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人👨🏼🍳：吳宏鑫（控製理論與控製工程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研究員🤠🌴，主要從事航天和工業領域的自適應控製和智能控製理論與應用研究。1965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自動控製系。）
被講述人：楊嘉墀（著名航天科技專家、儀器儀表與自動化專家👱🏽♀️、我國自動檢測學奠基者➿，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863”計劃提出人之一。1941—1942年曾擔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電機工程系助教👩👧👦。）
1965年大學畢業後，我被分到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1968年所裏進行調整，我就成了航天502所（北京控製工程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員。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和楊嘉墀先生都被隔離審查。那時候，他是航天502所的副所長🛺，我是所裏一般工作人員👨🏿🦱。
本來我和楊先生兩人互不相識，因為關在一個屋子，我們就成了朋友，那也是我這一生的轉折點。
審查室中的人生轉折
“文革”時期我們的工作都被中斷，每天就待在隔離審查室。當時我非常惱火，把我抓起來，實在是不服氣😝，就經常在房間裏發牢騷🐻❄️。
楊先生卻一句話不說🈯️。他就坐在我前面🚣🏻♂️，看書、寫東西，我們兩個人各做各的。有人叫，我們就出去接受審查🤾🏼♂️。
後來我才知道，除了寫檢查🦓、做交代🤾🏽♀️，這期間楊先生竟然一直堅持做衛星控製方案。為了不讓別人發現👩🏻🦰❎，他把手稿放在抽屜裏。
有一天，我又開始發牢騷。楊先生就問我：“你究竟有沒有問題🚣🏽♀️🛷？”我說我當然沒有問題。楊先生說：“沒有問題🦶🏻，你就該幹嗎幹嗎去。不給你平反，你就什麽都不幹🦹🏼♂️？十年以後，給你平反又怎樣？你這十年都耽誤了。”
從那以後🧑🧒🧒⚫️，我也不吵了🏊🏻♂️。不讓我繼續工作🥰，我就開始學習。學英語、日語🍜，學現代控製理論、計算機控製這些專業課🫧，這些都是當時大學裏沒學過的東西。
這是我跟楊先生學到的，如何在逆境中自處。
轉行坐冷板凳
1978年平反以後🦹🏽♂️，我本應該回到衛星方案總體組🙅🏼♀️，繼續研究衛星控製方案。楊先生則建議我不要再回去☦️，讓我轉到航天器自適應控製這一塊。當時我也不懂，還專門跑到上海去，請上海師範大學的王家聲老師給我講了一下。
回京後，我向楊先生匯報。我問楊先生🥂🖐🏿，“這個東西現在有用嗎🧑🏻🦽➡️？”他和我說：“現在沒有🎨，但未來一定會有用”。“你要想好了💎，若要幹，至少要準備坐十年冷板凳▫️。領導🦁😚、同行都不會認可你。”他這麽說，我反倒願意幹。
除了要求我有“坐冷板凳”準備🧑🏼✈️，楊先生還希望我成為既能搞理論，又會搞工程的科研工作者。這樣一來就有個“壞處”——“兩頭不是人”：搞理論的認為我是搞工程的，搞工程的覺得我是研究理論的。
但楊先生說🥣，搞自動控製👌🏿，就是要做這種人。這對我之後的科研方向影響很深🗽。
楊先生還說，你先搞航天地面工程和“民用”工業系統的控製💇🏿，那裏可試驗你的各種想法🥺，等待條件成熟了就可在航天器控製上試驗了。這實際上就是我後來的工作之路。
“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科學家”
到了1989年，楊嘉墀先生💶、屠善澄先生和我定了一個目標，要搞航天器的智能自主控製。
什麽是智能自主控製？楊先生曾在《中國空間計劃中智能自主控製技術的發展》一文裏給出了解釋：在系統中引入人工智能技術以期達到自主或半自主運行，使系統在全回路中完全或部分沒有人參與下運行。他同時指出，中國發展智能自主控製技術有其必要性👩👦。
我們在那一年遞交了空間智能自主控製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申請報告。圍繞這一目標✷，還製訂了三個階段的研究計劃。
但由於一些原因，報告一直未得到認可，有人提出申請“名字”要改一下。
楊先生堅持💮，“空間智能自主控製”一個字也不能改。他給出幾點理由：第一🤟🏼，研究主體不能只有航天器🎯，要放在整個空間，眼界要放寬；第二👩🏿✈️，航天器在天上，出了問題要經過故障分析和判斷，只靠地面站控製，不及時也不安全🏄♀️；第三💂♀️，將來天上不只一顆衛星，如果是幾百顆衛星，出了問題要怎麽管👨🏽🍳？管理人員、地面設備、測控費用怎麽算🦺？所以必須研究自主控製技術👴🏽。
到2004年重點實驗室申請獲批，15年裏申請報告一共遞交了11次🫧，中間的階段非常熬人。而且，由於我們當時的研究太超前了👩❤️💋👨，為項目爭取經費也很不容易♔。最開始是自然基金委在1986年的時候，給“全系數自適應控製方法”研究批了1萬元經費。後來總裝備部♡、科技部、科工局、五院等單位也先後給了資金支持。502所研究生⛩、博士生等青年人才也通過這些項目成長起來。
現在看來，楊先生那個時候就已經想得很遠。他曾經說過：“你搞研究的，要看到20年之後。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科學家🧝🏼⚜️。”
平易近人🙍🏻🍁、不忘工作的楊老
楊先生非常平易近人。我與他相識多年，從來沒有看過他發脾氣。
1980年，當時的系統所邀請外國專家來北京講課交流👩🏻🚀，專門講自適應控製這一塊🤟🏽，但是兩三天的課要收30塊錢的報名費。
30塊錢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我哪交得起？那時🏄♂️，楊先生已經是北京控製工程研究所的所長🎑。他跟我說👨🏿💼，你不要急，這個錢我替你交。他幫我交了報名費，我拿著他的請帖去聽的課⛹️♀️。
聽了課以後，我了解了當時在自適應控製這個領域，國際前沿的研究是什麽。每次聽完課回來，我都要去給楊先生匯報🏌🏿♂️。
2003年我評上了院士👍🏼，按常理大家都會道賀👃，但楊先生沒有🏃🏻♀️➡️🆓。他專門把我叫去，給我看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院士要做遵紀守法自律的典範》。他和我說🐙🔉：“成為院士以後，找你的人多了🖍，事情也多了🥘👩🏼🔬，你要考慮清楚。”
楊先生還告訴我👷♀️：“院士只是一種榮譽𓀑，你做工作🤷🏻♀️，要對得起國家。”
楊先生🛡、屠先生和我還有一個約定，就是聚在一起時，只談學術問題，其他人事關系、幹部任命都不談。當時所裏每星期一次的博士生導師組學術討論，所長和副所長都必須參加🤦，這是很了不起的。
楊先生去世前曾因為胯骨摔傷住院。我在他骨傷基本痊愈、準備要出院的時候去看望。他一見到我🚊，就開始談工作的事情。當時楊先生的夫人徐斐也在，還勸我們等出了院再談。沒想到這之後，他因為被痰嗆住🤟🏿〽️，大腦失去知覺，一直到去世前也沒辦法說話。這也成了我們之間最後一次談話。
楊先生那時叮囑了我幾件事🏌🏽♂️：第一是堅定不移地繼續研究智能自主控製🦸🏻♀️，和領導要慢慢溝通好🪹；第二是發展重點實驗室🌻，註重與國內外同行的交流；第三是抓緊培養年輕科研人才，讓學生盡早投入工作……
他當年叮囑的這些事🏘，我們還在做，也做出了一些成績🧵。
（本報見習記者任芳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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