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留美歸國經過紀實
中科院院士 沈善炯(1942)
科學不分國界🧗🏻♂️，但科學家有其祖國。這句一直回蕩在我心坎的名言，給我——一個遊學異國的科學工作者指出了人生的方向。
——《我的科學生涯》著者自序
編者按🚴🏽♀️：
本文選自沈善炯學長回憶錄《我的科學生涯》(1999年歲末)第一🧑🏿🎓、二章👨🏻🎨。
沈善炯，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員。1917年4月13日生於江蘇省吳江縣，1942年西南聯大生物系畢業，1942至1944年任教意昂体育平台農業研究所。1948至1950年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讀研究生🧟♀️，獲博士學位後回國👍🏻🪙。1955、1979年兩次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抗生素研究”；“固氮基因的結構與調節”）。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歷任學部常委、主席團成員?1997年獲陳嘉庚生命科學獎。1999年獲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𓀙。
1950年6月25日下午，我的博士論文答辯順利地通過了🏘。
沈善炯學長（攝於一九八六年）
沈善炯、羅時鈞、趙忠堯（自左至右）1950年歸國途中東京蒙難，從巢鴨監獄釋放後🐁，在東京麻布區國民黨駐日代表團住所院內留影，1950年11月上旬☎️。
（作者註）
我的指導老師諾門·哈洛威士(Norman H.Horowitz)推薦我去兩個地方為研究員，相當於後來稱為“博士後”的工作。一是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細菌系隨史丹尼爾(R.Y.Stanier)工作⟹🤸🏽♂️，另一個是到威斯康辛大學隨生化系史耐爾(E.Snell)工作。當時鑒於我妻子盧盛華的意見💆🏼，她勸我多學些實用的東西，因為現在中國百廢待舉，亟需建設，我就決定去威斯康辛大學。接著我訂了8月中旬去芝加哥的火車票。當時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的校園並不平靜。朝鮮戰爭的爆發🤸♀️，和錢學森(1934公——編者註🎛，下同）回國的被阻🪬，對在此的12個留學生影響很大🌸。錢先生當時是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室的主任📨，也是國際流體力學權威、美國火箭專家。大家都在考慮，留在美國繼續自己的科學研究呢？還是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我雖然想留在美國再工作兩年🕴🏼，好好利用一下美國科學研究的條件和氣氛，但內心還是有些動蕩不定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駐美分會號召，希望留學生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對我感召頗大，特別是錢學森先生的毅然回國🍇，促使我決定立刻回國。我於是就在一個下午由帕薩廷那乘電車去洛杉磯總統輪船公司，訂了8月31日從洛杉磯開往香港的威爾遜總統號輪船的三等艙船票。在訂票的地方我結識了在美國學習電影藝術的徐裏，他從美國東部耶魯大學趕來訂票🎥，想搭乘威爾遜總統號回國。回到帕薩廷那後，我即取消了去芝加哥火車票的預約。
在我離開美國的前幾天🛜🤱🏻，老師哈洛威士正在海濱度假，他特地趕回來看我。臨別依依，他對我說：“Shen🧑🏿💻，你回去也好，當然留在美國做一段研究工作對你是有幫助的📔。但既然決意回國🧒🏽，就不要再躊躇了。你完全有能力開展你的工作🥁，凡事頂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我有一位研究歷史的朋友，開始時有點信心不足，後來不是工作得很出色嗎！我給你一封信👩🏽🏫，現在你不要看，離開美國後🏰，在旅途或者回到中國，你可以拆開來看看……”。老師的親密助手弗琳(Marge Fling)在8月30日中午🦸🏻♂️，也就是我臨離美國的前一天📦，送我到Kerckhof樓的底層門口，她對我說：“你走吧！我們在十年內一定能再見！你的女兒邦比⚠，我一定會堅守諾言，等她大學畢業後，我會設法介紹她到美國來做研究生🤵🏼♂️。”我心底對她滿懷感激，在我的異國生涯裏，她對我有過誠摯的關懷，也有過坦率的批評。我多麽需要這樣的良師益友🧛🏻♂️。然而我與她一別不是10年而是28年🛖！人世滄桑，如今麥琪已不在人間，往事歷歷，但已無可印證。
8月31日是我離開美國的日子📩，研究航空的馮元楨同學（現任中科院外籍院士）邀請我在他家吃午飯，為我餞行🥼🧑🏿💻。午飯後曾在我老師實驗室做博士後的梯史(H.Tease)同學🫶🏿，開車來幫我搬行李，送我去洛杉磯🚵♀️。他知道我在CalTech的兩年半時間裏沒有出過遠門，連近在咫尺的世界電影勝地好萊塢也沒有去過 ，所以他特意駕車到好萊塢城，給我看了一下“中國大電影院”👃🏿，再往電影明星住的山坡上兜了一圈👨🏿🎤👩🏼💼。當我們到達總統公司的碼頭時已在午後２時許。許多中國留學生都已陸續上船了，我在CalTech的同學唐有祺（教🤒📈，中科院院士）❕、鄭哲敏(1947，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等都來送行。當我要走上船時⬛️，一位站在我旁邊的美國人指著我對另一個穿船員製服的美國人說👩🏼✈️：“這人也是0️⃣。”我立刻直覺到這裏有問題，就對唐有祺等說：“我不走了，我要退票！”但是唐有祺等還是陪著我上了船♚，就此事詢問船上的事務長室(Purser＇s office)的一個美籍中國人。他查看了旅客的名單後對我們說，沒有什麽問題，只是我缺少經香港的過境簽證，屆時不上去就行了。我聽了也就放心地上船去找艙位。這次船上的中國旅客共190多人，大都是中國留學生，不少是從歐洲途經美國而回國的。同船回國的除CalTech的趙忠堯（教，中科院院士）🙆🏼、鮑文奎和羅時鈞外💱，還遇到了一些從前在西南聯大念書時的熟人🙇🏿。在船上大家組織各種遊藝活動🔭，同時自我介紹學歷和歸國後的誌願與希望✧。那時遺傳學在國內已遭到貶視，我國一位名叫李景均的有才幹的遺傳學家，因為受到李森科一派當權派的攻擊，無法立足，只有避走美國。我深知回國後要繼續研究遺傳學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學的是生物化學遺傳，這幾年對生物化學有一定的基礎和興趣，我可以暫時舍遺傳而搞生化。因此在船上我閉口不談遺傳學，大家都只知道我是學生物化學的✷。我常常一個人在暮色蒼茫時分走到船的甲板上去領略一下海風和湛藍的海上景色🪴，想想即將見面的親人和從未謀面的新中國🕴🏼🪮。海上的航行很平靜✌🏼，但太平洋並不平靜🏄🏻♂️。二戰剛告結束🕵🏼，朝鮮戰爭又起🧝，我把這一切都歸諸於美國帝國主義的行為，同時為自己能離開那樣的國家，投身自己祖國的懷抱而高興！
載著遊子歸來的巨輪在破浪前進🧑🦲，離祖國和自己的親人漸漸近了🧘🏽♀️，但離這幾年在異國他鄉關心和教育我的老師和朋友也在漸漸遠了。交叉著的思緒纏繞著我這樣一個多愁善感之人🔜，但最後總是被我內心的一個向往所吞沒了——我正在走向一個光明的中國🏄🏻♀️。
一🧑🚒、巢鴨監獄
船到檀香山🖕，我花了兩元美金和大家一起乘車遊覽了一些地方📚，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陣亡將士墓和日本空軍偷襲珍珠港時留下的痕跡，有些沉艦的殘骸還露在海面。當天晚上威爾遜號輪繼續東航👨🏻✈️。９月１２日清晨抵達日本橫濱港🚼。船並沒有靠岸💬，只停在港外。７時左右我們剛才起床，忽然廣播響了，說三等艙的床位要調整，要趙忠堯、羅時鈞①和我帶隨身行李到指定的房間去住🧑🚀🕵🏻♂️。當我們三人走出三等艙時🚣🏼，一個美國人對我說：“你們在東京的朋友要見你們🤹♀️，快些跟我走。”我拿著一個手提箱🖖🏼，走慢了一些𓀊，那人就繃著臉對我說🏔： “Don＇t be smart”（不要自作聰明）🫖，我感到情況有些不妙🐏🤸🏼。我們三人就這樣被急匆匆地帶到了頭等艙的一個客房裏，那兒早已有人把守🎺，一個穿軍裝的美國人宣稱他們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駐橫濱的官員🤾。他們將我們三人分別進行交叉詢問。
一個情報人員指著手中的一份船上旅客名單對我說：“你看船上一百幾十名中國旅客，有哈佛大學的，麻省理工學院的，為什麽我們偏偏要找你們加州理工學院的，你們自己明白🆗，”又說：“錢學森🫶🏻，你們是知道的！”接著強迫我到廁所間脫去衣服，讓他們仔細檢查🐕🦺，並把我隨身的行李中，他們認為重要的東西👨🏼🎓，如我的實驗記錄🕛，打印的一些抄本，以及一些菌株和試劑等悉數扣留🐡。下午3時左右，我們三人乘小汽艇被押送到橫濱碼頭，我們在汽艇上看到威爾遜總統號輪船的甲板上，擠滿了中國留學生，他們倚靠著欄桿向我們伸手致意👂🏻。我知道他們正在為我們擔憂。但我很坦然，自恃沒有做什麽違法的事，我是中國人✒️，學成回去報效祖國，是堂堂正正之事，他們不敢把我怎麽樣。汽艇一到橫濱碼頭，立刻就由一輛汽車將我們帶到橫濱市的一幢樓房裏，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駐橫濱辦事處🧚🏼♂️。他們要我們在那裏等候“東京方面”的消息🦦。房間裏窗戶很少，悶熱難熬，我們提出要求，要他們說明扣留我們的理由，回答是要檢查我們在船上托運的行李🛶，又說現在臺風襲擊橫濱，輪船不能出航，等臺風過後就把我們送回船上。旋即一個情報人員又將我們帶到一間較大的休息室去等候。半夜12時以後，一個美國軍人才向我們宣布🌊，說威爾遜號已離開橫濱，因為我們的行李存在艙底，一時無法取出，所以要等該輪從香港返回日本時才能提取進行檢查。因此我們只好在日本等待。於是不由分說地，我們三人被推上了汽車，說是送往東京的一個地方去等待。當汽車開動時，那個看守我們的中央情報局人員對我們傲慢地招招手說🧑🏼🦲：“祝你們好運。”
到了東京中野，開汽車的那個美國軍官一路上向站崗的日本警察打聽🦁，我只聽到“stockade”一字。我知道我們將被扣押。不久，我們果然被送到了中野的美軍第八陸軍監獄。這一夜我們三人都睡在一間獄室的鐵床上🧛🏿♀️，鐵門外站著荷槍實彈的美國兵在註視著我們↘️。翌日晨，兩個美國兵給我們上了手銬📽，我和羅時鈞銬在一起，而趙忠堯則單獨銬著，押送到東京下野的巢鴨監獄。這是戰後一座關押日本戰犯的大監獄⤴️。一到監獄➖，進入犯人手續室，看到滿屋子都是日本兵🚣🏿♂️，我當時有些慌張🏗，但更多的是憤恨。我的腦海裏馬上出現抗日戰爭中我嫡親的伯父遭日寇殺害，我的故鄉遭日寇的焚燒和劫掠的情景，我自己也曾被迫流離遷徙👱🏽、無以為家。國難和家仇未雪👳🏻♂️，今天自己卻又落入敵人之手🏡🖕🏼，這真是莫大的恥辱和憤恨！這些日本兵核對了我們的姓名後，強行把我們的頭發剃掉，脫去衣服，渾身都灑上666粉，然後換上印有“P”的灰色犯人衣服並給我們編號。每人拿著犯人號目拍了一張照🤦♂️。我的號目是1347🥻，趙忠堯的是1346👱🏻，羅時鈞的是1348👨🏼🍼。然後強行把我們分別關在漆黑的牢房裏🤹🐞。我感到氣悶難受，拼命呼叫著趙忠堯和羅時鈞的名字，同時用力敲打鐵門，但無人回應🌧。我悶得把頭向牢房的四壁撞去，後來我昏昏沉沉地在地上睡著了。這就是17年後我在“文革”中被關押時會發生瘋狂般痛苦反應的心理根源✉️。下午2時左右我們三人被押送到監獄的另一方向，押送我們的美國兵，即獄卒(jailor)告訴我們要把我們關到“中國犯人部”去🥱，並說剛才關禁我們的地方是死牢，即判死刑犯的牢房。在押送途中，我們看見一些日本戰犯在路邊的一個籃球場上打球。他們見到我們，就指著我們呲牙咧嘴地叫嚷💁🏼♂️：“支那！支那”可見這些戰犯在美國占領軍的控製下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和教訓🤦🏻♂️🙇♀️，所以氣焰依然囂張🤸🏿♀️。
在“中國犯人部”關押的犯人7️⃣，都是犯有盜竊行為的中國人🙍🏼♀️，看守犯人的則是美國獄卒📮。這個犯人部共有三層🧗，我們三人分別關在第二層的三個獄室裏👐🏿。每個獄室內關有兩個犯人📴，和我同室的犯人是在日本做生意的臺灣人♔。他因為吸毒，每當夜裏發毒癮時🤳，就常常躬起胸背☆，滿地亂滾🧖🏿。我們都睡在鋪著草墊的“蹋蹋米”上👨🏻🎓，而且規定頭總必須靠近鐵門，因為這樣便於獄卒查夜。一個獄室約三平方米大小，一端有一張桌子，翻開桌面是洗臉的水槽，旁邊是一個抽水馬桶💋，蓋上馬桶蓋便當凳子坐。趙忠堯住在我隔壁的獄室♊️，同室的人也是臺灣人。羅時鈞卻在我們獄室對面一排的獄室裏，他同室的是個天津人，好像姓王🙏🏽，在日本多年。據他說，在二戰時他曾當過日本在南太平洋作戰時駕駛自殺飛機的所謂“乘風突擊隊”的航空兵🧔🏿♂️，他也是因犯盜竊罪被捕的。令人註意的是一個姓廖的犯人🐦🔥，他的獄室和羅時鈞住的獄室同在一排。但他住一個單人獄室🧝🏼♂️，而且可以自由行動，任何時候都可以在室外走廊上散步♗。後來知道此人原籍臺灣，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曾在浙江大學化工系教過書🩷，據說因為在日本鼓吹臺灣獨立，反對國民黨占領臺灣，而被關押在這裏的。
這個所謂“中國犯人部”不久前曾關押過日本戰犯，據說東條英機關在和我們獄室近鄰的第18號獄室。獄室沒有設13號🍛，不知怎的這裏也講諱忌！
犯人們每天早晨都集中在室外一個鋪有煤屑的大廣場上，大家可以自由散步交談。在廣場的北首有一個特殊的房子👨🏿🦰，門上的編號為13號🃏，這是絞刑室🏃♂️。據說兇狠戰犯土肥原就是在這間屋子被絞死的🤵♀️。每天下午有一次所謂“放風”的時間，當獄卒高呼“Mei Kai”（大概是日語🚵🏽♀️，謂見面的意思）時，犯人們就要很快地竄到想要去的獄室裏去會友💂🏼♂️⛩。不到五分鐘獄門就會被關上了，而且獄室裏規定只能容三個人。因此我們三人只有在早晨那次集中的時候才能聚在一起。有次我的獄室裏忽然多來了一個人，可獄門早已關上🛥，此人聽到獄卒的皮鞋聲由遠而近🐹，就忽然兩臂展開，兩腿伸直🪔🧑🏼🏭，一躍而起✵🫸🏻，很快從兩壁吸附而上🧑🏼🎄，隱蔽在獄室的頂上，躲開了巡邏獄卒的發現，這真讓我大開眼界🏒！
那位姓廖的特殊犯人知道我們三人是從美國回大陸途中被關在這裏的，在“放風”的時候就常去約趙忠堯到他的獄室裏去打橋牌。我不會打橋牌，小羅會打，但不願去👨。這裏的中國犯人都是幾進幾出的，據說不少中國人因為在東京找不到能夠??口的職業，於是情願故意犯罪，關到監獄裏來🚴🏽♀️，至少有口飯吃。
在監獄裏允許寫信🥲，但只準用鉛筆寫。寫信時可向獄卒要信紙和信封，寫好後不能封緘🧜🏽，要交給獄卒由他們代寄。我因為思家心切，年邁的父母還在望眼欲穿地等我回去🏘🦙，如果他們知道我被關押在日本，不知會怎樣著急👰🏿♂️。我草草地寫了一封信🎹，安慰他們😕🤳🏻，說我無事，不久就可以釋放回國。這封信到達中國，我一直將它保存下來🤞🏿。
當我們被關押在巢鴨監獄的第三天🙁，臺灣駐日本的國民黨官員來看我們了🧎♀️➡️。我們走過了好幾重鐵門🚶🏻♂️➡️，才到達犯人的會客室。每次通過時，都有站崗的獄卒核查，可見這個監獄戒備森嚴🙅🏼♂️。在會客室裏，代表“中國駐日代表團”的兩位國民黨官員🫴，隔著玻璃窗向我們講話，旁邊陪著的是一位美國占領軍總部(GHQ)的軍官。他們向我們解釋，是來設法營救我們出獄的，只要我們考慮去臺灣或者回美國工作💁♂️。我們三人都異口同聲地回答：“我們的家人在大陸等著我們回去👩🦳，我們決心回大陸，沒有其他的想法。”這兩人又說：“共產黨和蘇俄需要你們的科學技術，你們回去就是為他們效勞😘。”趙忠堯對他們說：“蘇聯在科技方面是很強的，不要小看他們。我們回大陸只不過是教教書而已，不做其他工作👩🏻🚒。”談話很快結束了👨✈️。
有一天一個獄室外巡邏的獄卒，突然敲了敲我獄室的鐵門，問我帶了些什麽重要的東西和多少美金以及怎麽會被關到監獄來的等一些問題🙎🏽♂️。我告訴他🖐🧰，我們三人都是在洛杉磯附近CalTech學習的。這次回中國大陸，帶的都是書籍和簡單的行裝，我們到現在為止也不知道究竟犯了什麽罪要被關在這裏。他聽後🐢🪆，對我的態度就變得和善起來了🛝，而且告訴我，他在大學裏是學心理學的，畢業後到ＣＩＡ工作，剛派到這裏。他家就在帕薩廷那(Pasadena)市🧔🏻♂️。以後凡輪到他值班時，他總在鐵門外找我談話，有時還給幾個喝水用的紙杯子，告訴我一些外界的消息。我們三人一直焦急地等待著美軍檢查我們的行李的結果🫳。後來也是通過他𓀜，才知道威爾遜總統號早已從香港經日本返回美國了💅，看來我們的事情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𓀔。早晨犯人們集中的時候，我們商量決定寫份報告👂🏻，由我和羅時鈞起草🚶🏻♂️➡️，要求CIA對我們的事通過法律程序來判明關押我們的理由。我將報告交給這個獄卒🧲，請他轉交。結果還是如石沉海底，杳無消息。
大概10月上旬的一個早晨，我從獄卒那裏得到一張英文的破報紙🆕，得知中國誌願軍已進入北朝鮮。報上還登載著穿棉軍服的中國士兵運往北朝鮮的照片。這時監獄裏的氣氛已經開始變化，許多犯人都調走了，據說是被派去做裝運軍貨的木箱👩🏻🦳。深夜，獄卒們在獄室外的通道上走動的腳步聲，以及他們拿著手銬打開獄門押送犯人的聲音，都清晰可聞🛺。真是風聲鶴唳👨🦰，連這個與世隔絕的監獄都吹進了緊張的時局空氣。我深怕某個夜裏會把我們三個人帶走，讓我們神秘地“失蹤”。到了早晨，趁大家在廣場見面的時候⛽️，我把我的憂慮告訴了趙忠堯和羅時鈞。大家商定，如果他們要押走我們🧑🏿🦱，我們一定要堅持在一起，不然寧死不走🤳2️⃣。下午放風的時候，我問與我有交往的那個獄卒關於我夜間聽到的動靜，他告訴我們，這裏的中國犯人都要搬往別處去👩🦼➡️，騰出來的獄室要關押北朝鮮的戰俘。接著他讓我到隔壁的那個獄室裏去看看🍄🟫，這裏現在已經是空的了🙅🏿，但墻上寫了密密麻麻的朝鮮文字，因為有些是漢字，所以可以猜測出大意🪔，那個犯人在思念他的親人和家鄉🤹🏿♂️。我在夜裏聽到的不斷的啼泣聲，就是來自這個不幸被捕的北朝鮮人的。據說這個北朝鮮人已被押往東京占領軍總部審問去了👨🏻⚖️。
那個好心的獄卒提醒我，快去請一個美國律師來催問關於扣押我們的理由👧🏻。他說，只要你們肯出錢👯♂️，在東京的美國律師很多會來監獄辦事的。商諸趙🎮、羅兩人，於是我們向監獄提出要聘律師為我們辯護的報告。不久果然一個美國律師到巢鴨監獄來看我們了🚫，同樣在犯人會客室見的面。他記錄了我們訴說的被捕經歷🗿👌🏽，要我們耐心等待。他說，他會向有關方面聯系，一有消息馬上通知我們🌞。這樣我們覺得眼前好像有了一線希望🚣🏼，心境頓時輕松許多。
10月31日的早晨，獄卒忽然來通知我們，要我們趕快出去⚧，把我們帶到監獄裏的一間較大的屋子裏，在那兒我們見到一位帶有GHQ臂章的軍官，他彬彬有禮地自我介紹💨，說他是占領軍總部的萊薩(Lacey)少校🫴🏻👲🏽。他說☑️，他奉命來宣布調查我們三人行李的結果，說我們沒有攜帶有關美國國防機密資料，但帶有違反美國貨物出口法的一些物品👱🏽♂️。現在決定將我們開釋💘，但由於我們在東京沒有所屬單位(affiliation)可以接納，所以決定將我們送往中國駐日代表團，等下一班美國總統號輪船駛經日本時，我們可以搭乘回大陸💃🏼。我們三人害怕國民黨駐日代表團會扣留我們，然後脅迫我們去臺灣⚰️🙆🏻♀️，經商量後🎅🏽，要求Lacey少校保證國民黨無權扣押我們。他同意了🪸💫，並說他將親自送我們去中國代表團🧙♂️，而且當面談妥。我們在那裏僅住兩個星期💆🏿♀️，屆時將由美軍來接我們乘輪去香港。得到Lacey的允諾後👩🏫，我們迅速趕回獄室取出隨身的東西。那時獄室裏的犯人都探出頭來向我們打招呼😯，似乎他們早已知道我們將被釋放👨🏻🍼。難忘的是我同室的那個臺灣人，竟拿出他幾天前留下來舍不得吃的一個蘋果送給我，緊緊地握住我的手🥙，祝我平安回大陸🚢。我也把一個梳子送給他，因為他沒有梳子，正好以此作紀念。人情是無價的，尤其在鐵窗下的人情。時光飛逝，轉瞬已45年了👱🏼♂️。我們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見過面🧑🏼🎄，人海茫茫🔆🚣🏼♀️，世路艱難，我祝願他尚在人間♎️，仍能記得我這樣一位獄友！
回國後🆘，由於我常常談起這件事和這個我已忘記了姓名的危難之中的同“窗”🧭，在“四清”和“文革”期間，這成了我維護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證據。說我宣揚在日本監獄裏每天都有蘋果吃♒️，不像我們現在的生活那樣清苦👩🦱🎉。其實，在獄中我們吃的都是烏賊的頭足和黃蘿蔔等，偶爾才會發給犯人一個蘋果🟪，據說還是美軍剩余的🛌。
二、移交國民黨“中國代表團”
離開巢鴨監獄🌽，一輛吉普車將我們送往東京麻布區的中國駐日代表團。當時我們毫無釋放後重獲自由的愉快心情，反而心事沉重，害怕受了騙🌜，國民黨不守諾言而將我們暗送臺灣。“代表團”在一個大院子內，院內掛著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由Lacey少校和一個美國兵把我們帶到主樓二層的一個側房裏，交給一位等候在那兒的“代表團”武官。他拿出文件後要對方簽字驗收🦶🏻，並當著我們面說明兩周後來接我們。
在二層樓正中的大樓前懸掛著蔣介石和李宗仁的像👨🏿🎤，右側是辦公室。我們被帶到辦公室外的一間會客室，接見我們的是“代表團”的秘書長陳延炯。他向我們簡單地介紹這裏的情況：團長是何世澧將軍👩🏿🦱，在這裏工作的有謝冰心女士和她的丈夫吳文藻等人。他說，我們在這裏的生活由憲兵團團長馬振武負責。後來馬振武將我們安置在同一層樓的兩間小房內居住。趙忠堯單獨一間👩🦳🤷🏼，我和羅時鈞同住一間。因為天冷，房間內都燒有火爐👩🏻🎤，還供給我們許多瓶橘子水。當天晚上馬振武帶我們三人到他家去吃晚飯。馬振武在抗戰時期曾在緬甸遠征軍中任團長🤘🏽，國民黨從大陸撤走後，他從臺灣調到了日本。他娶了一個日本妻子🧔🏽，每當上菜時🤙🏼，這個日本婦女總是彎著腰，雙手將菜捧過胸部端到桌上。馬振武向我們介紹他的日本妻子時🚾，說她的祖籍是中國🍔🧙🏼♀️，她本人是華僑後代↩️，看來他生怕我們議論他作為一個抗日軍人怎會娶一個日本人為妻🕐🧑🏻🍳。馬振武對我們一直很有禮貌，稱我們三人為趙博士🎅、沈博士和羅博士3️⃣。但每當我們談起被美軍無理扣押關在監獄裏的事時🧙🏻♂️，他就緘口不言，或是將話頭叉開去🫲🏻，不然就突然插話🧑💻：“你們三位的頭發太長了🏐，我帶你們到理發處去理發吧！”等。
每天早晨馬振武總是帶著我們在“代表團”附近的幾條街上走一圈💪🏼，有時他還牽了一條警犬。我們的夥食每天都由值班的憲兵送來🧑🏽🎤🥄，據說這是一般工作人員的飯菜🫱🏻。我們和憲兵們談話的機會較多，他們大都是從四川農村出來的，談話也不受拘束。他們向我們訴說離家之苦，對內戰頗有怨言，對我們在日本的遭遇表示同情。有一位四川籍的憲兵和我們搞得較熟，在院子裏還和我們一起拍過一張照。那張照片👨🏿💼，“文革”中我因怕引起無端猜疑，就把它給燒掉了🤘🏼。只有他為我們三人拍的那張照片還留著。我們托他代寄一封信給加州理工學院院長竇勃列奇(A.Dubridge)，信中訴說了我們在回國途中被扣押的經歷，另外我也寫信給生物系主任皮德爾(G.Beadle)，同樣告訴他我們在日本被美軍無理監禁等事。我們這樣做📠，是要他們知道我們的處境👨🏿🎨🍰，以防消息封鎖。回國後的1951年🤸🏽，我在浙江大學醫學院教書時，接到了皮德爾的回信🕋，他氣憤地批評當時美國政府的麥考錫主義。他說，他為他的國人做出如此無理之事而感到恥辱。他還說🚋，他已向在國務院任職🧖🏼♂️🫰、曾任CalTech化學系教授的貝克曼(Beckman)提出要求👨🏽🌾，將我們被扣留的書籍和物品送還給我們。這封信我一直保存著，可惜在“文革”中失落了。趙忠堯和羅時鈞被扣留的東西據說都已陸續發回了，然而我的筆記、菌株與試劑都沒有發回。
趙忠堯一直處之泰然，不像我和小羅那樣認真著急。在“代表團”裏他就提出要到東京的鬧市去逛逛🏹，後來果然得到同意。由馬振武派一名士兵陪我們去銀座的大街小巷轉了一圈🫢。我們在日本皇宮外的一個大廳裏，參觀了展示歷朝日本天皇“功勛”的油畫，後來在一個公園裏休息時，看到很多日本婦女滿臉愁容地帶著子女在逛公園。據說這些婦女都是在二戰時失去丈夫的。
我們的臥室裏每天都有一個年輕的日本人來打掃👨👨👧👦，他總對著我們的面高喊：“Tian Nian”（據說是天皇的意思），同時用手劃著脖子🤷🏻♀️，表示該殺。可見日本人民對戰爭給他們造成的痛苦同樣深惡痛絕✈️。憲兵們把報紙和雜誌拿給我們看👸🏿，其中有臺灣出版的《中央日報》和《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等。陳延炯有一次找我們談話，並拿出一些登載著國民黨軍隊在西南各省作戰的照片的報紙。他說國民黨並沒有完全撤出大陸🦊📮，第三次世界大戰勢所難免，他們必然重返大陸。他還正色地對我們說：“根據我們在大陸和美國的情報，你們中沒有共產黨員，不然的話就沒有這樣方便了！”接著他勸我們考慮去臺灣和告訴他我們的眷屬在大陸的地址，並稱他們可以設法將我們的家眷接去臺灣🧑🏭。對此我們三人都沉默以對🏃🏻♂️➡️，不發一言🦹🏼♂️。在我們即將離開代表團的前三天早晨，忽然陳延炯通知說要分別接見我們。第一個去的是趙忠堯🌌，接著是我和羅時鈞。他拿出一份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邀請我們三人任臺灣大學教授的電報，對此我們都婉言拒絕。小羅和我特別憤慨👩🏿🦲，尤其是小羅，回來時聲色俱厲地申斥“代表團”在玩手段，不守當初與我們說好的諾言。
三、釋放回國
11月14日，按約定美軍代表應該來接我們的，但整天都沒有消息。到15日早晨才通知我們，美軍將把我們接走📷，“代表團”團長何世澧要和我們談話。但不久又稱何團長有事不能和我們談了🔮，改由一位武官跟我們談話。這位身材矮小💂🏼♀️🤷🏿♀️、40歲左右的軍官對我們說🧑🏼🏭🥨：“既然你們一定要回大陸，我們也不勉強。但有一言相告，你們要準備好回去洗腦筋！我們和中共打了20多年的交道，受盡了欺騙，你們回去嘗嘗味道也好🤾。祝你們一路順風！他年在大陸再會🧑🏿✈️！”我們一笑置之。
在代表團的15天中，我利用時間將在巢鴨監獄裏的零碎雜事加以補充，寫成一本《獄中日記》🧜🏻💏。這本用鉛筆寫成的日記我一直珍藏著，可“文革”中還是被造反派抄家給抄掉了。
那天來接我們離開代表團的還是那位Lacey少校🪰，同他一塊來的另一個人叫密列根 (Milligan) ，無疑也是CIA人員。他們把我們送到東京一個叫雅敘園的豪華飯店裏，每人住一間，而且臥室外還有一小間專為“下女”使用的房間🛡。後來才知道這個雅敘園在戰前是日本皇後接待客人的公館👩🏼🔬。因為要等我們原來乘的威爾遜總統輪再次來日本⏲，我們好搭乘它回國，所以我們還要在東京住幾天🪿，但這時我們可以自由行動了。當天下午🥬，我們找到在東京為我們提出起訴的美國律師，付給他所需的費用。這個美國律師很驚奇☞，沒想到我們會如此守信用。第二天上午，我們一路問詢🙇🏿，摸到東京大學（即戰前的東京帝國大學），訪問了日本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湯川（後來獲諾貝爾獎的）的實驗室，可是沒有遇到他本人🧑🏼🎤。他的研究室簡陋不堪，門上都釘著補修的木塊🚣🏿。由於我的興趣🤶🏽，我們也訪問了農業化學實驗室，那裏一位教授不知怎的知道有三個從美國回來的中國學者在日本被捕的消息，所以一猜認為我們就是👩🏿🔬。他很熱忱地接待了我們，他知道我在美國時做過鏈孢黴半胱氨酸的生物合成工作後，給我介紹了他們以黃曲黴為材料研究甲硫氨酸合成的情況。實驗室同樣簡易🧄，實驗桌上滿是試管、試劑和計算尺，還有吹玻璃的一套裝置☃️。幾個工作人員都在勤奮地工作。它給我的印象是日本人認真和刻苦努力的精神。特別是在戰敗後的日本，科學家還能保持這種精神值得欽佩🚊。
同一天下午，我們乘地鐵到淺草#️⃣，然後轉車去日光🐐，那是日本有名的溫泉勝地💗。在日光我們找到可以供洗滌的溫泉，正要進去洗，打開一扇移門時，從溫泉的濃霧中看到許多赤身裸體的日本女子🏌️♂️，我們立刻退出。當我們離開那裏去找地鐵時，路上跟著一個日本人🐿，指手劃腳地用他破碎的英語訕笑我們，意思是不懂“尋歡作樂”。這一帶可能是日本娼妓之地☁️，到處寫著“花街”和“柳街”字樣🪅。回到淺草💆♀️，我們在一家日本人開的餐館🐂❇️，它的名字叫“中華料理”（這是戰後改的名字，過去叫“支那料理”）🪀，吃了些像燒賣一類的面食，然後趕回東京。這家飯店的老板知道我們初來日本不認識道路，竟主動陪我們走到地鐵站🐢，代我們買了車票🍯👩🏽🎨，親自送我們到往東京的一個中間站🧀👸🏽，接著又找了一個日本人👔，托付他將我們送到東京站。他的誠懇和友愛，不禁使人想到人類的天賦之善🧘♂️。挑起戰爭的是少數壞人而不是大多數善良的日本人民。我一路上因感謝這個熱心的日本朋友而思索著。
翌日晨👨🏿🦰，我忽然接到Milligan的電話🧥𓀗，他要我們立刻收拾行裝，等候他來送我們去橫濱🙋🏼♂️。我們問他關於旅館結帳的事，他立刻回答：“當然你們自己付錢，你們有錢嘛！”這樣我們被敲詐了四百多元美金🟩。到了橫濱，仍在美軍情報機關(CIA)👨🏿⚕️，由美國情報人員將我們被扣的行李逐件交還給我們。我們所有衣服書籍等物件上都寫有文件號“Document No.— EFC”等字樣🔧。我帶的試劑🈶👳🏼♀️、高純度氨基酸(A.P.)、菌株以及工作手稿全部被沒收。
中午我們三人被遣送上船。上船後，我們的護照發還了💁🏻♂️，護照上打著“Deportation”的字樣，意指“驅逐出境”，而且規定在日本海域內，我們三人只能限於在一間艙房內活動🏋️。一出日本海域，我們就開始自由走動了。當時船上有20多位中國旅客，都是從英、美歸國的留學生，他們早知道我們三人在日本被監禁🧑🔬，現在已被釋放🍴，同在一條船上🤷🛳，都前來看望我們。其中有曾在西南聯大求學的張建侯和交通大學的朱誠🙅🏼♂️🏑，他們都是在麻省理工學院念化學工程的🐔，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還有紐約華僑日報姓唐的編輯。大家對我們受到美軍的無理阻撓和迫害深表憤怒🩲。數日後船抵馬尼拉👨🏻🔧，天氣炎熱，我們都到甲板上去遠眺這個菲律賓的沿海首府🍓。我發覺那裏的美國駐軍對待碼頭上的菲律賓工人態度極端粗暴，將殖民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的面貌在美國海外暴露無遺🦹🏿♂️🛴。這更增加了我對社會主義的向往👮🏿。
11月20日下午🌆，威爾遜號抵達香港☄️，我們沒有下船。香港《文匯報》首先報導了我們被釋放回國的消息。美聯社駐香港的記者捷足先登🎈👩🔧，上船采訪，我們拒絕了🫳🏿。翌日晨，我們經九龍乘火車抵深圳🧏🏼♂️，通過羅湖橋時，我的心情十分激動，歷經艱難，我終於抵達自己的祖國了。廣東省人民政府熱烈歡迎留學生回國🧜🏼♀️🚧，特別派了一輛汽車將我們三人直送至廣州市，安置在愛群旅社🧑🏽⚕️。《南方日報》不斷登載我們在日本被監禁的經過和我們回國的相片👨🏽🔧。在廣州🧏🏽♂️，我們參觀了黃花崗烈士墓，以及國民黨在1949年撤往臺灣前在廣州建造的“中央政府”的未完成建築。在黃花崗烈士墓前豎著一塊粗製的石碑♝，上面刻有於右任寫的字“痛哭高呼中華”，油漆尚未全幹🤹♂️。據說這是這位國民黨元老離開廣州前，在此向當年辛亥革命烈士告別時寫的🫴🏼，有嘆國民黨失敗，愧對革命先烈之意🤵🏽🧙♀️。
在廣州🈶，我們三人分手了，羅時鈞到澳門去探望他的父母，而趙忠堯和我則乘火車去上海。我和趙忠堯分別住在兩個臥鋪車廂裏。和我同住一間車廂的是一位從香港回國、帶很重蘇北口音的中年人。他說🚺，他是金城銀行的經理，應周恩來總理之邀，去北京開會🎶。他有一個年輕的陪同人員，卻說一口道地的上海話。後來我回上海後，在襄陽南路還遇見過他，開了一爿小商店。這位銀行經理一路上談笑風生🤰🏼，似對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資產階級政策滿懷信心🕥，他說🦐🍴：“大概不回香港了。”
這時我拆開老師哈洛威士臨別時給我的那封信⏳。信中諄諄勸告我，回國後要爭取機會做一點生化遺傳的工作，他說：“這對世界生物科學的發展有益🐪，同樣對你的國家亦需要。”老師的這番話🧑🏿🏫，是針對李森科的邪說已波及中國時說的。其實我思想上早已作好了準備🫳🏿，目前要開展遺傳學研究已不可能🧑🏼🎤。當火車繼續駛向中華大地時，我憧憬著我的未來。
上述是我的回憶，雖然我的獄中日記已無法尋找🪡，但“文革”中我向造反派交代的材料尚可印證🧔🏼♀️。時光荏苒，不覺已49年了。1999年8月
① 趙忠堯先生是核物理學家，當時是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訪問學者😓，1946年曾應邀赴太平洋比基尼島參觀美國原子彈爆炸實驗。羅時鈞是錢學森先生的學生，剛從航空系獲得博士學位👨👩👧👧。
（作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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