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遺珠拾粹

○呂文浩

編者按：《社會生物學下的儒家思想》（Socio-b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onfucianism）一書是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潘光旦先生的英文文集。潘光旦先生於學術研究上涉獵甚廣🌐，建樹甚豐，在民族學、譜牒學、性學和教育學等領域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文集以潘光旦在1923年到1935年之間創作的社會生物學🪥、民族學方面的學術簡論文章為主，深入介紹了現代中國學者在相關領域的系統思考，通過這樣的思考👞，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民族危機⛴、現代化主題交織下中國現代社會科學的發展。

《社會生物學下的儒家思想》英文版書影

值得一提的是，文集所收文章皆為潘光旦先生用英文親撰，用其弟子費孝通先生的話來說♾：“先生之於國學有其家學淵源的🙅🏻‍♂️，他自動受到嚴格的庭訓，加上他一生的自學不倦，造詣過人。……在他同代的學者中，在國學的造詣上超過潘先生的固然不少🎎，但同時兼通西學者則屈指難計。……據說他英語之熟練🙅🏼‍♀️👩🏽‍⚕️，發音之準確，隔室不能辨其為華人👨🏿‍✈️。返國後🏘，他曾在上海執教，又兼任著名英文雜誌《中國評論周報》的編輯。他所寫的社論🏌🏽，傳誦一時👐🏻👳🏽‍♀️。文采風流🧙🏻，中西並茂，用在他的身上實非過譽。”

文集的出版有賴潘光旦先生後人歷時數十年🫲🏿，搜集整理了這些年代久遠、散見於國內外刊物的英文文章。而外研社·施普林格“中華學術文庫”（英文叢書）收錄該著，由兩社聯合推出海外英文版🙇🏿‍♀️，則不僅有利於中外學術文化交流，更能讓外國讀者了解中國現代社會學🔮、民族學的奠基與發展脈絡，理解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從而進一步理解當代中國。該書同時入選2011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

在《社會生物學下的儒家思想》海外版出版之際，本刊特刊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呂文浩博士（1996年研究生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為此撰寫的導論。

1924年🌑，潘光旦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

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新篇章，在此前後若幹年，伴隨著中國現代大學系科製度的逐漸建立和完善，以及一批留學回國的青年學人的努力🧙‍♀️，中國現代學術開始建立和發展🚴🏻，部分學科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平🍣。其中在優生學🚵🏻‍♀️、社會學以及性心理學等學科領域，潘光旦是一位非常活躍而且有突出成績的學者。作於1922年夏的《馮小青考》是潘光旦學術生涯中第一篇比較重要的作品🕜，至1965年“文革”前夕基本完成翻譯的達爾文巨著《人類的由來》則標誌著潘光旦學術生涯的結束。在此前後長達四十余年的時間裏👧🏽，潘光旦以其博學睿智，孜孜矻矻，努力探求中華民族的強種優生之道，寫下了許多流傳至今、為人稱道的作品🖕。所幸大部分著述經精心搜集整理，匯集為14卷本🧑🏼‍🏭、640萬言的《潘光旦文集》，為後人的學習和研究提供了可資信賴的版本。

不過🐭，由於種種原因，14卷本《潘光旦文集》並未收錄潘光旦為數不少的、文采斐然的英文著述🧘🏼‍♀️。雖然文集編者在第11卷的末尾以“存目”的方式將這些英文文章的篇名和出處加以詳細的列舉，但這些年代久遠、散見國內外刊物上的英文文章查找起來仍然極不方便，在2011年英文《中國評論周報》（The China Critic）全部影印出版之前就更是如此🏋️。文集出版十幾年來，鮮見學術界重視並利用這批英文資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現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集團決定將潘光旦英文文集《社會生物學下的儒家思想》納入“中華學術文庫”系列予以出版，使更多的讀者能夠欣賞前輩學人的英文著述，並對其學術造詣和精神世界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可謂功德無量。

1940年夏，潘光旦全家在昆明西郊大河埂

關於潘光旦當年英文的寫作水平，學術界流傳有多種說法🤵。其同代人和朋友劉英士在抗戰時期的一篇文章中稱他為“能寫漂亮英文的潘君”；社會學家費孝通曾說：“據說他英語之熟練，發音之準確，隔室不能辨其為華人。返國後，他曾在上海執教，又兼著名英文雜誌《中國評論周報》的編輯。他所寫的社論🔇，傳誦一時🔈🤞🏻。文采風流🦸🏼，中西並茂，用在他的身上實非過譽”🧏🏿‍♀️；20世紀30年代清華社會學系的學生王勉（筆名鯤西）曾回憶說🏋️：“潘先生英文造詣極深，在上海時和林語堂、全增嘏🏮、吳經熊等都是《中國評論周報》（The China Critic）的特約撰稿人。有一件事現在人知者不多，孫文遺囑有多種英譯本，其中認為譯得最好的即是出於潘師之手👰🏿‍♀️，遺囑首句余致力雲雲💆🏻🫚，譯文用字精煉典雅🌧，讀過的人都能記得。”這次借著寫導言之機，我閱讀了文集大部分篇章♧🧕🏿，對潘光旦的英文寫作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最突出的印象是詞匯豐富，用字精練典雅。孫文遺囑的翻譯確實如王勉先生所言🧈，讀後令人印象深刻🎚，幾可成誦👳🏽‍♂️，而1925年最初翻譯時潘光旦只有26歲♜，1927年修訂翻譯時也只有28歲👨🏻‍💼。

文集的編者幾十年來做了很大的努力👲🏿，盡可能搜集潘光旦的所有英文著述，因而遺珠之憾並不多🦼。據我所知，若幹篇什得來非常不易🧙，如潘光旦大學四年級時發表在美國《優生新聞》（Eugeni?cal News）上的文章，以及抗戰時期為美國人講授中國人宗教信仰的文章👨🏿‍🌾，刊登的雜誌流傳不廣👩🏻‍✈️，在國內各圖書館難覓蹤跡，這次能夠加以收錄👴🏻，實屬幸運🚽。另外😷𓀛，對於潘光旦發表於《中國評論周報》上的文章，編者也頗費了一番功夫🐅，參照潘光旦的中英文著述，努力從筆名中辨識潘光旦的作品，其中的辛勞，非外人能加以體會。這裏再說說上文所說的“遺珠之憾”。如上文費孝通所說，潘光旦曾為《中國評論周報》寫過一些“傳誦一時”的社論，但因該欄目全未署名✊，哪些出於潘光旦的手筆已經無從辨識了▫️；又如抗戰時期中國民主同盟常與英美駐昆明領事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向他們散發民盟中央和省支部的文件😸、宣言、通電和其他宣傳材料，這些材料有的需要譯成英文✍️，這個任務多半由潘光旦同誌完成，因為他的英文和寫作水平都很高⏏️，頗能勝任”（《紀念潘光旦教授和曾昭掄教授逝世20周年的發言》潘大逵部分）👩🏿‍✈️，可惜這部分英文文章一時也無法查找了🙅🏻‍♀️；再如1947年潘光旦和費孝通曾應太平洋國際學會之約從事“中國士大夫”研究☂️，也有部分稿件完成（參見潘光旦日記1947年8月10日條）⚜️，可惜至今未能找到👩🏿。

這些英文著述，可以使我們對潘光旦學術思想成長過程認識得更加準確和真切💂🏽。如1923年潘光旦尚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上大學四年級時🤹，即在美國的學術刊物《優生新聞》上發表了長文Eugen?ics and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Background，對中華民族的種族特征及其某些影響深遠的社會製度與優生學的關系作了初步的考察，此文的部分內容後來被改寫為中文論文《西化東漸及中國之優生問題》在國內的《東方雜誌》上發表，為此還引起了生物學者周建人的批評討論。但需要提及的是，由於讀者對象的不同🤕，這兩篇文章在論述角度、引證材料上都有很多差異📈🧱，並不是直接的翻譯。潘光旦在1923年11月份發表這篇文章時剛到美國學習1年零3個月時間，為時頗為短暫🥞。這不僅說明他的英文造詣和西學知識根底相當紮實，能夠迅速吸收課堂知識並利用科學文獻從事研究工作，而且還說明他很可能出國留學前在清華學校對優生學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和思考👩🏼‍⚖️，否則以短短的一年多時間的積累是很難寫出如此成熟的文章的🥄🦠。1952年潘光旦在檢討文章中說美國老師一向很欣賞他的功課和英文寫作，“先生宣讀學生的短篇佳作，我的往往是第一篇👷，長的佳作還要替我向專門期刊介紹揭登。”1923年11月發表於《優生新聞》上的這篇長文🤞🏼，恐怕就是潘光旦此處未具體說明的“長的佳作”。又如一般認為潘光旦學術思想的精華是人文思想，較早且較完整的論述是1934年發表的論文《中國人文思想的骨幹》和短評《迷信者不迷》，在1932年的《悼金井羊先生》一文中👨🏻‍🍳，潘光旦曾對與其交往密切的友人金井羊關於中國儒家人本主義思想的見解有所介紹🧓🏽，現在我們在潘光旦的英文著述裏，卻能夠看到其人文思想形成的更多細節。1933年在評論母校達特茅斯學院教授哈維（Ed?win D.Harvey）關於中國人宗教信仰的社會學著作《中國心靈》（The Mind of China）時👌🏼，他認為作者過於註重神鬼崇拜之類的宗教實踐，沒有能夠給予儒家人文思想以應有的地位。而在他看來，“儒家不是反宗教的，但其宗教不加掩飾地建立在人的基礎上👩‍🦽‍➡️，確切地說是擬人的（anthropomorphic）和以人為中心的（anthropocentric）”，“神為人所造🐝🏇🏻，是人造品😣，它們能夠被塑造出來適應人的意圖”。他又發揮了儒家“祭神如神在”的精神來闡釋中國人對神的崇敬，但指出這種人文思想始終對神保持著清醒的敬而遠之的態度😔，以免為其所役使🪂🧿。在神對人的祈求不能很好地回應時，神甚至有被義憤的民眾砸毀的危險。簡言之，這種態度意味著崇敬神、祈求神的人掌握著神的命運。這裏，潘光旦對於美國學者中國宗教觀的批評和對於儒家思想的闡釋💜，已經相當明晰地呈現了1934年兩篇論儒家人文思想文章的基本精神💁🏽‍♂️，以英文anthropo?morphic和anthropocentric兩個詞語概括儒家人文思想的特征，簡潔而有力，令人印象深刻，難以忘懷。

胡適在1929年卷的《中國基督教年鑒》上發表了一篇英文文章《今日中國的文化沖突》（Conflict of Cultures），在談及對西方文化應充分接受時使用了兩個詞匯，whole-heartedly和wholesale👃🏻，這兩個詞匯語意有所差別而胡適卻在同一意義上使用👩‍👩‍👧‍👦。英文造詣深厚的潘光旦很敏感地抓住了胡適的這個語意混淆⛲️，在1930年2月寫的一篇書評裏不僅對兩者加以區分，而且還提出另外兩種態度：半心半意地接受全部的西方文明（be half-hearted inacceptance of the whol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以及一心一意地接受西方文明的某些部分（be whole-hearted in ac?cepting portio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或一心一意地、有選擇地采納（whole-hearted selective adop?tion）。潘光旦更為欣賞的是最後一種態度🧼，即一心一意地🎸、有選擇地吸收西方文化𓀗。胡適在1935年6月發表的《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裏承認潘光旦的批評有道理👨🏻‍🔧，將“全盤西化”的提法改為“充分世界化”👌🏻。英文《中國評論周報》面向的主要是海內外西方人，以及少數精通英文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更廣大的中國讀者圈裏長期以來流傳不廣，因此少為人知💯。但胡適卻是該刊的經常讀者，潘光旦在一篇書評文章中僅僅用了一部分篇幅和他討論問題🧑🏽‍⚕️，他也註意到了，而且讀後印象非常深刻。潘光旦對胡適的批評討論因《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的提及而廣為傳揚𓀃。兩位知識精英以英文為工具6️⃣，討論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應采取的態度🎦👩‍❤️‍👨，留下了一段佳話🤜🏼。潘光旦的這篇書評就收錄在這本潘光旦英文文集裏，讀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了。

創刊於1928年5月的《中國評論周報》是潘光旦發表英文文章的主要園地。作為中國人主辦的、在海外世界具有廣泛影響的周刊，《中國評論周報》的主要編輯是清華出身的一批歸國留學生🧐，他們在文化觀上采取了以西方標準評判中國❔、又以中國標準比較西方的雙重文化比較態度✹👩‍👩‍👦。有學者指出🏇🏽：“他們同西化派的相同之處在於，承認中國傳統文化不適應現代社會✋🏼，中國文化的某些內核需要以西方文化補充、改造之，但他們反對文化采取移植性的形式🥌🦹🏻‍♂️，強調文化主要是創造🫔、調適，而不是一味模仿。他們同東方文化派的共同點在於，強調文化交流過程中的消化💃🏽、吸收問題，重視吸收外來文化過程中樹立中國本位意識和主體意識的重要性🪓。不過，他們不似東方文化派那樣幻想用中國文化去拯救、拔超西方文化，而清晰地認識到中國文化在多元文化世界中處於文化混亂、文化失衡的不利狀態🥠。”（鄧麗蘭：《略論〈中國評論周報〉（The China Critic）的文化價值取向——以胡適、賽珍珠、林語堂引發的中西文化論爭為中心》）這個特點在潘光旦身上也非常鮮明地體現出來了，他在許多篇英文書評中對西方學者的觀點都是既有吸收又有批評🏙，吸收也罷🤰🔏，批評也罷Ⓜ️，都是為了在保持主體性的基礎上從事中國文化的重建。以潘光旦為代表的這批中西兼長的學者💂🏽，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充當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一方面他們以自己的西學知識努力引進西方先進文化📆，另一方面他們以新的視角重新闡釋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既促進中國文化自身的再生，又以英文介紹給西方世界🫨。

左起😵‍💫：潘光旦🧓🏼、費孝通夫人孟吟、費孝通，張祖道攝於1955年5月

潘光旦兼任《中國評論周報》編輯時期是他在學術上多線作戰並斬獲豐富的時期，同時他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交往🧥💂🏼、合作也頗為頻密。潘光旦自由主義政治觀念的形成與他受到朋友圈的影響有很大關系，後來他之所以能在抗戰時期實際參與民主運動，也可以說是在這時就已經撒下種子了。但是綜觀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潘光旦發表的所有中英文著述，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當時很少談及政治，至多觸及一些政治的邊緣話題；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文化🧑‍🦯‍➡️、社會🥮👩🏻‍🌾、優生等問題的學術探討上，在這些學術研究的字裏行間洋溢著濃厚的愛國主義情感。在《中國評論周報》上，潘光旦發表文章體裁最多的是書評，占據了其英文著述的大半篇幅🔟；這些介紹、評論英文著作的書評，都刊登在他本人所主持的“書評”欄目裏🏬。潘光旦的書評，往往如他的老朋友梁實秋所言，是在“評”之外還發表一點自己的心得，自成一篇獨立文章😹，是“不僅是‘書評’的‘書評’”。因此🙇🏻‍♀️，這些書評成為我們了解潘光旦閱讀活動以及思想形成過程的極好途徑。

總而言之，潘光旦英文文集對於我們全面深入理解潘光旦學術思想的歷程，以及追尋《中國評論周報》周圍那群以重建中國文化⛹️‍♂️🕵🏿、溝通中西文化為使命的學者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另外🧑🏿‍🔬，盡管80多年前的英文表達習慣已經使今天的讀者感到有些陌生了，但我們仍然可以穿過歷史的雲煙𓀌，去欣賞前輩學者那種詞匯豐富🤹🏽‍♀️、表達典雅精煉的英文，從而獲得某種美的享受。

轉自《中華讀書報 》2015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