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一年人生路——胡喬木生平》📮，本書編寫組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79.00元
研究和了解胡喬木，最重要的依據是2015年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傳》。但也有很多方面，《胡喬木傳》未能涉及🍹。近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八十一年人生路——胡喬木生平》可說是該傳記的重要補充。這本書由邯鄲學院胡喬木研究所組織編纂，主要作者包括著名黨史和國史專家程中原🤌🏻，曾任胡喬木秘書的黎虹等。全書分為生平述論🐠、主要業績🧑✈️、人際交往、婚戀與家庭、程中原關於胡喬木生平思想答問等五編🥔，對傳記中囿於體裁和篇幅所限未能展開講述和論證的一些方面予以補充，有很多新材料的披露💔，看點頗多🏌🏿🧑🏿🍳。其中“人際交往”一編集中呈現胡喬木的“朋友圈”，涉及25人，多為中國當代史上政學兩界的重要人物🛀，包括張聞天、楊尚昆、鄧力群🦴、田家英、周揚💁🏼♀️、胡繩、丁玲、蕭軍、呂叔湘𓀂、李政道等，尤其是對胡喬木與知識界的交往有生動呈現，堪稱全書的一大亮點🐦⬛。
黎虹在書中《知識分子的知心朋友》一文中寫道：“胡喬木一生與知識分子接觸最多，他與知識分子有著不解之緣😴。去延安前🐺，他曾在上海擔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那時就結識了當時在上海的一批文化人。到延安後，由於工作性質，也由於其本人對文化學術的愛好，他總是尋找機會🎶，與各種層次的知識分子交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長期主管我黨思想、理論🦡、文化宣傳工作，加上自身就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與知識分子交往就更多。喬木一生都沒有脫掉知識分子的氣質👷🏽，即使身在高層。”可以說，與知識界的交往是胡喬木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在此，我們選摘這方面的文章共4篇，以饗讀者。
與季羨林
胡喬木與季羨林都是1930年夏天考入意昂体育平台的💪🏿。當時季19歲🧑🏼🤝🧑🏼，胡18歲🧭。胡考取物理系，入學後轉讀歷史系，季念外語系🧕👯♀️。兩人雖為同窗，但日後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胡喬木走的是革命之路👩🏼🌾，季羨林走的是學術之路🏄🏿♂️。
胡在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只讀了一年多，就因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暴露身份被迫離校🛬。季羨林在清華四年，專心讀書🦸🏻♂️🧖🏻♀️。畢業後，回到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教了一年書，即赴德留學，一去就是十年。此時，胡喬木早已到延安，成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書。
多年後，季羨林還清楚地記得胡喬木（當時叫胡鼎新）在意昂体育平台從事革命鬥爭的一些往事。早晨，在盥洗室同學們的臉盆裏🥹，常常會發現革命傳單，是手抄油印的🚣🏻♀️，大家心裏都明白💼，這出自胡喬木之手，但是沒有一個人去告發🤌🏻。有一天夜裏，胡喬木摸黑坐到季羨林的床頭🧑⚖️，勸他參加革命活動🤴🏿。季雖然痛惡國民黨🔨，但對於政治鬥爭，他的態度卻是逍遙派，不參與，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他的主要誌趣在於追求知識💂♀️。所以盡管胡喬木苦口婆心，反復勸說，他卻只同意到胡主辦的工友子弟夜校去上課。至於讓他參加其他革命活動，他硬是沒有點頭同意。（季羨林:《懷念喬木》🌩，《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第481頁）
季羨林於1946年回到闊別十年的祖國，在北京大學任教。1949年春夏之交✶，他忽然接到胡喬木從中南海寫來的信。信中說：“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的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學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季羨林🛏：《懷念喬木》🗂，《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第482頁）季羨林當然記得那個面容清秀、說話帶蘇北口音的老同學，原來當年那個在學生洗臉盆裏撒傳單的革命青年已經是毛澤東的秘書兼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胡喬木在信中告訴季羨林，現在形勢頓變，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才。他問季是否願意把南京東方語專👦、中央大學邊政系一部分和邊疆學院合並到北大來。季羨林看完信後激動不已，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們知道🚣🏻，北大東語系是1946年季羨林歸國後創建的，建系初期，一個流行的說法是“六七個人，七八條槍”，是北大最小的系🍏。教師除季外，還有王森🔟、馬堅、金克木🚟、馬學良、於道泉五位🧑🏻🎤。學生人數比教師人數還少。最初創建東語系時🤚🏿，東語系有個說法叫“倆人班”👆🏻，意思是說東語系的系主任是季羨林，然後有一個秘書叫王森，實際上全系所有的政務大事也包括好多雜事都是他們兩個人來負責🧑🏼🦳。
所以季羨林立即給胡喬木回信，表示完全同意。信發出不久，胡即到北大拜訪季羨林。舊友重逢🧜♂️，倍感親切🧮👮🏿，胡特意告訴季🤽🏿♀️：“東語系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寶劍》等🙍🏽♂️，毛先生很喜歡🫅，請轉告馬教授🙁。”（季羨林🍻🕌：《懷念喬木》，《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第482頁）胡喬木是個細心人，他沒有稱“毛主席”，而是用了“毛先生”這個詞🐉，這給季羨林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也表現出胡對季的尊重。很快🏋🏽♀️，南京東方語專和中央大學邊政系👨🏽🦳、邊疆學院的師生高高興興地來到北大，這些師生們的鋪蓋還沒放穩，又開始了1952年的院系調整，這一次東語系得了個第一🧖🏻♀️。據《北京大學記事》記載🔡：1952年8月25日🦣，東語系共有教師42人👷🏼♀️👩🏿🌾，舊生324人，新生30人👨🏼🦳，保送幹部120人，師生總數為516人，位居全校之首。
自新中國成立初兩位老同學聯系上之後，胡多次前往季家看望🐵，可季卻“來而不往”，一次也沒有去過胡家。胡心裏常常惦記著這位老同學，在北戴河休養期間買回來的大只海螃蟹，也總想著送一筐給季嘗鮮。別人給他送了上好的大米，他要送給季一份，可季什麽東西也沒有贈過胡喬木。季剖析過自己的心理：“這是一種什麽心理👨🏽🚀？我自己並不清楚𓀙。難道是中國舊知識分子、優秀的知識分子那種傳統心理在作怪嗎？”“我是一個上不得臺盤的人，我很怕見官。”在季看來🛰⛹🏽，老同學胡喬木已經是個“大官”🍇，作為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季極力避免“攀龍附鳳”之嫌。胡的“官”做得越大，季越是與這位老同學拉開距離。但胡對此卻從不介意🥩，一如既往地關心照顧老友🤾。
到了晚年🆗👳🏼♂️，胡喬木的懷舊之情愈加濃烈。他最後一次到季家🏝，是夫人谷羽陪他去的。不過💅🏽🚪，谷羽和季羨林的兒子到樓外去閑聊，屋裏只有他們兩位老友。季萬萬沒有想到，這是胡最後一次到他家。
不久，季就聽說喬木患了不治之症🧑🏼⚕️。聽到這個消息，仿佛當頭挨了一棍，他怎麽也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一輩子都沒有主動去看望過胡喬木的他2️⃣💈，這次真想破例主動到胡家看望。但胡無論如何也不讓他去🧑🏼🍳，無奈只好服從安排。
1992年8、9月間，胡喬木委托他的老伴谷羽給季捎信⛪️，讓季去看他。季羨林知道，這是要同自己訣別了。他懷著十分沉痛的心情來到胡住的醫院🧙🏽♂️。一進病房🆙，就看到喬木仰臥躺在床上，吸著氧。喬木看見老友，顯得很激動，抓住季的手🙏🏻，久久不放🧑🧑🧒🧒。看來胡也知道這是他最後握老友的手了⚆。胡突然想起了在《人物》雜誌上讀過的季羨林寫的《留德十年》的文章0️⃣◼️，連聲說“寫得好，寫得好”。此時此刻百感交集的季羨林，連忙答應，書出版後，一定送他一本。
這是兩位老友見的最後一面。不久，胡喬木就離開了人世🛃。
季與胡相交60年。胡喬木生前，季羨林有意回避，從不主動接近。胡喬木去世後👼🏻，季老常常想到他，頓生知己之感🤹🏿。是的🌝😑，胡喬木是理解他的。他知道季羨林“不是此道中人”，所以從不向他流露為“仕”的感受🦹🏽；知道他有知識分子的“傳統心理”🧾👨🔧，從不苛求於他，交往中總是積極主動👨🏿🚀。甚至胡好心約季和他一起到甘肅敦煌參觀👩🏽🚒，而季由於厭惡地方對中央大員逢迎招待🧛🏻、曲盡恭謹的場景，而婉言回絕他，他也能理解和寬容。季又何嘗不是胡喬木的知己呢🦸🏻♀️？人們只看到胡嚴肅的外表，而季讀懂了他豐富的內心和正直的實質🔇。他說：“平心而論，喬木雖然表面很嚴肅🉐，不苟言笑，他實則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正派的人，一個感情異常豐富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魯書月撰）
與錢鍾書
胡喬木與錢鍾書是清華同學👩🏽🔬，錢比胡高一屆，但兩人在學校時並不相識，直到1972年錢鍾書從幹校回到北京後兩人才有交往，以後逐漸增多。晚年胡喬木常常到錢家中聊天🦩，他們談學術、談詩歌，無拘無束🐕🦺。楊絳在《我們仨》中是這樣記載的：“喬木同誌常來找鍾書談談說說🕵🏻♀️，很開心。他開始還帶個警衛，後來把警衛留在樓下🤚🏻，一個人隨隨便便地來了。他談學術問題，談書，談掌故👩🦳，什麽都談。鍾書是個有趣的人，喬木同誌也有他的趣。他時常帶了夫人谷羽同誌同來。到我們家來的喬木同誌，不是什麽領導🧚🏿♂️，不帶任何官職𓀀，他只是清華的老同學🏄🏻🛳。”（楊絳：《我們仨》，三聯書店，2003👌🏼，第157頁）
當時🏄♀️，剛回到北京的錢鍾書住在學部七號樓西盡頭的辦公室，條件十分簡陋，楊絳回憶說🍮🙆🏿：“我們住的房間是危險房👩🏽🔧🌐，因為原先曾用作儲藏室，封閉的幾年間，冬天生了暖氣🛌🏽，積聚不散，把房子脹裂，南北二墻各裂出一條大縫🩸。”（楊絳：《我們仨》，三聯書店，第154頁）這樣的住宿條件到1977年才有了改善🎲。錢鍾書夫婦分到了新房子——三裏河南沙溝寓所，他們一家非常高興🧎♂️➡️。此處寓所人稱部長樓，房子共有四間，相當寬敞。但他們卻不知是誰幫他們要到了這麽好的房子，他們猜想可能是胡喬木🧍🏻♂️，但胡喬木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楊絳回憶說，他們搬進新房後,有一次，胡又去他們家,他們夫妻想,這回該提幫他們要房子的事了吧,可胡只是問了一句：“房子是否夠住🔌？”楊絳說：“始願不及此🫘。”（楊絳💇🏽♀️：《我們仨》，第157頁。）這就是錢鍾書夫妻謝喬木的話。
胡喬木非常關照錢鍾書，得知他有哮喘病,“曾寄過兩次治哮喘的藥方🏋🏼👳🏽♂️。鍾書承他關照💂🏻♂️，但無從道謝”。
在“文革”剛剛結束的70年代，以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改善北京這些著名學者的住房的確不易，需要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出面辦理🖌。事實上🧫，胡喬木為知識分子改善住房條件並不是第一次了🦛，為了改善著名古代史專家顧頡剛、蒙元史專家翁獨健、文藝理論專家蔡儀三人的住房條件，他曾專門給李先念寫信求助。
1977年9月胡喬木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後🏂，十分重視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建立和發展🫲🏽，他曾說過社會科學院永遠是他的“戀愛對象”⛓。社科院成立後，胡喬木在實際工作中感到，社科院副院長需要由專門做學問的著名學者出任🏊🏻♂️，他覺得錢鍾書是合適的人選。而請錢鍾書出任，胡喬木也是費了一番心思。
素以仕宦為危途的錢鍾書對副院長一職是一推再推🥽，但最終被胡喬木的真誠所打動。關於這件事，楊絳先生在《我們仨》中寫道🦴，“胡喬木說:‘你們兩位（另一位是夏鼐先生，胡喬木也希望夏先生出任社科院副院長）看我老同學面上……’鍾書著急說🤷🏻♂️🧚🏽，他沒有時間🧑🏻🎨。喬木同誌說🔔🧛🏻♂️：‘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畫圈，三不要你開會🤍。’鍾書說🤖：‘我昨晚剛辭了文學所顧問🥟，人家會笑我辭小就大🙆🏿。’喬木同誌說：‘我擔保給你辟謠。’鍾書沒什麽說的👂🏼，只好看老同學面上不再推辭。”（楊絳：《我們仨》，第160頁）
胡與錢兩人還有同樣的興趣愛好——詩歌，胡喬木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上的卓越領導人之一，同時也是一位詩人，在他的一生中👩🏻💼，創作了不少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新體詩和舊體詩詞👩🏻💻。在胡、錢二人交往中💅🏻，胡喬木經常拿出自己的詩作讓錢鍾書評點。1982年6月1日是胡喬木七十壽辰👆🏼。當時他心情特別舒暢🧘：三中全會已經開過💅，大批冤假錯案基本平反，林、江兩集團案件已經審判🧑🏽💻🌂，由他負責起草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決議已經通過👳👗，改革開放征程初始捷報頻傳，他個人與許多老朋友的交誼已逐步恢復。中共十二大的文件正在由他主持起草，許多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也由他負責處理🕛。經歷了十年“文革”摧殘🏋🏼，在70歲生日到來前，胡喬木心潮澎湃，詩興大發，寫了七律《有所思》四首。詩寫好後♟🙅♀️，像往常一樣，送錢鍾書閱改。錢收到後，毫不客氣，按自己的心境，改得密密麻麻😶。胡喬木最得意的一些詩句，錢也改了。胡喬木是一個極有禮貌的人🔸，這就出現了“我誠心請你改詩，你也費心改了；我期期以為不可，但又怎麽好意思請你再改回去呢”的尷尬局面💃🏿，胡喬木為此十分躊躇。
胡與錢雖然誼屬同學(錢要高一班)，但是兩人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個投身革命，一個矢誌學問🤷♀️。兩人之間的差別，錢本來十分了然，也不知為何，這一次似乎完全忘卻了，就像改自己的詩那樣，只顧一東二冬、平平仄仄，由興改去🤘🏿。
無奈之下👨🏻🍼🎓，胡喬木不得不求助於兩人共同的一位朋友幫他解圍。以錢鍾書的絕頂聰明👩🏻🦳，很快明白了情況。最後🙏🏼𓀅，他恢復原文，僅選擇明顯不妥的地方改了幾個字（如將第一首的末句“弦斷琴亡誌亦酬”改為“弦急琴摧誌亦酬”。因“斷弦”多指喪妻，與作者原意不符），交回給胡喬木。胡喬木非常高興。不久發表在7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1992年準備出版詩詞集時，胡喬木采納了錢鍾書的意見🧑🌾，將《有所思》改為《有思》🎖。
在多年交往中👰🏼♂️，胡喬木與錢鍾書情誼甚篤👩👩👧👧。在胡喬木一生的影像資料中，有一張照片給人印象深刻。它攝於1990年6月9日🏋🏻♀️，照片中胡喬木、谷羽🙀🪿、錢鍾書、楊絳四人攜手而立，笑容滿面。楊絳先生說📱，“我們讀書，總是從一本書的最高境界來欣賞和品評……鍾書待喬木同誌是把他當書讀。”（楊絳：《我們仨》，第158頁）胡喬木在看了錢鍾書的《管錐篇》書稿後🧑🏿💻，立即向中華書局推薦。該書出版後🙅🏼，胡喬木稱贊：“此書表現的創作力、思維力、記憶力、想象力猶足震驚當世和後代。”（《胡喬木傳》編寫組：《胡喬木書信集》，胡喬木致錢鍾書（1992年1月15日）🏂🏻🌚，第825頁）楊絳先生以《幹校六記》寄贈，胡喬木讀後評論：“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纏綿悱惻，句句真話”。1988年4月胡喬木的詩集《人比月光更美麗》出版🙇🏿，錢鍾書夫婦收到贈書後，即“快讀一遍”，並點出其中近二十首，說“皆尤心賞”（見錢鍾書致胡喬木（1988年7月12日）👵🏻，《胡喬木詩詞集》🪸，人民出版社🪸，2002，第187頁）。
胡喬木去世後，1993年1月5日，中國社科院等四單位為《胡喬木文集》第2卷出版舉行座談會🪩。錢鍾書因病不能出席，口授一聯，請楊絳筆錄🧚🏻🐐，贈給會議：“立德立言⚇，推君兼不朽😒；酬知酬願，愧我一無成🕵️♀️。”（見《我所知道的胡喬木》。下聯是指胡喬木曾希望錢鍾書把其所寫的外文稿整理出來及選註唐詩，錢因身體不佳而未實現）
（方曉強撰）
與聶紺弩
聶紺弩作為老報人和知名作家，和長期從事文化宣傳領導工作的胡喬木直接的工作交往雖然不多，但彼此並不陌生👩🏿✈️。1982年7月4日👐🏻，胡喬木前往北京聶紺弩的寓所拜訪🧘🏽，之後兩人詩信往還🙈，發生了短暫而親密的交往🌒。其時的胡喬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聶紺弩則已是身體羸弱、斜靠病榻的耄耋老人。
胡🤽🏽♀️、聶晚年交遊起於《散宜生詩》，胡喬木為聶紺弩這部詩集作序。這篇序文的寫作有些不同尋常，即兩人其時並無很深的私人交往，序言不是因作者請托而作，而是胡喬木閱讀這本詩集後，主動要為聶這本詩集作序🤸🏿♂️。
胡喬木有很多知識分子朋友⏬，也主動幫助過很多困境中的知識分子🧑🏻✈️，甚至在他自己還處於極端的困境中的時候。
聶紺弩1967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指惡毒攻擊毛澤東🧑🏽🚀、江青和“文化大革命”）被逮捕，1974年5月被判處無期徒刑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其時已經年過七旬。因“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卻在集中清理獄中國民黨殘余的時候，巧借“歷史反革命”的身份獲釋☪️。不太為人所知的是，為了聶紺弩的出獄和平反📵，胡喬木也盡過力。
“九一三事件”後，一部分老同誌陸續解放，政治環境稍微寬松🙍🏼♀️，聶紺弩夫人周穎女士開始多方奔走，設法讓體弱多病的古稀老人能暫脫囹圄。幾年時間裏，周女士反復給中央領導同誌寫信申述，但均得不到回應。周穎寫給胡喬木的申訴信，胡則轉呈給了當時主管公安政法工作的華國鋒，並附信介紹了聶案的基本情況👩🏼🎨。
胡喬木1975年10月11日致華國鋒信全文如下：“國鋒同誌：附上聶紺弩之妻周穎（原在郵電部工作👎🏼，現參加市政協學習）寫的關於聶被捕時間🧑🏼🎄、服刑地點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聶的裁定書一份🍚。據周稱💆🏻♂️：聶何以被捕判罪，她和他至今仍完全不解⛹️♀️，所以說罪名並非事實（或基本不是事實）🖕🏿。聶曾企圖上訴，即被有關方面采取不停頓的審問方法使之疲勞不堪🍞，不得不表示認罪，撤銷上訴。以上情節似乎與常理不合🎧，但均不知是否屬實🚶🏻♂️➡️。據裁定書，聶原任政協文史資料編輯➗。據所附材料，聶原住西直門內半壁街35號，周現住地安門東不壓橋新門牌14號👩🏽⚕️。望轉有關同誌查詢一下。”（寓真：《聶紺弩刑事檔案》，《中國作家》2009年第2期）
在聶的案卷中🧏🏼♂️，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處理周穎為反革命犯聶紺弩申訴案件的報告》（1976年1月14日）也有相同記述：“……周穎又向胡喬木同誌寫信申訴，胡喬木同誌於去年10月11日把申訴信轉給華國鋒同誌，11月2日華國鋒同誌批交中央公安部‘派人查問情況’🆚。周穎在申訴信中說聶犯沒有犯罪，並說審訊中有‘逼供信’🪼，是個‘冤案’🙋🏼，以及聶年老體弱有病👷🏻，希望先放出來治病。”
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春天，少數出來工作的老幹部也正心有余悸，自顧不暇🏊🏼。而胡喬木卻在這個時候將一個被判了無期徒刑的“現行反革命”的申訴信轉給中央主要領導🧗🏿，這份擔當和勇氣值得敬佩。這在當時就是所謂的“為反革命分子鳴冤叫屈”，很容易成為“四人幫”羅織罪名的口實。
30年代的雜文名家⛽️，經歷了反右🤸、“文革”的多重磨難之後在新時代因詩而再次名重一時。於是就有了本文所述的聶紺弩的《散宜生詩》和胡喬木的序。
二人始於1982年的頻繁而密切的交往，既有許多親歷的當事人的回憶，還有聶紺弩的信件為證。引述其中直接和該序有關的兩封👨🏿🦲，或者可窺其真相。
當年7月21日，聶紺弩致信胡🚟：“頃聞人民文學出版社人言👲🏽，您要為拙詩寫一序——不圖暮年打油🤣，竟逢此殊遇，真放翁所謂‘丈夫不死誰能料’也🏠。”次年1月30日，周穎代聶致信胡喬木，並贈剛出版的詩集，信中說🪹：“不知怎樣才能表達感激您對我們的關懷和幫助🛴🏗。除受之有愧🏋🏻，還好說什麽呢！”書信復印件收存於邯鄲學院胡喬木研究所。聶紺弩耿介一生，老來更顯風骨，自不會說違心阿諛的話取媚於當權者。
回到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去，胡喬木主動為他人作序這件事其實並不難理解。十一屆三中、六中全會雖然都已經勝利召開，但是對於思想文化領域應該怎樣抓仍然還有許多模糊認識，而知識分子的心中也仍然“心有余悸”👨👨👦。胡喬木這一時期正主管意識形態工作，一直在設法破解這個難題。而聶紺弩的詩集正出版於這個矛盾時期，並且他首先在香港出了個版本叫《三草》🙇🏼♂️。詩集所收詩篇又是成於“反右”至“文革”期間🤶🏿，以在北大荒改造時期的詩為最多🚵🏻♂️，“怨而誹”的內容自然不少🧩🙍🏼，甚至還包括被當作“現行反革命”主要罪證的“反詩”。胡喬木通過親自寫序文來支持詩集在內地正式出版，並且通過序文給予詩人和詩最高的贊譽，應該說既表現了終身不脫文人氣質的胡喬木個人對聶紺弩際遇的同情和對其詩文所體現的樂觀精神的褒揚，也是一個黨的高級領導愛才、惜才，急切想要幫助知識分子打開精神枷鎖的體現。所以詩集甫出，整個知識界人心振奮。
（徐建昭撰）
與王蒙
胡喬木與王蒙的相交可追溯到1981年🧗🏼👷🏿♀️。這年的五六月😲，胡喬木在做膽囊手術住院期間讀了王蒙的短篇小說集《冬雨》和收在《王蒙小說創新資料》中的作品後，非常欣賞。高興之余🕙，於6月8日乘興寫了一首小詩——《贈王蒙同誌》，當天即寫信寄給他。
故國八千裏，風雲三十年。慶君自由日，逢此艷陽天。走筆生奇氣✌🏿，循流得古源㊙️🧏🏽♂️。甘辛飛七彩🫏👾，歌哭跳繁弦。往事垂殷鑒🦻🏽🚜，勞人待醴泉。大觀園更大，試為寫新篇。
詩中胡喬木對王蒙的贊賞與期待一目了然。
在王蒙接到胡喬木來信後不久就和胡喬木見了面🧑🦼➡️。在這次見面中，他們談論最多的就是文學和藝術。王蒙回憶說，胡喬木知識面很廣，和胡在一起時⚾️，他們談畢加索🤦🏼、高爾基、溫庭筠、愛倫坡、典型理論——胡喬木對這些人和文學藝術理論都有很高的造詣🍳、很深的研究🤚🏻。“他（胡喬木）從溫庭筠說到愛倫坡，講形式的求奇與一味地風格化未必是大家風範。他非常清晰而準確地將筠讀成yun而不是像許多人那樣將錯就錯地讀成jun🏫。他說例如以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相比，後者比前者更風格化，而前者更偉大。”（王蒙👩🏻💻：《不成樣子的懷念》，《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第311頁）聽了胡喬木的評論🙆🏽，王蒙說“我不能不佩服他的見地”。交談中王蒙還問到了畢加索🖕👂🏼，他想知道胡喬木個人是否欣賞畢加索，他也想知道在中國藝術空間的開拓還要遇到多少阻力和周折。胡喬木的回答出乎王蒙意料，胡喬木說：“在我們這樣的國家，還難於接受畢加索。”王蒙從他的回答中，能夠感受到他內心流露著的某種苦澀，“我以為他的回答流露著某種苦澀💞，也許這種苦澀是我自己的舌蕾的感覺造成的”（同上🛶，第312頁）。王蒙認為胡喬木是了解畢加索的👲🏻，甚至是理解畢加索的🛟，否則很難說出這樣有深度的判斷🫅🏼。
胡喬木不僅僅是一位儒雅的知識分子😐，更是一位負責我國意識形態工作的黨的領導人。王蒙特別詳細地記述了他與胡喬木在一起時，胡喬木對他談起的關於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文藝問題的看法：“馬🧔🏿♂️、恩等雖然有很好的文化藝術修養，有對於文藝問題的一些有價值的見解，但並沒有專門地系統地去論述文藝問題🤵🏿，並沒有建立起一種嚴整的文藝學體系。我這樣說，也許會被認為大逆不道的💁🏻♀️🦄。”（同上🚔，第311頁）胡喬木的這一說法給王蒙以深刻的印象🪩👮🏿，“可惜，也許是顧慮於‘大逆不道’的指責，人們未能見到喬公對於這個問題的進一步闡述”。（同上，第311頁）
在王蒙的回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胡喬木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王蒙認為胡喬木很喜歡表達他對知識分子的尊重👲🏿，也樂於為知識分子做事。王蒙記錄了胡喬木對很多知識分子的幫助。
作家浩然，在“文革”中大出風頭，“文革”結束後🗄，其處境可想而知。而胡喬木認為👩🏿🚀，浩然作為一個作家只是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中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被當時的政治環境所左右，將他與“文革”綁定在一起🔁，顯然是不合適的。當大家都對浩然冷眼相待時🧔🏻，胡喬木不但沒有落井下石，反而對身處逆境的浩然施以援手，並希望作家們對浩然友好相待。當浩然新作《蒼生》完稿後🆓，又是胡喬木促成了《蒼生》的出版👱🏽♂️。
胡喬木作為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主管👲，對王蒙有很高的期待⛎，也曾給逆境中的王蒙很多的保護、寬容和理解。王蒙在新時期之初率先在寫作手法和技巧上進行了探索和嘗試，那就是“意識流”手法在小說創作中的運用。後來，“現代派”受到批判。在這場風波中，王蒙首當其沖，主抓意識形態的胡喬木是十分清楚的😎。胡喬木本身並不贊同“現代派”🫓，甚至是有些反感，他曾不斷地勸誡王蒙：在文學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遠。1981年，王蒙小說《雜色》發表後，胡喬木給王蒙寫信，信中略有微詞👰🏻，他還把一期《江南》雜誌寄給王蒙，這一期雜誌載有高爾斯華綏的一篇評論文章的譯文©️，該文的主旨是“大江大河是平穩的，而小溪更多浪花和奇景”♋️，其主要觀點是不要太“現代派”🦹🏻♂️👱🏿♂️。胡喬木還曾建議王蒙去請教錢鍾書並代為薦介。胡喬木對自己的關愛王蒙十分清楚，“我毫不懷疑他意在‘愛護’，乃至有‘護君上青雲’之意”🧑🏿💻。（同上㊗️，第312頁）王蒙知道胡喬木並不支持“現代派”的寫作，甚至是反對“現代派”的創新✊🏿，但是王蒙也很清楚，對一些所謂的“現代派”作家（王蒙、舒婷等）胡喬木最大限度地保護了他們🧑🎓🦶🏼，使他們免受不必要的傷害👲🏿。王蒙在回憶文章中說：“喬木同誌當時在政治局分管意識形態工作🧹。他當然熟知這些情況，更知道批現代派中‘批王’的潛臺詞和主攻目標🧙。1983年春節他對我一再說：‘我希望對於現代派的批評不要影響你的創作情緒。’”（同上，第312頁）春節期間，胡喬木公開接見王蒙，這其中不乏政治智慧，對於準備批判王蒙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暗示。“這一次會面起到了他所希望起的那種作用。一些人‘認識’到胡對王蒙夫婦的態度是少有的友好🩶，從而不得不暫時擱置對我的批判😑。”（同上🙇🏻，第312頁）
王蒙認為🙍🏼♂️，胡喬木身上有著知識分子的書卷氣，有為知識分子“抱打不平”的英雄氣概🌼，“他的去世所造成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喬公是不二的人物”🪃。
（方曉強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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