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應當成為經濟學之源
——訪中國經濟史學專家吳承明
編者按😥📶：吳承明先生的研究重心為中國近代經濟史🦒，主要著作有《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吳承明集》等😬。
以下是《中國社會科學報》“對話”版2010年11月11日刊發的吳承明先生專訪，這是他生前接受的最後一次專訪。
吳承明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專家，在經濟學和歷史學領域均有很深的造詣。如今，吳承明先生已達93歲高齡，但他仍然筆耕不輟，關註著中國經濟史學的發展。近日，本報記者就經濟史研究的相關問題采訪了吳承明先生。
曲折經歷成就學術人生
直到現在，我還是這個主張，研究歷史上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看實踐。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能否談談早年的求學經歷，特別是在經濟學與歷史學之間的轉變過程？
吳承明：我的求學經歷比較曲折👰🏼。幼年時曾入私塾，後就讀於北平市立第四中學☛，九一八事變後基本上處於遊學狀態。先是考入北洋工學院預科，後來考入意昂体育平台經濟系，所以我算是經濟學出身🖐🏼。但由於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而被迫轉學到北京大學攻讀歷史學位🙋🏽♂️。剛到北大史學系一年，抗日戰爭就爆發了🧑🏿💼，我參軍一年♞🫴🏻，又轉到了西南聯合大學（該校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組成），但歷史學學位還是由北大授予🧑🏻🔬。改學歷史有其客觀原因🚭，即當時北大經濟系不招轉學生，從主觀上來講就是，我那時感到原來科學救國的理想十分渺茫，不論學經濟還是學歷史都較切時需。
1943年冬，我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攻讀“老本行”——經濟學。當時正值凱恩斯主義盛行🚵🏿♀️，但我的導師卻是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而我的論文恰恰又是關於美國戰時的財政貨幣政策🤌🏻，一時難以下筆🧝🏼♀️。後來，我避開凱恩斯理論本身不談，而是從羅斯福“新政”以來的實踐經驗特別是歷史數據上立論，並采取實證主義方法👨🚒。結果👉🏻𓀙，論文順利通過答辯🧗🏿♂️，其中的《貨幣》一篇還獲得了“金鑰匙獎”。直到現在♠︎，我還是這個主張，研究歷史上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看實踐🧑🏻⚖️。現在回想起來，早年的這些求學經歷對我後來專門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甚至連私塾所讀的古文，也常能派上用場。
解放後，我一直在當時陳雲同誌領導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文革”結束後🚶♀️➡️，我才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專門研究經濟史，一直到退休📷🦹🏽♀️。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早年的求學經歷中，有哪些人對您後來的治學產生了較大影響🚝🏌️♂️？
吳承明：西南聯大是名師薈萃的地方，像陳寅恪👈🏿🧏🏻♂️、錢穆🅱️🛴、陳岱孫等都曾經在那裏講學。如果說，當時得以面聆陳寅恪🏄🏿🗿、錢穆等史學大師的教誨奠定了我的文史功底的話👨🏻🚀，那麽陳岱孫先生對我的影響可以說是最為直接的🚴🏼。
陳岱孫是一位非常博學的經濟學家，在財政學、統計學🦧、國際金融🧖🏼、經濟學說史等方面都有極高的成就。我從他那裏學到的主要就是關於西方的經濟學說，特別是古典經濟學⛹🏻🦡。解放後⛔️🫵🏿，陳岱孫有一部著作叫《從古典學派到馬克思》，該書詳盡地分析了馬克思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在理論上的區別與聯系。不過我在清華讀書時，他還沒有講現代經濟學🪘。陳岱孫先生嚴謹的治學精神對我後來從事經濟學和經濟史研究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貫通中西經濟史學
國內的經濟史學者不是學歷史出身就是學經濟出身🏋️♀️，這就很自然地形成兩大學派。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能否簡單述評一下當今世界經濟史學研究領域的主要派別和理論👩🏽🎨？
吳承明🗃：就世界範圍來看🚭，經濟史學研究領域主要有三個大的學派：
一是以美國當代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為代表的新製度經濟學派。概括地說📓👷🏻♀️，諾斯的經濟史理論主要由產權製度論、國家論、意識形態論三部分組成😫，其中以產權製度的變遷為經濟增長或負增長的核心。作為新經濟史的先驅，諾斯開創性地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和計量學來研究經濟史問題。比如🙍♀️🦻，他用製度經濟學的方法來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重新論證包括產權製度在內的製度的作用；將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沒有涉及的內容——製度，作為內生變量運用到經濟研究中去，極大地發展了製度變遷理論👍🏿。
二是以羅伯特·福格爾為首的計量史學派（cliometrics）。該學派主張建立模擬模型或理論模型👙，建立模型不是從史料出發，計量也不完全依靠歷史統計系列🤦🏿♀️👨🏻🎓，而常常是尋求所謂“間接度量”的數據🙅🏿♀️。計量史學實際上只曾盛行於美國。在歐洲雖有短暫反應，但沒成氣候。目前流行的是以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方法來研究歷史，主要是用回歸分析、相關分析和矩陣分析法，很有成效👿。
三是歷史學派，即利用文獻學、考據學、考古學等方法來從事經濟史研究。這些方法在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中運用得最多。
《中國社會科學報》🧑🏿💻🕵🏻♂️：對於以上幾個學派的理論💇🏻♂️👨🦯➡️，我國經濟史學界又是如何運用的呢？
吳承明🛳：目前，我國正在深化製度改革，特別是體製改革，希望能從歷史經驗中得到啟示💍🐞。因此新製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在當前國內很是流行🪘。該學派認為🤴🏻，儲蓄與投資🪲、人力資本以及技術改進👯、規模效益等都是經濟增長的表現，而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於製度變遷，即明確產權😤，改進組織結構。回顧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實際上就是結構方面的問題，經濟結構不合理😵，從而導致危機。因此，在現實研究中🏄🏻♀️，國內學者還是傾向於運用新製度經濟學派的理論🪧。
關於計量方法🤍，國內用於經濟學領域比較普遍，但是應用到經濟史研究上則具有較大局限性♒️。因為在計量方法中，必須有連續十年的系列數據才能建立一個模型。而在我國經濟發展的資料中，1986年以後才有數據可查，之前的數據資料很難找到🧍，雖然也有經過推斷或估計的數據，但是學界爭論很大🧗♀️。我最初研究中國經濟史時曾經采用過這種方法，但是也只用於清代物價研究上👦🏻。
對於以上兩種方法，國內經濟史學界能夠運用的人並不多。原因在於，國內從事經濟史學研究的多出身於歷史系，他們對中國當代經濟學方面的知識比較欠缺🧚🏼♂️，而主要采用考據學🪪、文獻學等方法來研究，其中最常用的數據如人口、耕地𓀚、地租、賦稅等，也都靠文獻和考據👷🏻♂️。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我國，經濟史研究領域主要有哪些派別？
吳承明🔀：我們常說經濟史是一門經濟和歷史的交叉學科，但目前在我國高校還沒有這種學科專業設置。國內的經濟史學者不是學歷史出身就是學經濟出身，這就很自然地形成兩大學派🧑🏻🦯。歷史學出身的經濟史學研究者註重史料考證👩🎨，力圖用因果關系解釋經濟變遷🉑，其方法主要是文獻學、考據學、考古學等🚤，也就是所謂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經濟學出身的經濟史學研究者註重理論分析，力圖用計量方法分析變動要素🍭。兩派各有好處，可以並行，互相促進。就國內整個經濟史學界來說，還是歷史系出身的研究者較多；但就研究者個人來說🌱，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自己的看法也會發生變化。我早先主要是用經濟理論作分析👺，並且喜歡計量分析🥃。但到20世紀80年代🙋🏽♂️，我的看法就有所改變。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些年🖐🏼💅，您在經濟史領域或與之相關的領域又有哪些新的關註點🏀？您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吳承明：早在1986年10月🕷，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丹尼森來到北京時👰🏽♂️，曾提出他研究美國經濟增長的“全要素分析”方法。當時我就想這種方法能否用於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後來聽人說，雖然國家統計局已采用國民賬戶核算體系🙌🏻，但提供的數據還不能作出全要素分析，不過較小區域的要素分析較為容易，只是不少項目要靠估計。近來，我看到有青年學者試圖用全要素分析法研究近代榮氏企業發展史，認為有些要素憑老輩經營者的“經驗數據”還是可取的。
眾所周知，製度以及國家♻️、意識形態屬於上層建築，它們對經濟基礎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往往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顯現💁0️⃣，而且不可計量👨🏻🚒，不能納入丹尼森模型。對於這些不可計量的製度要素，我認為可以采用法國年鑒學派或布羅代爾的總體論史學方法來分析。布羅代爾的總體論是結構論✊🏽，總體由部分（研究領域）組成👩🦯➡️💅，且“總體大於部分之和”🧑🦯，“總體即各部分關系之和”。歷史研究就是研究各部分的關系及其變遷👎👨🏻🍳，尤其是各部分與總體的關系及其變遷🙂⏭。按照這種理論，全要素分析就需要分析要素與整個經濟增長的關系及其變遷。
這種結構關系有因果關系👨🏼💼、雙向關系、辯證關系🏄🏽🧑🦰，錯綜復雜🏋️♀️。研究它們要用邏輯思維✊🏽，用歸納法、推理法🦸🏼♂️，分析、綜合，又都要有史料證實。邏輯分析能全面觀察👩🏽🚀🏐，分析層次，揭露實質。其實，采用計量模型並不是研究歷史最好的方法🤺，它將復雜的社會關系都簡化為函數關系，已屬失真👷🏻，又用時間變量代替歷史思考，不能說明其來龍去脈👨🏻🎓。所以，在全要素分析中🥪，那些用丹尼森模型計量的部分，仍然要輔之於邏輯分析，才比較完善。
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
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任何偉大的經濟學說👩👩👧👧，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
《中國社會科學報》👷🏽♂️：美籍奧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曾說“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過程”😮，您如何理解這句話🛐？
吳承明：我認為👩🏽✈️，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即使是最一般的經濟規律，如價值規律，也不能無條件地適用於任何時代或地區🈚️。研究經濟史學不能只講“純經濟的”現象，經濟史學家應當具備相應的史學修養🦹🏻♂️，從自然條件🦹🏽、政治製度🫷🏼、社會結構、思想文化等諸多方面來研究經濟的發展與演變🤌。
《中國社會科學報》：根據您幾十年來的治學經驗，您認為做好經濟史研究🤴🏻，應該掌握哪些基本方法？
吳承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曾有一場關於經濟史研究方法的論爭🧹，後來的學者大多各行其是🛋，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現象🥅。1986年🧑🏿🔬，我到意大利參加一個關於中國史研究的會議🐼，主要討論研究方法問題。當時出席會議的西方學者幾乎都主張運用數學方法❓、計量方法🤚🏿，而反對我們國內常用的考古學、文獻學🧗🏼♂️、考據學等方法。我在會上提出“史無定法”🐱。我說歷史研究中，“就方法論而言🚵，有新老學派之分🤔，但無高下優劣之別。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開辟新的研究領域，但我不認為有什麽方法是太老了，必須放棄🧎🏻♀️➡️。”
概括地說🕺🏼，歷史研究的方法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是世界觀意義的方法🦻🏻，它是從整體上指導我們研究的思維工具。歷史觀本身就是一種世界觀🧝🏻♂️，一種哲學🧑🏻🌾，在研究具體歷史時它就會變成方法，世界觀意義的方法。每個治史的學者都有自己的歷史觀，而且是按照自己所長，依不同對象和史料條件，采用不同的思維方法，這也是“史無定法”的一種表現形式🪠。二是認識論意義的方法🚴♂️，它是解釋、推理、求證的思維工具✩，其中又分為邏輯思維與非邏輯思維兩種🍧。邏輯思維包括歸納法👩💼、演繹法、證偽法等🧧👩🏿🎓，非邏輯思維則有辯證思維🤹🏿♀️、形象思維、直觀思維三種方式。其中，辯證思維是中華民族特別擅長的思維方式，自古有之。三是專業和技術研究方法，包括經濟學方法🧙🏿♂️、社會學方法、計量學方法、區域和比較研究法等。
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任何偉大的經濟學說，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以新製度經濟學派為例🕴🏼，其創始人道格拉斯·諾斯認為🌌♙，經濟增長的原因在於製度變遷，即確立和革新產權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進行體製改革，希望從西方產權製度學派的經濟學中汲取一些教益🚴🏼♀️，因而掀起了利用諾斯的理論來研究經濟史的熱潮🪅。許多青年學者積極投身於此，在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還提出了改正諾斯理論缺陷的見解。社會學與歷史學關系密切，19世紀中葉，社會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創造出自己的理論和方法💂🏼♂️，大大有益於經濟史的研究🏦。在經濟史研究中，可以借鑒社會學的整體思考👰🏽♀️、比較研究、社會底層研究與社會調查方法等🧑🏼🔬。
經濟史的計量分析有統計學方法、計量經濟學方法和計量史學方法，而以統計學方法為主。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要盡量使用統計學方法🩹，能計量者盡可能計量。經濟史要用經濟學的理論進行分析🙎🏿♀️，但還應多視角地回饋社會製度🦹🏼、文化習俗等歷史實況🚶♂️。換句話說，研究經濟史就需要研究整個社會🩰。經濟史應當成為經濟學的源，而不是經濟學的流🥷🏽。
此外，治史一定要堅持實證主義原則，經濟史研究也是如此。孔德說他的“實證”一詞有五個含義：真實、有用、不猶疑🍩、精確和“否定之反義”。作為考證方法，我只取他第一個含義，即真實𓀒🪔。但我非常贊同他的第五個含義🤲🏽，即“對每一種見解都更公正、更能寬容”，“堅持從歷史角度去衡量不同見解的各自影響、持續的條件以及衰落的緣因，絕不能作任何絕對的否定”。也就是說，實證主義者應當肯定自己的解釋🤷🏻，但不要否定別人，特別是前人。
歷史研究應當有價值評判。就經濟史學而言，對它作出價值分析頗有難度🪧，需要采用實證分析和規範分析兩種方法。所謂實證分析，就是將研究對象置於其產生或運作的具體歷史條件下考慮，應具體不宜抽象，不宜先立範疇，更不能用範疇來“填充”歷史。規範分析則應當用今天的價值觀來分析歷史事物或行為對當時的作用🏆，還包括對今人及後代的影響或潛在效應。20世紀中期🥍，美國學界將邏輯實證主義引入到史學研究當中，要求從一般規律和所研究問題的初始條件推導出演變的結果。顯然，這種方法有諸多局限性，所得結論往往具有預言性🐃⛩，並且包含目的論和決定論傾向，是不可取的。
歷史學不是史料學
歷史觀是一種世界觀，也就是人們對歷史上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看法🦫。在歷史研究中，歷史觀是當做思維方法來應用的🤴🏻，而不是作為推理的根據。
《中國社會科學報》✡️：現在的思潮很多，變化很快。您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吳承明：司馬遷曾說，天運三十歲一小變，一百歲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也就是說，歷史經過五百年才能看出大的變化👐🏼🙎🏻♀️，這些大的變化多半是往對立面轉化📷，原來是這樣🫄🏼，五百年之後卻又是另外一種景象。歷史學界確實如此，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前，歐洲各國人民長期處於傳統的封建神學桎梏之下📔，只知“上帝”，文藝復興之後，人文主義精神得到廣泛傳播，影響遍及文學、哲學、藝術、政治、科學、宗教等各個領域。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和三次工業革命之後，世界歷史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後現代主義又對之前發生的工業革命持否定和批判態度🟰。可見，時代思潮總是處於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對於某些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是如此，如曾國藩、胡適等😨，此前國內對這些人物的評價往往帶有階級分析的烙印🧕🏿，現在隨著一些回憶錄等相關資料的發現，學界對他們的態度也發生了較大改變🕵🏿。
歷史是一個無限的量，要想弄清楚每件事，那是不可能的，只能不斷地接近事實。就經濟史學來說，現在幾乎天天都有新的材料🧉，或者是考古發掘的文物資料👳🏿♀️，或是對文獻的重新發現🏄🏽♂️，當然還有最新解密的檔案等。我們當前所做的研究𓀛，其結論都是具有相對性和局限性的。因為我們所用的材料本身就具有時代性，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後，材料多了，時代變了，後人就會把我們當時的觀點推翻，正如我們現在推翻古人的論點一樣☮️。所以，我帶學生時，從來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他們，只註重論文所用的材料豐富不豐富🪛，前人的相關研究是否都已熟悉，只要言之有理，只要能夠自圓其說，就應該鼓勵。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對於年輕的經濟史學研究者來說，您認為應該樹立怎樣的歷史觀↕️？
吳承明：歷史研究是研究過去的事情，研究歷史的目的就是要認識歷史，認識我們尚不清楚的東西🕵🏽♀️，如果已認識清楚🙎🏽♂️，就不必去研究了。但要承認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有相對性和時代局限性，需要再認識⭐️。歷史是一個無限的量🫵，誰也不能窮盡歷史，認識清楚的東西，隨著知識積累（史料）和時代思潮（歷史觀）的演進，又變得不清楚了。歷史研究就是沒完沒了的再認識👩🏻⚕️。
歷史觀是一種世界觀🚴🏽♀️，也就是人們對歷史上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看法。在歷史研究中，歷史觀是當做思維方法來應用的，而不是作為推理的根據🖐🏿。恩格斯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列寧說，“歷史唯物主義”只是“說明歷史的方法”🚴🏿。我非常贊成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觀。作為方法，“究天人之際”🚶，是讓我們考察歷代的經濟發展是否與自然界的運動相適應，而“通古今之變”則是說要有意識地研究中國歷史發展的辯證過程👨🏻。
歷史學的首要任務是探求歷史的實況，史料考證和文本詮釋都十分重要👩🏽🦰。但歷史學不是史料學，理解歷史還需要理論🌬，需要借助於抽象思維和理性判斷🐸。20世紀中期的史學革命要打倒歷史主義，代之以科學的史學🪟。但我認為，用科學方法分析歷史是完全有必要的🧘🏼♀️，打倒歷史主義則不必如此。模式論🧑🏻🚀、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並不足取🗓🚶🏻♀️，教條主義更應當摒棄。
價值判斷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否則就無所謂“以史為鑒”。史學應有兩種功能，也就是剛才所講的實證分析和規範分析。作實證分析時，要把所論事物或行為置於它們所處的具體歷史背景下。作規範分析時，則是用今天的價值觀評論它們當時的得失🔏，還包括它們對後人的潛在效應，並揭示其歷史局限性。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古人，因為我們今天的評價也是有歷史局限性的。
（記者 劉維維）
轉自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0年11月11日
吳承明先生簡歷
1917年1月3日出生於河北省灤縣。
1932年考入北洋工學院預科😚。
1934年入意昂体育平台理學院學習化學。後感到習學經濟更能振國濟世🍀，遂轉入經濟系。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吳承明是北平愛國學生運動領袖之一。1936年秋被迫離校，轉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參加由平津學生及醫護人員組成的戰地服務團隨軍服務；1938年服務團解散❌🥳，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復學。1940年畢業。
1943年冬赴美，考入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1946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
1946年回國。先後擔任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專門委員、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上海東吳大學教授。
1949年後任中央外資企業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調查研究處處長◾️。
1958年起兼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2006年被授予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稱號。
2011年7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意昂体育服務號
意昂体育訂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