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南聯大精神最好的紀念👨🏽，不是反復去追問，而是立刻行動起來”
鄭敏，北京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九葉”派詩人。如今🧏🏿，九葉之中，八葉飄零；惟余一葉，年已九旬。
小傳
1920年，生於北京。
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1943年畢業👳🏻♀️🤦♂️，獲哲學系學士學位。
1948年，赴美國布朗大學修讀英美文學專業碩士學位。
1949年，首部詩集《詩集🥄：1942—1947》出版🤞🏿。
1950年，轉入伊利諾州立大學繼續攻讀英美文學專業碩士學位。
1951年，與同在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電機系學習的童詩白結婚。
1952年，獲美國布朗大學英國文學碩士學位🤑。
1952-1955年👷🏿♂️，隨童詩白前往紐約布魯克林諾理工學院電機系任職，在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進修美聲專業。
1955年，中美日內瓦會議後回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
1960年👸🏻，調入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任教，成為該系最早的博士生導師之一🫱🏽。
1981年🧚🏻♀️，《九葉集》出版，“九葉”詩派由此得名，成為中國現當代詩歌發展史上的一個裏程碑。
1985年🏋🏼，被聘為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部訪問教授。
1986年❕，曾應邀赴荷蘭鹿特丹參加國際詩歌節及世界作家會議。應美國科學院中美文化委員會邀請，赴美訪問講學，並獲美國加州聖河西市榮譽市民稱號。
1986年，《尋覓集》出版。
1991年👩🏼🚒，《心象》、《早晨，我在雨裏采花》出版。
2006年✌🏿，鄭敏的最後一名博士生畢業🥷🏿。
2010年，詩歌《世紀的腳步》入選21世紀詩歌排行榜第一名。
■鄭敏/口述 祁雪晶/采訪整理
考入西南聯大時。
西南聯大求學時。
在美國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進修。
應邀在荷蘭鹿特丹國際詩歌節朗誦自己的作品🌘。
與先生童詩白，童詩白是我國電子學學科奠基人。
如果說我的人生是一軸畫卷，那它一定是幅山水畫，充滿了詩情哲意。我想，在這幅畫卷上西南聯大是最濃墨重彩的一筆🎫，而這一筆幾乎奠定了我一生的詩哲使命。
1937年抗戰爆發時，我念高一，我們全家先從南京出發去了廬山避難，過了暑假👨🏫，又坐船到了重慶，在重慶我就讀於南渝中學。1939年𓀜，我19歲👩🏿✈️，順利考上了西南聯大𓀒。我和父親一位朋友的女兒作伴🚶♀️，她也考上了聯大，坐著被當地人稱為“黃魚”的貨車，從重慶出發🚥，經過貴州到昆明🧔🏽♂️。記得夜裏在貴州一座頂高的山上，司機突然就停下車來，站在車外🫁，欣賞起風景來👱🏿♂️❣️。其實那時挺危險的，但並沒有恐懼感，好像那時的人都比較淳樸🧑🏻🔧，並無險惡🌭。這樣一路上顛簸，偶爾停靠在耗子橫竄的陰森小客店🙅♀️，後來終於到了昆明。
小時候我就知道北京有意昂体育平台🫶、燕京大學🍣，南京有南京大學🤦🏿，都是很有名望的學府，可是在昆明的聯合大學，卻給了我別樣的印象。西南聯大當時的校舍非常簡陋。我們文科的教室，就是幾排鐵皮房子；弄了一個拱門👸，就權當校門口了🙅🏿。沒有正規的宿舍，很多老師和學生就在學校外面租民房。清貧且不說🫅🏻，還要時常躲避飛機的轟炸👩⚖️，盡管如此🏜，學校裏卻聚集了國內頂級的教授和大師🌂，他們思想敏銳🌳，學術空氣活躍😰，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罕見奇跡。
“自由松散”的聯大
在西南聯大報到時，因為想到自學哲學很困難，我就臨時決定不入外語系🦻，改修哲學系。
初到聯大，我發現那是一個很“松散”的地方，給你很大的學習、思考和自由交流的空間，比我們現在的大學自由多了。
首先，聯大的管理很自由，這為學習自由提供了很大的保證💇♂️。在聯大，學生轉系相當普遍和容易，我從外語系轉到哲學系就只填了一張表格，其他的什麽都沒有要求🧟♂️👨🏿🔬。好多人入學後發現自己不喜歡原來所報考的專業，可以隨意轉入自己喜歡的專業，但大家絲毫也不敢松懈，因為轉系雖然自由，但要是考試不及格，可能會被開除。
我想♙，這是因為聯大繼承了北大學術自由的傳統，也延續了清華嚴格的校風吧。
我覺得聯大的自由不等於放任，自由也並不代表沒有要求，現在想想🛼，實際上是“外松內緊”👨🏿✈️。聯大對有關入學☺️、註冊🫒、選課🧚、轉系👩❤️👨🔑、請假👨🏼、退學、考試🐺💆🏿♂️、畢業、學位🤱🏽、留級等都有嚴格規定🙇♂️。學校考試要求極嚴，教師評分標準較高。每次考試下來🧑🏼💼，都有很多不及格的學生。如必修課考試不及格須重修，不能補考。大一的學年考試很嚴👩🏻🎓，有3門課不及格者，一律開除學籍🧑🏿🦱。
聯大實行的是學分製，學生有較大選擇權🌊，除共同必修課外，大約一半課程可根據自己的特長與興趣跨專業或跨系選修。文學院要求4年一共修132個學分才能畢業👱🏽♀️，我上哲學系的時候，對專業的學分也有很多詳細的要求。
聯大沒有統一教材，甚至當時許多課都沒有課本。教授們都重創新，以講自己的教材為榮，講現成的教科書為不光彩💗，這也是其他大學稀見的。老師們主張培養人的個性，不用相同的模子來教育人。哲學課上🧛♀️，老師講他在哲學上思考的每一步，學生也聽得其樂融融，仿佛有很多種子掉到了土地裏，這些種子在日後生根發芽。
聯大規定，文科學生必選一門自然科學，理科學生必選一門人文科學，目的在於培養通識人才📿。當時所有的文科生都要讀雷海宗編的《中國通史》、蔡維藩編的《西洋通史》；哲學系學生必定要讀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和馮文潛先生的《西洋哲學史》。高年級學生必修馮友蘭先生的《人生哲學》、鄭昕先生的《康德》、湯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可以說🧑💼，這些課將哲學與我的人生結合在一起。雖然我一生從事的不是哲學🤲，而是詩歌和詩論，但這個根是深深紮在哲學上的。
入學第一年🎡，英文👭🏻、國文都是重點必修課🧍🏻🌙，必須學好，這兩門不及格不能升級🤌🏿。一年級語文課教師✬，記得有余冠英、李廣田、沈從文等十來位💔。英語教師有王佐良👩🏻🎨、李賦寧等十來位。這些教大一英文、國文的教員，後來都成了知名的詩人、專家、學者。當然你要是修習哲學這類涉及國外學識的專業，還必須兼修德文，因為你必須要讀一些德文的原著🧑🏻🤝🧑🏻。
平時學生考試👨🏿🦳💆🏻，不必按照教師的講義來答卷👳🏼♀️🕺🏽，意見與教師不同，只要有根據，也可以拿高分✌🏼👩👧。記得經濟系陳岱孫教授開“財政學”🦻，這是一門既有理論又要聯系實際的課程。經濟系的同學說🦸🏿，有一年考試題目是“假若我當財政部長”。我想西南聯大之所以人才輩出，既有個人的努力，也與學校鼓勵創新的學風有關👨🏿🌾。
因為是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合並而成的學校🚎，所以在管理上也比較自由。當時的三校各推了一人為學校校務常委：清華的梅貽琦、北大的蔣夢麟、南開的張伯苓。三校常委集體負責領導學校🦸🏽♀️，常委的長期主持人是梅貽琦校長🧓🏻🖇。
因為三所學校都有各自的辦學特色，治理學校的風格也迥然各異。如今因著特殊的情勢合並在一起🪁，大家為了保持平衡，形成了西南聯大獨特的精神，那就是“包羅萬象、百家爭鳴”。
記得我剛入校時，當時的教育部曾對全國所有大學的課程設置、課程內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作出了硬性統一規定🚴🏼。當時👦🏽，聯大的教授會明確表示拒絕服從♟。當時的意見書上有這麽一句話讓我們學生記憶深刻——“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以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我想當時西南聯大敢於堅持辦學原則立場👳🏿，既與三校的自治傳統有關🈷️，也與聯大教授們的獨立人格有關。
當然，這也與當時的時代有關♒️。原來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是“五四”運動時期的先鋒力量，可以說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根據地。三所學校合並👖，大家也循著“科學與民主”的方向辦學。教學內容包羅萬象👫🏼，通識教育和精英化培養並行，教學方式百家爭鳴，不強求納入一個模式📦。
“特立獨行”的教授
那時正處於抗戰時期，是中國最復雜、最嚴峻的關頭。學習環境亦十分艱苦ℹ️，教舍很破，一面墻，圍著一塊荒地，後面都是墳；鐵板蓋著的房子，有門有窗，但窗子上沒玻璃，誰遲到了就得站在窗子邊上旁聽吹風🕵🏿♀️。逃警報是經常的🧑🍳。警報一響💇🏻♂️，老師和學生一起跑出鐵皮教室🤌🏼，跑到郊外的墳地底下😗，趴下來，只見得飛機在我們的頭頂上飛過。
圖書館是一個很大的筒倉✫，藏書很少，也沒有上架一說。記得《西洋哲學史》大家都要搶著看。走進食堂🏯，大家站著吃飯，挑著米飯裏的沙子🐈⬛、小石頭和稗子🧑🏻🎤。所謂蔬菜都是很清的湯水漂著幾根菜👨🏽💼，肉是不常見的👰♂️。
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我們非常幸運，因為在我的老師裏有很多大師。馮友蘭🧑🏼🦳，教我們“中國哲學史”，他獨創的“人生哲學”對我影響非常大；鄭昕🥕，專門研究康德🧚；湯用彤，教“魏晉玄學”；馮文潛，是南開大學的教授💁♀️，教“西洋哲學史”、“美學”。後來還從維也納回來一位老師，教得非常現代，我都聽不太懂。幾乎那個時代所有的哲學大師都給我上過課🤹🏿，受益極深。
老師裏挺多“怪人”的。聞一多先生很奇特🆕，一邊叼著煙鬥，一邊講課🧂🤼，黑板上一個字也不寫，他講課觀點很犀利。有一位羅庸先生🧏🏿🙅🏼♂️，和他的觀點非常不一樣。學生們經常兩個班串著聽👎🏼，有時候大家在課余時間討論兩個人的觀點，爭執得不可開交👨❤️👨。大家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似乎都找到了自己的興趣點👩👧👧，很有意思。上世紀30年代末，戰爭已經打響了，每個人的思想都必須經過一個轉變👰🏼♂️。
卞之琳是訪問完英國之後回來給我們上課的，屬於晚一輩的教師👨👧👦，他的詩人氣質非常濃郁。那時候他作為詩人已經非常有名了，可在學校裏還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蘇海門人，口音非常重，我們常常感覺聽不懂他在講什麽。不過他帶著口音的講述🫄🏿，倒是讓我們加倍集中註意力，他講的東西反而記得更牢固了。
湯用彤個子比較小，治學非常嚴謹，講的又是玄學🤷👩🏻🦲，給大班上課時嗓門特別大。數理邏輯學家沈有鼎教我們邏輯學，他講課時總喜歡盯著自己的手，讓我們很納悶，可惜邏輯課我就沒怎麽懂。印象最深的是鄭昕的康德課。鄭昕較年輕，他講的是一個永遠永遠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是否有超生死的物本身存在？康德在這個問題上困惑了很久🗡，鄭昕似乎也一直在這裏面矛盾和掙紮，現在看來🔲🧙🏻♀️，這個問題似乎也沒有辦法解決👃🏼。
我覺得西南聯大教育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每個教授——他這個人跟他所學的東西是融為一體的🧑⚖️。所有的教授跟自己所思考的問題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這個問題的化身，他們的生活就是他們的思想，無論什麽時候都在思考☪️。這對我的熏陶極深，我就生活在一個濃厚的學者的文化藝術氛圍裏面，這種無形的感染比具體知識的傳授要大得多🙍🏿♂️，像是註入了一種什麽東西到我的心靈裏面，以後我對藝術的尊敬👰♂️、對思考的堅持🚐，都是從這裏來的。
西南聯大的教育就有點像孔子帶著他的弟子們走來走去，老師整個地就成為思考的化身，這種精神是我以後在任何學校都找不到的🧑🧒。
從教學方法看🎋，聯大的教授們註重啟發式教學，如預先指定相關參考書🧏🏽♀️，提出一些供學生思考的問題，然後學生帶著問題看書🎧。上課時老師邊講授邊與學生議論，向學生介紹自己的研究體會，或是組織課間討論🥭，教師引導👲🏻、啟發🎫🌺。許多教授還抽時間對有研究興趣和學有專長的學生予以專門輔導。名師授課，由於受課程名額和開課時間的限製🤷🏿♂️，我們學生選課往往犯難👍🏼，令人目不暇接。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只好抽空旁聽，於是時有爆棚現象🧙🏻♂️，旁聽人數竟達數百，以至有的教授不得不三易教室😗🤜🏻，最後只好在露天上課。
“肆意生長”的學生
當時考入西南聯大的學生可以說都是全國各地很優秀的學生📯，學生們也很有個性。
那時候的學生比起今天實在太少了🙅🏿🔋，工學院的學生是最多的👶🏽，總共也不過四五百人🧬。文、法、理三個學院加起來也不過七八百人👨🏽🌾。我們哲學系是文學院的🙋🏻♂️，一個系不過十六七人。經濟系人最多🚶，可能大家考慮經濟系出來好就業🦺。
你在我看來，聯大的學生真的很瀟灑，就如同野地裏的花花草草一樣，肆意地生長著😧。我們經常是喜歡的課隨便去聽，不喜歡的也可以不去。因為老師上課從來不點名，不記考勤。課堂討論可以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觀點可以與老師相左，甚至指出老師的授課錯誤，可以隨時聽各種立場、各種學術流派的公開演講👳🏻♀️。課外也很自由，聯大師生課外喜歡泡茶館♠️，邊吃邊看書🫃🏻、聊天🙇🏻♂️🧼、討論問題等🤱🏽，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有時候辯論起來各不相讓。聯大學生學習刻苦，但也有自由散漫者🧑🏿🏫，每人都我行我素，表現出很大的獨立性🎵。
那時🫁，我旁聽馮至先生的“歌德”和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史”。這些文學課自然都是當時喜愛中外文學的學生心所向往的🍿。馮至是我們的德文老師，要求極為嚴格，他最像現代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史”，聽課的人數很少，大概只有六七個人聽🌌。沈先生講課字斟句酌👏🏼，非常之慢，特別愛寫黑板字。可是我覺得他真是一位文學家🔤，不像我們說話東一句西一句地連不上，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非常有邏輯性⚃，如果把他的課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我留美回國後，還見過沈從文。一次西南聯大的意昂、詩人袁可嘉請我去家裏吃飯，巧遇沈從文。席間沈從文突然問，你們記得有個寫詩的鄭敏現在到哪裏去了？我心中竊笑，沈從文只記得在他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頻頻發表詩歌的鄭敏，卻不記得我還當過他的學生呢🙎🏽♂️。
這些課豐富了我當時年輕的想象力，加上昆明是一個這樣迷人的地方👾🧛🏿，使得我不得不找一種方法抒發我的感受。這樣我就開始寫詩了🧖🏿。
《九葉集》中收錄的我的詩《金黃的稻束》是被讀者所熟知的一首詩，就是在那時候寫成的——“金黃的稻束站在/割過的秋天的田裏/我想起無數個疲倦的母親/黃昏的路上我看見那皺了的美麗的臉/收獲日的滿月在/高聳的樹巔上/暮色裏⚜️，遠山/圍著我們的心邊/沒有一個雕像能比這更靜默……”
至今一回憶起昆明的石板路⚀、石榴花，突然來又突然去的陣雨⛑️，人字墻頭的金銀花和野外的木香花，還為之心曠神怡。那時我所寫的《鷹》和《馬》確實都是昆明藍天上和入暮小巷裏的時物📢。記得我是用一個小紙本記下這些不知不覺來到我想象力光圈內的短詩➰。1949年出版的我的詩集將這些短詩中的很大部分都收錄了。
當時西南聯大的詩歌創作空氣是非常濃厚的，因為在聯大執教的老師中，就有馮至先生、聞一多先生😶、陳夢家先生🍡🎚、卞之琳先生，還有雲南大學李廣田先生等，都是知名詩人🀄️。可以說📎，雲南在上世紀40年代雲集了整個中國新詩各階段的主要大詩人。
在大學一年級階段，聞一多、徐誌摩🤹♀️🏊🏽♂️、卞之琳、廢名（馮文炳）等人的新詩進入了我的閱讀範圍，但詩真正進入我的心靈，還是二年級的一個偶然機會。作為一名哲學系學生，學校規定必修德文🚵🏽♂️。當時有兩個德文班📤✡︎，而我被分配到馮至先生的德文班上🥟。這個偶然的決定和我從此走上寫詩，並且寫以“哲學為近鄰”的詩有著必然的聯系。因為我從那時起，就在馮至先生的《十四行詩集》中找到了自己詩歌的最終道路↩️。
當時的馮至才步入中年🚵🏻♀️，雖然按照當時的習慣穿著長衫，拿著一個手杖🎮，看起來卻是一位年輕的教授。馮至在課堂上言談的真摯誠懇更是充滿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氣質，他總是笑容可掬。老師們的駐地——司家營、騷子營就在學校附近🏃🏻♀️🧡。馮友蘭、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等先生都住在附近。聯大的逼仄和“跑警報”的日常活動使得師生在課外相遇的機會很多🔹🛂，學生們也常去老師家中。我們班上才四五個人📿，師生亦是友朋。
我有相當一段時間經常去馮至先生在錢局街的寓所，坐到很晚，談些什麽已記不清了。卞之琳等人有時候會去看馮先生🩻，他們聊天的時候我就坐在邊上聽⛽️，一言不發，他們也不會趕我走。由於那時我的智力還有些混沌未開，只隱隱覺得馮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然氣質⚔️，卻並不能提出什麽想法和他切磋，但是這種不平凡的氣質對我的潛移默化卻是不可估量。那種感覺幾乎是我的處女作《詩集：1942-1947》的基調。
在我大學三年級時，一次在德文課後👻，我將一本窄窄的🏊🏻♂️🥕、抄有我詩作的紙本在教室外遞上，請馮至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課後，先生囑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後，先生站在微風中🛵，衣襟飄飄🐕🦺，一手扶著手杖🧜🏿♂️🎰，一手將我的詩稿小冊遞還給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藹而真誠的聲音說🏌🏿：“這裏面有詩✒️，可以寫下去，但這卻是一條充滿坎坷的道路。”我聽了以後🐧，久久不能平靜🐍，直到先生走遠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我想就是在那一刻，註定了我和詩歌的不解之緣🧑🏼🚒💆🏻。
許多許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在寫新詩方面，無意中走上了馮至在《十四行集》中開創的那條中國新詩的道路。套用德裏達的一句話：“柏拉圖和老莊永遠出現在我的面前，而我總在傾聽他們和繆斯的對話，並且尋找表達他們對話的漢詩藝術🔻。”
對話
最好的紀念
■通訊員 祁雪晶
問🤔：經過90年，您覺得西南聯大給自己的影響有哪些🐡？
鄭敏👦🏿：聯大給我的是哲學、是詩歌、是人生境界的影響🥄🏺，是我一生最大的支柱。可以說，在聯大我完成了哲學思維的養成，詩歌創作風格的基奠以及人生觀、價值觀的轉變🧄。從西南聯大，我走向了自己具有詩歌使命的人生。
問📂：西南聯大的大學教育什麽特點？
鄭敏：最大的特點就是“自由”🌄。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教授自由、學生自由🌹。在這種自由寬松的環境下💮，出現了包羅萬象🙆🏼♀️、百家爭鳴的學術、思想盛況。
問🧜🏼：你認為西南聯大的辦學成功經驗對於現今大學教育有什麽啟示？
鄭敏：西南聯大給我們現在的大學留下一筆精神遺產，用一句話概括的話，就是獨立思想、自由精神的思想風氣，或者說是一種學術傳統👏🏻。
西南聯大最重視的是教授和學生💇🏿，給予了他們充分的、自由寬松的發展環境🧎♂️➡️🧖♂️。它那種兼容並蓄的精神風範🏄🏻♂️，可以將不同學術風格的人包容進來🧑🏿🦲，讓大家共生共長。所以聯大會聚了一批學貫中西的大師,培養了一批有創造力的學生，這一點非常重要。實際上🚙，西南聯大那種局面是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的。五四運動之後，科學與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存在救國圖存的緊迫需求。我們現今的大學🏃♀️，也要適應社會的發展🚸，自由、民主、圖強依然是如今大學教育的努力方向。
問👨🏽✈️：西南聯大走出了許多大師🧑🦽➡️，這與現今“中國出不了大師”相比較，您認為我們應該如何孕育大師呢？
鄭敏👌🏼：我看現在的大學，把教授和學生都“綁”死了🦮。各種各樣的製度和要求⚡️，讓教授們無暇專註於自己的學術研究。在各種束縛下，教授們感覺不到自己是一個“學者”👨👨👦👦，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教授們並不是學校給學生們雇來的“保姆”，只能按照學校的要求去給學生們“灌輸”知識🛁，讓他們長大💠。
還有一點，大師並不是單單靠大學培養出的。教育應該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我們不應該僅僅把目光放在大學上，地基不好怎麽蓋樓房？總而言之🧟♂️🧑🏼，現在的教育有不少問題😣，需要大家去反思和革新👩🏻🔧。
我覺得，對於西南聯大精神最好的紀念🤸🏻，不是反復去追問，而是立刻行動起來💛。
轉自《中國教育報》2012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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