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在大眾的印象中🦻，高士其的形象大都是“科普作家”，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抗戰期間的作為。今天♜，我們請高士其之子高誌其根據他所了解的史料撰寫了本文👯‍♀️🧚🏻‍♂️，敘述了高士其的科普創作與文化抗戰的關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著名科普作家的另外一面。

我從小生活在上海，由姥姥帶大。1964年來到北京，和父親一起生活了近30年📗💁。我對父親的了解，除了聽母親講述，主要來自閱讀整理他的作品、日記和回憶錄。

父親在美留學期間🔮，流行性病毒正在祖國肆虐，成千上萬的人，包括自己的親姐姐，都被這“小魔王”奪去了生命，他便認定醫學才能救國，就從威斯康星大學化學系轉到芝加哥大學改攻細菌學這個冷門。不幸的是🎂，在一次實驗室中，裝有病毒的瓶子破裂，他受到腦炎過濾性病毒感染🪺，中樞運動神經遭到破壞♻，手腳活動發生障礙，但他的思維依然非常清晰敏捷🐱🤹🏽‍♀️，頑強地學完了全部醫學博士課程。

等到1930年回到上海👩🏽‍✈️，他看到被日本侵略的祖國生病了，瘟疫橫行，民不聊生，心情沉痛無比，便著手翻譯《世界衛生事業趨勢》、《細菌學發展史》等文章介紹給國人🍿。不久，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四肢近於癱瘓🧑🏼‍🦲。但他依然憤世嫉俗🍄，由於不滿國民黨的貪官汙吏🏌🏼‍♀️🤳，他辭去南京中央醫院檢驗科主任的職務🥵，失業後貧病交迫🫄🏿🏎，在上海亭子間開始了科學小品的創作。

配合抗日的節拍寫作

抗戰時期，作為一名優秀細菌學專家，父親準確地預見到了日寇細菌戰的可能和反細菌戰的必要，作為一名忠貞的愛國者🧑🏽‍💼，父親認為先要從最基礎做起，喚醒民眾對病菌的防禦意識，同時也提出了毒氣戰爆發的可能性與預防措施🎻。

在父親看來，從事這項工作的意義，不但是引起對日敵的警惕，更重要的還在於懂得如何保護自己不受侵害，以強健之身去拯救和保衛祖國🤷，並使他富強🙆🏻‍♀️。父親首先註意到☣️，戰士們的戰壕中環境衛生很差，直接影響他們的生命，而平日避免虱子騷擾，是值得註意的一著🧕🏿。父親為此寫了《戰壕熱》一詩，獻給前線戰士🕵🏼‍♂️。

他又應約陸續寫了《微生物大觀》👨‍🦼‍➡️、《細菌與人》、《防毒面具》等科普作品。在《我們的抗敵英雄》中👩🏻‍🔧，父親將細菌比喻為日本侵略者，把白血球比作抗敵英雄，寫得通俗易懂，又有鼓動性🧑‍🧑‍🧒‍🧒👉🏽。李公樸、艾思奇交口稱贊♎️，說它具有魯迅雜文式的風骨♙。

從此，父親找到了一種把自己留美學到的專業知識🏃🏻‍♂️，奉獻給浴血奮戰的中國大眾的最好方式。開始👱🏿‍♀️，他還能用抖動的手握著筆桿，艱難地書寫近百篇科學小品；以後病情加重☎，就先打好腹稿，一個字一個字口述出來🦏，請人記錄。一篇幾百字的文章🤵🏿‍♂️💃🏽，往往需要花費幾天時間才能完成，但他樂此不疲。

打開父親從1934年到1937年所創作的近百篇科普作品😌，我們發現抗戰的題材占據了60%之多👨🏼‍🦳，正如父親在晚年回憶時說道：“在這個時期內，我的病使我寫作感到困難。但是我還是堅持著每天寫1000字的文章，這些文章大都是配合著當時抗日救亡運動的節拍而寫的。”

“紅色科學家”

八一三抗戰爆發的前夜☂️，父親寫完了《菌兒自傳》第十五章。《讀書生活》出版社的黃洛峰向父親付了100多元🍆，預支了《抗戰與防疫》一書的版稅🥫🚷，然後準備派社裏的同仁護送父親去延安。誰知道在蘇州河上聽了三天三夜的炮聲還沒有走成，最後父親只身一人擠上了西行的列車離開了上海🍁。後由於戰事又耽擱在路上🧚🏻‍♀️，旅費花光🧉，於當年11月25日才抵達延安。

當晚，先期到延安的《讀書生活》出版社朋友艾思奇就來看父親，高興地說🧑🏻‍🌾：“好了🛎，你也來了。”艾思奇領著父親參觀抗日軍政大學，並會見了羅瑞卿校長。在延安，父親收獲了一個“紅色科學家”的稱號，並擔任了陜北公學的教師，經常被抬上講臺，向各級幹部和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講防疫與防毒知識，在此基礎上寫作了《國防科學在陜北》。陜北公學派了一位學生做父親的秘書，不僅聽父親口若懸河地述說腹稿👩‍💼，作筆錄🥷🏻，整理成文，還在每天晚上幫父親記他口述的日記🦛。

父親常去艾思奇的窯洞🧑🏼‍🎄，聽他講前線和大後方的消息。艾還告訴父親☝️🧔🏽，李公樸就要從山西太原來延安訪問了。後來，父親被搬到馬列學院圖書室外面的一個房間住😸，這裏環境幽靜，是讀書的好地方。父親曬著太陽，讀完了英文版的《靜靜的頓河》，他被深深吸引🐢，愛不釋手。有時，他與馬列學院的學生們談起他在上海亭子間裏寫作的情景，他們都聽得很入神🧑‍🧒。延安遭轟炸後❤️‍，父親又被迫搬進窯洞中去住，他在此款待了《讀書生活》出版社的老社長李公樸和夫人張曼筠。公樸先生見延安如此器重科學人才，不勝感慨🤾‍♂️。

1939年的一天，父親意外收到黃洛峰寄來的包裹🎭，在一個方形的紙盒裏，裝著讀書社新出版的父親科學小品集《抗戰與防疫》和《細菌與人》各三本📡。父親欣喜無比👩🏻‍🎤，將其中四本分送給愛讀他書的友人。後來🤛🏼，由於延安缺醫少藥，父親病情不見好轉，1939年4月⏰🛣，又轉道重慶，被護送去香港👹。

“投降了大眾”

1939年12月，父親抵達香港。讀書生活出版社的茅盾當時也在香港，他以碩士的名銜，介紹了父親分別在讀書生活出版社和開明書店出版的《科學先生活捉小魔王的故事》與《菌兒自傳》兩本科學小品集🛶。

父親作品中的“小魔王”，指的就是各種危害人類的病菌🕊🌘。父親像講故事一樣，用輕松的文體告訴讀者這些毒菌如何傳播、擴張，人們又該如何預防🫖、消滅它們。其中有2/3是講述如何對付最普通也最可怕的傳染病毒菌。這在抗戰時是急需普及的衛生科學常識，又是一種專門的學問。茅盾先生稱贊我父親妙筆生花，將這些專業知識，變成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有時用“訪問記”，有時用對話體，或是幽默的敘述體。各種毒菌在他筆下都被擬人化了，貪婪、狠毒、陰險——活像一群侵略人體的小魔王👩‍🍼，讀者能以此和抗戰時期的現實生活作形象的比照🧗🏿‍♂️。茅盾說🔋，這樣“使讀者不但獲得了與我們民族健康有莫大關系的知識，還激發了我們的民族意識🏵，以及嫉惡如仇的正義感”。一位身患重疾的癱瘓科普作家，能以自己手中的筆🤹🏻‍♀️，在抗戰中發揮這樣的宣傳作用🥑，真是太難得了👨🏽‍✈️！

也曾有人非難父親，說他政治熱情太高了🧑🏽‍🦱，有時把研究自然現象的科學，用做抨擊社會不正之風和投向民族仇敵的刀槍🧑🏻‍🦼‍➡️。而父親對這些非議不以為然🚴🏿‍♀️，他不像少數科學家那樣，無視民族存亡，把自己關在風平浪靜的實驗室中作居奇的商賈🤦🏼‍♂️，他坦然地宣稱🎮，他的科學研究“投降了大眾”。正因為此👃🏼😧，父親寫的每一個字，都是為這種“投降”奮鬥獻身的結果🤳！

（作者為高士其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