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很多作家其實都具有多重身份，而對這些作家的歷史評價也需要在現代文學以及文化的場域中綜合考察其文學活動的豐富性與多重性🏄🏿。即以詩人為例，如郭沫若、徐誌摩🙋🏿、馮至、卞之琳、施蟄存🦂🦹‍♂️、曹葆華等，在加冕詩人桂冠的同時，往往還佩戴著編輯家、翻譯家等名銜。這種多重的文化身份也決定了研究者需要重建一種多重的描述視野，才能更完整地定位這些現代作家。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由陳俐🧑🏽‍🚀、陳曉春編輯的兩卷本《詩人翻譯家 曹葆華》（分別為“詩歌卷”和“史料·評論卷”）即為我們全面了解曹葆華（1906-1978）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位置，提供了一種場域視野👨‍👦。

作為詩人的曹葆華1927年考入清華外國文學系🟡，1931年又考入清華研究院，與孫毓棠、林庚一起🤽🏿，被研究者稱為“清華三傑”，在1930年至1932年間相繼有《寄詩魂》、《靈焰》、《落日頌》等幾部詩集問世☠️。而在清華讀書期間就出版有詩集的只有聞一多、朱湘和曹葆華三人。早在曹葆華的第一部詩集《寄詩魂》出版之前，作為學長的朱湘就在給曹葆華的信中稱他的詩“用一種委婉纏綿的音節把意境表達了出來🫐，這實在是一個詩人將要興起了的吉兆”🧑‍🤝‍🧑。徐誌摩也致信曹葆華📞，稱《寄詩魂》“情文恣肆🚶‍♂️，正類沫若☛，而修詞嚴正過之🧏‍♀️☎️，快慰無已”，無所保留地表達了一個前輩成名詩人對後進的獎掖與提攜☝🏿。聞一多也在信中說：“大抵尊作規撫西詩處少，像沫若處多。十四行詩🫦，沫若所無🦹🏽‍♀️。故皆圓重凝渾，皆可愛🦖。鄙見尊集中以此體為最佳，高明以為然否？”新月二子都在與曹葆華的前輩同鄉郭沫若的比照中解讀兩個詩人的同與異，從中可以見出二人對曹葆華的看重🥦。而通觀《詩人翻譯家 曹葆華》“史料·評論卷”中收錄的書信往來🕸，高出曹葆華兩屆的學長羅念生的信最長，言辭也最懇切，稱讀《寄詩魂》“好像在迷夢中忽聽了均天的神樂”，“一連讀了三遍，覺全詩的意境很高，氣魄很雄健。這是一座火山的爆裂，遠看是一個整體，近看不免有些淩亂”。羅念生的這種“整體觀”也見於錢鍾書1932年發表在《新月》雜誌上的對《落日頌》的書評中。錢鍾書稱《落日頌》裏的詩“禁不得這種水磨工夫來讀的🚔。為欣賞作者的詩🏊🏽‍♀️，我們要學豬八戒吃人參果的方法——囫圇吞下去”。與其他意昂相比，錢鍾書的評論不免恃才傲物，言辭犀利：“作者的雕琢工夫粗淺得可觀：留下一條條縱著橫著狼藉的斧鑿痕跡⏩，既說不上太璞不雕🛵，更談不到不露藝術的藝術。”“作者的比喻，不是散漫，便是陳腐♠️，不是陳腐🖐🏻，便是離奇👳🏻‍♂️；例如‘靈魂像白蓮花的皎潔’《沉思》，‘舉起意誌的斧鉞’《想起》，‘嵌妝在琅珰的歌裏’《告訴你》，‘落葉揚起了悲歌’《燈下》🚴‍♂️，‘幾點漁火在古崖下嚶嚶哭泣’《沉思》👩🏿‍⚕️，都算不得好比喻。”“在作者手裏，文字還是呆板的死東西🕸。”措辭幾近刻薄。但另一方面💇‍♀️，錢鍾書也慧眼獨具地看到了曹葆華的特出之處：“作者的詩還有一個特點，他有一點神秘的成分🚴🏻‍♀️。”“作者將來別開詩世界，未必不在此🐸🤵‍♂️。”錢鍾書最後認為：“作者最好的詩是作者還沒有寫出來的詩。”

錢鍾書這份犀利的洞察可謂於我有戚戚焉。而其所謂曹葆華“將來別開詩世界”的“還沒有寫出來的詩”👨‍🦲，或許就是此後幾年曹葆華所創作的大量別開生面的無題詩，並在1937年5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結集出版🤴，是為《無題草》🫕。在我看來，《無題草》是曹葆華真正找到了自己獨特性的詩歌創作，是他人無法貢獻的作品，也把錢鍾書所謂的“神秘的成分”發揮到現代詩人無出其右的地步。藍棣之在《現代派詩選》的前言中稱曹葆華與廢名一道，是現代派詩人群中兩個“真正詩風比較晦澀的”🧸，主要根據的大概就是《無題草》。《無題草》中的詩作大都籠罩著一層神秘的甚至是詭異的面紗，這種神秘與詩人試圖探究生存的奧義密不可分。《無題》詩中的主題大都圍繞著前生、本我、死亡、靈魂等內容展開，如：“怎得有一方古鏡/照出那渺茫的前身/是人𓀐，是鬼，是野狗”🚁；“靈魂像一個小皮球/永遠在沙土上旋轉著”；“走進倒塌的古墓門/摸取前生殘留的足跡”；“看百尺城樓上有黑榜/懸著自己朱紅的名字”……與這些形而上的主題相吻合的，則是曹葆華無題詩中充斥的大量具有幽玄氣息的意象🏈🏌🏿‍♀️：古墓、白骨、古廟♦︎、神龕、孤魂🤷🏿‍♀️、死人頭、道士壺中的日月等等。但是曹葆華的神秘不是西方象征主義詩人探索上帝的存在以及窮究超驗域的基督教式的神秘，而更多的帶有東方的道教和佛家的玄冥色彩👙。他對前生的拷問，對輪回與宿命的思索🕘，對陰間與冥界的興味🧚🏽‍♂️，都體現了本土文化的悠長的背景和潛在的製約力。

1933年10月🧎‍♀️‍➡️，曹葆華開始在《北平晨報》上編輯副刊《詩與批評》，前後歷時兩年半，集中刊登了卞之琳、何其芳、李健吾、陳敬容等詩人的創作，還大量登載了葉芝、瓦雷裏、艾略特📀、瑞恰慈、威爾遜等西方最前衛的理論家的詩論，為30年代中期中國詩壇黃金時代的到來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孫玉石和曹萬生教授都撰了長文高度評價《詩與批評》副刊在新詩歷史發展中的貢獻。收入《詩人翻譯家 曹葆華》“史料·評論卷”中的孫玉石先生的文章稱🏓：曹葆華“創辦的《詩與批評》☝🏿，從整體上看🧙🏼，是與1932年施蟄存等人主辦的《現代》雜誌的傾向相近似，在推動新詩的象征派🐋、現代派發展中，是起過一定作用的很有價值的專門性的詩歌副刊🈺。”

在《詩與批評》副刊上發表的西方詩論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曹葆華本人翻譯的，並在1937年以《現代詩論》的名目由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是曹葆華翻譯生涯的階段性成果。1939年曹葆華奔赴延安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苦讀俄語🦢，最終成為馬列經典文獻的翻譯大家。他抗戰初期在成都教過的一位學生多年以後“在馬恩列斯譯著的版權頁裏🤞🧖🏿‍♀️，偶然發現‘校訂者曹葆華’六個字”，不僅由衷感嘆：“何等的驚喜！原來我的英語老師不僅是詩人、戰士🥫，而且是這樣出色的俄文翻譯家🪅！”

感嘆聲中其實彰顯的是曹葆華一生中的多重身份與多重貢獻🏊🏿。中國現代作家們雖然已經身處一個現代學科建製開始形成，現代性帶來的科層化分工越來越細密的時代✧，但剛剛發生的現代歷史同時也允諾給他們發展個性和才稟的豐富甚至駁雜的實踐空間，並最終決定了他們在“作家”“詩人”頭銜之外，往往還兼具其他多重的身份。這也要求後來的研究者須把現代作家的文學實踐放置在多重的場域空間中進行分析與考察。現代作家既在立體的場域空間中進行多重的文學、文化𓀓、政治實踐，同時也正是他們的多重實踐本身在生成和塑造著場域空間和邏輯。而這種場域空間也為我們全面觀照一個現代作家提供了更完整也更多元的歷史視野。（吳曉東）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1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