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先生有一首詩✳️，《哭三弟恒》，紀念自己在抗戰中殉國的弟弟🧑🏽🦰。林恒去世時，年僅25歲。圖為林徽因與弟弟林恒
最初的客廳（梁再冰《我的媽媽林徽因》）
1920年9月20日👩💼，外公帶她到聖瑪麗（女子）學院入學。
媽媽到英國前主要受英國文化熏染，在英國居留的一年多中，開始接觸歐洲文化影響。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某種生活方式上（如英國人普遍愛好的afternoontea或“下午茶聚”），也涉及更深層次的領域🦗💃🏻，首先是文學藝術的鑒賞方面😑。這一時期媽媽的英語口語和閱讀水平都大大提高了🤾🏿，通過閱讀英國文學作品等🙆🏽，她開始在原有的中國文化根底上吸收西方的影響和理念👨🏽🦰👩👧👧，成為她此後具有“東西方雙重文化”修養的一個基礎⛎🤟🏼。
當時外公所來往的各界人士中有不少是像他自己一樣的“老”留學生，也有不少青年留學生🧑🤝🧑，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接受過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的影響💁🏽。媽媽當時還小🍐，在學識上同來到外公寓所的那些牛津🙋🏽♂️👮🏻、劍橋的中國學子們自不能相比🙋，只能是一個“洗耳恭聽”的小女孩，但她的思維敏捷活潑，英語聽說能力強👨🏻🦳，這使她能從外公同中、外文化界人士的交往中獲得超出學校教育的“營養”⛰。同時，在各種“午後茶聚”中間接感受牛津、劍橋師生自由辯論▫️👰🏼♂️、聊天的學風。
在英國的一年中🧑🏻🦰👟，媽媽在兩個方面有所收獲💲，即↕️：
（一）通過接觸英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文學作品活躍和解放了思想，初探文學殿堂🤭。當時曾到外公家來的留學生徐誌摩在這方面可能對她起到了一定的介紹和引導作用。媽媽始終尊重和感謝這位兄長式的“老師”。徐誌摩當時還不是詩人🦢，但受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雪萊和濟慈等人影響，已開始向寫詩的方向發展。青年林徽因可能給了他某種靈感。但是，她始終沒有對這位當時已娶妻生子卻不滿自己婚姻的青年的追求作出回應👲。這可能同她自己童年時生活感受有關🚐💆🏼♂️，因為她自己的母親恰好是在一次不幸的封建包辦婚姻中在感情上被丈夫遺棄的一方👨🏻🔬。
（二）媽媽在倫敦時期有不少同她年齡接近的英國女朋友們。這些女友之一是一位學建築的學生🏕。媽媽從這位女友那裏首次知道建築在西方不僅僅是“蓋房子”🧇，而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和藝術📸。建築作為一門集美術（包括繪畫、雕刻、工藝美術等），工程技術和人文理念於一體的綜合學科對她產生了巨大吸引力。觀察這位女友作建築繪圖使她尤感興趣，並且產生了將來要成為一名女建築師的強烈願望🥣。
戰時的客廳（梁從誡《倏忽人間四月天——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
母親在昆明時還有一批特別的朋友⛓️💥，就是在晃縣與我們邂逅的那些空軍航校學員，這是一批抗戰前夕沿海大城市中投筆從戎的愛國青年𓀋，後來大多數人的家鄉淪陷🛥。在昆明時👨👦，每當休息日👭，他們總愛到我們家來，把母親當做長姐☂️，對她訴說自己的鄉愁和種種苦悶🉑。他們學成時👨🏿🎨，父親和母親曾被邀請做他們全期（第七期）的“名譽家長”出席畢業典禮🚣🏻♀️。但是👷🏽♀️，政府卻只用一些破破爛爛的老式飛機來裝備自己的空軍🧛🏽♂️，抗戰沒有結束，他們十來人便全都在一次次與日寇力量懸殊的空戰中犧牲了，沒有一人幸存🤧！有些死得十分壯烈。因為多數人家都在敵占區，他們陣亡後⛹🏽，私人遺物便被寄到我們家裏。每一次母親都要哭一場Ⓜ️。
1941年🫄🏽🥵，她非常疼愛的三弟👰🏿，當時剛從航校畢業不久的空軍上尉飛行員林恒，在一次對日機的倉促應戰中，犧牲在成都上空🥋🧎🏻♀️。噩耗傳到她病榻上的時候👨🏿🍳，母親幾乎痛不欲生🖖🏿。此後不到兩年📓⚛️，昆明那批空軍朋友中的最後一名幸存者🤟，也是母親最喜歡的一個，又在衡陽戰役中被擊落後失蹤了。他們的死在母親精神上的反響🧚🏻♀️，已不限於對亡故親人和摯友的懷念感傷🤽🏻♂️。她的悼亡詩《哭三弟恒》可以說不是只給三舅一個人，而是獻給抗戰前期她所認識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國的飛行員朋友的🙎♂️🧔🏿。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她對民族命運和憂思和對統治當局的責難🌺。
學生的客廳（吳良鏞《林徽因的最後十年追憶》）
每天中午以後，大概三四點鐘左右，梁家都要準備餅幹🧑🏽🦳、花生米之類的茶點，客人是變動的❤️，高興就來🧖，有事就走，金嶽霖💇♂️、張奚若、陳岱孫先生常是座上客，主持人無疑是林徽因⛹🏽♀️，從政治🐵、社會、美學、文學，無所不談，實際上這是無組織的俱樂部、無主題的學術交流會。即使批評一件事物💂🏽♂️，似乎都帶有學術性🤷🏿♂️，談吐也有個人風格，如金嶽霖先生有哲學意味的歸納🪇，張奚若的政治議論。他們都愛繪畫🐝，鄧以蟄教授（清代著名書法家鄧石如之孫，美學家）有時拿來幾幅畫🤽🏻♀️，供大家欣賞，記得有一次拿來的是倪瓚的樹和金冬心的梅等🤳🏽。茶聚免不了要談一些政治，總是說來很超然，有魏晉清流的味道🧘🏽🔻。也包括對時局的批評⬇️，有時談到一個人，如傳聞胡適睡在床上，頭頂上的天花板粉刷泥塊掉下來🥮，被打破了額🧏🏽，於是談到建築裝修，又談到胡適近來說什麽，又免不了議論一番☝🏻。那時我很年輕👨🏼⚕️，和這些名教授當然還隔了一層👰♀️👨🏻🎤，撞上了就坐下來🥎，總是有些收獲。“午後茶聚”是當時教授們共同的需要，對林先生更是絕對重要的👾，她愛發表己見🦸🏻，躺在病榻上的她可以從這個茶聚中得知“窗子以外”的社會、文化、政治，找到她感興趣的命題，當然包括與她生命相連的建築與文學藝術。總之，她從未停止學術的思維🙆🗼。
自從1945年晚春在重慶聚興村中央研究院認識梁思成先生以後，特別是第一次在新林院與林先生長談，以及這種“午後茶聚”和許多工作的接觸，我仿佛被引進到學術殿堂的門廳中來。這個殿堂光彩照人🧚🏼，如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有時簡直莫知所從，但感到有可以從任何一個方向去登堂入室✊🏻，道路寬闊得很👱♂️。
後輩的客廳（陳愉慶《多少往事煙雨中》）
那天的下午茶☣️，梁思成先生只約了我們一家人🛞，大約是想和父親（陳占祥）單獨談談，多了解一些父親以前的經歷。他代表清華建築系向父親發出邀請📯👩🏽✈️，請父親每周到建築系講授一次規劃學。他說，清華有一個專門研究北京城建問題的小組↘️，還要介紹父親認識建築系的“四大金剛”：程應銓🧑🏽🦲、汪國瑜、朱暢中和胡允敬💩。梁先生親自帶他們一起出席北京城市建設的各種會議，讓他們盡快進入規劃的實踐領域🧉。城市規劃專業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年輕的科學👃，在中國更是從零開始，幾乎要先進行啟蒙教育。
林徽因插話說✷，最近有些機關部委，自己圈塊地就蓋起了房子，好像切一塊豆腐那麽簡單。根本不知道要征詢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意見，更不知道要事先征得有關部門批準。這樣下去不堪設想，如果連批地皮的人也不懂得城市規劃為何物，問題就更大了👩👩👧👧。
梁先生說🙋🏽♂️，那就不是問題大，而是太可怕了。北京城建需要整體保護🦌，決不可傷筋動骨的。
父親說，西方工業革命的前車之鑒🧙♀️，中國不能重蹈覆轍了。當年曼徹斯特由於無秩序無計劃地使用土地💂🏼♀️，住宅區和工業區混雜交叉🌇，結果是水源汙染、空氣惡濁、瘟疫流行，曼徹斯特人口的平均年齡不到29歲！
林徽因立即情緒激動地說，倫敦、紐約何嘗不是如此🍨？半個世紀前的拆爛汙，幾十年都揩不幹凈🎆🫳🏼。規劃做不好😮💨🤎，貽害百年🚴🏿👨🏼🎓。過去洋人在中國橫行無忌，零敲碎打地亂造些不倫不類的洋房，有些建築簡直是惡俗不堪👨🏿🏭，在他們國內都是不入流的，卻到我們這兒來耀武揚威🎶，破壞了堂堂古都的優雅格調。今後這種荒唐事休想在北京重演👥⚖️。
父親和梁思成夫婦年齡相差十幾歲，但談起城市建設和城市規劃⛹🏻♀️，似乎有說不盡的共同語言🧄。父親的一口寧波官話誰聽起來都費勁，不得不改用英文交談👰🏽♀️。林徽因突然興奮起來📒，她感慨地說：“這麽多年🩺，還沒有碰到過一個英文這麽漂亮的中國人，真過癮呢！”她歪著頭，好像要重新認識眼前這個膚色黑得像馬來人一樣的“陳先生”🕶，並親昵地改稱他為“占祥老弟”，“餵，占祥老弟🙍🏽♂️，你是地道的中國血統嗎？”
“徽因大姐，你以為我是菲律賓土著嗎？”父親也歪著頭，睜大眼睛盯著林徽因🖊，把原來稱呼的“林先生”改成了“徽因大姐”🙆🏿。
最親密朋友的客廳（金嶽霖《金嶽霖回憶錄》）
我雖然是“光棍”，但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沈從文先生從前喜歡用“打發日子”四個字來形容生活；現在不用了，可見現在的生活早已不是“打發日子”了。但是，這裏所回憶的生活是很多“打發日子”的生活🦻。我當時的生活📵，到了下半天也是“打發日子”的生活👮♀️。梁思成、林徽因的生活就從來不是“打發日子”的生活，對於他們👨🏿🏭，日子總是不夠用的。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從1932年到1937年夏，我們住在北總布胡同，他們住前院，大院；我住後院🥣，小院。前後院都單門獨戶🩵💬。30年代🙋🏽♂️，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裏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請了一個拉東洋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淩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除早飯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這樣的生活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抗戰以後，一有機會，我就住在他們家👩🏻🍼。他們在四川時，我去他們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新年是在他們李莊的家過的。抗戰勝利後🧘🏼♀️👱🏻♂️，他們住在新林院時，我們仍然同住，後來他們搬到勝園院🧘🏽，我們才分開。我現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過是我雖仍無後，而梁從誡已失先，這一情況不同而已。
在1930年代，一天早晨，我正在書房研究，忽然聽見天空中男低音聲音叫“老金”，趕快跑出院子去看，梁思成夫婦都在他們正房的屋頂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見他們在不太結實的屋頂上，總覺得不妥當🛌🏻。我說你們給我趕快下來，他們大笑了一陣👌🏼💇🏼♂️，不久也就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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