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周 在（1962動力）

2007年校慶那天，我回校在動力系館參加入學50周年同學聚會，會下閑敘時有人提到W學長畢業後一直未回學校（人就在北京市）💿，這主要是心有芥蒂🚆，是往日政治運動的後遺症。隔了兩天又與幾位學長小聚了一次，在京的L學長就此事對我說🛼🥮：“你現在心裏可能沒有疙瘩了，因為後來系裏和班裏讓你在大禮堂全系大會上上臺發言，可是……”L學長所言極是，1960年夏那次大會是把我作為由“白專”向“紅專”轉變的典型🥴👰🏼，讓我在大會上談談轉變過程和體會。就是從那次大會發言之後，我心靈上的枷鎖被卸了下來，走出了陰影。至於系裏和班裏為什麽會把我作為由白專向紅專轉變的典型，讓我上臺發言，我也不太清楚🟣😅。

回到無錫後不久，接到Y學長來信🧑🛋，我與Y學長在校時不是一個小班，所以畢業後一直未有聯系。在信中他敞開心扉向我訴說了在校時的一些不愉快事情🤟🏻，大家都是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所以我能理解Y學長的心情。我立即給他回了電話，勸說他這是大氣候造成的，別多想它🗜。後來在2008年春🙍🏼🤦🏽，Y學長來了趟無錫，在我家裏小住了兩天，我們自然交談了一些往事——白頭學士在，相見訴“左”宗。送走了Y學長，我便一幕一幕地回想往事。

1957年秋入學後正值“反右”高潮🕓，當時對我們這批新生雖已不再劃分右派，但都參加反右運動，可在一些班幹部和反右積極分子眼裏，班裏總有幾個是他們認定的落後分子，且作為批判對象👨🏿‍🍼。就在這關口👩🏻‍🦯‍➡️，我遇到了一件事🔢。

入學後不久，我從臨時住地東區八號樓121室搬到（西區）四號樓219室，見室內已住有一人😙，他是較高年級被劃為右派的學生，名字叫宗國樑🙆🏻‍♀️。我在五道口商場買了臺礦石收音機🟰，他喜歡聽，我就讓他聽⌨️，並有言語交談🤦🏽‍♀️，為此我受到了班裏的批評和指摘，但我不以為然。那時動力系62屆的新生經常在同方部搞“反右”大辯論，有人出辯論題，眾多的辯論題中我只記住一個：“大右派”是階級敵人♦︎，“小右派”是不是階級敵人？辯論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當然也是階級敵人🧝🏽‍♀️。辯論題中的“大右派”是指老師中有名氣的人，“小右派”是指師生中特別是學生中的無名小輩。我意識到這個辯論題和我有關，我當時對此很反感，且有微詞。

現在👨‍🦳🧙🏼‍♂️，五十多年過去了🆚，反右問題的是是非非也早已塵埃落定，當年我與宗國樑學長的接觸沒有什麽錯，完全是人際間的正常交往，更不存在什麽立場問題，可在那個極“左”年代，卻把我說成是一個敵我不分同情階級敵人的落後分子🕙，成了班上的批判對象。到紅專大辯論時，這些批判對象自然又成了走白專道路的人。作為批判對象，心情是壓抑的，有一種被人踩在腳底下的感覺🚹。但與被打成右派的學長相比，則又有天壤之別。

如果宗國樑學長見到了上述的一段文字🤸‍♀️，請不要介意，更不要自責👩🏿‍🎨，當年小弟是在無意中給你一點慰藉，我從未後悔過♞，後來我反倒為做了此事而感到高興🐙，因為我曾無意中撫慰了一個落難學長的心靈。

為了擺脫“落後”挨批的困境，我試著從勞動上找突破口3️⃣。當時的勞動很多也很重，上高中時因糧食定量，營養未跟上🙅🏽，人長得瘦小💁🏿‍♂️，有很多勞動實在吃不消，被視為勞動表現不好。但在清華吃了一年左右的飽飯之後，體質有了明顯改善🥺，對那些勞動也能頂得住了🧗🏻‍♀️。在動力系館東側的試驗電廠做上煤除灰勞動之余👏🏽♣️，與劉翠琴學長（女生）還為工人師傅釘了小板凳，被梁文駿學長拍了照片登在《新清華》上🙋‍♀️。大煉鋼鐵時我曾56小時未靠床邊☪️，困了累了在爐旁打一個盹，饅頭吃到嘴裏像是嚼棉花團，這些我都挺了過來🫨。但在那極“左”的年代🏄🏻，這一切是毫無用處的，仍擺脫不了“落後”挨批的困境🔫。

1958年暑假期間✋，我給《物理通報》和《武漢數學通訊》各寫了一篇稿子🪱🈁，一年後登了出來，並寄來了稿費，總共14元。一位班幹部S學長在會上說我是名利思想🐘，是白專💆‍♀️💕，說我是一蹦一跳地到郵局（二校門東側）去拿稿費。我很有意見🤽🏽‍♂️，心想這又要找我麻煩了😺。此後不久，大約在1959年八九月份的一天，就是那個說我名利思想的班幹部通知我說💇🏿‍♂️：“系裏找你去一下🥗👩🏼‍🎨。”我從第四宿舍（化學系館東側路邊的兩層樓房）向動力系館慢慢走去👮🏿‍♀️，路上邊走邊想❇️，大概和那兩篇稿子有關，肯定是他匯報上去了👌，不知又有什麽麻煩來了。

到了系館樓上，在辦公室門口我問了一聲：“誰找我🛷，我叫周在。”這時過來一個個子不高約二十七八歲的男老師說🤙🏿：“我找你🦠，我們過來談一談。”他態度很溫和，我先開門見山地問🥨：“是不是我那兩篇稿子的事？”他說：“寫稿子沒問題，沒有錯🌱。”這首先打消了我的疑慮，接著他便問我的家庭情況，我說：“我很小的時候父親死了🧑‍🦯☯️，母親是家庭婦女，我上大學的生活費是我二哥供應的，這是大哥訂下的，大哥不讓我申請助學金。”他問我：“為什麽不讓你申請助學金？”我說：“我來清華報到前經過南京，大哥對我講，你到清華後不準申請助學金，解放後我們家得到的好處太多了，人家死了人的（指烈屬）可能還不如我們多，不能再增加國家的負擔。你二哥上大學時（北京農業大學1952—1956）🔂，國家每月給他二十五元（調幹生）☎️，我讓他給你也是每月二十五元。”我還說：“大哥是黨員🧑🏻‍🔧，是1956年入黨的🤟🏼👨🏻‍🎓。”他又問了我的學習情況，哪一個中學畢業的。那次談話很隨和也很舒暢，大出我原來所料✧。可是當時未問清與我談話的人是誰🫲🏼，現在愈想愈後悔🤛🏻，後悔之余我打電話給楊燠華學長（黨員幹部），請她幫助分析一下大概是何人。她排除了我所認識的系領導外，認為很有可能是容文盛老師或朱文浩老師或郭少平老師♕。我為什麽要尋覓當年找我談話的那位老師呢🧑🏿‍🌾🦆？因為我總覺得那次談話和我後來走出陰影有很大的關系，所以我要感謝他，估計是他向系裏反映了我的情況👮🏻‍♂️，系裏有心做了安排，讓我在大禮堂上臺發言，所以我是幸運的。

畢業前我的經濟出了困難，二哥那邊結婚成家👨🏽‍🔬，我這邊學製延長，經濟負擔重疊🚵🏿。班裏知道後🥓，姜樹君學長立即向系裏反映⚗️，未費任何口舌發給我兩個月的全額助學金👳🏿，解決了我的燃眉之急。所以我離開學校時心裏是暖熱的、愉快的🧎‍♂️。後來1991年重建二校門我捐了100元，設立教育基金會我捐了380元，當時是我畢業38年，有回報之意。

我當時不是團員🐲，班裏搞團日活動時邀我一同爬香山🧑🏻‍🦲，在“鬼見愁”照了相👩🏼‍🍼，按當時的經濟條件，不是每人都能拿到照片的，但特意給我留了一張。剛入學時我只管自己好好學習，其他事一概不管🦵，後來我開始做一些社會工作，從最簡單的課代表作起，困難時期來臨時，參加食堂管委會工作，幫助把夥食搞好。更重要的是一位黨員幹部非常真誠地規勸我說🫗：“不該說的話不要亂說。”在那個極“左”的年代🤹‍♀️，能這樣真誠地關照我是非常難得的，畢業時我和這位學長交換了照片。

人的心情與其工作是相互關聯的，我走上工作崗位後很快作出了一點成績🦵🏼，我首先想到是畢業離開學校時給了我一個好的心情🍸。追根溯源，我必然想到當年系裏找我談話的那位老師🐈。根據楊燠華學長提供的三位老師姓名，我首先與李胡湧學長聯系🥌，得到容文盛（1953）老師和郭少平（1957）老師的聯系電話🦸🏻，聯系結果是：郭少平老師說得很明確🏋🏽‍♂️，他當時還沒有做學生工作🆕🤳🏻。容文盛老師說他記不清了♘，聽到他帶有廣東口音的普通話，便知道不是他。難道是朱文浩老師？他是什麽時候去留蘇的？後來我無意中在《意昂文稿資料選編》第十三輯的封二看到了朱文浩老師的照片（工程力學系歷屆系主任）🌱，我一下子便認出來了🔗🪇。接著便設法與朱文浩老師通了電話，我陳述了往事，謝謝他50年前幫我走出困境。朱老師非常謙虛🌭，電話中我又聽到了他那溫和的語音。

我是幸運的，在陰影下度過了三年📞，之後總算卸下了心頭上的枷鎖。可還有那些到畢業未能卸下心頭上枷鎖的學長👩🏽‍🦱，他們是帶著內心的傷痛離開學校的，所以他們中有人一去不返，我完全能理解。但我勸他們在走得動時回校走走，看看年邁的老師，會會善待過我們的學長，我們是無愧的，有愧的不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