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傅國湧

1937年春,吳宓在清華園留影

　　當吳宓留學歸來,面對紛亂無序的時局產生強烈的無能為力感,他不同意陳獨秀、胡適選擇的新文化運動路徑,更不認同陳獨秀他們選擇的布爾什維主義。

　　1923年7月6日,吳宓先生在東南大學寫信給哈佛大學的業師白璧德教授:“自從我回國後兩年,中國的形勢每況愈下。國家正面臨一場極為嚴峻的政治危機,內外交困,對此我無能為力,只是想到國人已經如此墮落了,由歷史和傳統美德賦予我們的民族品性,在今天國人身上已經蕩然無存,我只能感到悲痛。我相信,除非中國民眾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過奇跡或巨大努力),否則未來之中國無論在政治上抑或是經濟上都無望重獲新生。我們必須為創造一個更好的中國而努力,如不成功,那麽自189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將以其民族衰敗的教訓,在世界歷史上留下最富啟示和耐人尋味的篇章。”

　　在他寫信前的這段時間,中國從北到南發生了許多事情,確實內外交困🫸🏻🫂、危機重重,不止是嚴峻的政治危機而已。5月1日,天安門舉行的“五一”國民大會主張推倒張內閣。5月4日,北京學生借“五四”紀念日再次發起驅逐教育總長彭允彝運動,並結隊搗毀了彭家住宅。彭向法庭指控是北大教職員蔣夢麟等主使,蔣夢麟等則控告彭誣陷。5月5日,土匪孫美瑤在山東臨城劫了一輛北上的列車,三百多名中外旅客成為抱犢崮的人質,震驚中外,經過曠日持久的談判,最終以招安土匪而了結。6月6日,張內閣與黎元洪的總統府因權限之爭,全體總辭職。自6月7日起,在直系軍閥曹錕的唆使下,北京軍警借口內閣已辭,餉項無人負責,開始向總統府索餉。9日北京警察全體罷崗,駐外各使聯合通電:政府再不給費,將於7月1日一齊下旗回國。10日,北京警察仍在索餉,而且有人雇公民團驅黎出京。到13日,黎元洪被迫離開北京,攝政內閣暫時主政,政局大變,許多國會議員出京。掌握槍桿子的曹錕將要運作上臺。其間,各地土匪猖獗,6月14日湖北應城土匪綁架男女百余人,其中有意大利傳教士梅神父,向漢口官吏索贖百萬元。就在吳宓寫信的前一天,7月5日,廣東廣九鐵路上土匪劫持了七十多名乘客🏹。

　　當吳宓留學歸來,面對紛亂無序的時局產生強烈的無能為力感,他不同意陳獨秀🗯、胡適選擇的新文化運動路徑,更不認同陳獨秀他們選擇的布爾什維主義,認為這些激進主義的選擇忽視自己的民族傳統,只會把古老民族帶上一條不可預測的“毀滅”之路。多年的留學生涯並沒有使他成為西方價值的膜拜者,雖然他的新人文主義理想也來自老師白璧德😕。他向往“由歷史和傳統美德賦予我們的民族品性”,渴望從“中國民眾的思想和道德品性”著手,讓中國擺脫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危機🪹。白璧德在哈佛的熏陶賦予了他文化保守主義的氣質,他辦《學衡》,就是一種具體而微的努力。他雖深知這樣一本文人氣息的刊物作用微弱,但他對此抱有信心,希望能產生顯著而持久的影響。

　　中國當時首先缺少的是政治秩序,而更令他感到悲痛的是文化秩序🐹、道德秩序的喪失👨‍🍼。這在他1925年12月30日寫給莊士敦的信中說得很清楚:“當前問題及令人失望的現象,根源和緣由不僅僅是學生們不守法,而是我們人民一種普遍的道德衰退。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以前真正的中國全然不同👳‍♂️。”他的這一判斷是否合乎實情,誠然還可以商榷,但我們由此可以看到,他所關切的不是權力的紛爭🈶👩🏽‍💼、政治秩序的重整,而是國人在道德品性上的墮落,他試圖在文化上做補救的工作。這是他選定的書生報國之路🛖。

　　一年後,他再次給白璧德教授寫信說:“請原諒我對您再次講述我們正生活在中國歷史上衰亡的危機中🔃。中國已腐敗到極點,但個人的失望和不幸相對於國家的災難與普遍的黑暗而言微不足道🐗。”

　　1894年出生的吳宓,在他的人生經驗中,1923年前後耳聞目睹的已是腐敗的極點,畢竟他尚未見識更深、更廣的腐敗。在未來的歲月裏,他也少有如此明白地表達他內心的失望與悲痛,但他一生的關懷大致上可以概括在這些自白中♣️。他的思考和研究、他堅持編了十二年的《學衡》、他為《大公報》主編的《文藝副刊》以及他在清華👮🏻‍♂️、西南聯大課堂上長期講述的課程,都可以看作是對他這種悲痛的回應💧。他始終相信,“除非中國民眾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過奇跡或巨大努力),否則未來之中國無論在政治上抑或是經濟上都無望重獲新生🫃🏼。”這一思路他一直沒有放棄,1937年春天,他給意昂体育平台校長梅貽琦寫信,申請去歐洲旅行和研究一年,申述此行重要目的就是認真研究道德哲學,考察研究歐洲的人民和生活,特別是他們個人及公共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和動機,為寫作《文學與人生》做準備,“它將體現歷史和傳統的智慧,但卻富有創造性地運用於當代實際生活的現實及環境。”幾個月後,抗戰爆發,歐洲之行成了泡影,但他的“文學與人生”課曾吸引了許多西南聯大的學子💃🏻。

　　(本文作者為文史學者,著有《百年尋夢》等書)

轉自《齊魯晚報》(濟南)2015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