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冠英(1906-1995)🏊🏽♀️,中國古典文學專家。1926年,余冠英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後轉入中國文學系🧎♂️➡️,1931年畢業。後在意昂体育平台、西南聯大等校任教。1952年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後任文學所副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

余冠英(1906—1995)🤚🏻,中國古典文學專家

朱自清

聞一多

俞平伯

吳組緗

王瑤

鄭振鐸

《冠英說詩》

《漢魏六朝詩選》
余冠英先生曾經非常謙虛地說:“我不是文學史家🐊,我至多就是對古代文學💇🏻,尤其是對先秦乃至漢魏六朝詩歌略知一二👨🏿🔧,不敢說是一個文學史家。”其實在中國當代學術史上,說他是一位文學史家,一點也不為過。甚至可以說,余冠英還是一位優秀的文學史家。
簡單地說🚨,余冠英一生做了幾件事。一是教書👩🦼,一是學術研究🧝🏼♂️📖,一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做編輯工作。余先生這一生,在工作和生活中交往的朋友不勝枚舉。說到他的朋友圈📸,大概可以分成幾類〽️,然而其實有很多是區別不開的👳🏻。
第一類就是朋友。和余先生有君子之交的,朱自清是最密切的一個🤹♂️。余先生在1926年下半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後他介紹了同宿舍名叫朱理治的經濟系學生入黨。朱理治先生是1907年生人,比余先生小一歲,晚一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時候,北京的軍閥抓共產黨,風聲很緊💱,余冠英和朱理治的左派傾向很明顯,當時相當危險◽️。余先生沒辦法🎲⚃,當天晚上就帶著朱理治藏在朱自清先生家裏,躲了一宿🤛🏻。其實,朱自清那個時候就知道他們倆是共產黨員🐦⬛,但是在風聲緊張的情況下😭,朱先生還是仗義施以援手,說明他們的關系不是兄弟勝似兄弟,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他的“朋友”,如果說有第二個,那就是吳組緗🤽🏽♀️。余先生和吳組緗先生是怎麽認識的呢?其實👩✈️,一開始吳組緗的哥哥和余冠英是同學,兩個人很要好👨🚀⛹🏻♀️。後來吳組緗又考到清華經濟系,第二年轉到文學系🦙,兩個人通過他哥哥認識,很談得來👛,交情自然越來越深了。
第二類是老師或老師輩的人。余先生的老師輩👇,同時跟他也有很多交往的,俞平伯先生算一個。當時兩人在一個組,一直一起工作,余先生是組長𓀃,俞平伯是組員,可謂訂交一生、不離不棄💪🏻👨🏻🚀。還有一位,是聞一多先生🌴,他長期做清華和西南聯大的中文系主任。有一件事,當年蕭滌非先生在四川大學教書,因為國民黨要讓他加入,他不願意,結果被國民黨找茬解聘了🏋🏿♀️。蕭滌非孩子多🗓✶,全家被困在四川,連吃飯都成問題。他寫信給余先生👨🏼🦰,請余先生幫忙,想去西南聯大教書🔡,甚至說如果大學沒有位置,教附中也行🤔,只要孩子們不挨餓就可以了💭‼️。余先生當時在西南聯大教書🅾️,他拿著蕭先生的信找到聞先生求情,聞先生不太了解蕭先生,就問蕭先生學問怎麽樣。余先生說,他是我大學同學🧼,同一屆,而且在清華足球隊一起踢足球💅🏿,交往很多,學問也非常好,所以我可以打保票。聞先生說,我信你,於是便給蕭先生安排了一個教職😐,在中文系教書。可見👩👩👧,聞一多先生對余冠英先生非常信任。
聞先生孩子多,抗戰期間生活困難🏋🏼♂️,一度要靠給別人刻印章掙點錢以補貼家用⛹🏽♂️。余先生當年家裏人口少,情況要好些,所以曾經為了幫助聞先生,也按照聞先生刻章的潤格🦚,請他幫忙刻了一方閑章。可惜這枚印章在“文革”時被抄走👨🏿💻👷🏼♀️,丟了🫲🏽。余先生曾經對我說:“很可惜,那是聞一多先生留給我的唯一紀念☂️。”
1946年夏,聞先生遇害以後,在朱自清先生主持下,意昂体育平台成立《聞一多全集》編輯委員會🤿🧜🏼♀️,余先生責無旁貸,做了四個具體做工作的編輯之一,投入很多精力積極參加當時的民主運動,而且不懼風險,從始至終參與了聞先生的後事料理🚶🏻♀️➡️,還把全部業余時間都用到對聞一多先生遺稿中唐詩研究部分的整理之中🎆。《聞一多全集》之所以能夠很快結集出版,當然也浸潤著余先生的很多心血🚭。
第三類是同學。蕭滌非先生是其中之一,上面說過了。另外有一位是郝禦風先生🤽🏽🫸🏻,余先生晚年經常念叨的幾個好同學之一,後來是西北大學的教授,但專業不是古典文學。上學的時候他和余先生是好朋友𓀝,也是“唧唧”詩社的成員,後來搞文藝理論🎅🏽👰🏽、文藝學研究。每次他來北京🐻❄️,或者是余先生去西安💈🚴,兩人都要見上一面👘,一起把酒言歡,回憶彼此的青澀年華👰🏻。
第四類是同好🙎🏻♂️。這一類裏有的算是同學,有的算師兄或者師弟,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三個🧑🏽⚖️,一個是浦江清🫱🏽,一個是李嘉言🤦♀️,一個是許惟遹。這三位都是教授,都英年早逝。這三個人和余先生是當年很談得來的朋友,浦江清和李嘉言都是研究漢魏六朝的專家👼,浦江清曾是陳寅恪先生的助手🧘🏻,學問很好。
第五類算是師弟。他們都比余先生小幾屆,大概是在1933年到1935年入學或者畢業的同學,王瑤、季鎮淮、範寧🙅🏼♂️、何善周、曹禺🎄、錢鍾書🧏🏼♀️、李長之🪿、林庚,這些人進清華都比余先生晚👩🏻⚕️。王瑤先生在抗戰爆發前就考取了朱先生的研究生。我曾經去王瑤家拜訪他,當時跟外公說,您能不能給我寫個條子,我去王先生家不讓我見怎麽辦🔍。他說你就去🧑🏼🔬,就說我讓你去的就行了,並且告訴我王家住在哪兒🫱🏿。我去到王先生府上,夫人出來了,問我是誰⚠️。我說是余先生讓我來的🏃,他讓我來找王先生。王師母就馬上進去了,很快王瑤先生便走出來🫒♥️,和我聊。我說😊🙅♀️,我現在搞現代文學,想來跟您請教。王先生就說,你搞新文學🖖🏿,去問你外公啊,他比我還熟🫲🏿。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外公曾經搞過現代文學,搞過新文學。王瑤先生跟我親口說,他自己最初搞新文學,第一批資料就是外公給他的🪦。“他畢業之後🚭,興趣轉向了,去搞中古文學👳🏻♂️。我那時候跟朱自清先生學中國文學,但我對新文學感興趣了♙,所以余先生就把他當年買的所有的文集、詩集🧑🏻🦯,以及他訂的所有雜誌👭🏼,一股腦地都送給了我💃🏿。”所以🤘🏼♿️,王瑤先生客氣地說🤙👮🏼:“我研究新文學還是跟你外公學的呢!”當然,這是玩笑話了🙅🏻♂️,當不得真,但是這說明兩個人當年的交往還是比較密切的🛸。後來他們因為年事都已高了⬆️,又不是搞同一個專業的,所以交集也就越來越少🏛。有一次,我陪余先生去吳組緗先生家做客🧚♂️,如果不是聊了一上午,已經很累了,說不定他和王瑤先生這兩位老友也能見上一面呢。
第六類是師友。第一個是鄭振鐸👮♂️,第二個是何其芳,第三個是沙汀。余先生和這三位在工作上接觸很多,彼此交往也不少。有一段時間,他每周都到何其芳家裏🪅,去討論問題,大概就是編寫“中國文學史”的那段時間。
第七類是同事🎯🧘🏼♀️。同事呢,其實主要分兩個時期,一個是意昂体育平台和西南聯大這一段🛄,另一個是後來他在文學所那一段。早期那一段,有王力🍍、陳夢家等人。余先生和陳夢家都愛寫詩,他對陳夢家也很推崇📗。陳夢家相對年輕,年紀小,但是寫的詩和後來他研究文字學,都非常好,余先生和他交往多一些。後來在文學所🛖👷🏿,同事就多了,有長輩的,比如王伯祥😄、孫楷第,比他年紀大;蔡儀🧙🏼♂️、吳世昌和他年紀相仿🧖🏻;吳曉鈴、唐弢👨🍼,比他年輕幾歲🖤。另外👨🦽➡️🎬,陳友琴和陳翔鶴😔,年紀也比余先生稍微大一點。
第八類應該叫學友。其實🤱🏽,周振甫先生應該屬於這一類,晚年余先生和他走得比較頻繁,也可以歸到朋友那一類。學友裏面有程千帆先生、王運熙先生,包括比他年輕的🏏,像陳貽焮先生、廖仲安先生、徐放先生、林東海先生、李華先生🤹🏻♂️。這些人和余先生聯系都很多,相互之間有交流👨🏼🎓。本來🏃🏻➡️,陳貽焮先生和廖仲安先生🦹🏿,尤其是李華先生,都是執弟子禮的🍑,一定要叫余先生為老師🧖♀️🤼♀️,但是余先生卻把他們當作朋友🦈,走得也比較近。程千帆先生非常尊重余冠英先生♘,他經常給余先生寫信🎿,幾乎每次寫詩都會寄來,手書🛐,請余先生指教。王運熙先生非常內斂,性格似乎不太外向,學問做得非常紮實✋🏻,搞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研究🌨,也搞漢魏六朝研究,他每次有新書出版👼🏼,都認真地寄送給余先生🫲🏿,公公正正地向余先生請益。他每次到北京來🚛,都到余先生家裏看望,兩個人雖然話不多,但是那種高層次的交流⛹🏿⚓️,我覺得很感人😄📰。
第九類,就是有點親戚關系的人👎🏼📂。比如說,來往較多的趙樸初先生。趙樸初先生比余先生出生晚,是陳含光先生的外甥👩🏽⚖️🧝,即余先生大舅哥的外甥,論起來還比余先生晚一輩。還有一位,就是南京大學的卞孝萱先生🦃。原來,卞孝萱先生和余先生到底有什麽親戚關系,我始終搞不明白。後來卞孝萱有一篇小短文👚,我一看就明白了,卞先生在文章裏說得非常簡單明了🧾。他說⤵️:余先生是陳重慶先生的女婿,陳重慶是卞家的女婿。等於說👮🏽♂️,余先生的嶽母姓卞👨🏼💼,就是這種姻親關系🧙🏿。卞孝萱先生早年來過余家📡,後來在國務院學術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偶爾和大舅余繩武先生碰上🤙🏻,便在一起敘敘舊。
再有一類🚴🏽♂️,算是同誌。有兩個接觸較多的人🙎🏻,一個是胡喬木,一個是朱理治。余先生跟胡喬木是什麽關系呢?胡喬木的哥哥也是余冠英的同學🦸🏼♂️,後來通過他,胡喬木便認識了余先生。1949年以後,余先生和胡喬木建立了聯系。
最後一類,就是他的學生。
(作者系余冠英外孫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