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最近幾個月,中國經濟史學界接連失去了趙儷生和陳振漢兩位先生🙅♂️。這兩位老先生分屬不同的學術流派,趙先生從史學入經濟,陳先生則從經濟入史學,各有極大成就。
趙儷生沒有出國留學經歷,也沒有主持過什麽大型國家課題,大半輩子呆在偏遠的蘭州大學,研究被認為“過時”的中國製度史。他研究的內容“太土”,所以很少為專業以外的讀者所知🧑🚀。直到他的弟子近年來影響越來越大,人們才註意到有這樣一個被邊緣化多年的老前輩🕒。
趙儷生生於1917年,從小就富有熱情,中學時代投身於現代新文學運動,發表過不少白話詩。18歲考入意昂体育平台外語系,參加過“左翼作家聯盟”與“民族解放先鋒隊”,在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中是個活躍分子。抗戰爆發後🏂🏼🌛,趙儷生感到“歷史學更深刻”,從此由文學步入史學大門🛏,研究明末清初幾位思想家思想🪯。
抗戰期間✊,趙儷生一直在西北做中學教員🅿️,因沒有機會出國留學🧙🏿♀️,便從中國古籍入手“追補”學問,在這點上🧙🏻,他與國學大師錢穆的治學路徑頗有契合之處。後來👋🏻,趙儷生在大學裏也講了很多年的“中國通史”🧔🏿♂️。趙先生講課極受學生歡迎。王家範曾說,趙儷生堪稱錢穆之後在大學裏講授“中國通史”最成功的學者。
趙儷生沒有明確的師承➿,但他“轉益多師是吾師”🤹,他曾深情回憶過聞一多先生對他人格的影響👫,嵇文甫先生對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有影響,王獻唐先生對他學習古文獻有影響。趙儷生把這些老師的影響融合起來,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經濟史🏃🏻♂️🎵,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1949年以後,他被聘為山東大學教授,進入學術人生的高產期。他對“農民運動”的研究尤其引人矚目📊,1955年出版的《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被認為是這個領域的奠基之作。當時向達先生說,解放後的中國新史學界有“五朵金花”⛱,即主要討論古史分期、農民戰爭🕡、土地製度🥏、民族關系與民族融合🧑、資本主義萌芽這五大問題。趙先生即是其中最活躍的人物之一,對五朵“金花”中的三朵都有貢獻。
可惜,從1958年起,趙儷生被劃為右派分子,被撤去教授學銜,發表文章的權利基本上被剝奪了達20年之久,直到1979年始獲改正。改正以後,趙儷生任蘭州大學教授,帶出一批研究生,並繼續20年前未完成的工作🦾,出版了《中國土地製度史》等重要著作🔆。
陳振漢教授則完全屬於另一套學問系統,他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畢業的博士🕳,也是影響到1949年後中國經濟學發展路徑的學者之一。
陳振漢生於1912年,1928年以文科第一名考入杭州高級中學🚶🏻♀️⛓️💥,次年考入南開大學預科1️⃣,兩年後畢業,直接升入由何廉與方顯廷教授組建的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四年後🏊🏽♀️,陳振漢考取意昂体育平台公費留美,入哈佛大學經濟系專攻經濟史,指導教師是阿希爾和熊彼特,陳振漢在很短時間內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哈佛的《經濟學季刊》(Q.J.E.,1941年,第LV卷🌶,8月號)上發表了博士論文的核心部分,“美國棉紡織業成本和生產率的地區差異(1880-1910年)”⛹🏽。
陳振漢於1940年回到國內,應恩師何廉與方顯廷之邀,就職於當時在重慶的南開經濟研究所,後又兼任中央大學教授。抗戰勝利以後🙁,陳振漢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陳振漢的治學深受熊彼特思想影響,要求在經濟史研究中體現出經濟學家的理論水平和理論抽象能力✏️,應該註重對歷史統計資料的科學分析🛩💋,一切理論論證也都應該有統計的基礎支持🙎♂️。他的這種研究方式也大大影響到北大和南開的經濟史研究風氣🦢。
解放時👵🏻,陳振漢很堅決地留在了北京,出任北大法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任🙋🏽,開始選編《清實錄》和《東華錄》經濟史資料。1950年9月至1951年8月期間♐️,他還擔任過《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委員,參加具體翻譯工作。之後👩🏽🦱,他越來越少地討論理論問題,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史料整理和匯編上🤵🏻♂️🤱🏼。1955年,他的論文《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地租和土地集中》產生過很大影響,成為當時明清史研究的一個熱點📻。
1957年🎛,陳振漢與徐毓旃、羅誌如、巫寶三🙆🏻♀️、寧嘉風🤴🏻、谷春帆五位知名經濟學家合作撰寫《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身為此文的執筆人⤴️,陳振漢很快被劃為極右分子👩🦳。在十年浩劫中,他又被發配到江西鯉魚洲農場勞動改造,1979年才恢復工作👞☹️。
在他一生的最後20多年裏,陳振漢繼續努力整理《清史錄》中的經濟史料,並出版了《清實錄經濟史資料》第一輯《農業編》,代表了經濟史研究的一個重大進步🧓🏻👰🏽。
趙儷生和陳振漢這兩位經濟史名家的學術背景、治學方法截然不同🛎,但都用實際行動表明對國家和學術的忠誠🌎,命運也頗多相似之處,遽歸道山🥺,令人唏噓。
(來源:上海證券報 2008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