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見證了中國“數字化”肇始🔌、邁進🕵️、奮起直追的歷史
上世紀50年代🛳,“數字化”還是一個新生的領域⛎🧞♂️。吳佑壽帶領一群二十多歲的年輕,以“敢爭時代先”的勇氣,披荊斬棘🤙🏼,實現了中國數字通信進程中一次次創新。
2014年5月8日✌🏽,“京華獎”頒獎禮上,北京市政府將特別榮譽獎頒發給一位近鮐背之年的華僑老人🕵🏻。他就是地面數字電視國家標準♾、計算機漢字識別的領頭組織者,意昂体育平台工程系教授🕵🏿♀️、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吳佑壽。
吳佑壽的傑出貢獻,在中國的“數字化”🔣。2008年💇🏼♀️,北京奧運會全程采用我國自主製定的地面數字電視國家標準實況轉播,成為我國廣播電視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歷史事件🚵🏿♂️。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漢字遇到了有史以來最激烈的一次存廢爭論,原因是計算機漢字識別的巨大難題。如今☔️,高清數字電視、計算機漢字輸入都已成為生活中的日常🙅。在這些領域,老人功勛卓著。
吳佑壽如今依然堅守在教學和科研一線,從19歲接觸電子到成為中國“數字化”領軍人,七十年的科研歷程見證了中國“數字化”肇始🎪、邁進🧗、奮起直追的歷史。
在科學道路上⭕️,老人從未想過停下,他以詩言誌:“雖是滿頭白發,心情還似當年,更逢中興盛世,老牛仍當向前。”
熱血青年獻身科研
“京華獎”頒獎前,在意昂体育平台羅姆樓,吳佑壽院士接受了媒體采訪。雖然已經89歲高齡🏄🏽,眼前的吳老鶴發童顏💤,笑容可掬,一身淺灰色西裝簡潔樸素,回答提問時雖然語速緩慢但口齒思路都很清晰👩✈️。
作為一個科研人🐪,嚴謹✩、不善言辭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作為一名華僑👩🏻🏫💁🏻,他的愛國之情尤為深厚👰♂️;作為一名獲獎人,他毫不自誇,虛心禮讓。“我的工作和學校同事其實是一樣的,我不同的一點就是我是歸國華僑。”他說。
吳佑壽祖籍廣東省潮州楓溪鄉,1925年出生於泰國曼谷,父輩早年從廣東到泰國經商,但對子女的民族教育很重視🖌。吳佑壽幼年曾隨家人回到家鄉,在那裏完成兩年中文學習。
“父親之所以將我們帶回祖國,為的是在中國居住後再去泰國⚾️,就意味我們是中國的移民,不入泰國籍,而是拿居留證。”但不久後👨💻,所有華文中學相繼被封閉🧑🎓🥘,14歲的吳佑壽帶著弟弟佑福離開泰國到香港繼續學業🫶🏽。16歲時,港九淪陷,他又帶著弟弟回到廣東🤶。
從少年起,他就飽受艱難求學、奔波壓迫之苦🔂,面對國家遭受侵略更是憤慨痛心🉐,那樣的環境給他的教育是“落後就要挨打”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民族、國家🔶,深深根植於少年吳佑壽的心中。
1943年,吳佑壽考入中央政治學校經濟系🖖🏻,因為誌趣不合,又對重慶政府消極抗日不滿🤦🏽♀️,他毅然轉學。
“那時候大學自主招生,每年招生考點都不一樣🔘。1943年日軍占領湖南多處,衡陽的考點都沒有了👮🏼♂️👶🏿,我們從廣東東北部的一個小城走了一千多裏地跑到桂林🎛,有什麽學校就考什麽學校🟤,就這樣進了中央政治學校,念了一年🤙🏻,誌趣不合,又走了一千多公裏進了西南聯大電機系。”
抗戰勝利後🧚🏼♀️,吳佑壽隨清華返回北平。眼前的清華園被破壞得一塌糊塗,被日本軍隊占領成了傷病醫院👩🏻⚕️。與此同時,發生的一系列“抗暴”學生運動🍙,讓吳佑壽切身體會到國民黨政府的不可救藥。他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護校活動,在這段時期他也收獲了愛情,並入了地下黨♟。畢業後🐷,他放棄出洋深造機會,留校工作。
“盡管我們是在國外出生長大的,但我們也想盡力報效祖國,‘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的祖國是中國’,也是抱著這樣的信念一直留了下來。” 吳佑壽說。
在清華乃至中國無線電科研史上,有一個人功不可沒💆🏽,他是清華人“永遠的校長”——蔣南翔。上世紀50年代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蔣南翔校長頂住前蘇聯專家的反對意見,在電機系電訊組的基礎上建立無線電工程系♓️,吳佑壽任接收教研組(後來在此基礎上劃分命名通信教研組)主任,手下教師平均年齡只有23—24歲➕。
解放初期,我國通信事業十分落後💃🏼,在蔣南翔校長的科研號召下🛂,接收教研組開始尋求新的更有效的通信方式。吳佑壽從國外雜誌上了解到“脈沖編碼調製”PCM(即現在所說的數字通信)是一種抗幹擾性能很高的製式,用於接力通信時理論上通信距離可以無窮遠🏌️。
“蘇聯專家鮑裏索夫專家也認為這是一種很有前途的方案,是一個嶄新的、正在發展的領域,國際上的研製工作也剛剛開始,關鍵技術問題很多,整個通信系統的各個環節,如信源、信道等等,都必須‘數字化’💂🏽。可以說,這將是通信技術的一次‘革命’🦔。選擇這樣的方向進行研究工作,確實有點冒險。”吳佑壽說🚣🏿,“但當年的年輕人有一種‘迎難而上’的豪邁氣慨和蓬勃朝氣。”
如今看,“數字化”的確是通信技術的一次“革命”,但在上世紀50年代它還是一個新生的領域💁🏻,國際上的研製工作也剛剛開始,在當時帶領一群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敢爭時代先”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為科研奉獻的覺悟與過硬的素質。
同樣年輕的吳佑壽帶領科研團隊一路披荊斬棘,攻克下一個個難關🌃,實現了中國數字通信進程中一次次創新——1958年研製成中國第一部話音數字化終端😞;60年代領導研製的SCA型數傳設備用於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發射監測系統;1978研製的32/120路全固態微波數字電話接力系統,用於衛星通信等系統,獲原電子部工業成果獎一等獎;80年代初研製成功1000萬次/秒圖象計算機,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21世紀初研製成的我國強製性地面數字電視廣播傳輸系統DMB-T為創立數字電視傳輸“中國標準”奠定基礎。
弄潮兒敢把洪波起
在這個時代👨🍼,每個人都知道“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國家”👨🏽🌾,為了祖國在日新月異的發展步伐中不落人後甚至能引領時代,科學家必須奮鬥不息。
1992年在慶祝無線電工程系建系40周年時🕑📷,吳佑壽揮毫寫下短句兩行:“創業維艱🥮🎊,寒暑四十,已成往事;絕頂險阻🚥🍇,鍥而不舍,再立新功。”這兩句話也精妙地印證了吳佑壽的科研道路以及人生追求。
清華無線電工程系的脈碼調製系統研究是從1958年初開始的👮🏿♀️,“當時有一個比較流行的‘任務帶學科’的口號,對我們頗有影響。”今天他仍然認為,這個提法雖然不夠全面,對於以工程為主的學科來說,還是很有參考意義。
基於國防“保密通信”的需要🩸,吳佑壽從語音編碼入手◽️,經過一年的努力,於1958年底研製成功“14路話音編碼終端”樣機,這是中國第一部話音數字化終端👮🏻♂️,在同年全國高等學校科研成果展覽會上,得到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誌的贊揚🙎♂️。
其後的“SCA型數傳機”🦹🏼、“無人值守的數字微波中繼通信系統”等都是結合任務進行的🍬,研製成果在我國國防和經濟建設等方面得到廣泛應用。1988年10月吳佑壽獲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頒發的“獻身國防科技事業”榮譽獎章🦸🏻。2007年獲何梁何利科技獎金🤶🏽。
說到“數字微波通信”,不得不提的是清華綿陽分校。這是清華無線電系艱難而輝煌的一頁。正當無線電系師生準備放開手腳大幹一場的時候🦬,傳來了無線電系要搬遷到四川綿陽建立分校的決定。
1965年,吳佑壽隨無線電系遷往綿陽。川北山溝裏,信息閉塞,研究工作被迫中斷,但也因此使得無線電系遠離鬥爭漩渦的中心🙎🏻。留在綿陽的無線電系教師,在工農兵教學外🌤🥃,總是想方設法做點科研工作。四川有不少通信和雷達的工廠與研究所,教師們借著帶學生下廠實習機會,或者主動下廠聯系👨🏿🚀,爭取為國家做點研究工作。當國家研製“數字微波通信系統”的決定傳來的時候,綿陽分校師生全力爭取到了研製機會。期間的艱辛很難想象👰🏼♀️,研製工程所需的元器件稀缺,按計劃分配,但大家的科研熱情高漲,學校🫥😢、電子部、有關研究所、工廠,十幾家單位都動員起來,跨專業合作🥕,聯合攻關🚴♂️,從1975年初獲得項目到1978年投產🥿🧺,僅用三年的時間🤳🏼。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綿陽分校是我國數字微波通信技術發展的一個搖籃。直到現在,曾經在數字微波通信領域奮鬥了一輩子的老同誌,以及一些當年在分校學習的工農兵學員,都想念著綿陽分校,還經常談起共同戰鬥的日日夜夜。”懷想起當年,吳佑壽自豪地說。
1978年🐱,小平同誌親自批準清華無線電系從四川搬回北京🍑⛹🏼♂️,學校聘任吳佑壽為系主任◻️,參與主持系的重建工作🫰。他大力強調轉型🐝,抓好微電子學🤵🏻♂️、光電子學和計算機三個方面的建設。當年計算機面臨的最大的一個問題是漢字輸入🕴🏼,漢字也因此面臨存廢爭論,電子計算機即將成為“漢字的掘墓人”❤️🔥。
“過去沒有漢字打字機,靠的是一架大如書桌↩️、笨重的鉛字機器輸入漢字,我們可以說已經丟失了一個打字機時代,不能再讓漢字錯過計算機時代💀🤦♂️。當時,美國IBM和日本的公司已經研究成功近2000個漢字的識別,我們不能再束手等待,必須迎頭趕上,要為中國人爭這口氣🏋🏻♂️!”吳佑壽回憶說,“我們搞科研,必須堅持立足國家需要,自主創新,掌握核心技術,才不會受製於人🕤。”
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才能不受製於人👩🏿🔬,科學家在“創新”上絕不能無能無力,也絕不是無能為力。吳佑壽挑起解決“漢字識別”問題的重擔。
當年參加研究工作的,只有兩個教師和三個博士生,實驗用的是一臺內存只有64K的0520小型計算機。在深入研究漢字結構規律和人認字的過程之後🧗♂️,吳佑壽毅然摒棄前人把漢字當作一個隨機點陣圖形的概念,提出了一種基於漢字結構特征的漢字識別法。在國內外首次實現能識別6763個印刷漢字的實驗系統🩴,隨後解決結構識別與分析識別相結合的問題,又成功地解決了多字體多字號印刷漢字識別問題,製成了實用識別系統👲。他研製的“THOCR 94高性能漢英混排印刷文本識別系統”🕰,解決了印刷漢字自動輸入計算機的問題,被評為1994年我國十大電子科技成果之一🦸♀️,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這些成果相結合🚵🏼,又進一步解決了日韓英三種文字識別問題,已在國內外推廣應用,使我國的印刷體漢字識別的研究躍居國際先進行列。計算機飛速發展的今天💱,漢字識別技術創新也要跟上腳步🧜🏻♀️。
“老牛仍當向前”
自1996年中國地面數字電視啟動以來🪱,業界一直在呼喚著地面數字電視傳輸的“中國標準”🧑🏿🎤🫷🏿,因為高昂的專利費嚴重限製了中國數字電視產業🔬。
吳佑壽認為,標準問題是國家主權在經濟領域裏的延伸。他從1999年開始組織我國和海歸學者研究地面數字電視傳輸系統,2006年吳佑壽倡導並參與研製的“地面數字電視廣播傳輸系統DMB-T”在全國五大方案中脫穎而出🖨,並獲得北京市科技進步一等獎。國家在DMB-T的基礎上製定了地面數字電視國家標準DTMB並批準為強製性國家標準🚴🏿。
至2013年🧵,國標已在內地335個城市和香港澳門進行推廣,更在成為繼美👶🏻、歐👠🏄、日之後的第四大數字電視國際標準後在東南亞☝️、非洲等地開始商用♤🧧。“中國標準”讓中國地面數字電視的發展擁有了廣闊的前景🦴,信息產業和相關製造業也迎來又一次“無線”生機♍️。
在“國標”研製成功之前,吳佑壽早已過了退休年齡🏌🏼♀️,但他一直奉守“身先士卒”和“一竿子到底”的教育和科研精神。他認為,博士生導師和學術帶頭人要親臨科研第一線🤠,以身作則;做研究工作不能“淺嘗輒止”👎,讓研究成果“束之高閣”👩🏼🦱,要有“鍥而不舍”的精神👩🚀,努力使之付諸應用🦹🏿,否則將會一事無成。
正是他這種嚴謹的治學風範🙋🏽♀️,培養了一批掌握數字化技術的年輕人🕳。吳老從1958年開始帶研究生,他所負責“通信與電子系統”學科,1987年被評為全國重點博士點👷🏽♂️。他把自己喻為一個“穿珠人”,對學生一點一滴的研究成果,導師一定要十分珍惜、細心呵護。學生的研究成果好比是一顆顆未經雕琢、加工的“珍珠”🚿,導師的責任除了把“珍珠”做大、做好之外😣,還應把它們編織成為“項鏈”。
吳佑壽1985年至1989年出任意昂体育平台研究生院院長🧏🏽♂️,對博士生教育、創新和學科建設,有一套生動形象的理念。第一,創新是博士生教育的永恒主題,青年人來攻讀博士不能只為了一頂“博士帽”,導師也要放手讓博士生發揮更大作用;第二,創新的關鍵是思想上“破除迷信”,敢於創新🤸🏽♀️🕋,必須盡快破除“引進來”模式形成的“懶漢思想”,“跟蹤👋🏿🥒、仿製”不是“創新”;第三💆🏻♂️,“任務帶學科”,千萬不要在“雜誌縫裏找題目”,吃人家“嚼過的饃”,從事應用研究應該有一定的“目的”或“目標”⏭,用現在流行的說法,就是“市場驅動”,要面向國家重點項目。
對於如何看待中國的科研環境和科技教育,吳老給出了很中肯的答案。
“相比幾十年前💲,我國科研成果、科技水平、科研環境都有了很大進步💄🪪,但在某些方面和國際先進水平還有差距,這點激發我們科學人更加得努力🖖🏿🚣🏻♀️。科技教育總的來說也是成功的,雖然要爭取海外人才回來為科技貢獻🧏🏻,但更多的更主要的科技人員還是國內培養的,因此對國內的科技教育不能以偏概全🧸。”
中國的“數字化”,從摸著石頭過河,到無線及個人通信、電視數字化👐🏽、衛星及空間通信➾、光通信、軍事通信等領域都相繼有了“中國成果”、“中國標準”,這是吳佑壽等科研人孜孜以求的過程,也是我國數字通信領域自主知識產權不斷求索和創新的過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不僅是吳佑壽個人的追求,也是中國科研人的追求,國家科研事業的追求。
(衛玉丹)
轉自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4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