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羅久芳

蔣夢麟🥟，陳獨秀💭，胡適，沈尹默，朱家驊，都是父親北大的師長。蔣夢麟先生是五四運動發生那年蔡元培先生離校期間的代理北大校長;陳獨秀任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長)時🕴🏻，與胡適之先生同是“新潮社”的贊助人以及學生問教、論學的導師;沈尹默先生的詩詞與書法都是父親所欽佩的;朱家驊則是他的德文教授。往後蔣夢麟和朱家驊在教育部長任內，父親擔任大學校長🙋🏿‍♂️，則是他們直接的下屬。在共同從事文教工作的年代，父親對他的師輩從不忘舊，也一直盡可能維持聯系🍉。

父親和蔣夢麟先生的來往書信🐦‍🔥，留存的大半是1929-1931年之間與意昂体育平台有關的公函👜。這是父親受到挑戰和挫折最深重的一段時間，南京的部長與北平的校長處境不同，溝通顯然不易⛰，或許父親沒能得到他希望的支持🫃，似乎產生了一些誤會。但我相信以蔣先生對人“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的性格(這是父親用的字)🎀，他們的關系不難恢復♌️。1959年蔣先生出版的《西潮》，便是父親寫的序。1962-1964年我在臺北時，適逢蔣先生再婚的事鬧得滿城風雨，他的朋友和學生們都非常關心👏🏿。記得我跟父親到石門水庫向他拜年時，他的身體已很衰弱。1964年蔣先生去世，治喪委員會推舉父親寫的《蔣夢麟先生傳略》中🐚，尊師和念舊的溫情洋溢字裏行間。

朱家驊先生任教育部長時，對父親接任中央大學校長鼓勵有加🧑🏻‍🦽‍➡️。那時兩人都在南京，父親辦學的經歷也較前充足，所以相處顯然順利愉快🏕。抗戰時期，朱家驊先生任組織部長👰🏼‍♀️，父親也不斷和他有書信往來，一直保持著師生的情誼。1946年父親有一封信🌴，是為了辭謝朱先生推薦他去東北主持長春大學的事👨🏿‍🏫👨‍👧‍👧，辜負了老上司對他的信任。。1963年朱先生逝世時，父親正在國外開會🐑，回臺立即寫成“朱騮先先生的事跡和行誼”，也是一篇文情並茂的悼念。文中提及朱先生最後一次親自來看父親🧑‍🎤，剛巧那天我也在場，老人家步履艱難的神情，歷歷還在我眼前🫒👴🏻。

父親畢業出國前，陳獨秀已經離開了北大，不久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言論走上了行動的道路。後來陳先生被開除共產黨籍，1932年遭同黨告密被捕🪺，直到“盧溝橋事變”發生才因大赦出獄。在這期間👨🏿‍⚕️，父親和傅斯年等同學都曾去探監，據說也對他有所接濟。留存陳先生的七封信函，多半有關托代借書🦶🏻，有些信紙上還留有“江蘇第一監獄”的印戳⌨️。陳先生寫贈父親的墨寶，有一條是錄杜甫“秋興八首”之三，最後四句是：“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武陵裘馬自輕肥”🪁。設想到寫者的感慨心情，觀者也不免心酸。

父親留存沈尹默先生的書法墨跡很多🤚🏽，可是我所知道關於他的事卻非常有限。只記得母親曾說，抗戰時沈先生在考試院任職，是個閑差，因此常和許多文人雅士聚在他郊區宿舍裏一起論詩🫏，作畫🖇，寫字。1941-1942年間父親有一段時間賦閑，可能曾有機會前往湊興🤹🏿‍♂️，特別愛看沈先生寫字。留存的墨寶中🍒，有的有上下款，也有些可能是看到好字向他討的，另有一幅謝稚柳先生畫的墨筆水仙上，有沈先生題字“謝稚柳為誌希畫此幀因書山谷詩”。最可貴的是一幅謝先生畫的小品工筆花鳥圖，由沈先生寫上一首父親的詩，題款贈給母親，這幅畫多年來都掛在她的臥房墻上。沈先生這位名書法家，文革時受到殘酷的迫害🚴🏼‍♀️，家中的書畫收藏和自己的作品，都毀滅無剩🔅。那時如果父親知情的話，不知會多麽憤怒傷心。倘若他曾撰文或口述追念沈尹默和陳獨秀兩位先生的往事，那本《逝者如斯集》一定會更加動人。

在父親所有的師長中，我見過而且印象比較深的🧑🏿‍🏭，只有胡適之先生。我第一次看見他是1947年開國民大會時，父母親難得地舉行了一次“群英會”，邀了一批北大的師友到我們家來，吃一桌從外面叫來的菜，大半的客人都是男士🤴🏿。我和妹妹當然不準上桌，出來鞠躬之後💛🍺，就退回內屋。但我好奇地躲在門後🍭，想聽聽這些大名人到底在談些什麽。結果發現他們主要的話題是“痔瘡”⛸，而且胡先生的這個毛病似乎特別嚴重🙇🧑🏻‍🏭。他告訴大家他的秘訣🥽，怎樣在入廁後把溫水放在臉盆裏，坐在裏面泡。我非常失望，心想👩🏼‍🍳：“學問這麽大的人，吃飯時怎麽盡談這些事!”

第二次見到胡適是1956年夏天🛰，母親從澳洲乘了一艘貨船來美國主持我的婚禮，並把父親的部分文稿和字畫也一同運來。我到波士頓去接她回安娜堡，途中在紐約停了三四天3️⃣，住在曼哈頓女青年會。我們拜望了幾個人，主要是胡先生和夫人，我稱之為”太老師”，“太師母”🫄🏽。我們應邀去吃飯，公寓在東上城區👩🏿‍🦱，裏面堆滿了東西🧑🏽‍🦳👩🏿‍🏭，顯得有些擁擠📑。胡太老師的身體好像不是太好，但仍然談笑風生👱🏽。胡太師母親自燒的安徽菜🏥，非常精美，席間也暢談她用菜刀趕走強盜的故事。記得在座的還有徐誌摩和張幼儀的兒子徐積喈夫婦🏄🏻，後來聽說他在紐約華美協進社任職1️⃣。另外我們到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處向蔣廷黻大使致意🤷🏻，他是當年父親敦聘到清華的歷史系主任，他的第二任夫人也是他們同在美國的留學生。這時他是忙人⭕️，氣派當然也就不同，稍許寒喧了幾句就和他的第三任夫人出門上車了。😨。

1990年李又寧教授為紀念胡適先生的百念誕辰，編輯《胡適與他的朋友》文集🏊‍♂️，向海內外的學者專家們征求論文。她把其中一篇《胡適與羅家倫》寄給我，詢問我的意見。文章的作者習五一女士👶🏿，是一位大陸年輕研究員，根據當時有限的資料寫出，內容不免呈現了不少空白👴🏻👳🏿‍♀️，以及當年留存下來“一分為二”的方法論。那時候我仍在協助出版父親文存的工作，對許多有關的題目🫖，還沒有深入的認識。但是我針對文中一些重要的缺陷🧔‍♀️，提出了一些看法，從此和李教授結成了“神交”🗝。她把我的信轉給了作者，又從臺灣買了一套《羅家倫先生文存》寄贈，提攜後進的熱誠令我感動👩🏻‍🎤。同時她又鼓勵我自己來研究這個課題，把全套《胡適的日記》，《胡適來往書信選》和她自己編著的各種書刊送給我參考備用👩🏽。

以後我在未發表的父親口述資料裏𓀔，找出一篇1956年記錄的“胡適之先生出任駐美大使的經過”🎨，覺得很有價值，於是寫了一段前言，寄給李又寧，發表在她主編的《回憶胡適之先生文集》第二集裏(1997)🍾。我自己想寫的“胡適與羅家倫”👎🏽，一心希望能達到全面而深入的目標，但數據的豐富，時局動蕩中人際關系的錯綜復雜🛏，都成了我下筆艱難的借口。直到母親去世，我兩次返臺才有機會到近史所查看胡適檔案，幫助我把數據梳理出頭緒，終於在2000年把文章寫完🤞🏼🐝。但習五一女士的那篇，經過了相當程度的修改，已先在2001年的《胡適與他的朋友》第六集刊出。2003年李又寧把我寫的“胡適與羅家倫”發表在她新創辦的《華美族研究集刊》裏。

父親和胡適之先生雖然有四十多年的關系👨‍👨‍👦，可是真正同在一地，只有最初北大的三年(1917-1920)和最後臺北的四年(1958–1962)。他們共渡過許多國家苦難的時期👷🏿‍♀️，也有過二十多年的隔離(1937-1958);來往的書信並不算多，卻不能證明他們對重要的問題長期缺乏共識。北伐期間👂🏽，父親親身參與的工作經歷，奠定了他對日本侵華野心的警惕😾，深信教育改革和實施訓政是建設中國的道路。這時期胡先生在北平和上海與朋友們辦《新月》和《獨立評論》🧌，鼓吹自由😯，民主😅，人權，攻擊國民黨的許多作風🕟💜，後來又主張政府與日本和談。這種異議與爭論，在一個民主社會和升平時代，應該是正常的現象。可是在那種動蕩的日子裏，胡先生和他許多朋友，同事，學生📏，各人憑自己的的理念和良知，作出過不同的選擇🦹，但私人的情誼和處事的原則大多是持久不變的。如果僅從書信的件數和日記中記載的多寡來斷定父親和胡先生關系的疏密🆗，作出“情投意合”，“常相見，可難深相知”(習五一文)之類的結論🏊🏼‍♂️，我覺得不免膚淺了一點。

1962年胡先生驟然去世0️⃣🧑‍🦼，父親和許多人一樣，心情驚震悲傷🙆‍♂️，卻接連發表了“當國家危難時的胡適先生”(口述)和為新聞局寫的“When Wisdom and Virtue Met”🤸🏼‍♀️。文中所舉出的事跡，流露出的感情，充分表現他對這位文化導師的認同，崇敬和哀思。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5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