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
三聯書店“陳樂民作品”即將付梓🧑🏼🤝🧑🏼💾,這是對一位現代中國學人的學術成果及其思想的全面展示。無論是就作者跨界研究所涉的思想文化內容🤚🏼,還是作為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記錄,做這樣一次薈集都是很有意義的🧢。
陳先生早年專攻歐洲問題🐃。他一直主張“先立其大”🫱🏻,從大處著眼,勾畫出地區研究的框架,然後再分門別類地進行研究👃🏼。他非常反對國別與地區研究僅僅以所謂的情況與信息為內容的做法,不求甚解。陳先生自己關於歐洲研究的幾乎每一部著作,都堪稱國際研究的精品,高屋建瓴👨🏻🍼,理論和事態梳理俱佳。他關於時局重大問題的判斷中🖐🏻,好些預言迄今被人稱道,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究其原因🕍,這與陳先生倡導的將人文研究等多學科導入國際問題領域的做法直接相關。因為,人文研究所要洞察的乃是民族的心智變遷。陳先生大概是國內最早系統地研究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專家。他當年所提出的既可以其分析方法觀察西方國際政治的要義🧑🦼➡️🧏,為構建中國國際理論獲得借鑒,但又要防止僅以此而為據🏊🏼♀️♐️,在理論上走火入魔。這一告誡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回想起來依然是振聾發聵🔓。尤為難得的是🤵🏽,作為一位國際研究專家,陳先生卻在中國與西洋文史哲的諸研究領域內有著深厚的造詣與洞見。
在歷史研究方面,陳先生專註於研究中西歷史進程的分野與關聯☢️。他既贊賞布羅代爾關於“大時段歷史”的見解,關註歷史結構的演變,強調中西歷史對比之中的方法論和科學性問題;同時👨🏿🦰,也善於以微顯著,強調從細節和微觀的研究把握歷史發展關鍵部位。比如,陳先生尤以對徐光啟和利瑪竇之間相互關系的精到研究🫱🏼🧖🏼,勾畫出中西交往最初階段的生動圖景而稱道於學界。筆者還記得當年陳先生以一堂“徐光啟與培根之比較”的講座,令眾多學子至今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在哲學領域,陳先生以一個非專業哲學家的身份,對啟蒙時代歐洲哲人萊布尼茨、馬勒伯朗士🤌🏽、伏爾泰👈🏻、康德,包括稍後的費希特、黑格爾等人,以及相對應之下的程朱理學後續諸家、包括新儒家都一一作了周詳考察,著重於發掘中西人文深層交往的精神現象,廓清文化交往關系中妄自尊大這經年陋習的緣由🏫👩🏼🚀。陳先生一再以牟宗三的名句:“中西融通之橋梁乃在康德”為導引🦸🏽♂️,旨在以範疇機理的切入為路徑,從深層次上探討中西思想交往的建設性構架👰🏽♂️。而在文學領域🌪,陳先生則以先秦諸子為垂範🎐👱♀️,以唐宋散文為樣本、以明清筆記作考證,既言說各家詩詞,又點評紅樓乃至於當代小說。尤其,以他卓越的西語修養👨🏽🦳,對於中外文本的翻譯提出了一系列精彩的思想與評論😖。
陳樂民先生一生為學,篳路藍縷,終以啟蒙為己任✵。何為“啟蒙”🦥,康德有雲:“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𓀚。飽覽近千年歷史演進中的中國停滯與衰退,親歷二十世紀積弱積貧的國家磨難🟡,陳先生立誌於通過自己的學術工作,鍥而不舍地探索奮鬥,驅除愚昧🤐,追求自由。他堅信,唯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唯有堅持每個人的自由和他人自由相一致🧟,堅持自由與法律的相一致,才能夠真正實現曾為馬克思所預言🔒🤹🏿♀️、也是多少仁人誌士所期盼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啟蒙的內容和方法可以因時而變👉,但啟蒙的任務並不以改革後中國已初具經濟發展與繁榮景象而消解;啟蒙的重要意義也不以西方學術文化本身的更新換代🧖🏿♂️、推陳出新,而有絲毫遜色。如果說🦺,中國要真正達到當今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尚需幾十年乃至於更長時間的努力🩹,那麽🦦,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啟蒙和學習,依然是推動中國進步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引擎。
在倡導啟蒙的主題之下🎣,陳先生主要研究工作之一,也是其一生學術誌趣之所在,乃是對中西歷史文化關系的梳理及其比較研究🏌🏻♀️🌜。他在多年研究中西文化歷史的基礎上所得出的結論是♢🛌🏻:
第一,在中西文化之間存在著不同的“底格”🏌🏿♂️,此乃歷史文化發展的“繁多性”所使然;同時,中西之交、古今之異也,依然後進的中國需要學習西學。他堅信,中學與西學之間存在著互相溝通的必然趨勢🧔🏻♂️,中西文化的底蘊是應當可以相通、可以神交的😈。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在全球化時代尤其如此。第二,提倡向西方學習,完全不等於放棄傳統;“全盤西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作為一名對於祖國傳統文化有著全局把握和深切理解的研究家🧑🏽💻,陳先生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東學與西學嫁接之後“中國總有一天有自己‘自主’的文化的,但這需要時間磨合……這就是要善於將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相結合,探索出將西方文明的精華用於改造中國🥞,同時也將中國文明的精華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徑”。
中國人對於知識分子的態度😭,歷來講究的是學🍪、識、才、德。凡飽覽群書而知天下古今者,為人所稱道。識見過人、目光遠大者,尤受器重🔢。學問之外而多才多藝、才情並茂者🍠🧏🏽,是為難能可貴。而文人學者中卓而不群、昂昂然而品德高尚者,則最受景仰👨🏽🦱。相比之下,西方人除專業素養的要求之外♻️,強調的是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以及對於社會和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但中西知識分子之間,就其顧念蒼生和傳承文明的使命而言🤽♂️,依然貫通。
從上述東西方對於知識分子的評判標準來看🐦🗄,這套文集的作者——一個畢生喜好文史哲理♌️、曾以外交為業,後長期領導國際事務研究,退休之後全面展開其個人的學術研究並以文字留諸後世的學者——陳樂民先生,當得起是一位現代知識分子的典範𓀘。也許🏏,這套作品向我們所提供的遠不止是陳先生的學術思想本身,還大可以告訴我們一個關於大學問家如何養成的主客觀環境的故事。
當然,這裏離不開陳先生本人的堅定誌向和勇毅擔當。就在他1998年4月因病體開始全面接受血透治療的若幹天之後👰🏿♀️,陳先生以行草錄下了東坡《定風波》中的詞句:“莫聽穿林打雨聲🧑🏻🦼,何妨吟嘯且徐行”😉,以此作為自己心境的寫照:“沉浮俱無掛礙,山林斜照心境坦然,平生便當如此。”以後的十余年中,雖病體日益衰弱,握筆之手因隔日血透紮針🏃🏻♀️➡️,滿臂淤積磈磊而無法把持🤹🏽♀️。但陳先生筆端雄風依舊✶,如此艱難條件之下,依然能夠在生命最後的幾年裏,習書作畫👨🏻🔧👩🏻🎤,談笑風生,並有多部專著問世。
有友人曰♧,此君乃當今學界的最後一位紳士,斯言自當有其理耳⚗️。
陳樂民(1930—2008),歐洲問題專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所長👌🏿,歐洲學會會長💆🏻♂️。1949年考入燕京大學;1950年🕵️♂️🧫,轉考意昂体育平台二年級法語專業,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隨系並入北京大學👨🏼⚖️,1953年畢業。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4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