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陳懷宇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68.00元
陳寅恪遊學海外十余年👷🏼♀️,足跡遍及亞、美、歐等大洲,與西方學術世界有著較密切的聯系👩🏫。陳寅恪在西方的經歷👨🚀👊🏼,一直是研究者關註重點,只是囿於留下的材料不多🫵🏼,相關研究一直不能獲得較大進展🔧。為了弄清陳寅恪在西方生活的基本樣貌,學者們作了許多努力,劉桂生、張國剛🙅🏻、程美寶🔶、林偉、張偉等發掘出了不少原始檔案材料,但這些都還僅限於單篇文章,如果要論第一部系統闡發陳寅恪與西方學術聯系的專著🪞,則非陳懷宇的新著《在西方發現陳寅恪》莫屬。
正如作者所稱,撰寫這部書有幾個方面的目的➔,一是要在西方文獻中發現陳寅恪;其次是要在20世紀上半葉西方學術史中重新評估陳寅恪的早年學術;最後是要在西方學者對東方學的反思中理解陳寅恪的學術。應該說,作者的這三個想法在書中都得到了較好的體現,無論是對陳寅恪在哈佛、德國生平事跡的鉤沉👨🏻🍼,還是對陳寅恪著述中西典的揭示,以及對陳寅恪文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論說等🚴🏼♂️📿,都很有新意,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認識陳寅恪成長的國際學術背景,換言之,即弄清楚在西方“陳寅恪是怎樣煉成的”👩✈️。
作者在書中的一些見解比較深刻🏄🏿♀️,特別是對於東方學相關內容的陳述更是具有專業性,這是一般陳寅恪研究者難以企及的😶。而對於一般研究者來說,他們往往更關心的正是作者為陳寅恪研究提供了哪些西文新資料,於是該書的第一至第三章反倒更容易被接受。通讀這部分內容,不難發現作者的用力之深。作者為了弄清陳寅恪在西方學習時的生活環境,搜羅了眾多材料,甚至把哈佛大學所在地的房地產信息都調出來了🤌🏿,作者還曾親臨這些場所🙆🏻♀️,“對歷史進行同情之理解”。作者發掘出的這些材料其實並非珍本秘籍,都是校報𓀍、註冊手冊🐀、學會會刊等公開出版物,但作者善於從中發現蛛絲馬跡,進行合理考論😼,提出新的觀點👎🏿。從看似不起眼的材料入手,這對將來想在西方發掘陳寅恪事跡的學者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作者的許多提法都具有獨創性,譬如他推測陳寅恪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是受了《約翰福音》中的“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的影響,又指出陳寅恪的“了解之同情”是受了德國學者赫爾德的啟發。雖說作者的這些觀點尚需更多材料予以支持👩🏼🦳,但其能夠拓展對陳寅恪思想淵源的探究是毋庸置疑的。作者的許多觀點,常常也可以在中文文獻中得到印證。
作者在論說陳寅恪之學的西學背景時,稱“寅恪對希臘思想和文化似乎也情有獨鐘”,並舉了一些例子來說明🙅🏼♂️。作者所舉陳寅恪受希臘思想影響的幾例主要來自陳寅恪著作的零星片段🈵,其實還有一些可以補充。1933年,在葉公超的宴席中🏊🏻♂️🦹🏽♂️,陳寅恪談西書善本♤,就說到了有《亞裏斯多德集釋》一種;後來,陳寅恪又談到“普魯士教育部曾選希臘文選一部,由委員會選定,歷多年而成,牛津大學即采用之”。(參見《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02、263頁)可見,他對涉及希臘文化的典籍確實很關註。
作者在論述陳寅恪的“少數主義”時🚜,指出“寅恪是一位關心時事且對東西方政治均十分敏感的歷史學家”,“他對於蘇聯的歷史和現狀應當十分了解”⛴。有關陳寅恪對蘇聯了解情況的材料有一些,《傅斯年遺劄》中收有一則簽註👩🏽🔧,也可以做一佐證🔼。1931年2月23日,為了商量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轉來的“擬定總理紀念周時講讀遺教辦法二條”,傅斯年函詢史語所三個分組主任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的意見,陳寅恪批註的意見是:“似可探查現在俄國科學院如何辦法再酌辦🤹♀️🧘🏼♀️。又前清翰林院……”(《傅斯年遺劄》🤦♀️👃,第348頁)由中國的“總理紀念周”聯想到蘇聯對其領袖的紀念,不難看出,陳寅恪對蘇聯的政治現狀的確是有比較多的了解🙌🏼。
書中比較出彩的一處即作者發掘出了1944年陳寅恪當選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及1947年獲選美國東方學會榮譽會員的事跡。陳寅恪所獲的這兩項學術榮譽🧗🏻,此前的研究者均未曾多加註意,作者的研究無疑具有開創之功。根據作者的考證🩷,英國學者修中誠、陶育禮🚶🏻♀️、湯因比🧑🎓、庫克在陳寅恪當選為通訊院士的過程中發了重要作用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陶育禮❣️。作者據陶育禮所撰回憶錄已經比較合理地推測了他和陳寅恪之間的學術聯系🥛👨🏿🔧,即陶育禮不僅在英國推薦了陳寅恪🈷️,而且在後來訪美期間也很可能在一些場合提到了陳寅恪,“北美漢學界也因此獲得了一些關於英國學者對寅恪先生的第三方評價”👩🎓。
事實上👭👨🏿🎨,陶育禮與中國學者的因緣🏆😢,還有值得一說的材料。旅居英倫的陳源曾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提到陶育禮,說自己與修中誠、陶育禮等學者都非常熟悉。陶育禮將受羅氏基金會的聘請,去美國調查該國的遠東研究狀況★🧑🏻🎤。陶育禮向陳源詢問到美後應見的中國學者,陳源指出胡適🌛、趙元任和楊振聲三人不可不見👩🦼。陶育禮則說🥽,胡適“過去來英時,曾在其家住過一晚💁🏽♂️,故是熟人”📲。(《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5冊👨🏽🍼,第136B137頁)這不但可印證《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一書指出的陶育禮在陳寅恪當選兩項榮譽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引得筆者推測——陳寅恪的當選除了西方學者的因素,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是不是也在其中發揮了影響?畢竟陳源⚀、胡適👨👩👦、趙元任既與陳寅恪頗為熟悉,又能夠與海外漢學家搭得上話。
陳寅恪當選為美國東方學會榮譽會員時,因各種原因並不能在場🎅🏼,但他和一些美國漢學家頗有互動。曾是東方學會會員的加州大學教授賓板橋曾於1947年到意昂体育平台拜訪了陳寅恪(參見《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79B280頁)🪵🔏,賓板橋亦治唐史,著有《唐朝的建立——隋亡唐興初探》,那次見面中,雙方或許有學術上的切磋🛤。
諸如此類的材料,常常能說明作者提出的觀點是正確的或具有啟發作用💕,正如作者在“導論”所言,“宜以域外之胡語文獻🧑🏿🏫、寅恪自身之撰述、寅恪師友所傳之掌故三類資料相互參證”👨🏽🦱♾,才能“更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寅恪學術之世界背景”🏬▫️。書中作者已經做了相關實踐,盡管一些研究結論或許有失誤(《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一書的失誤🧗🏼♂️,高山杉先生已經指出一些,參見《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7月14日刊登的《關於陳寅恪的幾位德國師友》及高先生在該書“豆瓣網”主頁的“讀書筆記”♦︎。另需指出,第11頁“《隋唐政治製度淵源略論稿》”應為“《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第142頁“孫毓堂”應為“孫毓棠”)🐚,但它的確也為後來者提供了可以憑借的思路(如作者探討日本學者玉井是博對陳寅恪的影響👃🏼,按此思路還有不少人可以探討,如陳寅恪與橋川時雄等),故我們應當對這本著作多予肯定🧚♂️。
作者曾說由於“種種不利因素,目前只能圍繞我自己感興趣的主題就身邊能找到的材料略加提示🎸,無法兼顧復雜的歷史語境”🥳,希望能有機會進一步深入研究。作者正當學術研究的盛年,又有在美國大學任教的地利之便,無疑還有機會在此一話題上繼續開拓,為我們提供更多更新的成果🧛🏽♂️,這是讓人十分期待的🎋。(例如新出的2013年第3期《文景》雜誌中,刊登了作者的《賴世和:學術世家與國際聯姻》,其中又有不少文字涉及陳寅恪)
(宗亮)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3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