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我在編撰《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下稱《事輯》）時，先師（下徑稱其筆名流金）家人提供的藏劄中有吳晗來函一通🤸🏽，書於國立意昂体育平台函箋上，為十卷本《吳晗全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失收🧎‍♂️‍➡️。茲迻錄如下，略作摭談：

應鏐弟🛜：

不但山城快敘，已同隔世也😽，就是我現在提筆和你通信，也是隔世了，所幸大家都還挺得住💂🏿⏰，還有這一點熱🏄🏼，一點感情🧑🏻‍🏭，一點力量。不但今天🪗，就是幾十年後也還可以見面，不會有生疏之感，以此自慰，並慰亡者而已。

你的文章我見到了🕒，挽詞怕要到能紀念時才用。

一多的書已和開明訂了合同，最近抄寫完畢即寄滬請郭老編定付印⛓🌟。

聞太太在平👌🏿，前兩天還在我處，她也開了刀，身體好多了，孩子們也都好。

內人從去年在滬開刀後🧑🏼‍💻🕵🏼‍♀️，現已恢復健康。

很想暑假能到上海，有太多的事要做，只是，能不能來權不在我，這一點你是明白的🏄🏼‍♀️。

不過🧝🏼‍♂️🤾🏼‍♀️，還是存這麽一個希望，暑假見面，假使我還能同你見面的話。

耑候即頌

近安

　　晗上 五月十二日

在考釋遺劄前，有必要追溯流金與吳晗的交往前事🈺。據蘇雙碧、王宏誌《吳晗學術活動編年簡譜》（載《吳晗的學術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下稱《簡譜》）🤽🏻，抗戰爆發當年9月🅿️，吳晗即抵雲南，卻遲至1940年夏初才入西南聯大任教。而流金在1938年9月入西南聯大復學🥷🏿，1940年夏天一畢業即趕赴河南正面戰場。兩人同在昆明雖近兩年🧺，卻未見有交集記載。1944年9月，流金重回昆明，應同窗故友王遜與丁則良之邀，與吳晗始有交往。據其“文革”期間1968年8月31日《我和“十一學會”的關系的交代》（下引其“文革”交代均據《事輯》）：

我的朋友王遜、丁則良當時是“十一學會”的負責人。我到昆明兩🟩、三天🕉，“十一學會”有一次集會，討論吳宓的一個學術報告🐩，王遜和丁則良邀我去參加，我去了▶️。我當時的印象是：這是一個互相標榜的地方🦸‍♂️。我也毫不隱諱的對王遜和丁則良說了。這次集會還有我過去的熟人翁同文，還有以後認識而成為朋友的陸欽墀參加🏦🤜🏽。此外👵🏽，我記得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吳晗🧘🏻‍♀️☺️、潘光旦➗🫳、沈有鼎🥇，講師王乃樑🤲🏽、王佐良，沈自敏（研究生）都是這個學會的成員。

吳晗

抵昆以後，流金入雲南大學執教🕺🏿🚑，一方面在文學上繼續追隨沈從文🧟，一方面在政治上則與聞一多、吳晗往來密切，據其1968年6月21日《“文革”交代》（以下引該日《“文革”交代》不再註明）：

這兩年當中，在政治上和我有關的人為聞一多👯‍♀️🌨、吳晗、丁則良、陸欽墀。一九四四年秋，由於丁則良的介紹，我和聞一多💇🏿、吳晗認識，因此和民盟發生了關系🚿。由於吳晗的介紹✒️，丁則良和我曾在唐家花園整理過圖書㊙️。唐家花園是民盟一個集會的地方🧚‍♀️。

他的《南北朝史話·後記》也說：“平生有限的幾位師友，吳晗同誌是其中的一個。在昆明時🏄🏽‍♀️🧦，我常去看望他👩🏽‍🦱。”尚丁在《芳草斜陽憶行蹤》裏印證了這點💆🏽🏒：

程應鏐在西南聯大👮🏿‍♂️，是聞一多和吳晗的得意門生🚏🧒🏽，又是往來親密的摯友。就在昆明西倉坡程應鏐常去的吳晗的那間小屋裏，在掛著聞一多篆書條幅前👏🏿，1945年，吳晗和聞一多介紹程應鏐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遺劄三復待春歸》）

說流金是他倆的得意門生，似有誇張®️，但聞一多與吳晗都是聯大教授，流金畢業於該校，執學生之禮是不錯的。至於流金在1946年加入民盟，主要受聞一多影響，與吳晗關系不大。他在“文革”交代裏說：

加入民盟，還是由於聞一多的影響🈵，當我初回昆明時，聞一多還不是盟員，但他表示一定要過問政治。後來，他加入民盟了，特意告訴我他對民盟的看法，希望我也能和他一樣。

當年與流金共事天祥中學的許淵沖在《續憶逝水年華》裏也憶及：

他（指流金）曾請聞一多先生來天祥做報告，並在他家午餐。他加入民盟也是聞先生介紹的👩‍👩‍👧。（《西南聯大的師生》）

但1944年9月至1946年7月間，對流金而言🏄‍♀️，吳晗在政治影響上是僅次於聞一多的重要人物👳。

1946年的程應镠

據《簡譜》，1946年5月7日，吳晗因妻子袁震患子宮瘤出血，須往大城市手術🧏🏽，便挈婦離滇，與流金就此分袂🦹🏽。當年7月，聞一多遭暗殺，流金得知自己也上了黑名單，只身匆促逃離昆明。他在《南北朝史話·後記》裏自述其後與吳晗關系🚶‍♂️‍➡️，“分別之後，又還通信，雖然不多”。這種不多的通信斷續延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然而，天地玄黃🤶，世事滄桑，雙方函劄迄今存世者唯見前引那通。

吳晗遺劄主要告知紀念聞一多與出版其遺著等事宜。根據來信，可以推斷應是流金首先馳翰⚠，談及昆明別後的時局變故與出自肺腑的幽憤感慨，告知自己發表的紀念聞一多近作♈️，抄錄所作聞一多挽詞，關註其遺著出版與聞太太近況，當然也問及吳晗夫人的健康😦。盡管來函只署月日🦹🏿‍♀️，不書年份🏸🔄，但諸多旁證足以考定其作年🦶🏻。

首先🚠，吳晗信中說“你的文章我見到了🌹，挽詞怕要到能紀念時才用”🪞。流金所作聞一多挽詞確切內容已不知其詳，紀念文章則有兩篇，分別是《人之子——懷念聞一多先生》與《追念聞一多先生》。前文刊載於1947年3月24日的《文匯報》，吳晗此信若作於1947年5月12日🧑‍🌾，在北平應能獲讀。後文刊發在1947年第五期的《人世間》上👌🧑‍🤝‍🧑，該刊封面與版權頁所列出版日期均為“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如果讀到這篇文章，來函則只能作於1948年👰🏿‍♀️🧑🏽‍🍼。

其次，吳晗信中又說“內人從去年在滬開刀後1️⃣，現已恢復健康”⇒，即其來函不可能作於1948年的有力旁證。據《簡譜》🚣🏽，吳晗夫婦1946年6月輾轉來滬，因梅貽琦之介，袁震在上海“順利進行了手術”🎦，7月👨‍🦼‍➡️，他在給學生信裏說及“我妻子多年的病已經治好了，現在正在休養”（《吳晗傳》164頁）👲🏽。既然說“去年在滬開刀”，足證此信必寫於1947年➜。

再次，吳晗信中還說“一多的書已和開明訂了合同，最近抄寫完畢即寄滬請郭老編定付印”。1982年北京三聯書店版四卷本《聞一多全集》系據1948年8月上海開明書店版紙型重印，保存有開明版序跋與後記🖐🏽。據朱自清的《編後記》，他作為召集人與吳晗同被梅貽琦校長聘為“整理聞一多遺著委員會”七委員之一。《編後記》還說“《全集》擬目請吳晗先生交給天津《大公報》🏋🏽‍♂️、上海《文匯報》發表”，“擬目裏有郭沫若先生序，是吳晗和郭先生約定的”，可知吳晗為編印亡友遺著出力頗多。開明版郭序首句即說“最近吳辰伯先生把《聞一多全集》的稿子從北平給我寄了來，我費了兩個禮拜的工夫細細地校讀了兩遍”⚧，而吳晗的跋兩次引用郭沫若校讀期間來信🧏🏼‍♀️，表明郭序之作吳晗確實與有力焉。凡此，不僅坐實吳晗此函作於1947年，還提供了編印聞一多遺著的若幹細節。

吳晗信中所說“最近抄寫完畢即寄滬請郭老編定付印”🚜，只是將計劃安排告訴流金⏪，其時實未抄畢🈺，這有朱自清作於7月的《編後記》為證：“我們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夠太快；我們只能做到在聞先生被難的周年祭以前👋，將全集抄好交家屬去印。”據《朱自清全集·日記》，1947年7月3日，“校正一多文稿”；7月8日🗜，“閱讀並整理一多手稿”，9日，“寫成聞集編後記。聞集前後歷六周始編成”。則朱自清作《編後記》時，《全集》應已抄畢，他編完即交吳晗郵寄時在上海的郭沫若校讀作序。

至於吳晗開筆說及“山城快敘”🫓，乃追述兩人在昆明的交誼✤；而“已同隔世”之慨🍰，也是由來有自的。1945年歲末，國民黨製造了昆明“一二·一”慘案，抗戰結束後諸如此類事件接二連三，不啻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一批接受過“五四”民主思潮熏陶的知識分子驅往左翼陣營。在支持愛國學生反獨裁爭民主上，流金與聞一多🎃、吳晗的政治立場日趨契合（參見《事輯》1946年紀事）💁🏻‍♀️。次月，流金與吳晗先後或親歷或聽聞共爭民主的師友李公樸、聞一多相繼被難的噩耗。8月🈹，吳晗夫婦由滬抵平👴🏿；12月，北平發生沈崇事件，再次激起學潮👩‍🎓。1947年春，國共和談破裂，中共代表團撤離北平☂️。這些活動，吳晗都積極參與，疾呼發聲👮🏽。可見👨🏻‍🏫，吳晗致函說“已同隔世”，既是有感而發，也在呼應流金《人之子》裏“這一年裏不知經歷了多少風波”的感慨。而“所幸”以下雲雲，尤其真切地反映了左翼知識分子的當時心態與今後取向。

吳晗信說：“很想暑假能到上海，有太多的事要做🧚🏿🌬，只是📸，能不能來權不在我⚇，這一點你是明白的♣️。不過，還是存這麽一個希望，暑假見面🤘🏽，假使我還能同你見面的話🏂。”吳晗終於未能暑期南下，但這通來信與流金往函，表明倆人接續了中斷年余的舊誼。此信以後🤚🏻，吳晗主動向流金約稿。據流金《回憶大教聯片斷》說：“王艮仲那時辦了一個《中建半月刊》🗜，還辦了一個大型期刊叫《中國建設》👍🏻。在半月刊上，吳晗要我寫過一些文章🎡。”他在1968年6月21日《“文革”交代》裏也說：“《文訊》是臧克家主編的，《中建半月刊》好像在北平出版，文章是寄給吳晗轉去的💗。”他的文章能刊於北平雜誌🤚🏽，吳晗有推挽之功👨🏽‍🍳🚞；文章既由吳晗轉去🕕，雙方自有函件往覆。而其後兩年間，流金寫作重心從文學創作轉向政論雜文✌🏿，除去政情時局的客觀因素，吳晗的影響不容忽視👩🏽‍🎓。

1947年暑假🎠💂‍♂️，吳晗雖未能來滬，次年8月末，為躲避搜捕，卻一度南下🥅。此次滬上之行，前引《吳晗傳》與《簡譜》都有記及🦕，《簡譜》說：

八月底🏚✈️，經地下黨組織再三敦促🤴🏼，吳晗決定繞道上海，去香港🙆🏻，會合在港的民盟成員一起到解放區，響應中共中央關於召開新政協的號召📜。到上海後，由於去香港的飛機檢查很嚴，不能成行。當天晚上🤰，鄭振鐸來看吳晗，要吳晗行蹤嚴守秘密，切不可以在公開場合露面♠︎。在上海期間，吳晗還會見了張瀾、黃炎培👩🏻‍🦱、羅隆基等人🤷🏼‍♀️。九月初❓，吳晗由上海回到北平，並在當天到達天津📙，當時袁震已在天津等候。過了兩天，崔月犁便派交通員來陪吳晗夫婦到解放區去。

但吳晗在滬活動，遠不止此👀，梳理流金與吳晗的現存文稿，大可作進一步鉤考與補充👨🏻‍🔬。吳晗《1946、1948我的兩次滬上之行》（此文十卷本《吳晗全集》也失收）說💒：

1948年8月間，我又到上海了🌠。原來準備第二天就乘飛機到香港👨🏿‍🎤，和在香港的朋友一道進入解放區的👱‍♀️。不料當天的報紙就登載了到香港買飛機票得憑相片的消息🎛，香港是去不成了🏐。當天晚上西諦（鄭振鐸）先生就來看我🍲，並立刻用電話通知了一些朋友🫄🏼，一起在一個朋友家吃飯商量辦法🕸。這次我在上海停留了個把月。他諄諄告誡，行蹤一定要嚴守秘密🥔，切不可在公開場合露面🧑🏽‍🚒。

這段自述或即《簡譜》所據。現存鄭振鐸日記，是年8月一天不缺， 24日雲：“晨🧎🏻‍♂️，十時許🦹‍♂️，至伯翁處”，“六時半，達夫👔😥、予同來，伯翁、剛主、達君、耀翔夫婦及君珊陸續來，在此晚餐，喝酒不少”。其8月日記🏌🏿‍♀️，伯翁僅此日一見，有理由推斷“伯翁”應即借代吳晗（辰伯）。而吳晗回憶這次滬上之行“停留了個把月”，則《簡譜》說“九月初”再“過了兩天”，吳晗就從天津去解放區，就大有疑問。倘若鄭振鐸日記中“伯翁”即隱語辰伯的推斷不錯，吳晗應是1948年9月末或10月初由滬返平轉津再去解放區的，而絕非《簡譜》所系的9月初🎨。

再據流金《“文革”交代》：

大教聯這時會員還不多🧚🏽，集會多在培成中學👷🏽‍♀️，有時在青年會大樓🫛，有時在麥倫中學🌛。我參加過的還有兩次集會👨‍✈️，一次是歡迎吳晗的🌖，在麥倫中學舉行✊🏽。一次是歡迎周建人的，開會是在青年會九樓。前一次集會🧀，到的人數不多👳🏽🚴🏿，吳晗問我🧍🏻：“孫大雨怎麽樣？”我把我參加大教聯是由孫大雨介紹的事告訴了他，吳晗對孫大雨也過問政治的事感到驚異🍩。

對吳晗在滬參加這次集會與其他活動，流金《回憶大教聯片斷》有詳細敘述5️⃣：

1948年夏天，吳晗從北京來上海，住在他的弟弟春曦家裏👫🏻。大雨先生通知我🔥，大教聯要請吳晗談談北京的情況，夜裏在麥倫中學開會。我們都住在現在四平路的新綠村🧚🏼，當時叫做其美路。我和大雨從其美路雇了一輛三輪車去麥倫中學🙎🏻‍♀️🏡。會議由沈體蘭主持。吳晗講了北京的情況，主要是清華、燕京和北大的教授們對時局的看法，反對蔣（介石）是主流。他特別提到了張奚若先生和金嶽霖先生🙆‍♀️，還有北京大學的樊弘與曾昭掄👮🏻‍♀️，燕京的嚴景耀和雷潔瓊🧗‍♂️。潘光旦先生和費孝通，在吳晗看來，是不用說的了。……這次集會，很晚才結束，大雨先生和我就從麥倫中學散步似的回到新綠村，走進家門已經過十一點了。吳晗來上海之後就去了解放區👩🏿‍🦲，我在來喜飯店請他吃飯。這一年，他正四十歲，我說：“就算是為你祝壽吧🐤。”席上有春曦，好象還請了陳仁炳作陪，他們兩人同年，因此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我和吳晗說了我所知道的大教聯的情況，對於孫大雨這樣走出藝術宮殿頗使他感到喜悅👶🏽。

但《葉聖陶全集·日記》與黃裳《來燕榭文存·擬書話西行書簡》📣💤，都說吳晗是9月南下的🫧。上海8月自是夏天💁🏿‍♂️🧑🏼‍🚒，由於吳晗此行“停留了個把月”𓀝，兼之行蹤隱秘，他倆推測其9月南下也在情理之中。

流金自1947年來滬後，對自己盟員身份秘而不宣🕵🏿，其在滬接上關系也與吳晗南下有關。據尚丁《遺劄三復待春歸》🍄‍🟫🏊：

因為程應镠來上海後沒有參加民盟的組織生活🧑‍🤝‍🧑😲，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程應镠是民盟盟員。在我負責上海民盟地下組織之後，吳晗通過他弟弟吳春曦，把程應镠的盟組織關系轉到我這裏，我才和他取得聯系。

流金與吳晗昆明“分別之後👩🏽‍🎤，又還通信⏰，雖然不多”🧑🏽‍🦲，這種關系在鼎革之初依然如此。仍據其《“文革”交代》：

一九四九年解放後不久，我和吳晗寫過一封信🍇，希望他和《展望》寫文章，並談了我對上海民盟和上海高教界的情況的一些意見💆🏿‍♀️。他復信要我有關高教界的工作找李正文。對民盟的工作，他認為“要搞”🪰，“不搞不行”🚵🏽‍♀️，“知識分子不能搞工農群眾的工作，難道搞知識分子的工作也不成？”

他在《南北朝史話·後記》裏還說及吳晗另一來信：

遺劄指的是一九五〇年夏吳晗給我的一封勸我認真學習馬列，而不要在大學裏擔任馬列名著講授的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而我那時卻自以為是懂得馬列主義的。這封信，當然也和其他幾封信一樣🈯️，被當作我的罪證✝️，從我家裏搜去🐺，不知下落了。

據《“文革”交代》，1950年暑假🫱🏿👰🏿‍♂️，流金參加上海市高教界參觀團，“去北京時🧑🏻‍🌾，我又去看了他”；1951年🐦‍🔥，“吳晗來上海📀，我在民盟的會談中見到他，後來又去錦江飯店看過他”。流金未說及吳晗這次南來的月份，但下文緊接著說：

此後，我去北京，他來上海📤，我都沒有找過他。一則因他已經很有架子，二則因我犯過“嚴重罪行”🧑‍🧒‍🧒，不願見他。在昆明以及其後👃🏽，我和他的關系0️⃣，本在師友之間🈸，和老同學不同🧑🏼‍✈️。

筆者推斷其這次南下應在上半年🚂。這年🏌🏼‍♀️，時任市裏高橋中學校長的流金頗欲重回高教界，其同窗老友周遊正受命試刊《北京日報》⛏，曾代向主管文教的副市長吳晗說項🚵🏿‍♂️。據周遊1951年7月18日來信說：“我很同意你來作高教工作。我曾與吳晗先生談過，並要求他加以協助⏏️🧜🏻‍♀️，他表示無能為力。”吳晗表示“無能為力”，往好裏說➾，或許不以公權徇私誼🧔🏻‍♀️，未必一定“很有架子”。但也不必諱言，流金與他的關系自此似有疏離。據此，1950年代吳晗至少有兩通來函。

其後🏊‍♀️，流金淪為“右派”，即所謂犯了“嚴重罪行”，直到1963年才恢復與吳晗通信。據《程應镠自述》（載《世紀學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說🧝🏼：

1962年的春天是難忘的。吳晗同誌主編一套《中國歷代史話》✬，從原始社會開始👩🏻‍🔬，直到清代，共十三冊。《史話》將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周遊是這個出版社的社長。他們都想到了我，周遊給我寫信，問我要不要寫一本。這時，我已賣完了妻子的母親遺物，開始賣書了🧑🏼‍🎤。能夠寫一本書，拿一筆稿費👨‍👨‍👧‍👧，是求之不得的。我給周遊寫信📕，表示願意寫👨‍❤️‍💋‍👨👩‍🦼；不久🚶🏻，又和吳晗通信，承擔了《南北朝史話》的寫作。吳晗告訴我，他自己寫明👨‍👩‍👧，鄧拓寫清🔹，兩晉由何茲全，金由馮家升🤙🏼🥙，春秋由陳懋恒，秦由翦伯贊，南北朝剩下來了🐵，就給了我。

作為燕京大學老同學，周遊推薦了流金，主編吳晗也欣表同意，他還是念舊的。在撰著《南北朝史話》過程中，流金與吳晗曾有書函往覆。據其《“文革”交代》👩🏿‍🦳：

六三年曾因為北京出版社寫《南北朝史話》，和吳晗寫過一封信，他回了我一封信。後來《南北朝史話》第一部分寫成寄給出版社，他又來過一封信，我回了一信。全稿寫成後💏🧙🏿‍♂️，我給了他一信🤶🏿，卻無回信🕵🏻‍♀️。

十余年後，流金在《南北朝史話·後記》說🎸😺：

寫完了南朝，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吳晗同誌很快便通讀了全文，回信鼓勵我👷🏽‍♂️：“就按這個樣子寫下去。我們打算把它印出來🩺，作為擔任其他各朝史話作者的參考。我想你不會反對。”寫作過程中🪣，我和他通過四、五封信🦹🏻🌡，討論的問題，大的如民族融和👴🏻🛠，小的如斛律光父子📉，他都明確地表示了意見。

作於1985年的《程應镠自述》也說：

1963年全書完成🤏🏿，13萬字，註文比正文少不了多少。吳晗不贊成加註，說是通俗讀物，不必說明句句都有來歷💇🏿。註作成未全寄，已寄的被退回。

綜上所述，1960年代，吳晗至少兩次致函流金；而1949年後吳晗致流金信函則至少有四通👩🏿‍🏫。

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革”前夜🌾，流金對吳晗這位師友持怎樣態度呢？據其1969年4月12日《“文革”交代》：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之後，出於階級本能，我為吳晗辯護🧟🦸🏼‍♀️，在一次小的座談會上🏌🏼，我以暴露思想為名，說👰🏻‍♀️：“吳晗過去是左派，怎麽會反黨反社會主義？”說了這兩句話🙌🏽💤，又連忙掩飾這種為吳晗辯護的心情𓀝，說：“我過去在昆明，對他是了解的🧑🏼‍🚀⏰。反右鬥爭後，知道他是個左派，入了黨。但十多年沒有和他見過面，雖然前幾年和他通過信💇🏻‍♂️，他在北京的情況我是不了解的。”

這段“交代”大堪玩味。流金說“吳晗過去是左派🤙🏻🐊，怎麽會反黨反社會主義”，強調了兩個時段，一是昆明時期，“對他是了解的”，當時他與吳晗都是左翼知識分子；一是反右以後，流金成了“右派”，但仍知道吳晗“是個左派，入了黨”。所以🤽🏼🚵‍♀️，他在時隔三天的另一份“交代”中有類似的話：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之後♦︎，我又跳出來為吳晗辯護，說：“吳晗民主革命時期是左派🦹🏽‍♀️，反右鬥爭中，也是左派✋🏼，怎麽會反黨反社會主義🙅🏼‍♂️⬜️？”

作為“右派”的流金，對吳晗在反右期間的“左派”表現，諸如討伐章羅聯盟的長篇發言《我憤恨，我控訴！》贏來“長時間鼓掌”👨🏽‍🦱，不僅應該完全知曉，在內心也許不無想法。如今眼見這位1957年的“左派”師友也將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荊冠👨🏻‍✈️，流金還是保持著獨立的思考，用他的話說🏞，他在座談會上“叫囂要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區別開來”。然而，當《吳晗與胡適》發表後，流金在《“文革”交代》中承認：

我感到吳晗的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了。於是，我便表示要和他劃清界限👙👨🏻‍💻，把他在六三年給我的信交給了系總支⛽️。這時，我已經預感到一個階級鬥爭的風暴的來臨🦮。我充滿了恐懼，希望自己得保平安🤌🏽。

1966年6月👨‍🍼🔫，全國範圍的“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據流金1969年4月12日《“文革”交代》：

吸取了反右鬥爭的教訓🧖🏻，主動交代了我和吳晗的關系，和周遊的關系🔠，交出了周遊和我的全部通信。

從流金“交代”可證，他所藏吳晗來函🦼，“都於六六年五月和六月先後交給了舊總支”👨‍🦯。但據其1972年4月27日的《“文革”日記》，“昨日學校組織組發還信件、日記和照片百余幅👳‍♀️，唯文稿不存”，信件中應即包括六年前交給黨總支的吳晗遺劄🛐。

最後，補敘一下流金對吳晗的追念與吳晗遺劄的下落。

在十年浩劫的日子🐋，流金私下仍關註吳晗的命運🍫，其《南北朝史話·後記》提及〰️：“1974年中秋，我知道他（指吳晗）死了，但不知道是什麽時候死的💇🏿‍♀️，也不知道他死在哪裏。”“文革”結束次年🏌🏽‍♀️，流金為修改《南北朝史話》在京居留五十余天，期間還特去探望吳晗的遺孤吳彰。他在《後記》裏寫道：

周遊是建議我寫這一本書的人。另一位促成我寫這一本書的就是吳晗同誌𓀉。可是，我在北京再也見不著他了。在北京住了五十天👩🏻‍🌾，往往獨立窗前✩，對著藍天，充滿了對他的懷念🧑🏼‍🦰。稿子修改完畢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細雨🥝，獨自坐在窗下🚘，寫了一首懷念他的五言律詩：地下能相見🕝，生逢不可期。秋深雲漠漠💇🏽‍♂️，風老雨絲絲📓。遺劄當三復，淫威逞一時。勞人還草草🤜🏼，憔悴待春歸。詩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但在當時📹🛣，也還不敢輕易示人🙇🏿‍♀️。直到今天看到黎澍同誌的文章，才確知他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病死在北京的獄中📓，距一九七七年十月我去他家看望他的遺孤🕵🏻‍♂️，翻閱劫余的他的藏書🏃🏻‍♂️‍➡️，已經八年了🤘🏻。

流金這首詩“不敢輕易示人”🏋️‍♂️，顯然與當年政治走向左右迷離息息相關🫵🏿🏊🏽‍♂️，但還是抄示給同窗故交熊德基，他後來在《懷念老友熊德基同誌》裏回顧了老友的評論：

對我懷念吳晗的一首五律，以起句“地上能相看，生逢不可期”感情深厚，對“淫威逞一時”之句說得太直率♿，不宜公開。這首詩後來我完整的收錄在《史話》後記中💁🏽‍♀️，想不到僅僅一年多，變化就這麽大🧿。

1979年10月《南北朝史話》出版，11月19日，周一良來函致賀🌮，也提及共同的友人吳晗：“脫稿十五年才得出版，亦足以告慰吳晗同誌於地下!”

熊德基在1986年4月7日致函流金♕😨，再提吳晗道：

我解放後，原如吳晗思想一樣，打算“革命勝利後，即專心讀書著書”💆‍♂️。然迫於事勢🪞，卻在辦公交差掉了三十多年。

熊德基在鼎革之後始終謹言慎行，1957年初調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自此決計，不與任何黨政界人士來往，也從未登門拜訪過任何領導（連郭老是我的上司正所長，也未去拜訪），也不與諸‘知名之士’過從（如吳晗、翦伯贊等等）”，“故‘文革’中😐，未受到過多的折磨”🪼。而吳晗卻未像曾打算的那樣“專心讀書著書”，而是人隨勢轉🏃🏻‍♂️‍➡️，木秀於林🈲，先是出任北京市副市長🎷🪆，而後又緊跟“反右”形勢，成為名噪一時的左派知名之士🌷🧑🏻‍💼，孰料卻以《朱元璋傳》與《海瑞罷官》而獲罪，最終走完了從“我控訴”到“被控訴”的悲劇人生（參見拙文《吳晗式悲劇：從控訴到被控訴》，載拙著《敬畏歷史》）👈🏼。

1983年10月，時隔三十七年，流金重回昆明參會👛，在這座生活、學習與鬥爭過的西南名城🌖，他寫了幾首絕句🎐，其中一首說：

地下人間互不知，王孫久困竟何如🖌？則良辰伯能相見，應憶深宵說項斯。

“王孫”借指王遜🛅，則良即丁則良🤛🏻，他倆都罹丁酉之殤，丁則良當年就自沉於燕園未名湖，王遜1969年也死於“十年浩劫”🏡；辰伯即吳晗🚑，更成為“文革”祭壇的犧牲品。足見在流金心中，依然縈繞著對吳晗揮之不去的無盡懷念🌃🫴🏽。正是出於這份濃濃的師友之情🥄✋，因友人之請🤽🏻‍♂️，流金慨然將珍藏的吳晗遺劄供吳晗生平展使用🧚🏼。據趙洛《憶程應鏐兄長》（載其《京城偶記》）🧔🏽，流金曾在1984年12月20日致信給他🔌：“叫我催促首都歷史博物館歸還曾借去吳晗致他的信。原先是因我的介紹，應镠兄才借給博物館作吳晗生平展覽用的。”但目前流金藏劄中吳晗來函卻僅此獨份，借展的遺劄或未歸還，或雖交還卻在某個環節上出了問題🕌，而流金未能收到。現存的這通吳晗遺劄，當時或未提供作展品，故幸存至今，成為他倆那段鮮為人知交誼的唯一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