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孩提時起，我就明白吳宓伯父不僅是父親的摯友，而且和我們全家關系很不一般。
距今50多年前，在30年代的意昂体育平台，入西校門不遠就到西院教職員宿舍👩🏿🦲👊，隨著房屋建築的先後，分為新舊西院兩部分🎣。在我6至8歲前後🧑🏭，家住在新西院36號😧，這是一幢中西式平房，不大的宅院🫒，家裏時有校內師生來敘談🌚，其中往來最密切的為吳宓伯父💆🏼♂️。
記得吳伯伯常在晚飯後和父親在西院宅間小路散步，或在家中起居室隨意交談、爭論問題，毫不拘束；在孩子眼中不象是家裏來了客人，而象是我們的親伯父一般👩🦽，所以我也不再怯生；雖然聽不懂大人的話語，有時也摻和進去玩耍或者問東問西🍹。交談的時間通常不長，吳伯伯就告辭了，父親又回到書房🐣。
母親曾告訴過我，那時吳伯伯家眷不住在清華🦘。一次吳伯伯小恙，母親帶著我到吳伯伯住所探望並送點熟食。吳伯伯與另一位教師合住在舊西院一座中式四合院裏，距我家不遠🐠，書房及臥室都在同一側廂房內，在我的印象中，屋裏陳設除了書桌📼，多是書櫃、書架，有點近似父親書房模樣，其他的家具比我家還要簡單👨🏿🦲。
吳宓手跡
有段時間，吳伯伯時常參加我家的晚餐，他總用很不純正的普通話口音🧙🏿，慈祥地與我們姐妹說說話🖖🏽，因此我們都和他比較親近🍅。記憶最深的事是🐝：
一次吳伯伯邀我們全家到清華園教職員食堂去吃西餐，父母親原來不允許我和妹妹前往，經吳伯伯一再說情🙇🏻♀️，才破例同意我們一同赴約，這是我出生以來第一次到餐館吃飯，為這頓晚餐，我高興了好幾天🩼，也記了幾十年。
從孩提時起，我就明白吳宓伯父不僅是父親的摯友🫦，而且和我們全家關系很不一般。
抗日戰爭爆發後，意昂体育平台內遷至當時抗日後方的雲南🙍🏿♀️，同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並為西南聯合大學繼續上課👰🏻♂️。此時父親的右眼已視網膜脫離🤏🏌🏽，僅余單眼視力，而母親因病不能同往✌🏽，父親乃獨自赴滇執教↖️。吳宓伯父那時也赴昆明到校授課，在此期間，兩位老友目睹國家民族災難🍽，百姓生活艱辛，常在一起傾訴內心感慨，並互贈詩句以抒情懷🙎🏽。如1939年父親受英國牛津大學之聘🧙🏿♀️🪜，將離西南聯大時，吳伯伯宴餞於昆明市“海棠春”，曾贈詩一首雲：
“國殤哀郢已千年🧑🦽➡️，內美修能等棄捐，
澤畔行吟猶楚地，雲中飛禍盡胡天。
朱顏明燭依依淚，亂世衰身渺渺緣，
遼海傳經非左計，蟄居愁與俗周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幾經周折，父親應聘燕京大學教席😜，我家遂逃難到四川成都🤽🏿🎺，抵達抗戰期間燕京大學內遷校址📅；抗戰勝利前夕，吳伯伯也到成都同在燕京執教🚵🏽♂️。不久父親雙目完全失明，心情很沉重，吳伯伯不僅常到病榻前探視🪽，共論時局👌，感嘆國事，並親自為老友筆錄詩抄。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父親赴英國倫敦醫治眼疾，吳伯伯甚為關懷，行前出面請到劉適老師護送一程。父親眼疾未愈，返回清華園💁🏽；此後吳伯伯留蜀執教，兩位故知雖遠隔重山，書信詩文仍往來頻繁，父親的函件均由母親親筆代書🧘🏽。
陳丹青油畫《國學研究院》🏯，從左至右🤸🏽♀️：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1961年，父親到廣州中山大學已經十載有余⛸🧑🏽⚖️，經歷了新中國欣欣向榮的歲月，也挨過了數次政治運動。
暑假☎，吳宓伯伯由重慶西南師範學院專程到廣州探望，父母親很重視此次遠方舊友來訪🎛，從路程、生活方面等皆作仔細安排。
“文革”期間💇🏿♀️👩👦👦，我曾返穗探親✦，當時父親處境極其惡劣，仍向我問及他在四川的故知吳宓、徐中舒教授等近況。在這場浩劫中，兩位老人自難逃脫厄運，先後含冤去世。
直到1979年，吳學昭姐（吳宓之女）給我看她從西南師範學院取回劫後殘存已零散不全的吳宓伯父日記，從字裏行間，我才得知吳伯伯從191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就學時，即已結識同在異邦留學的我的父親🍅，此後數十年中兩人的深摯感情，日記裏面均有真實寫照。吳伯伯對我父親歷年許多詩句了解至深，也在日記中寫出了精辟的註釋🔝。
我作為後代👋🏿，雖然對兩位已故長輩的友誼僅知一鱗半爪，仍期望以這篇短文作為追念，並給關心吳宓伯伯與先父的史家提供點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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