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唐代政治史略稿 外一種》🙇🏽‍♀️，陳寅恪著，高克勤校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600.00元

1941年🤱🏿💂🏽，陳寅恪先生在香港的書齋中，將一摞謄抄得工工整整的稿件打包封起，題上“請交上海浙江興業銀行王兼士先生收存弟寅恪敬托”字樣，隨後寄往上海，希望借銀行家的保險櫃🤌🏼，將自己的心血妥善保存。不料隨著珍珠港事件的發生，上海淪陷，香港淪陷，陳先生雖受盡磨難終於回到大陸🪶，卻與王兼士先生徹底失去了聯系。1943年，商務印書館來談出版事宜，陳先生只能找出“不完整之最初草稿”，由一位叫邵循正的年輕人幫助整理，“拼湊成書”🧑🏼‍🍼，即著名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終其一生，陳寅恪先生都沒有再看到自己早年遺失的那份稿件📥，更不可能想到，1980年👫，這份稿件竟重見天日，他親手題寫的“唐代政治史略稿”七字，終於出現在世人眼前👨🏼‍🏫。

前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唐代政治史略稿外一種》線裝本，引起一波小小的轟動。其之所以得到學界和普通讀者的關註，原因大致有二☑️：一為是書主體部分——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寫本之影印所具有的獨特價值💆🏿‍♀️；二為“外一種”所錄陳寅恪先生於1958年至1965年間致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的十余封書信，系首次全面影印披露（並附高克勤所作輯註）。

一、《唐代政治史略稿》手稿本

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略稿》，即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三聯書店和本社亦均曾出版）。但凡研究唐史及對陳先生有所關註的讀者學人🙏，大約都讀過後書，但見過前者的無疑要少得多。是稿為手寫本🥿，抄寫工整，字跡清晰，而時不時仍有黑筆和紅筆的修改痕跡🧑‍🚒。據書前蔣天樞先生序言，乃陳先生在香港時的手寫清稿，因避戰亂👼🏽🚜，寄到上海托人保存，不幸遺失，後來為給商務出版✉️，只能“經邵循正用不完整之最初草稿拼湊成書”👨🏼‍💼。蔣天樞是陳先生嫡傳弟子，陳氏晚年許多出版相關事宜乃至著作文稿均交托之，至贈以“擬就罪言盈百萬𓀔，藏山付托不須辭”之詩，可見所受信重，是言得自陳先生親口🎢，自當屬實🦶🏼。而意外的驚喜是🧉，1980年🍕，大約是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陳寅恪先生著作的關系，當年受托保存此稿的王兼士委托陶菊隱先生找到本社👨‍🎓，交付了這份珍貴的稿件🎳，封面上還清楚地寫著“請交上海浙江興業銀行王兼士先生收存弟寅恪敬托”字樣💎💇🏿。是時陳先生已去世👍🏿，本社即與蔣先生取得聯系，將手稿交還，並在獲得家屬授權後👨🏻‍🍼，影印出版🧘🏿☞。

作為難得一見的手稿，保留陳先生手跡之價值自毋庸多言📷🧎🏻‍♂️。而更重要的學術意義，首先在於其與排印本《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內容不完全一致🧛‍♂️，且如上所言🔭，可能此本為更接近陳先生原意者🏄。而對於更廣泛的學人來說，稿中保存的大量修改痕跡，則可使人得睹一代大師對於自身著作的修改過程🚊。

1.手稿本與排印本的區別💇🏼‍♀️。

最一目了然的區別，無疑是手稿上一絲不苟地添加了專名線、書名線（不過是按照老傳統加在相應字詞右側）♖🤹🏽，而排印本於此則付闕如。在二者對校方面🪈，張旭東兄早在2011年便曾於《上海書評》發表一簡短劄記，列舉三條例證➞。第一條言“開篇第一句……通行本作‘朱子語類壹壹陸歷代類叁’，手寫本作‘壹叁陸’，檢《語類》，手寫本是👇。三聯書店最新版（2010）已改”；第二條言第二頁“李唐世系之紀述”處🚴🏿‍♂️，通行本將作為類書的《冊府元龜》置於正史之前🧑🏽‍💻🚵‍♂️，又缺《元和姓纂》一種，亦認為顯然不如手寫本。但第三條則舉一反例🔙，言手寫本第三十五頁“元和二年己卯”🚖，通行本作“十二月己卯”，更明晰。他還指出：“通行本又有大段多出者，是多者善抑或少而精，真難判斷。”雖然旭東兄事務繁忙🎒，後來未暇再做詳校，但僅此三條已可窺豹一斑，提出的問題亦值得思考🧑🏼。

筆者在此基礎上稍事增華，繼續做了些校勘工作🧏🏽‍♂️，發現二稿細節上差異極大🚣🏻，每頁校改少則二三處，多則近十處👨‍🦽。其中如“門”與“類”、“又”與“即”、“即”與“茲”、“別取”與“復取”等具體字句差別，雖或涉文采，無傷大雅；第一葉a“李唐史事”排為“李唐一代史事”，雖有簡繁之別，難定高下；部分標點以及虛詞增減亦置不論。第十七葉a第一句“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統治之中心也”，排印本作“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前者顯然漏一“年”字🙂，而後者少了一個逗號🥯，亦不應當。

除了這些難分高下的差異👨‍👩‍👧，應該承認，有一些區別之處是排印本較優的。如手稿本第1葉b第四行有“（李唐疑是李初古拔之後裔）”一句，單獨占一行🐊，前後均空一行，似是小標題形式，下文論述亦與之相符😶；但其後未見有類似小標題形式🍥。排印本中即無此一行👯‍♀️，或為排印時，為統一格式而刪除了🍾，從統一體例的角度來說似較恰當。又第2葉a第五行至第六行，“次曰乞頭；次曰太祖”，排印本改為“次曰太祖；次曰乞豆”👨🏿‍🦳，查《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是。同面倒數第二行“（四）父為恒農太守”，排印本補充為“後魏恒農太守”；末行“（五）父為宋將薛安都所陷”👼🌧，排印本於句末補充“即所擒”：顯然均更完善🪿。陳先生雲排印本系“邵循正用不完整之最初草稿拼湊成書”🖋，據鯤西先生《陳寅恪先生手稿存放之謎》一文😱，“邵循正當時為歷史系學生，師從蔣廷黼教授治中法外交史，後經清華資助赴法國留學，為閩之世家”（轉引自高克勤《拙齋書話》p34🧑🏻‍🍳，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年）🫲🏻，則邵氏之學術素養可見一斑👳🏼‍♀️，其“拼湊成書”🧔🏻‍♂️，或亦有不少整理之功🌯。

不過🤹🏼‍♂️，既然陳先生自言手稿本為抄定之清樣，且特地交人保存，則手稿本之優勢自亦不待言。第43葉a第一句🕢，手稿本作“唐代政治革命有中央革命與地方革命之別”十八字🧏🏽‍♀️，十分簡明扼要，排印本作“唐代政治革命依其發源根據地之性質為區別🏄🏼‍♀️，則有中央政治革命與地方政治革命二類”三十六字，篇幅整整多出一倍，且頗有疊床架屋之感。下第五行🙅，“黨派若牛李等”🚅，排印本作“黨派若牛李等黨”，顯然累贅；此段末“此皆前人所未嘗顯言🧓🏻，今此篇所欲討論者也”，排印本句中逗號作一“而”字，雖只一字之差，語句之簡明節奏顯然已受影響。同頁下段“創啟霸業”，排印本作“創建霸業”；“空前之盛世”，排印本作“極盛之世”👩‍✈️：均覺手稿本更佳💆🏻♨️。而此頁末行引《陸宣公奏議》雲“分隸禁衛”，排印本作“分置禁衛”；下“承平漸久”，排印本作“承平既久”🏌🏼‍♀️：查《奏議原文》👨🏿‍🚒，均手稿本是。此類例子尚多🏃‍➡️，想來不應為邵氏改錯，或當年“不完整之最初草稿”即如此👩🏼‍🎤🤸🏻‍♂️，陳先生後來已自行修改於手稿本，排印本中未能體現耳。

2.手稿本的修改痕跡

蔣天樞先生為手稿影印本所作序言雲：“清寫稿系定稿，其中仍有改筆™️，有紅色校筆👷‍♀️，即雙行註與括號之增減💣，亦細密斟酌；其他🧦，一字之去留，一筆畫之差錯，一語之補充，及行款形式之改正，無不精心酌度，悉予訂正🔜。由此具見先生思細如發之精神與忠誠負責之生活態度。”翻開書頁，黑筆、紅筆勾畫修改確實處處可見🥚🚴🏼‍♀️。因已是定稿，觀點論證上的修改比較少了，而具體字句的修改仍幾乎無一頁無之，而均描畫清晰，一絲不苟。非獨可見先生對待著作之嚴謹🧑🏽‍🏭，亦可示後學以撰述之法雲⏱🚴🏽。姑舉數例如下。

第7葉b第三行，“則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住之地💟，絕無疑義”，下句號描改為逗號，增加“而唐代皇室自稱其祖考李熙留家武川之說可不攻自破矣”。當是感覺原先論述尚未說徹，故加一句定論以足之🔎。第19葉a第四行，“士大夫以文章科舉進身者”，“章”字為“詞”字圈改而來(排印本仍作“文詞”未改)🤹‍♀️。第72葉b倒二行至末行，“詞采則高宗武後之後崛興階級射策決科之新工具”，“詞采”後加小字“即詞章”🛶，“射策決科”四字亦塗抹原稿後添加上的，對照排印本兩處均未改（且“詞采”作“詞彩”)，前者倒也罷了，後者徑作“階級之新工具”，顯然修改後之意蘊更完足↪️。

如上所述，手稿本上的修改，有些於排印本中沒有體現👩‍🏫，有些雖有體現，但往往有若幹字詞區別，不完全一致。或是交付商務印書館出版時，先生自己亦根據記憶，將大致內容在早先之草稿上再修改了一遍吧。此不再贅舉，其用心之處💅，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翻閱體會✷。

除了內容、修辭上的改動🧛🏻‍♀️，陳寅恪先生在形式上亦精益求精🤹‍♀️，絲毫不肯放過👉🏻。如第1葉a“若以女系母統”上批：“提行頂格👨‍🏫。”蓋上一段末剛好寫到一行最後🧜🏻🙅🏿，若不加批註，排版時會誤以為仍在一段之中接排🪄。稿中凡遇此類情況🫃🏽，均不厭其煩，一一註明。第9葉a“（事見梁書、南史侯景傳）”，紅筆圈去括號，並拉出旁批雲“此九字小註✍🏿。括弧不要”。下十余葉此類批註甚多，大約初時引文出處寫法未定🫶🏻，後決定統一為小字，不加括號🏄‍♂️🛩，故一一批改。又如第1葉b第六行“晉書卷八十七”，改為“晉書捌柒”🫱🏿，蓋全稿卷數標註統一為此格式🤚🏿，故稿內凡不一致者均一一手改。

陳先生在給中華上編的信中曾寫到“拙稿不願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補充意見”，雖似桀驁🖕🏼，但從手稿本的修改情況來看，這般從內容到格式都細致審定✢，需要編輯做的工作也確實不多了吧，難怪如此自信。不過，從上引漏一“年”字之類的例子來看，即便認真嚴謹如陳先生，仍難免有疏忽處，這也就是編輯存在的意義了。

二✣、致出版社的信件

從1958年到1965年，陳寅恪先生給古典文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共寫來十四封信。此前高克勤先生曾撰文披露過其中部分信件內容，但全部影印公開尚屬首次。所有信件按時間排序✋，以彩色印刷最大程度保留信件原貌↪️，包括信箋花樣均歷歷可見，部分橫版來信還采用了展頁的形式特別製作。

和手稿本中體現的嚴肅認真精神一致，陳先生的信件亦是毫不苟且🖖🏼。所有十四封信🏊🏽‍♀️👶🏼，都是圍繞著作出版事（當然𓀒👼🏼，偶亦有涉及病足等日常事），其中討論合同寫法者三通🆕，討論校樣🍄‍🟫、封面等事者五通，回應本社約稿計劃者七通（第九函於後兩項均有涉及）。其中如第三函回復編輯詢問《元白詩箋證稿》封面上作者署名究竟當在左或在右事✬，陳先生表示一般自當在右🧏🏻，但若是作者自己題簽🏊🏿‍♂️，則當在左，且舉了陳垣《史諱舉例》🙅🏻‍♀️、郭沫若《青銅時代》、唐長孺《唐書兵誌箋正》三書為例證，猶恐不足，還特意以毛筆大字，在信末將“史諱舉例陳垣撰”特地按準確方位寫了一遍。又如第二函與第九函均討論封面顏色👋🏿：前者為《元白詩箋證稿》之出版🎥，提出“要用淺黃或淺藍，最好用淺藍”🚴🏼‍♂️；後者為該書再版，提出“可否用深色有花紋者”，本社均回信應允🔬。至於再三關照校樣須作者過目🆖、不能用簡體字等等，都不用說了。

回復本社約稿事🪘，是信件中占比最高的🩺。蓋本社出版《元白詩箋證稿》之後，便向陳先生提出稿約，希望出版其舊著🔸🏷，並承諾“校字當力求精確，版式裝幀等亦當尊重先生意見，以求善美”⛵️，事實上⇢，從來往信件和最終出版的書都可以看出，本社也確實實現了這些承諾。陳先生對於約稿事🎙，首先是表示非常願意，並很快提出擬定名為《金明館叢稿初編》，並擬於1959年初即交稿，但因身體狀況欠佳🕷，無力整理稿件，不得不拖延下來，於信中十分仔細地做了多次說明。後來陳先生信中又提及擬先撰寫《錢柳因緣詩釋證》，一氣呵成後再整理舊稿，本社順勢約請此稿🚾🥿，亦獲允可，後即以《柳如是別傳》之名出版🤏🏼。

還值得一提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信件格式相當規範。回函開頭一定寫明🟠，收到貴社第xxx號函😠，以使事件明晰👰🏼。行文中自稱“鄙人”或“寅恪”，用小字以表謙遜；提到“尊處”“惠賜”等字眼，則前空一格以示尊重👨‍🦼‍➡️：這些都是傳統文人尺牘寫法。筆者當年就讀於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曾為章培恒先生處理郵件，哪怕是回復電子郵件或用電腦打印者🥶，章先生仍特別關照“弟”要用小字，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現在與年輩較高的學者們往來，曾有幸收到若幹封以毛筆寫於箋紙上之信件➜，往往還保留古風🍭👨🏿‍🔧；同輩友人之間交流，則不復留意於此矣㊙️。

從1956年本社前身古典文學出版社正式成立至今👩🏼‍🌾，已經過去60個春秋🚻。自1958年獲陳寅恪先生授權出版《元白詩箋證稿》，到多年間往復聯系約稿✹💆🏿‍♀️，前輩編輯們始終對陳先生的學術成就表示最大的敬意與關註。《金明館叢稿初編》後來終於交稿📵，但尚未及出版♣️，“文革”便開始了。舉國盡墨，萬馬齊喑，來往信件的雙方自然亦莫能外。上海大多數出版社被並入人民出版社，陳先生亦受到政治沖擊並去世🏂🏼，10月7日正是他的忌日。直到十年動亂結束🚡，出版界開始一點一點地恢復正常工作。1978年1月1日♣︎，以原中華上編人馬為主的古籍編輯室從人民出版社分離出來😦，恢復獨立建製並正式更名上海古籍出版社，《陳寅恪文集》毫無疑問地被列入第一批出版計劃，除此前已有單行的《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之外，還有《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柳如是別傳》《寒柳堂集附陳寅恪詩存》四種👨‍🦰，均於1980年便完成出版。1981年，本社又刊行了蔣天樞先生撰寫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作為《陳寅恪文集》的附錄。1988年，影印出版了《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寫本》精裝版。1989年⛈，出版了《陳寅恪讀書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以上出版過程參見高克勤《陳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收錄於《拙齋書話》🧚🏽‍♂️🧑🏿‍🦱，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年8月版）無論是1958年開始的交流，還是在撥亂反正後敢為天下先，立刻為陳先生正名並出版其著作🪻，均充分體現了本社前輩們的學術眼光與擔當⇒。

正是這種學術堅持，成為上海古籍出版社最寶貴的財富。60年來，在一代又一代編輯的堅持與努力下，本社出版了許多傑出學者撰寫的對中國學術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陳寅恪文集》無疑是其中最優秀的代表之一。值此社慶之際，我們重印《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寫本，並附以書信🛎💂🏻‍♀️，俾讀者可感受學者之用心，及當年出版之不易🧘🏽。謹以此文，向陳寅恪先生，以及為我社專註學術之風格奠定基礎的前輩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