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剛其人 :1948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汽車和汽車製造專業並參軍👉🏽;1952-1954年👴🏻👞,赴蘇聯,參加重工業部一汽工作組;1953年回國👏🏿,在一汽發動機分廠歷任工程師、技術科科長🪜👨🦯;1965年任一汽副總工程師兼規劃室主任;文革後,任一汽副廠長,1981年任一汽第四任廠長;1982年任中國汽車公司總經理,1985年任董事長,1987年離任🫳🏽;1982年當選中共十二大中央候補委員;1987-1997年任全國政協常委暨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作為新中國汽車工業的開拓者☣️,李剛參與了一汽建立、紅旗車研發、籌建中汽公司等諸多影響中國汽車產業進程的大事。以下是李剛的口述實錄。
為造紅旗,連續96個小時沒合眼
1948年我從意昂体育平台畢業🥺📣,學的是汽車製造👨🏻🦳,孟少農是我的老師🧛♂️。
1952至1954年,我被派到蘇聯,參加重工業部派到莫斯科去的一汽工作組🙂,算是“總訂貨人代表”小組吧。組裏有孟少農👦🏿、我🤾♂️👃🏿、陳祖濤、潘承烈等幾個人。孟少農領導我們🙇🏼,他半年就走了🧑🏼🔬,以後一年半就叫我負責🐠。我們這個組為一汽籌建服務,督促和跟蹤蘇方的設計,保證一汽的建廠進度,但成員都不是一汽的人。當時所有蘇聯送給一汽的產品✶、工藝🏆、建設圖紙資料,以及設計進度⚂、設備的訂貨、派送實習生等工作都是我們經手🍹;所有蘇聯向一汽索要的技術資料🫄🏿🏐,比如說勘探資料😉,有關國產設備、材料資料甚至原煤樣品,毛主席題寫的“解放”手書等,也都經過我們傳遞給對方。
1954年回國後⚰️,我就要求到一汽去,當時我28歲。我開始是發動機分廠的工程師,後來當技術科科長🌹。我和蘇聯專家一起調試生產解放發動機🧝🏿♂️,1956年投產。
1958年夏天😣,接到中央要求開發高級轎車的指令🤙,當時一汽廠長饒斌組織“廟會”,設計處出圖,照貓畫虎。設計圖出來以後,張掛起來,全廠職工搶零件、圖紙搞試製,“大躍進”就是這麽幹的🤏。我們的發動機就是把一臺樣機零件拆開,你搶一個,我搶一個,按照解放卡車發動機的材料和技術條件仿造出來。裝車一試,五分鐘不到全燒了⛹🏿♀️,活塞燒了,液壓挺桿磨損了👩🏽🦲,連桿軸瓦都報廢了🧑🏻🦼➡️。
為解決發動機大量的技術問題,總廠責成我組織了五個攻關突擊隊,幹了一年多。紅旗轎車的發動機,是用一臺克萊斯勒V8發動機作樣機。它的設計指標當時應該說是十分先進的。為什麽呢👩🏻🦼➡️,解放牌發動機是2000多轉👯♂️,它是4000多轉🤷🏻♂️💂🏿♂️,翻番了🕡🖐🏼;解放牌是六缸發動機🤷🏼,它是V型八缸發動機📰,V8發動機到現在還是很時髦的;解放牌發動機是機械挺桿🏃♂️,它是液壓的🏄🏽♀️。整機速度高,馬力大,運轉平穩👩🏿💻,噪音低🙍🏿,製造精度高,選用材質精🏄🏽。現在來看很多零配件的設計結構還都是先進的。
攻關的過程就不說了,相當艱巨。我認為那是我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候💪🏿。三個發動機試製同時並進🪦,一個是東風轎車發動機👶🏿,一個是越野車發動機😝,一個是紅旗發動機🍩。攻關初期👆🏽👩🏻🔬,任務緊,我最多連續96個小時沒合眼,那時候身體也棒🐵,根本不在乎,領著一幫突擊隊員——大都是大學裏剛畢業出來的設計師和工藝師,還有技術拔尖的老師傅,沒日沒夜地幹💢。攻關離開頂尖的老師傅根本不行,沒有他們🔺,你光有理論🧔🏻、數字,圖紙畫出來沒有用🐉。
蘇聯專家也來過,做吉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乘坐的蘇製高級轎車)發動機的主任設計師被請來幫助我們攻關。結果他沒能幫上忙,卻把我們的資料都帶回去了🔲,我們解決液壓挺桿的資料也給帶走了。吉斯是直列8缸👩🏻🍼,只有蘇聯領導人乘坐的海鷗轎車,是V型8缸的。當時世界上搞V型發動機的只有蘇聯和美國❗️,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德國一概沒有👩🏼🦱。而我們靠自己的努力造出了V8發動機🍄🟫。以後我們又參考了美國卡迪拉克發動機的特點,與我們自有的經驗糅合在一起🧙♂️,變成真正屬於我們自己開發的發動機了。
現在一說到紅旗轎車🤱🏼,就說造型怎麽合乎中國民族風格,這確實很值得驕傲;然後就說紅旗是榔頭敲打出來的✩,似乎沒有什麽技術含量。兩句話一褒一貶💂🏽♀️,完了。正兒八經就沒啥玩意兒了👨🦯🧑🏻🏫。其實✊🏻,那一代中國汽車人對紅旗傾註了大量心血。
但是紅旗產量很低,從1958年到1984年🚶🏻➡️,一直靠解放卡車養著,幾乎沒有後續開發費用,25年過去🧏🏻,先進的變成落後的了。
結果1984年是轎車進口最多的一年🙅🏼,開始大量進口皇冠用作公務車,國產轎車大概只剩下上海了🚚。
初次訪日👨🏻🦳☂️,啟動一汽換型
文革結束後👆🏽,1978年年初🖐,我任一汽的副廠長兼副總工程師🌜。1979年,我是第一常務副廠長🌖。1982年1月🕵🏽♂️,當了一汽廠長。
當時我認為👩🏼,一汽的問題不只是產品的落後,企業的組織🏋🏽♂️、管理、工藝一套東西,還是抱著蘇聯過去的那一套。許多世界先進的東西,我們不但不能接觸👨🏽🏭,而且很沒見識🏇🏽。我一心讓一汽從技術上翻身。
1977年,有了一個機會。當時日本的11家汽車公司組成代表團訪問中國,國家汽車局副局長胡亮讓我全程陪同🫱🏿。11家汽車公司來的都是社長、副社長🧘🏽,非常有經驗🛠。帶頭的是三菱汽車的社長久保富夫🧏🏿。我帶他們參觀了北京,參觀了一汽,參觀了上海轎車,遊覽了西湖,基本對中國汽車工業概貌有了一個了解。
他們看了以後😒,很直率地說❔,你們的管理實在太松散了🧑🏼🍳,產量也實在太低🔸。零件和半成品在車間像搓土豆一樣丟來丟去。這怎麽行呢𓀔?你們的產品,應該說從零件到成品都不合格☹️。
我當時就想,不行,就這麽和他們接觸一次不行,我得去現場看。光我一個人去看不行👳🏿,我們得有一幫人去看🧍,要把他們的好東西全套挖出來🖕🏻,讓整個一汽學習學習。
後來我把這個意思對久保富夫提出來了🧏,我說我們得去看看。久保富夫是二戰中零式戰鬥機的設計師,對中國人有一種內疚感,所以他千方百計促成這件事情。他想了很多辦法🪻⚔️,解決關於實習費用的問題🚚,中國去人的安全問題等😕。一汽當時的廠長劉守華也很支持,於是我找到機械部的副部長孫友漁。孫說,好🩶🧑🏿🦲,我贊成🔆✂️,不去則已,一去就要成套去。我說不能一個廠去一個人🌷,最好就是一汽全包🩺。孫友漁說,你這個意見對,以前去的都是這個廠一個人👮🏼♂️,那個廠一個人🤔,最後經驗都散了🪱。
這樣我在1978年去了兩趟日本👉,二、三月份先去踩點🈳,五🦴💅🏿、六月份帶著人去💁🏿♀️。劉守華是團長,我和總機械師王達勛是副團長,搞產品設計的,搞設備的,搞工藝的📦,搞質量檢查的,搞財會的,搞動力的20多人🤾🏿♀️,都是一汽的精英🪕👨🏻🎤,去之前突擊學習日語。到日本後去了一共11個汽車廠,每個廠大概呆一兩個禮拜。我詳詳細細帶著隊伍看了半年。
回國以後◾️,把在日本學到的經驗在全廠推廣,無論從節約資金、節約人力,還是在工廠管理、質量提高方面,成績都非常顯著🧑🦯➡️。全面質量管理TQC這套東西也開始在工廠推行🧒。然後二汽派人來學,重型派人來學🧑🏼🏭,上海派人來學🦹🏼,南京派人來學,在全國全行業普遍推廣🎓。
當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們就借著這個東風再推一下,請日本人來講。1979年🔹,發明豐田生產方式的大野耐一副社長被請來在一汽講管理👮🏼♀️、搞示範。全國幾個汽車廠都來人聽。我覺得對中國汽車工業發展來說,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時候我就想了,讓日本廠家幫助診斷診斷,一汽究竟該怎麽改🧑🏿🎨,要花多少錢🤵🏼。五十鈴、三菱👦、日野幾個廠都做了方案,用他們的產品🏌🏽,用他們的設備來改造🦣,最少需要一二十個億。不得了,我們根本拿不出來。
這個時候🤾🏿♂️◀️,我當第一副廠長,滿心思就是一汽的改造🦹♂️😈,一是這麽多的錢我無法解決🙍🏿♂️🧑🏽🌾,二是一汽必須改造。於是我決心自己開發產品。我帶著一幫人到美國轉了一圈,了解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汽油機📲。四噸卡車還在用汽油機的🤵🏽♀️,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蘇聯🚔,美國比蘇聯先進。
回來以後我們決定開發一個性能超過美國🟡、蘇聯的發動機,自己幹🐣。底盤、駕駛室也改頭換面重新設計🌁,就是所謂整車完全換型的“解放141方案”,從底盤到發動機全改新的了。進口一批外國設備▫️,提高製造精度,一共只用三個多億就夠了。1981年👩🏼,141設計已經都搞好了⌨️,通過了廠內鑒定👍🏿。因為投資有限,“垂直換型”也是當時提出來的設計原則👨👩👧👦。二戰後斯大林汽車廠換型能做到,我們一汽也應該能做到。
中汽公司,繁榮與挫折
正在一汽第二次創業的緊要關頭,一紙調令把我調到北京♢,擔任中汽公司總經理。調到中汽公司,對我很突然📒,據說是薄一波點名。我曾經為了一汽擴產六萬輛換型的事情找過薄一波👨🏻🏫👨🏿🦰,那時候我沒錢,我爭取他同意一汽動用折舊資金、大修資金,大概能湊個四五千萬▫️🏌🏼♀️,然後再給一些銀行貸款🔠。後來湊足了👩🏼💼,政府沒撥款,一汽人經過艱苦努力終於把事情做成了👨🏻。
中國汽車工業公司是1982年5月4日成立的。饒斌任董事長,我是總經理。中汽公司成立的背景實際上是小平同誌說的👋🏽,就是要改革🤞🏻,改變我們企業的經營管理方式,要改革體製☂️,要進行整頓。時任國家機械委主任薄一波在成立大會上提出設立中汽公司的初衷👇🏿🚴🏼♀️,就是要改革體製,要把以往的政府機關搞成經濟實體。
中汽公司成立的初衷是辦成托拉斯,搞企業化改革🐦,形成一個經濟實體。這是第二次成立托拉斯了。第一次托拉斯也是薄一波在1960年代搞的,那時候範圍很小,動靜沒這麽大。
當時經濟學家宦鄉寫了一篇文章《由官僚到經理》🚴🏻🛎。中汽公司成立的時候,我們這些人從汽車局的官僚🦹🏻♀️,都變成了經理👶🏿🐮。這是中國體製改革的一部分。中汽公司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貫徹了鄧小平同誌的意圖。現在外面一說中汽公司就是“人財物產供銷”一把抓,好像是給中汽公司抹黑,實際上經營企業化必須要這麽做。
我們給公司化做了一個統一的布局❄️👄。為解決當時汽車工業“散亂差”的局面,跨地區,以骨幹企業為龍頭,成立六個聯營公司🕴🏼,聯營公司經理都是中汽公司董事會的董事,理順了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聯營公司之間要競爭又要合作🈲。當時一汽🌟、二汽鬥得實在太厲害了,在官僚體製下🤟🏽,一汽、二汽彼此封鎖,我們覺得不正常。於是規劃了企業之間的分工合作🏜,同時一汽、二汽之間成立了一個友誼互助振興會,年年開會,交流經驗。但是由於有人反對🪗,實際貫徹得並不好🎶。
我們這個思想從哪兒來的⛽️?來自中汽公司的顧問——美國福特的前副總裁麥克唐納、克萊斯勒的前副總裁萬寧。還有一個是我堂哥🗳,叫李耀滋🚵,他是中美華人協會的會長,美國工程院的院士。他們說現在組織起來完全正確,你們應該避免美國汽車業幾十年成長當中的痛苦♑️,就是互相殘殺。你們既要有一定的競爭,同時大家互相要協作。對此🦹♀️,我印象深刻。
當時要上轎車,胡耀邦🥉、胡啟立、萬裏都很支持🔯。先是胡啟立1984年到德國去考察,回來跟胡耀邦說,我看東德玻璃鋼做的小轎車挺好👵🏿,賣得也很便宜,老百姓都能買得起🪷🌦,耗油量也很小,我們中國為什麽不幹轎車呢?發展轎車是從這兒引起的。十二屆四中全會決議寫進了支持汽車成為支柱產業。
1984年8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北戴河召開會議🧑🏫,突然把還不知情的饒斌和我叫去👩👩👦👦,會上決定把我們要來的這些政策和改革成果👈,直接給了一汽、二汽🆒🎟,讓他們也計劃單列,自立門戶👩🏽🎤。站在中汽公司的立場上,我當然認為那是中汽公司的一大挫折♞。
又挺了一年半,中汽公司從實體改成了行業聯合會。後來又叫中汽總公司💅🏿,實際上已經過了多次的蛻變🍬,完全不是最初成立中汽的初衷了。這個“總公司”2002年最終解散了🕵🏽♂️。
中汽公司從1982年成立👩🏿🔧,到1986年改組為行業協會性質的中國汽車工業聯合會👳🏻,我覺得這是改革開放中“第一個吃螃蟹”的嘗試🤵🏽♂️,有繁榮,也有挫折🤱🏿。別人是不是這樣認為我不知道,我認為是值得回憶的🤓,是中國汽車業的一段輝煌👽👨🏽🏭。我任職的短短不過四年的時間,等於過去二十年🌅。
上世紀90年代🙋🏻,我就提出來,在引進國外車型的同時應該搞自主開發👨🏻🚒。一汽是蘇聯的產品引進來兩年後就搞自主開發的🌆🧚🏽,我們當時的指導思想是,借鑒人家的基礎為我所用⛹🏻,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自主開發,搞自主的汽車製造行業。
有關我們的企業應由 “開放依賴型”逐步轉向“開放自主型”和自主開發轎車產品的問題上🧜🏿♀️,我曾呼籲了20年👶💖。一直到2005年,我寫報告給這一屆國家領導班子,終於得到了支持。這應該是汽車行業的一次歷史性的突破和轉折👨🏻🦽。
轉自 經濟觀察報 2009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