是聯大的留校教師，卻主動報名參加了遠征軍，在杜聿明的第五軍軍部供職。他參加了後來的野人山大撤退，九死一生。抗戰勝利後，寫出詩作中的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創作了大量抗戰詩歌並也從軍的詩人穆旦

穆旦1940年畢業留校當助教，42年參加遠征軍，過野人山到印度雷多。時年24歲。在野人山，穆旦所在的第五軍“因為森林遮天蔽日，聽得到來空投的飛機，但卻見不到飛機。”“前衛團留下的屍體白骨一路不斷。帳篷裏死亡的官兵屍體整整齊齊，先死後死的官兵死人排隊”。穆旦回國後不跟文友們講這些經歷，只講對大自然的恐懼、雨、森林之詭異。“他給死去的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才撿回一條命。一路白骨是因為野人山螞蟻螞蝗肆虐，人一死即刻被啃吃一空。數小時之內人即為一個骨架了。

上世紀40年代在聯大出現中國的現代主義，超越了新月派。聯大師生們視“新月派”為“缺乏靈魂的後浪漫主義”，學生們更隨聯大的英籍教授燕蔔蓀爭相閱讀、效仿英國詩人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和奧登的《西班牙》等現代主義詩歌，僅有的幾本詩作被視為珍寶，影響最深並走在前列的是穆旦和王佐良。奧登是英國著名詩人，曾去參加西班牙內戰，穆旦可能受其影響而參加了遠征軍。他崇拜過奧登。

聯大從軍學子犧牲最多的是參加空軍的，地面作戰犧牲最有代表性的是外文系詩人繆弘。繆弘有詩《血的灌溉》：“沒有足夠的兵器，且拿我們的鮮血去；沒有熱情的安慰，且拿我們的熱血去；熱血，是我們唯一的剩余。”“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你，我，誰都不曾忘記。”他參加的是美軍戰略情報處組建的中美特種部隊，在湖南芷江的一次攻擊作戰中犧牲，用鮮血印證了自己的詩。時為1945年7月！抗戰馬上就要勝利了。他是一個真詩人，也是詩人既苦難悲壯又浪漫激情的命運寫照。書劍相逢、劍膽琴心，上馬殺賊，下馬寫詩。

自有聯大以來共求學8000學子，參軍抗日的有1100多人，每100人中有14人投筆從戎。

這種大動蕩、大時代中的學子，是一群什麽樣的人？時代如何鑄造了他們的氣質、性格、涵養，乃至英雄情懷。作為一個作家，我希望能夠追尋這些人的足跡，尋找他們在戰火中的青春身影。（本文為範穩在北師大講座之節選）

轉自《北京晚報》2014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