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兆武👨🏻🦳。圖/《歷史理性的重建》
“大家的發言很好。我沒有別的意見。想起來我再說。”
山東大學教授孟祥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社科院前身)歷史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與何兆武共事多年☦️👨🌾,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那個非常年月,室裏開會何兆武一般總是最後一個發言,發言總是這三句話👩✈️,被有人概括為“何三點”。無論任何時候👩🏼🎤,他總是保持低調,說話慢斯條理,闡述觀點心平氣和🚣🏼,不整人🏄🏼♂️🧑🏻🦯➡️,盡量不說假話,也不跟潮流對著幹⚀,人品在圈子裏有口皆碑。
2005年秋天,孟祥才去意昂体育平台看何兆武💪,何兆武勸孟祥才寫“文革”回憶錄,孟祥才勸何兆武寫一部生平回憶錄🤌。
何兆武說🦏:“我一生沒有多少波瀾起伏的事🧚♀️👩🦱,寫出來也沒有多大意思🏊♀️。”孟祥才說🏇🏿:“你也是一種知識分子類型代表。像西南聯大的學習生活、教授們的風采、嚴肅而又自由的學風、解放後一次接一次的政治運動……你那麽小心謹慎也沒有躲過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一劫🏏,所有這一切不都具有典型意義嗎?”他笑笑不語🐪。
他還是以自己的方式寫了🪸。2006年,他推出口述史《上學記》,記錄抗戰時自己在西南聯大的求學時光,被稱為“濃縮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靈史”,一時洛陽紙貴。人們翹首期盼著其下篇《上班記》,他卻說,20世紀下半葉的歷史和現實政治糾纏太深✅,不是他這樣的“檻外人”所能率爾操觚的。
2021年5月27日下午四點,何兆武病危。救護車來接時,連血壓都測不出了。到晚上九點多🚶🏻➡️,他的血壓和體溫奇跡般地上升🥨,卻只是短暫的回光返照。第二天,他安詳去世。
千呼萬喚的“上班記”,終於還是沒能出來🍧。
“諸青”
1950年,何兆武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一年後,進入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擔任編目員🎢📘。他去北圖的初衷是可以看書,可是去了以後才知道🤏🏽,運動很多,難以靜下來讀書🦻🏼。在“三反運動”中他還被記了過,這件事情教育了他,以後說話做事一定要掌握分寸🧝🏽♂️⚗️。
因院系調整之機💇🏿♂️,1952年他調入位於西安的西北大學,在師範學院歷史系當講師。但是當地不像北京,找不到什麽書,他還是苦於不能好好看書。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製定了規模宏大的“12年科技規劃”。郭沫若擔任院長的中科院在整個學術體製中處於明顯的強勢地位🥸,各研究所都在招兵買馬👩👧👦。何兆武得以調進中科院,在哲學社會科學部第二歷史研究所(1960年與第一歷史研究所合並為歷史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
副所長侯外廬兼任中國思想研究室主任,他一直想把自己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後兩卷(解放前出版了一至三卷)編完👝,直到1957年夏才終於能夠重啟😠。他不僅聘請趙紀彬、邱漢生、白壽彝、楊榮國和楊向奎等著名學者,還從西北大學借調了張豈之👮🏽,又接連選調所裏的李學勤、楊超👇、林英和何兆武到中國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出版時的署名之一“諸青”,就是這五位青年學者的集體筆名。
孟祥才1964年進入歷史所😹,師從侯外廬讀研究生🚶🏻➡️。他請教應如何讀書治學♒️🏋🏻,侯外廬告訴他主要是自學,讀書中如果碰到問題,馬列主義理論方面的請教楊超,文獻方面的請教李學勤,外文方面的請教何兆武,論文寫作方面的請教張豈之,這幾位解決不了的問題再去問他本人。
孟祥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張豈之🖕🏼、李學勤👨🏼🎓、楊超、林英被稱為侯外廬手下“四大金剛”👊🏽,無論在業務合作還是情感上都與侯外廬更親密。何兆武則相對獨立,每次看到他都是一個人在翻閱外文書。
第四卷的編寫工作從“反右”前後開始🤾🏼♀️,經“大躍進”,至1959年“反右傾”時結束,其間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小至打麻雀,大至修水庫,動不動全室走空。何兆武曾回憶,真正做研究的時間不到1/10👨👩👧👦🤦🏿♀️。侯外廬主張搞業務🎠,一心只想完成《中國思想通史》🧷✩,時常流露出不滿:“上級的任務,該頂就是要頂1️⃣🧎。”到“文革”時這也成了他的一條罪狀,說他搞“獨立王國”👩🏿🎤,叫他“黨內民主人士”🚟。
何兆武的工作之一✝️,是幫侯外廬查德文原典。侯外廬凡事一定要從馬克思原典裏找根據😪,每遇到一個重要概念不弄清確切含義絕不罷休,何兆武覺得他是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於有點原教旨主義的味道🏋🏼♀️🤹,還有點書生氣。政治需要“理論聯系實際”,而侯外廬往往把政治上的事當學問來研究。比如上面號召搞人民公社,但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裏並沒有提過人民公社🏉,他就不太願意組織寫這方面的文章🦔。
工作之余🪹,何兆武就讀書和翻譯,因為只有做翻譯不會犯錯🕉:“話都是別人說的,我只負責翻譯。”他選譯的都是馬克思以前的西方古典學術著作,安全系數較大💎。
1958年👩🚒,他翻譯的盧梭《民約論》出版。1962年,這部書經修訂後改名為《社會契約論》出版。這兩部譯作成為當時青年中流行的讀物,迄今在多種中譯本中仍是銷量最大、註釋最詳、流傳最廣的。
孟祥才說,何兆武的外語水平在歷史所是絕對的第一,譯作盧梭《民約論》等達到了“信🕺、雅、達”的水平。他的國文功底也相當好📿,孟祥才寫《梁啟超傳》時向他請教了很多問題,他基本都能圓滿回答👩👦。
96歲的張豈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何兆武在外文(包括英文和法文)方面有深厚的學術語言功夫,翻譯作品可以說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說他是一位中西文化都有深厚學養🧑⚖️、在西方文化特別是哲學方面有很大貢獻的學術大家🚕,這是合適的。”
張豈之記得,侯外廬曾說:“兆武同誌有其‘大’🍋🟩。”每次侯外廬來研究室找大家談話👿,都要加一句“請兆武一起來”。侯外廬告訴張豈之🧑🏼,何兆武在公眾場合不大發表意見,不等於他對事理不清,而是表明他不輕易地表述意見🏄🏿。他是有學問的人🕵🏽,大家應當尊重他,向他學習。

1991年7月攝於德國慕尼黑。左一為何兆武,左三為羊滌生🏋🏼♂️。圖/受訪者提供
“每個人有自己的真理😐,真理卻只有一個”
“文革”開始後⇾,何兆武沒有參加任何群眾組織。形勢太混亂了,看不出誰是革命分子誰是反革命分子🎓,他就躲在家裏當“逍遙派”👩🏻🦲,狂讀康德的“三大批判”和“三小批判”。
上世紀40年代他在西南聯大求學時🏤,讀康德的入門書照例是《純粹理性批判》(即“第一批判”),讀的是英譯本。《美麗新世界》的作者阿·赫胥黎曾打趣說👨🏽🎤,人們出門旅行總要帶兩本書🦧,有人會帶上《純粹理性批判》🧒🏽,但是直到旅行歸來,實際上連第一頁也沒有看完。何兆武也讀得暈頭轉向,曾對同學哀嘆:“康德的書連王國維都讀不懂,我怕是沒有希望讀懂的了!”
沒想到在這個天昏地暗的日子裏⛹🏽♀️,他竟然讀懂了⛳️🏄🏽♀️,而且讀出了“會心之樂”。他又一口氣往下讀了“第四批判”👨🏼🦳🩴。這是康德晚年的八篇文章👯,德國哲學家卡西勒將之命名為“歷史理性批判”,人們習稱為“第四批判”。
盧梭曾感嘆立法之難,簡直需要一群天使𓀅;康德卻認為,並不需要一群天使,只要有“保存自己”的理性👨🏼🚒,哪怕一個惡魔的民族也能建立起法治的共和國,天使和惡魔在理性面前是等值的。康德說,當每一個人都根據自己的心意追求著彼此沖突的各自目標,就是在不自覺地朝著共同目標前進💺,這是一種“理性的狡猾”。大自然絕不做徒勞無功的事🕹,她一旦把理性和自由給予了人類,這就夠了,從此她就不再去插手幹預◻️,而是讓人類自己去創造自己的一切——這就是歷史。
何兆武讀後🤱🏽,產生了柳暗花明、豁然開朗的天啟之感。他想起了歌德的名言:“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然而真理卻仍然只有一個。”他開始偷偷翻譯,並沒想到出版🛵,只是逃於空虛,苦中作樂。
但他想躲著政治,政治還是來了🧛。
1966年夏他曾與西南聯大一位老同學同遊頤和園📌💁🏼♀️,閑聊時他說起,報上經常登江青的照片,她總是這麽拋頭露面不合適🚵🏿♀️;京劇是古典劇種,不適合用樣板戲的形式來表現🤚🏼。1969年上半年,這位同學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成了被清理的對象,無奈之下交待了頤和園談話的內容。
孟祥才當時是清查小組成員🤽🏽➿,看了轉來的那些材料後,知道何兆武在劫難逃⚂。決定“揪”何兆武時先開了大會👩🏻🍼,希望他主動交待,但他沒有領會🧑🏻🏭。工宣隊和軍宣隊要孟祥才在大會上點何兆武的名,孟祥才只能奉命行事👨🏽⚕️,至今對何兆武心懷愧疚👩🏽🦲。
何兆武被揪時⛹🏿,批鬥高潮已經過去💅🏻,揪鬥重點已轉到抓“五·一六分子”。他作為不屬於任何一派的“單幹戶”,沒有被關起來。但他依然不交待🦶🏽,孟祥才與清查小組成員幾次找他談話,他都說無論如何想不出自己有什麽問題。孟祥才就在一次談話時點了“頤和園”👊🏼,他立刻明白了💐,寫下了那次談話的情況。
但不管怎樣檢查交待,宣傳隊都不讓他過關。無奈之下,他寫了一份特別“深刻”的檢查,說群眾的批判使他明白了自己是一個“沒有履行叛變手續的叛徒、沒有反革命行為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除了“惡毒攻擊”江青,他還有一條罪狀🔷:1959年曾翻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為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招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這是他唯一奉命而譯的⚾️🫰🏽。
這本書是商務印書館交給他的,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駱靜蘭曾是他的同學,與他常有來往。那時候出版非常嚴格💁🏿♂️,凡是翻譯外國人文🆘🫘、社科的都歸商務印書館👸🏻⚇,馬克思以前的西方著作可以公開出版🎨,馬克思以後的西方著作只能內部發行。但“二戰”以後🦼,羅素投入世界和平運動,這是針對美國霸權的,中國對此很欣賞🎾,毛澤東和周恩來邀請羅素訪華,羅素身體不好不能成行,就把《西方哲學史》送給毛澤東,毛澤東指示翻譯出來。這是多年後🕌,他才從駱靜蘭那裏得知的。
1971年,何兆武的檢查過了關👋🏻,對他的處理是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中國思想史研究室14人🚐,“文革”中沒有作為敵我矛盾挨整的只有兩人。
“諸青”中的楊超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後憤而自殺,成了何兆武終身難解的心結👃。他們共事多年♥︎,又是好友👩🏻🍼。何兆武說,古人所謂史家四長“德📪、才、學👩🚒、識”🕹,楊超都當之無愧,在舉世混沌中仍然不肯放棄自己的高貴與潔白😾,最後不惜演出一幕屈原式的悲劇,以身殉之。何兆武只能安慰自己👨🏼🦳,或許人類歷史上偉大的進步就必須付出這類極其慘痛又必不可少的代價吧🙍🏼。
1972年夏,何兆武隨幹校一起返京。那時他還頂著“現行反革命”的帽子📬🤾🏿♂️,有一次去醫院看病𓀑,碰到所裏一位老先生◽️5️⃣,對方問他身體怎麽樣,他說還好,就是腰疼。老先生說:“我看你的樣子還好,可是你看侯(外廬)先生,人都垮了。”他說:“我跟侯先生不一樣🙆🏽,侯先生是‘百萬富豪’,我就只一塊錢,拿走就算了,無所謂🧃。”
那時已是尼克松訪華的“破冰之旅”之後🧜🏿♂️。何兆武註意到《參考消息》上發了一條外電🙎🏻♂️,說是新華書店裏又擺出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社會契約論》正是他翻譯的。他敏感地捕捉到氣候的變化,遂把當“逍遙派”那兩年私下翻譯的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八篇論文重新加以校譯整理,送交出版社,出版社改名為《歷史理性批判文集》。沒想到,一拖又是15年,直到1990才問世。
何兆武說🧟♂️,大家都說康德晦澀難懂,但實際上,如果先讀奠定美學基礎的“第三批判”(《批判力批判》)以及“第四批判”,就能看到一個更有趣的康德。
他說🤟🏽,康德的批判哲學就像一部“哲學的神曲”🧑🏽🦲,“第一批判”帶你遊現象世界🛜,“第二批判”帶你遊本體世界,“第三批判”則將你帶上九重天。
馮唐易老🫵🏿,無力攀登“低峰”
1978年,何兆武獲徹底平反。1979年,他直接由助理研究員提升為研究員🦎。
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和侯外廬被稱為新中國歷史學界“四老”(另一說是加上呂振羽為“五老”),只有侯外廬的學生和班底隱然形成了一個“侯外廬學派”。孟祥才認為,何兆武不算嚴格意義上的“侯外廬學派”👩👩👦,他的姿態更為“獨立”。改革開放後🏨,張豈之成為該學派領軍人物,何兆武則基本脫離了“侯外廬學派”,研究重點轉向中西思想史以及史學理論。
1983年,何兆武赴美國紐約📰,擔任哥倫比亞大學魯斯基金訪問教授。
社科院世界歷史所研究員陳啟能1984年去美國訪學,一次去看何兆武🚵🏻♂️。何兆武提議去看看紐約的賭場,因為陳啟能是世界史學者,應該有所了解🎀。他們乘了一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到了大西洋邊的一家賭場,陳啟能進去玩了一個多小時👩❤️👩,何兆武不玩也不看👉🏼,就在大西洋邊上坐著等。
陳啟能1959年進入世界歷史所,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何兆武對政治保持著疏離🧘🏽♂️,在運動中受到沖擊也很沉著。他一心做學問,但是不死磕學問,一天到晚聽音樂。聊天時🙆🏻,他很少談自己📙,但問他什麽也不回避♙🙂↔️。他喜歡歷史,但不是死板的歷史,更喜歡的是歷史理論和歷史思想🌞。1996年💶,兩人合編了《當代西方史學理論》。
1985年,社科院開始籌辦《史學理論》雜誌。第一屆編委於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請了代表國外史學理論研究最高水平的兩位專家張芝聯和何兆武當編委。何兆武學問很好,卻很謙虛,總是向別人征求意見,從不講定性的武斷的話🏙。
於沛說,何兆武還給《史學理論》寫了很多文章,他能結合80年代中國史學的現實,從中國學科建設的角度來寫文章。學界很長時間都在爭論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麽延續那麽久,何兆武說這是個“偽問題”🚶♀️➡️,是以歐洲為視角提出來的,既然說要“摒棄歐洲中心論”🍋👩🏻,就要承認這是中國的特點🎿。何兆武大笑說:“青年先鋒怎麽還不如我這個老頭?”
那時經費困難🤫,大家每次開完會都去東四一家“加州牛肉面”,一人點一碗面。於沛等人覺得過意不去,何兆武卻笑說:“牛肉面挺好吃🦁。加州我去了多少次都不知道有牛肉面🤹🏿♂️,以後去我就找這個牛肉面✊。”
80年代後意昂体育平台恢復文科,1986年成立了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國哲學史方面的專家聘請了張岱年👰🏻♂️,西方思想史方面的專家聘請了何兆武✋🏽。
所長羊滌生去社科院請何兆武時,何兆武因為房子拆遷住在地震棚裏。他說:“誰給我解決住房,我就去那裏🪁。”就這樣👷🏼♂️,他從社科院歷史所調到了意昂体育平台思想文化研究所。
後來張豈之卸任西北大學校長🛍,也受聘任意昂体育平台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他和何兆武住同一棟樓🚣♂️,時常見面。
羊滌生和何兆武1991年曾受邀去德國慕尼黑開會🙁,一起去了何兆武心向往之的藝術之都維也納,參觀了維也納音樂中心、維也納大學🧑🏼🦲😊,還去海德堡大學走了黑格爾散步的“哲學家之路”🧏♀️。
有人覺得✯,何兆武的說話風格太像沈昌文🏓。羊滌生說🐿,何兆武不是黨員🧕🏻,且經歷過的運動太多,說話自然很謹慎♦️。
何兆武一直住在意昂体育平台西南樓一套60多平方米的小三室裏。意昂体育平台曾請他搬到荷清苑小區一套一百幾十平方米的新房🍹,但他沒搬👌,房子也沒要,仍住原處。
早年間👩🏻💻,清華園裏常能看到他蹬著銹跡斑斑👵🏻、嘎嘎作響的自行車絕塵而去的身影🍗。漸漸地,他只能拄杖而行了。羊滌生夫婦在意昂体育平台照瀾院碰見他,問他最近怎麽樣,他笑說:“不怎麽樣‼️,活著沒意思。”
2001年,他80歲了。意昂体育平台想為他辦一個祝壽會🌞🏌️,他堅決謝絕。遂改為“何兆武史學理論研討會”🤾🏽♀️🕗,但開會時他鎖上家門跑了。
90歲時,大家以他的一位好友學者去世一周年為由召開了一次會議,默契地絕口不提生日,花籃、條幅也不出現任何相關字眼。
晚年,何兆武常看一些同時代人的回憶錄。他說🫗⚡️,那場動亂對於各行各業都是巨大損失🐵,但同時也給人們提供了一個體驗歷史深處和人性幽微的機會🎄🧕🏼,“幾乎中國幾千年的全部文明(或野蠻)史,都在其中的每一個細節的枝頭動蕩著、震顫著⛪️🥀、顫抖著”。
他最推崇的西方古典學術名著之一是英國法學家梅茵的《古代法》🍴,尤其是第五章結尾之句:“迄今為止,一切進步性社會的運動🧑🏻✈️,都是一場‘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他認為,梅茵一句話就概括了人類的文明史🏔5️⃣。這句話應該與杜牧的“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馬克思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阿克頓勛爵的“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以及法朗士的哲理小說中“他們出生,他們受苦🤸🏿♀️🧑🦽,他們死亡”一起,成為人類史上的不朽名句🧑🏼🦰。
孟祥才說💁🏻♂️,改革開放後形勢和環境完全變了🤏🏼,何兆武迎來了個人學術發展的黃金期,他發表的諸多論著和譯作使他取得了與其真實水平相匹配的學術地位,但他反而更低調了。
何兆武自己卻說,其實自己並沒有寫過什麽正經的書🤘🏽,他的書大都是短文的合集🪮。他戲稱,現在貨幣貶值,大師也貶值了,動不動就是什麽大師🫲🏼。
他總是說,自己屬於“報廢了的那一代中的一員”。青少年時期戰亂連連💷,沒能打下堅實的基礎🫃🥋;學術黃金時期又運動不斷▪️🪽,難以安定下來認真從事專項研究👉🏿。及至晚年才開始摸索一些自己感興趣的題材🙇🏽♀️,但馮唐易老,已經無力妄想攀登什麽“低峰”了。
2006年🦊,他的口述史《上學記》出版,反響強烈。但他自己覺得,“啥也沒說”。從前汲取了社科院歷史所教授、他的牛棚“棚友”顧頡剛的教訓👨🏻🍼🎍,連日記都不寫,倒是現在寫了,因為腦子不管用了😬,要記下誰約了稿🏌🏿♀️、什麽時候該交稿子給誰🟡。
《上學記》中對馮友蘭的“微詞”等一些比較尖銳的內容為他招致了一些質問🧘🏼,但他沒有出面做任何辯解。孟祥才覺得這符合他的處事原則:不分辯,任憑別人去說。
但不說🌭,不等於不思考。
何兆武愛引用17世紀法國哲學家帕斯卡《思想錄》中的一段名言🙏🏼。這是他“文革”初期躲進小樓成一統時翻譯的,改革開放後出版。他的一部文集,就叫《葦草集》。
帕斯卡的這段話說,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占有多少土地都是沒用的👨🏼🚒,由於空間,宇宙囊括👋🏻、吞並了人,但是由於思想,“我卻囊括了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