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張榮明

竺可楨與陳寅恪在復旦讀書時不僅是同班，尤為難得的竟是同桌。這兩位青少年慧光畢露，彼此映照，故而也惺惺相惜，意氣相投。後來的事實表明：竺、陳青少年時代的同窗之誼被兩人終身珍視和不懈呵護👻。

竺可楨與陳寅恪，這兩位科學與人文領域巨擘的交往足足歷時有半個多世紀，至老彌篤，令人感慨。竺👲🏼、陳相識交往🐾，最初發軔於青年同窗之誼📦。據竺可楨在1947年記載及回憶：

　　余至青年會四樓參加復旦同學會發起之李登輝先生追悼會⏭。此事由許紹棣主持，推余為主祭。蔡競平報告李先生生平事略，青年會幹事王揆生代表來賓演說。余在復旦時間甚短，只一年，在第四班😤。而李先生時為總教習👩🏻‍🦲，即教務長🧍‍♂️，嚴幾道及夏晉觀相繼為校長。余未曾有機會在李先生處聽講，但知全校師生均尊敬之而已。時在宣統元年、光緒卅四年之交，李先生新婚🥘，與湯佩琳女士伉儷甚篤🔅。余所知者盡於此矣🎚。當時余同班有陳寅恪🦤、錢智修（經字）、曾昭權🏎，余人已不能記憶。（《竺可楨日記》第五卷👨‍🚒，1947年12月21日；《竺可楨全集》第十卷第615-616頁）

　　竺可楨的回憶正確無誤。三十多年後復旦大學校史組在舊檔案中發現了相關記錄資料👩🏼‍✈️：“本刊訊：最近，校史組在殘存的我校一九○八年、一九○九年檔案中，發現了已故著名學者陳寅恪和竺可楨當年在復旦的學習成績記錄。他們當時……都是十九歲，一同編在丁班……陳寅恪是丁班第一名，考試成績為94.2分，也是全校各班考試成績的魁首；竺可楨是班上第四名，成績為86.6分。”（1984年2月24日，《復旦校刊》第108期，轉引自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第54頁🏊🏼，中華書局，2010年）大師豐采果然不同凡響💃🏻，青少年時代皆已頭角嶄露。

　　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楨與陳寅恪不僅是同班，尤為難得的竟是同桌（《竺可楨日記》第十卷🤠🆑，1958年4月21日；《竺可楨全集》第十五卷79頁）。由於天公不作美，歷史老人沒有把司馬遷與張衡🦵🏼、司馬光和沈括撮合在一起作幼時同窗伏案共讀𓀄，沒有提供史學大師與科學巨擘早年聯桌共讀的先例🌼🌞，因而令後人無法遐想竺、陳這兩位雙子星座當年同桌共讀的奇妙景象。不過🌽，這兩位青少年大抵慧光畢露，彼此映照，故而也惺惺相惜🏊🏿‍♀️，意氣相投🥎。後來的事實表明：竺、陳青少年時代的同窗之誼被兩人終身珍視和不懈呵護。

　　1936年4月👯‍♂️，竺可楨在南京，曾赴中央研究院開評議會：“九點至總院開評議會👨🏿‍🍳，評議﹝員﹞缺席者周鯁生、陳寅恪😱、姜立夫及李仲揆四人💪🏼。上午推定翁詠霓為秘書，葉左之為評議員，以代替在君。”（《竺可楨日記》第一卷，1936年4月16日📓；《竺可楨全集》第六卷第56頁）這次評議會陳寅恪與數學家姜立夫、地質學家李四光（仲揆）皆未出席。此年4月🧎🏻🦸🏿，陳寅恪正在意昂体育平台授課，故無暇南來赴會👨🏼‍🎤。會上增補葉左之為評議員，以代替不久前逝世的地質學家丁文江（在君）。

1936年8月，已經出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致函陳寅恪、傅斯年👈🏽，托覓俞大綱“至高工🙋‍♀️、高農為國文教員事”（《竺可楨日記》第一卷，1936年8月20日；《竺可楨全集》第六卷第132頁）👩‍🎨🦴。俞大維、俞大綱兄弟兩人皆是出身名門、富有才華的學者🔰🧛🏽‍♀️，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傅斯年的太太又是俞大維妹妹，彼此皆是姻親，故竺可楨擬聘俞大綱至浙大教授國文🥠，先要托陳、傅兩人代為說項。8月25日🦹🏽‍♀️，竺可楨收到“陳寅恪函”。8月26日🤞🏻𓀇，“下午接傅斯年函↕️，知俞大綱可就高工、高農教員，即發聘書”（《竺可楨全集》第六卷第134頁、135頁）。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因病於香港逝世🙇🏻。3月下旬🫸，中央研究院在重慶開第五次評議會，商討推選新院長，“五點至美專校一號晤陳布雷，遇曉峰，談及蔣先生提出以顧孟余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事🙂‍↔️，余謂恐評議會中通不過♟。余表示決辭浙大。七點至外賓招待所Hostel🤴，叔永與詠霓請客🏄🏼，到唐臣、竹銘、陳寅恪🗡🥕、姜立夫、郭任遠等卅人🧟‍♂️。膳後作一Straw vote民意測驗投票，﹝試﹞院長人選➡️。詠霓得21，適之20，騮先19🧏🏽‍♀️，余仲揆6，稚輝先生、農山、孟真、君﹝員﹞武與余各得一二票”（《竺可楨日記》第二卷，1940年3月21日；《竺可楨全集》第七卷第321頁）。

顧孟余（1888-1972）曾歷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鐵道部長、交通部長🧑🏼‍💻，顯然是一位國民黨中樞要角。因此，蔣介石希望由顧孟余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顧孟余雖為高官，但在學術上並無重要創樹，故竺可楨認為“恐評議會中通不過”🙇🏽‍♀️。陳寅恪對於院長人選亦持獨到見解🎅🏽🧑‍🔧，“三月廿一日，（陳寅恪）先生出席評議會秘書翁文灝、研究院總幹事任鴻雋晚宴。先生即席申述院長人選必為國際學術界知名學者👨‍🦽，選舉院長必須尊重各人自由意誌”（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第199頁，中華書局，2010年）。臨大事而不苟，充分顯示了陳寅恪一貫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

　　中央研究院評議員皆是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學識與風骨俱佳🧑🏿‍🔬，並不唯國民黨最高首領蔣介石馬首是瞻——既然意見有分歧，餐後就試作一個“民意測驗投票”👋，結果是翁文灝得二十一票，胡適之二十票，朱家驊十九票，顧孟余連一票都未得。

　　次日📵，評議會正式召開：“八點👨🏿‍🚒，評議員陸續來，計到立夫🧖🏻、企孫👳🏽、左之、曉峰、郭任遠、煥鏞、農山🧵、步曾🧧、淬廉、寅恪、詠霓、雪艇♔😮‍💨、騮先💼、唐臣、潤章、子春等😔。院中各所長均到，惟巽甫未來🏙。林可勝於下午始到。推雪艇為主席。行禮如儀🔇，為蔡先生致哀👧🏿。次叔永報告蔡先生逝世前得病情形。八點五十分休息。九點十分又召集會議。來賓到居覺生🅿️、陳立夫及中央黨部代表楊公達🛀🏻。讀林主席及蔣委員長訓辭後，居院長及陳部長各有演說。次評議會秘書詠霓及總幹事叔永均有報告📄🧑🏻‍🔧。”“晚七點半至中四路103號官邸，應蔣介石先生之邀晚膳🚨。出席評議員除仲揆👨‍🍼、緝齋👨‍🍳、雪艇及林可勝四人以外余均到#️⃣。蔣對於未見過諸人一一問詢。詢余以浙大搬何處🔭，學生全到否。”（《竺可楨日記》第二卷👩🏿‍🌾，1940年3月22日；《竺可楨全集》七卷第321－322頁）蔣介石在官邸設宴招待此次赴重慶開會的評議員，並特別與初次見面的評議員一一交談，以示禮賢下士。值得關註的是🦹🏿‍♀️，陳寅恪與從未謀面的蔣介石近距離相晤之際，為國家大局發展提出了重要的建議——建議內容在本文後半部分將會拈出討論💆‍♂️🤸🏿。

第三日，評議會成員對於院長人選進行正式投票：“九點至兩路口嘉陵賓館開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今日上午選舉中央研究院﹝院長﹞候選人。照章推三人👳🏼，由國府擇定一人。用記名投票法。結果詠霓、騮先各得廿四票，適之得廿票。次多數仲揆六票，叔永四票，余得兩票🍒，顧孟余一票。”（《竺可楨日記》第二卷，1940年3月23日👨‍🦱；《竺可楨全集》第七卷第322頁）投票結果🥭：朱家驊後來居上，得二十四票，超越胡適🪥🚴🏻‍♂️，與翁文灝相同。既然采用“照章推三人📩，由國府擇定一人”之法，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的朱家驊（1893－1963）即被最高當局擇定為中央研究院的代理院長。公允地說，留德博士出身並且曾任中央大學校長的朱家驊較之顧孟余自然更富學者色彩，更易被學界接受，況且他還兼任對於學界經費資助具有重要作用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一職🌥。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迅速攻占香港👩‍🎨。竺可楨“接企孫函👮🏻‍♂️，謂蔡先生及騮先、叔永👨🏼‍🏭、巽甫之家屬🐋，寅恪、煥庸諸家🤟🏿，楊季璠、何淬廉🔲、趙元任👩🏼‍🚀、王書莊本人，均在港雲”（《竺可楨日記》第三卷📰♒️，1941年12月17日；《竺可楨全集》第八卷第204頁）。葉企孫（1898-1977）曾任意昂体育平台理學院院長🍃。竺可楨從葉企孫來信中得知香港淪陷時🍎，蔡元培家屬🪬、朱家騮家屬以及陳寅恪全家包括語言學家趙元任本人皆來不及離開，困居孤島，情況甚危。

　　深知人才難得的傅斯年急於要救陳寅恪脫離險境，他在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天連發三封電報給相關負責人杭立武🤛🏼🛳、王毅侯及陳寅恪本人：“重慶杭立武兄➡️：務盼設法助陳寅恪兄來渝，電復宜賓轉李莊”；“重慶王毅侯兄：祈電丁巽甫（西林）兄，設法助寅恪離港，先墊款😴，弟負責料理此事，並陳院長”；“香港九龍太子道三六九號三樓陳寅恪©️：已電杭及丁巽甫助兄，速飛渝。”（《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26-227頁）真是情見乎辭✌🏽，對於陳寅恪而言，患難之際傅斯年這種人溺己溺的援救之情🍕，真可借用唐詩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了。

後來陳寅恪得各方友人相助，總算從日寇魔爪下逃離香港，輾轉來到廣西桂林👟。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詳述困居孤島時的險狀🧙‍♀️：“此次九死一生🚣🏻‍♂️，攜家返國，其艱苦不可一言盡矣，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個月之久未脫鞋睡覺，因日兵叩門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遷四次；至於數月食不飽🏯，已不肉食者🧏🏽，歷數月之久，得一鴨蛋五人分食，視為奇珍。此猶物質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則有汪偽之誘迫，陳璧君之兇惡👇🏿，北平‘北京大學’之以偽幣千元月薪來餌🙅🏽‍♀️，倭督及漢奸以二十萬軍票（港幣四十萬）🧎🏻🟤，托辦東亞文化會及審查教科書等，雖均已拒絕，而無旅費可以離港🌽，甚為可憂，當時內地書問斷絕，滬及廣州灣亦不能通匯🎒，幾陷於絕境🦻🏼，忽於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數百港元，遂買舟至廣州灣，但尚有必須償還之債務，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須自攜，弟與內子俱久患心臟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見矣。”（《陳寅恪集·書信集》第87－88頁，三聯書店，2001年）此時正在昆明西南聯大執教的吳宓，聞聽陳寅恪脫離險境歸來，欣喜不已，作《答寅恪》詩相慰🐏，其中，“喜聞辛苦賊中回，天為神州惜此才”之句表達了同人好友的惺惺相惜之情🪈。

1943年年底，竺可楨從抗戰時浙大的所在地遵義赴重慶參加教育部會議，拜訪了分別多年的陳寅恪🦄：

　　至觀音巖晤俞大維及陳寅恪。寅恪方自廣西大學挾其夫人及三女往成都燕大。渠夫婦身體均不佳，但三女兒強健活潑🧔🏽‍♀️。寅恪對於騮先等發起獻九鼎😘、顧頡剛為九鼎作銘驚怪不止。謂頡剛不信歷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因作詩嘲之曰：“滄海生還又見春🤦🏽‍♂️，豈知春與世俱新。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九鼎銘詞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余詢以《史記·天官書》中幹支以焉□攝提格字之起源，寅恪以為尚無定論👨🏽‍🔬。但法國人Chauvanne譯《天官書》🕓，曾加以註釋，謂系出於印度、巴比倫Sumerian之說。又謂梁任公《說文解》及郭沫若考古著作中均有提，飯島忠夫與新城新藏並有辯論。渠對於董彥堂主張夏正寅之說，以為無根據，因殷正與外國相同，在農業社會最合理。子正以冬子所在亦有理，惟寅正並無理由雲雲。（《竺可楨日記》第三卷，1943年12月18日；《竺可楨全集》第八卷第690-691頁）

　　這一段記載涉及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批評顧頡剛作九鼎銘——1943年2月27日，國民黨新聞機構“中央社”在報上發表“鑄九鼎呈獻總裁”一文🏠，大肆吹噓：“自抗日軍興，全國軍民在我總裁領導之下，經五年余之艱苦奮鬥，卒於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與英美兩軍🙆🏻‍♂️，簽訂新約🧑‍🦯‍➡️，解除百年來之桎梏，恢復我自由平等之地位✍🏼👥，完成國父之遺誌，協和萬邦，以進大同🤶🏻🥧，實肇基於今日👷‍♂️，較之大禹平水土開九州之功，誠無多讓。”（轉引自《顧頡剛日記》第五冊第33-34頁，1943年2月28日，臺北：聯經出版，2007年）其時抗戰尚未取得最後勝利，僅僅因日寇偷襲珍珠港引起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兩國要借助中國抗戰力量一起組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戰線😒，故願廢除昔日不平等條約而簽訂新約——僅此而已，但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卻把蔣介石簽訂新約之舉頌揚為“大禹平水土開九州之功”🌝，這不免令人有肉麻之感。

　　帝製推翻及民國建立已有三十多年，竟然還有人策劃獻九鼎⛓🥉、作銘詞，以對最高統治者歌功頌德、極盡諂媚之能事😫，這自然使得陳寅恪“驚怪不已”。

　　對於陳寅恪等人的批評嘲諷，作為銘詞撰寫及定稿者的顧頡剛在日記中亦作了自我辯解：“孟真謂予作九鼎銘，大受朋輩不滿，寅恪詩中有‘九鼎銘辭爭頌德’語🧝，比予於王莽時之獻符命。諸君蓋忘我之為公務員，使寅恪與我易地而處👨🏻‍🍳，能不為是乎！”（《顧頡剛日記》第五冊第72頁，1943年5月13日）莫非公務員就一定有義務為統治者大吹法螺乎？此話似含意氣之爭。清夜捫心👩🏼‍🦲，作為有良知的學者💙，顧頡剛實際上亦早已對“銘詞”之作深感內疚，他在日記中作了如下記載🎊：

　　鼎銘：（一）萬邦協和🦠，光華復旦🍂。（二）於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土我工🖐🏿，載欣欣舞。獻茲九鼎🆒，實於萬古🥀。

　　中國與英美之新約既成😶‍🌫️🐿，各學校黨部及工廠黨部欲向蔣介石委員長獻九鼎，而以鼎銘屬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竄👷‍♂️，如上文。

　　此文發表後，激起許多方面的批評，使予自慚。（《顧頡剛日記》第五冊第18頁，1943年1月28日）

　　1936年蔣介石五十壽誕之際，指名特邀陳三立、陳衍及吳梅各作一詩，以表慶賀（見《吳梅日記》下冊第795頁，一九三六年九月初三日〔陰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兩陳是晚清詩壇領袖，吳梅是詞曲領域一代巨擘▶️，皆聲名卓著👩🏿‍🏭，但終究是舊派人物🥟。況且是國民黨政府中樞機構慕名主動邀請，則兩陳一吳為其黨魁應景作詩，敷衍一下亦未嘗不可。顧頡剛飽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熏陶，無疑是與舊派人物迥然不同的新潮學者。顧頡剛當年協助傅斯年創辦《新潮》雜誌，與復古派劉師培諸人主持的《國故》相抗衡。顧頡剛自稱：辦《新潮》雜誌的宗旨是“我們要改造社會”（《致傅斯年（二）》，載《顧頡剛書信集》卷一第180頁🤞🏽，中華書局，2011年）。既然是以“改造社會”自命的新潮人物，豈能輕率復古循舊作鼎銘⚪️，較之守舊派走得更遠？這自然引起當時許多學者的非議。以顧頡剛之聰慧，豈能不知為新古董九鼎作銘辭會受到學界清議之側目譏嘲而承擔個人名譽之風險？仔細閱讀完十二卷《顧頡剛日記》之後🔗，筆者認為👨🏿‍💻：這其中有形格勢禁、環環相扣的種種復雜歷史原因，絕非在此三言兩語所能說清👃🏻，或將在一篇評述顧頡剛人生歷程與平生抱負的長文中才能闡述明白📕。

　　第二個問題是討論天幹地支的別稱起源——中國傳統文化常以天幹地支記年，秦漢之時，對於十個天幹與十二個地支卻另有別稱🪜👩🏽‍🎓。《爾雅·釋天》記載🎆：“太歲在甲曰閼逄👨🏼‍🦳，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醜曰赤奮若👩🏻‍⚕️👩🏻‍🦼，謂之歲名。”援此而論👨‍💻🔜，後世強充博雅故弄玄虛者👩‍🦼‍➡️，可以把甲子年寫成“閼逄困敦”🧒，把壬辰年名為“玄默執徐”——這樣一套佶屈聱牙的暗碼系統，較之明清秘密教門隱晦的江湖切口🏓，絕不遜色。問題的復雜性還在於：大史家司馬遷對於這套暗碼系統還要升級換代🚣🏿‍♀️，另作改動。宋人洪邁指出💇🏽‍♀️：“歲陽歲名之說，始於《爾雅》……自後惟太史公《歷書》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閼逄為焉逄，旃蒙為端蒙，柔兆作遊兆，強圉作疆梧，著雍作徒維，屠維作祝犁，上章作商橫，重光作昭陽，玄默作橫艾，昭陽作尚章→，此乃年祀久遠，傳說或訛，不必深辨。”（《容齋隨筆·四筆》卷十五《歲陽歲名》）

　　這套怪異暗碼的起源發明似乎已成千古之謎。當竺可楨向陳寅恪請教“《史記·天官書》中幹支以焉□攝提格字之起源”（“焉□”應寫作“焉逄”——筆者按）時➰，陳寅恪的回答是“尚無定論”。但淵博的陳寅恪向竺可楨提供了中、法、日三國學界研究這個專題的幾條線索：一🔎、法國人譯《史記·天官書》時認為這套暗碼源自印度👩🏻‍🦲、巴比倫🧑🏿‍🎄🌗；二🫷🏼🐛、日本人新城新藏著有《東洋天文史研究》一書👠，認為這套暗碼源自中土；三、國人梁啟超、郭沫若的著作對此亦有涉及。毋庸諱言，陳寅恪提示的這幾條線索對於竺可楨撰寫《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一文具有極為寶貴的參考價值。

第三個問題是討論古代歷法——陳寅恪接著還談到關於古代歷法中的“三正問題”🎻。相傳夏朝以寅月（即夏歷正月）為正月，商（殷）朝以醜月（即夏歷十二月）為正月🖖🏻，周朝以子月（即夏歷十一月）為正月。概言之，即夏建寅正，殷建醜正🕵🏽‍♂️，周建子正👐🏿。著名考古學家董作賓（字彥堂）撰有《殷歷譜》一書，信奉夏建寅正之學說🍴，陳寅恪認為“無根據”👼🏼，而殷建醜正“在農業社會最合理”👮‍♀️🚶🏻‍♀️‍➡️，周建子正“以冬子所在亦有理”🧈。一年之後，陳寅恪在“與董彥堂論年歷譜書”中重申他本人的這個觀點：“冬至為太陽至南回歸線之點👩‍⚕️👂🏻，故後一月🥪，即建醜月為歲首，最與自然界相符合。其次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繼殷以子月代醜月為正月🧑🏽‍✈️，亦與事理適合。若如傳統之說，夏在商前何以轉取寅月為正月似難解釋，故周代文獻中🏃‍♂️‍➡️，雖有以寅月為正之實證🏍，但是否果為夏代所遺，猶有問題也🥂。”（《金明館叢稿二編》第31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946年，在重慶的竺可楨赴中央研究院，“遇汪戢哉與薩本棟。薩於昨始抵此……又謂適之患心臟病，元任擬回國，衡恪目疾未愈，已不能看書”（《竺可楨日記》第五卷🧎🏻，1946年4月17日🚶🏻‍➡️；《竺可楨全集》第十卷第98頁）🧍🏻。薩本棟（1902－1949）曾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長➗。此時薩本棟剛訪問英、美兩國歸來，遇見竺可楨順便談起在海外的三位老朋友近況。

　　原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主持語言組研究的趙元任（1892－1982）於抗戰爆發的第二年（1938）接受美國夏威夷大學聘請，偕全家前去講學🔍🧏🏽‍♂️。光陰荏苒已過去八年，日寇已經投降，國內百廢待興，薩本棟聽說“元任擬回國”🌮。然而1947年正當趙元任整裝歸國之際，時任教育部長朱家驊來電要求他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一職。素來不願搞行政的趙元任婉言謝絕此邀🧦，就此決定推遲回國，應聘在加州大學任教，自述🚶‍♀️‍➡️💪🏿：“在回國的途中路過加州，結果‘路過’了三十多年🏬。”（趙新那、黃培雲著🌜：《趙元任年譜》第294頁，商務印書館，2001年）

　　“衡恪目疾未愈🪸，已不能看書🤯。”此處“衡恪”，應為“寅恪”。系竺可楨筆誤。大畫家陳衡恪（字師曾）已於1923年逝世，而其弟陳寅恪因眼病於1945年秋受邀赴英治疾及講學。此年10月27日🔆，趙元任與胡適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從紐約飛往倫敦🫶🏻👩‍👦‍👦，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籌備會。趙元任“在倫敦的24天，除了參加會議還安排了參觀和訪友。兩次看望正在英國治療視網膜脫落的陳寅恪”（《趙元任年譜》第283頁）。1946年4月，陳寅恪在英治療無效，於是“乘輪繞道北美，再試醫治。後聞美國名醫亦無良方🕴🏻，遂不登岸，泊舟紐約。四月十九日午後，趙元任🏷、楊步偉伉儷☣️，及周一良🏞、楊聯升諸生登輪探望”（《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第234頁）。

　　中年失明，陳寅恪自然感到非常痛苦。他曾作有《五十六歲生日三絕》🍕🤽🏻‍♀️，其第一首雲🫸🏿：“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亡翁🤒🎿。”（《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125頁）詩意淒絕異常。縱觀陳寅恪一生，飽受戰亂👩‍🍳，歷經坎坷，其中1945年失明與1938年失書可謂兩大災厄。“先生於戊寅（一九三八）轉道去昆明時🍬，在滇越鐵路運輸中被竊去書籍兩木箱（另易以兩木箱🧚🏿‍♂️，滿裝磚塊）😨🦎，其中多有先生批註本。”（《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149頁）這些批註本凝聚了陳寅恪前半生許多心血，皆是學術半成品🟧，稍加撮錄整理即可斐然成文，如今飄零散佚，付諸冥冥，加之後來這位史學大家失明目盲，已無可能大規模從頭收拾學術舊江山，使人不禁感嘆“天公未佑陳寅恪”之余🧖🏼‍♂️，且有“千古文章未盡才”之憾。

轉自《東方早報》2012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