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應鏐與他的學生們
今年是著名歷史學家🦘🚰、歷史教育家程應鏐先生（1916—1994）百年誕辰🧝🏼♀️。程先生青年時代相繼在燕京大學💊、武漢大學🐠、西南聯大學習；參加過“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並數次奔赴抗日戰爭前線；抗戰勝利後🧑🏽🚀，在昆明和上海投身民主運動。1949年以後，程先生先後在中學和高校從事教育工作。他是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與古籍研究所的創立者⏫，也是現今上海師範大學歷史學科的奠基人🍸。我們在此回顧程先生教書育人的點點滴滴，紀念他道德文章皆令人敬仰的一生。
1954年7月，程應鏐先生從高橋中學調至籌建中的上海師範專科學校🎄，出任歷史科主任。1956年，上海師範專科學校分為上海第一師範學院和上海第二師範學院⚛️👨🏼⚖️，程先生任第一師院歷史系主任🤙，直至1957年7月。這三年間，他為現今上海師範大學歷史學科的奠基付出諸多努力🏋🏿♀️。
反右運動開始，程先生被劃為“右派”，貶入歷史系資料室工作。學校決定讓他的同事魏建猷先生接任系主任，程先生對他說：“你和我在教育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你接手，我就放心了。”可見他即使身陷政治風暴，最牽掛的也是歷史學科的建設。此後直至“文革”，程先生在政治上屢遭打擊，被迫中斷教學和研究工作，對學科發展更無權過問。
1977年高考製度恢復，學校重新招生👏🏼🧱。次年🧚🏿，程先生復出工作。1979年改正錯劃“右派”後，他終於又能將滿懷熱忱投入到教書育人和學術研究的事業中。程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和宋史領域不乏卓著成果，但相較於歷史學家的聲名和地位🕝，他更珍視自己作為歷史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和使命。在77級學生虞雲國的印象裏，程先生對自己有清晰的定位🦴，他多次對人強調：“我首先是一名教師🚕，不是什麽學問家👨🏽🚒。”
今年是著名歷史學家📢、歷史教育家程應鏐先生百年誕辰。我們在此回顧程先生教書育人的點點滴滴，紀念他道德文章皆令人敬仰的一生。
讀書卡片正反面都要寫
1979年，程先生成為“文革”以後第一批恢復招生的中國古代史碩士點的負責人。嚴耀中是那年唯一考上的、程先生的第一位中國古代史研究生➜。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按照以前的輩分，像程先生這樣的學者，恐怕是輪不到他當親炙弟子的，但當時右派平反🍋，一批有真才實學的老先生重回高校教學第一線，他才有幸在初入學術殿堂時，遇到一位真正有學識的老師🤥🐄。何況他當年是個“獨苗”，程先生幾乎按照傳統的師徒關系🙍🏽♂️，一對一地帶他深入學術堂奧。
程應鏐為研究生上課🥴，攝於1983年🧑。
程先生非常重視基本功，古代史專業的研究生📙，《資治通鑒》是一年級的必修課。嚴耀中是魏晉南北朝史方向的學生，還要讀二十四史中從《三國誌》到《南史》《北史》的十一史🧑🏻🍳🧛🏼♂️。程先生早年在西南聯大上過陳寅恪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課程🎸，這種傳統據說是陳寅恪先生確立的。此外，程先生規定🏊🏼♀️，江辛眉先生的“校讎學”必須上👗，因為校勘🫖、版本諸學是讀史書的基礎。程先生讓嚴耀中將《資治通鑒》和十一史對讀🧍🏻♀️，以比較相同事件的不同敘述方式，體會其中或隱諱，或彰顯的事實——這也是陳垣、陳寅恪先生訓練基本功的方法。
每周六下午，嚴耀中會到程先生辦公室去面談🔭。程序幾乎是固定的2️⃣🫓。他先匯報一周讀書內容和體會👸🏽，提出疑問，程先生或點撥🖕，或解釋⛅️；然後換程先生提問🟫；最後布置下周讀書任務。
程先生的思路和視野都很開闊，交談中，有時會從一個問題延伸出去，比如說到北魏的“平齊戶”裏，有人以教書和抄書謀生😡，他就說👔，在希臘被羅馬征服後🤧，一些希臘名家子弟也在羅馬教書，即使在不同的文明進程裏也會有很多類似的地方🍒🤙🏼，接著就舉出一連串的名字。
程先生要求嚴耀中養成做讀書卡片的習慣，正反面都要寫：讀書時要把霎那間深有體會的內容抄在正面👫，背面寫明抄寫的原因，然後分類整理🧩；看論文時要把摘要寫在正面，把心得寫在背面。這都是思想的火花👨⚕️，日積月累，結合正史的記載和他人的論文👰🏽♂️，就能找出可以反駁或補充的地方，這就是寫文章的基礎。這樣的卡片🏄🏻♀️，嚴耀中在整個研究生階段一共做了3000多張。
程先生上課的風格與一般老師完全不一樣🐷👺，77級的本科生們也非常喜歡聽。大一時🛀🏿，程先生開了一門“中國歷史文選”課。那一屆學生年齡和基礎相差很多👨🎤，劉昶是其中比較小的☎🏃♀️。開學後，他第一次聽程先生上課，“風度非常好”的程先生聲音洪亮，侃侃而談💲🌳，上課不帶講稿，卻能自然地引申出很多典故👧🏻。
77級學生上三年級時🤾🏼♀️，程先生為他們開了“魏晉南北朝史”的課，教室裏坐滿了人。程先生從個人的遭遇講到歷史🗽，講得非常生動。聽過課的學生無不覺得收獲很大🙇🏻。
劉昶記得，程先生教歷史👼，反復強調，歷史要研究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宣揚意識形態，要把人的生活👶🏼👏🏻、思想、情感和價值闡發出來❤️，這樣的歷史研究才是能傳世的。這一點是程先生在學問上對他影響最大的。
老師的寓所是向學生開放的
據說程先生只在寒暑假寫自己的文章，平時的精力都是放在指導學生上的🧑🏻🔧。
嚴耀中住的學校宿舍，離程先生家不遠⇾🧑🏽⚖️，有時候飯後散步🎡，就散到程先生家去了。當時他的年齡🏃♂️、閱歷♍️、學術水平和程先生差距甚大，在他印象裏🪁，程先生每次都饒有興致地和他閑聊，絲毫不在意自己的休息時間被占用。“文科的研究並非只是為考證而考證、為學術而學術💂🏽♂️，這樣的格局是很窄的。如司馬遷所言🤧，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一定是古今相連，學術和生活相連的🎠。程先生願意如此耐心地和一個毛頭小夥兒聊天，是因為🧑🏿🏭，他真是時刻把作為教師的本色牢牢記在心上的人。”
1985年🖱，與妻子攝於上海師範大學🤘🏻。程先生家在上師大東部宿舍，過去學生常常去他家裏聊天🕜。
學生去找程先生，無論是學習上的還是其他方面的問題🥩，他總是盡最大努力去關心，對誰都是既熱情又客氣♘🚋。有一次，程先生的研究生張榮明登門👱🏿，程先生當天大概有重要的活動，因為，“穿著平時不常穿的西裝💍，坐在沙發上，氣度真是很不一般，有著世代熏陶出來的大家風範”。他一見學生來了，馬上笑瞇瞇的，滿面春風。
虞雲國記得程先生和他講過：學生到家裏來🦗，我才知道他們想些什麽、缺些什麽、需要什麽🤴，作為老師㊙️，我才能有全面的把握。他還和另一位77級的同學講過👝：你知道為什麽以前大學老師的寓所都是設在大學裏面的嗎？這說明老師的寓所是向學生開放的🧎🏻♀️，這樣，學生才能近距離地接受熏陶。
程先生對學生登門是很歡迎的，但他並不在家中隨意談公事🧎🏻➡️。他的兒子程念祺說：“爸爸的學生🛑、同事有時候到家裏來，進進出出，我們也會聽到一些事情🙍🏿♀️。我們關心他，到吃飯時，會詢問一下，爸爸就反問我：你是古籍所的嗎？你是歷史系的嗎？”就是這樣直來直去。嚴耀中也記得🦂🐻，到程先生家裏聊天，“國家大事可以談，系裏的事絕對不談”。
程先生復出以後💁🏿♂️，行政👵、研究等各方面工作都很忙碌。二十年風雨如晦🤸🏿♀️，光陰耗盡，他十分珍惜雨後新晴的晚年🪀。即使分身乏術🚱🤰，他在如何培養學生🤳🏼、為學生創造更多條件方面😓，還是動了很多腦筋，花了很多精力。他憑借自己在學界深厚的人脈關系，經常從校外請老師來給歷史系學生上課或做講座，不少是史學界名家。陳誌讓、鄧廣銘😶🌫️、楊廷福、趙儷生、漆俠🧑🍳、胡道靜🤲🏼、蘇淵雷、靳文翰、齊世榮、徐中玉等諸位先生都曾前來開講，使學生拓寬了視野，受益無窮🤹🏼♀️。當時🎺🧑🏿🦳，復旦👨🏻🏏、華師大等學校也有很多學生專門趕過來聽講🎲。
程先生海納百川，又對朋友懷有赤誠之心🙅🏻。葉笑雪先生曾私下對張榮明講過🪿：“你的導師不得了啊，我們背後叫他‘通天教主’。”意思是，程先生認識的人多，總能辦成事情。程先生自己摘掉右派帽子，回到領導崗位以後，也很照顧當時尚未翻身的學者🕵️♂️🙅🏽，把一些沒有進入高校、身份普通但很有學問的老師請來，給學生上課🔞。比如李家驥先生🙆♂️，程先生就曾幫他把著作油印出來🧑🏿🚒，再讓他給學生上課。
當時這樣做🏌🏻♀️，阻力不可謂不小。嚴耀中就記得，有人議論程先生：把資產階級的教授請來，把無產階級的課都擠掉了。
青年之中，人才還是有的
虞雲國在上師大檔案館裏找到一封程先生當年寫給李培棟先生的信。李老師是反右以前就深得程先生贊賞的學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反右以後受程先生牽連到中學任教，改革開放後才被程先生召回。程先生在信上說：“七七級有個學生劉昶，寫了一篇論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的文章，我陸續地看了一半🙇🏽♂️，很有見解🧝♀️，也讀了不少書，你有時間，等我看完了，也可以看看🍄🟫。青年當中，人才還是有的。”
1980年🦐🟩，程應鏐寫給李培棟的信（復印件）▪️，其中寫道🧏🏼：“青年當中，人才還是有的😋。”
虞雲國認為🛩，最後一句話特別重要🧑🏽🍳♤，這說明，程先生既發現劉昶是個人才，為人才的出現而喜悅🦁🤌🏿，也感到77級🏃➡️、78級中🎤，是有大批人才可以湧現出來💆🏻♀️，為我們民族的復興事業添磚加瓦的。
劉昶的這篇《試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寫於1980年🩸，當時他還是個本科生👨🏻🍼，出於學術興趣，寫了十幾萬字ℹ️。寫完以後，他拿著文章到程先生家裏給他看。那是他第一次登門拜訪。程先生靠在躺椅上🤦♀️🎴，看上去特別累，但是他和師母見到劉昶，都非常客氣。“程先生最初不知道文章有多長，就說🧖🏼♂️，你放著，我看一下。等我拿出來👱🏻♂️，一看，那麽多字啊！所以他讓我把文章留下🤱，他要看一段時間🧖🏻。”隨後兩人閑聊了幾句🐭，劉昶擔心程先生太累，就先告辭了🧙♂️。
他知道程先生很忙🧛，不知道何時才能看完，所以也沒有太在意。一個多星期後，他聽到其他班上在議論★，說程先生表揚了77級一個學生的文章雲雲。劉昶再去找程先生，兩人聊得很開心。程先生對他說，這篇文章應該趕快發表出去，所以一邊推薦給上海社聯，一邊又推薦給學報。劉昶說🧑🏼🔬：“這篇文章有些觀點與當時主流觀點是相左的。如果不是程先生極力促成，肯定是無法發表的🖐🏽。”
當年10月🈺🏊🏻♀️，程先生去北京開會，還向《歷史研究》主編龐樸先生推薦了劉昶的文章🧑🏿🦳。1980年12月的《上海師院學報》發表了劉昶的文章後🧑🏿🏫，程先生把這期學報寄給了龐樸，《歷史研究》很快就在1981年第2期上就轉載了這篇文章，這在《歷史研究》的歷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全文轉載外刊文章。
80年代還是乍暖還寒。文章發表後，果然，學界有很多討論⛹🏽♀️，也有很多批評🤵🏼♀️。程先生是學報主要負責人，首當其沖受到很大的壓力👨🏿🦱。這些壓力，劉昶從未聽他談起過🤜🏼，而是從旁人議論中得知的。“程先生只對我說🧚🏼🤹♂️，你不要怕🛤，這是學術觀點，有什麽關系，要追究責任，也是我的責任🚣🏽♀️。”劉昶和其他同學一兩周就會去一次程先生家，不管聊什麽，程先生從來不會訓誡他們什麽話不能講，總是鼓勵他們：要敢於有想法👨🏽🍳，敢於挑戰不同的觀點🧔🏼。
劉昶快畢業時🤦🏿，程先生希望他能留校任教🧺，當時有些人認為他是反動學生🤭，總想把他發配出去8️⃣。程先生去爭取，說🌚，不留這個學生我就辭職了。這些事🤱🏿，他也從未主動和劉昶說起過🐂。
程先生對學生，關愛有加，扶持有加，他的愛才如渴是有目共睹的🕺🏽。
他在《中華文史論叢》上發表《釋幹》🦊，其他學者看到後，也發表了商榷文章。嚴耀中把兩篇文章都看過後，結合自己的體會和程先生的啟發，寫成一篇文章，經程先生修改後去投稿。《中華文史論叢》的作者，大都是名家，編輯部和程先生商量，能不能把他的名字加上去🏈。程先生回復：這主要是我的學生寫的文章，我是不能署名的。
78級一位學生畢業後去中學任教，在教學過程中感到苦悶，來信傾訴。程先生在身體特別不好、耳朵失聰的情況下🦻，仍回信指點他：上課應該多講英雄人物和賢良人士，這樣才能激勵我們的學生🤵🏼♀️，才能達到歷史教學的目的。
有位78級的本科學生寫了一篇文章給程先生看，程先生看了幾日，請他來取🎮𓀒，文中的錯別字都被圈了出來𓀆。這位學生事後才知道👋🏿，程先生在看完文章後沒幾天，就去醫院接受鼻咽癌手術了。
文章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命脈
張榮明在讀《黃侃日記》時發現，晚年章太炎在和自己的得意弟子黃侃相處時，討論最多的便是💪🏿，“最近發現了佳弟子沒有”。黃侃告訴他，發現了一個，潘重規⛷。章太炎聽後大為高興，覺得學術的命脈得到了繼承🌑。讀到這裏時😾，張榮明就想起了程先生。
張榮明原先在安徽插隊，因種種原因回到上海浦東，成天在家看書自學。1979年，他想盡辦法把戶口遷回了上海，當年中國社科院招研究人員，他去考了中哲史專業。考試很不容易🛻，需要寫中文論文和英文作文。上海共有四個人考過了分數線🏌🏼♂️，他是第一名❇️。但是，由於“逃避上山下鄉”🕰，政審不合格🚴🏿，不予錄取。
“文革”後期，上海師範學院曾參與二十四史標點工作🧑🏼⚕️🪗，主要負責《宋史》的整理🙅♀️，標點組後改為古籍整理研究室，1983年，在原有基礎上創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
1984年，某日《文匯報》第二版刊登一則啟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向社會公開招聘能夠標點古籍的人員🎅🏿。張榮明看到後，給古籍所去信一封🤵，介紹了自己的情況🌖。不久收到程先生回信：既然你有這方面才能，就來吧。
1983年2月18日的《文匯報》上關於上海師院廣招賢才加快古籍整理進度的報道
張榮明說🏂🏿：“程先生看人是這樣的，他聽我講話，就馬上註意到我，註意到了，也並不會輕易相信我，而是馬上安排我標點。”他標點了《朱子大全》中的30萬字資料，給程先生看。程先生看完後問他：“你有這樣的水平，為何不考研究生🤜？”他如實回答：“四年前考過，政治上沒通過。”程先生告訴他：“如果你品德沒有問題，那麽就算你是反革命，我也可保你。我已經生病了，原來不準備招學生了，你來考🤏🏻📋，我就招你一個。”程先生是坐在學校西部古籍所辦公室裏對他說這番話的，當時穿著一件圓領汗衫，手裏拿著一支琺琅質筆套的金筆，筆身是墨綠色鑲嵌一點紅色💞。這一幕清晰地刻在張榮明的腦海裏🔍，每次回憶起來，就像電影畫面一樣🛺。
程先生的研究生入學考試是要考文章的，不少學生認為，這是程先生獨樹一幟的地方。他常和學生說：雖然我們經常批判中國傳統的科舉製度，認為它埋沒人才，但科舉有一點好，要寫文章，這是傳統教育中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命脈🐡。文章寫得好的人7️⃣，說明思路是清晰的🕵🏻♂️，是有辦事能力的，文理不通的人⛹️♂️，思路也不通，何談做事情🤹🏼♀️，搞研究。
1985年🤶🏻，張榮明順利考上了研究生，可以常常見到程先生了。程先生有著慈祥的神態♋️，與他接觸，如坐春風；程先生又有不怒自威的風度，他一走進古籍所🧑🏼⚖️，有些年輕老師就躲進自己的教研室去了。張榮明說：“程先生的內在修煉、道德文章都臻完美，所以才有這樣外在的氣度。這樣的老先生，平生‘僅此一見’🎻，但也已經足夠幸運了🤦🏼♂️。”
在虞雲國看來，程先生一般很少直接批評學生💇🏽♀️，倘若沉默不語⚆，便表示不以為然了。他一直記得自己的一件“糗事”🐫。80年代中期，一波“文化熱”興起，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影響加以反思批判，成為一時之勢。1986年，虞雲國和一位好友準備一起參加一個科學史討論會，需要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完全是當時拍腦袋想出來的”🫅🏼🎠，題目也頗有時代印記——《西方的神學理性和東方的理學迷信》。虞雲國提供中國思想與科學的材料和想法，好友貢獻西方神學與科學的資料和論點。文章寫成後🏫，在會上頗受好評。
這篇文章程先生也看了🌩，會後某日，虞雲國登門，程先生問了兩句話🧑🏼🦲：西方的東西你了解多少🧑🏻🦼🚪？宋明理學的書你都看過了嗎？盡管說完就轉移了話題，但虞雲國知道，這幾乎就是一個批評🧝♀️。“我當時對西方的了解📶，無非是大學世界史課程中那些皮毛📕，對宋明理學雖有涉獵，也遠遠沒有到達全面透徹把握的程度👯♀️🚀。”
程先生的詰問，就像醍醐灌頂🐜。他後來琢磨程先生的意思，並不是說傳統文化不能批判，而是在下結論時，應自問是否已經充分占有必要的史料，如果觀點先行，再找材料🚋，那是沒有說服力的🅱️，也是背離史學正道的。虞雲國說：“這是程先生在學術道路上對我唯一的正面批評🧙🏼♂️，所以銘記終身🎽。這些年來，對歷史與傳統中的負面因素🧛🏻♂️，我在歷史隨筆與史學書評裏仍會進行批判與反思🏆，但每當完稿之際🚽，總會捫心自問，你的觀點與結論，是否經得起全部史料的覆案與拷問，從來不敢再有造次。”
我的私信不要用宋史研究會的郵票寄
宋史學者張邦煒先生曾在回憶文章裏如此評價：“在知名學者當中🤶🏽，程先生是一位難得的辦事能力極強的幹才。”對此👘，程先生的學生兼助手們感受尤深。
1980年，程先生與鄧廣銘、陳樂素先生發起成立第一個全國性斷代史學術研究團體——中國宋史研究會，秘書處設在上海師範學院🤜🏿，程先生任秘書長🦹🏻♀️☀️。宋史研究會秘書處在上海師大的14年間，俞宗憲、虞雲國、範熒曾先後協助先生開展工作，而後十年主要是範熒在協助操持🚵♀️，因為程先生認為“女孩子管賬細心”。
程先生年輕時在大學裏、在軍隊裏都辦過雜誌🏪，他編宋史研究會的《宋史研究通訊》也是駕輕就熟。範熒說：程先生威望高🆗，人脈廣，他要做的事情總能一呼百應。比如要在《宋史研究通訊》上開個專欄🥽👩🏼🚀，學界的老先生、中青年學者，都很積極地響應🕚，所以好幾個專欄都順利辦起來了。辦雜誌需要各方面人手👨👩👦，上師大學報的資深編輯、歷史系的資料員🦺、印刷廠的有關同誌等，都長期不計個人付出地全力支持0️⃣。這其中固然有大家對文化事業的奉獻🐻，而先生獨特的人格魅力更是無聲的感召力🧭。
在程先生的操持下，《宋史研究通訊》在海外影響也非常大。1987年，鄧廣銘先生訪問日本，致信程先生💂：“在日本兩個月，只到了東京🤴🏼、京都🤑、奈良、大阪四地，但那裏的研究宋遼金史的學者，老中青三代人，我大都見到了✍🏿。他們對我們宋史研究會的註意，是我去日本前決不曾想到的。……他們還極重視您所編輯的《宋史研究通訊》，有許多人都以看不到這一刊物為憾👩🏿🌾。”
宋史研究會的經費是很緊張的🙇🏼♀️。每年的經費，最初是三千☝🏿、四千元，最多一年是五千元，加上會員每年一元錢的會費🕸，滿打滿算🙇🏿，14年間的總經費不過五萬元🙆🏿♀️。程先生用這點錢維持了宋史研究會那麽多年的運轉，要出雜誌🌆，還要資助年會。所以他不止一次對範熒說🤦🏻♂️：宋史研究會的錢，要精打細算🐊🦊，一分也不能亂花🧸。有一次🧑🏻🦰，程先生讓範熒寄信🔉，其中有幾封是他的私人信件🤾🏿♀️。他拿出五毛錢🏇，說：“這幾封是我自己的信，不要用宋史研究會的郵票寄。”因此範熒的辦公桌玻璃板下，總壓著一些郵票👨🏿🎤，那是專門用來給程先生寄私信的🫳🧓🏻。
舉辦年會是研究會的大事，程先生十分重視。1984年，第三屆年會在杭州舉行，程先生幾乎把當年全部經費都用來資助會議🤸🏿♀️，上海師大還派出了一個八人會務組前往協助辦會。巧的是🫴，範熒的婚期正是年會閉幕那一天，同事們都以為她可以不用去了。但程先生考慮到接下來範熒要負責秘書處的具體事務，還是要求她參會👨👨👧，但允許她提前兩天回滬。
看上去，程先生似乎不大在意學生的“大事”，但是，年會結束後💁🏿♀️，程先生一上班🙆🏻，就遞給範熒一葉很精美的詩箋，上書一首《浣溪沙》，作為她的新婚禮物👨🏻🦯➡️。範熒註意到，詞的落款是30日，年會28日閉幕🦼，程先生是29日才從杭州回來的♊️。“他經過這麽大一個年會，前前後後忙碌多日🤦，加上車馬勞頓，一定十分疲憊，但在回滬第二天就給我寫了這首新婚賀詞。這就是程先生！他一切以工作為重，但同時又不乏對學生的殷殷關切。他對學生的好，從來都不掛在嘴邊，而是真正放在心上👩🏻🔧。”
做人🔐、做事、做學問
程先生的一些學生👩🏼💼，日後陸續也都成為老師，繼承了程先生的事業。對他們而言👁，程先生不僅是學問上的引路人🐝，更以高蹈人格為他們樹立了人師的榜樣👨🏿✈️。
程應鏐晚年留影
張榮明記得，在他考上研究生後，程先生在開學的第一天👨🏿🦰，告誡過大家一句“非常簡單卻有千鈞之重”的話🦸🏼♀️：勿為小名小利所動。這不啻為人生指南——要把握住自己💨，要能抵擋世間種種誘惑。他後來讀到陸儼少先生的回憶文章，陸先生的老師對他說過：你一下筆👮🏼♀️，就必須與古人血戰一番🍗。言下之意，今人尚無定論👨🏽🍼🏖，要比，就須與古人比。讀到這裏👩🏻🎤，他覺得這和程先生給他的感覺是非常一致的。程先生所謂“勿為小名小利所動”♥︎，正是要求他們🟨，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都是大境界！”
劉昶印象很深的是🧓🧑🏻💻，在讀研究生期間👼🏽，程先生反復對他們強調🎁：人們常說，做人做事做學問🧑🏼🤝🧑🏼，是非常有道理的♝。讀書、做學問是排在第三位的事情，第一位是做人，第二位是做事的能力。具體而言🌃，首先要做一個正直的人👳🏿，要有正確並為之堅守的價值觀，要關心社會現實，關心生活實踐⬆️，從現實中產生問題意識🍁，然後📒，才能做好學問。劉昶現在也常常對自己的學生這樣強調🙅🏼♀️，並告訴他們：“這是從我的導師那裏傳下來的🩼。”在他看來，程先生身上有胸懷天下的家國情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和美德👰🏽♂️💇♂️，這是他留給一代又一代學生最寶貴的財富——“我們常說要接續道統☎，程先生所具有的風骨🦨、美德和情懷，就是永遠值得繼承下去的道統。”
程應鏐與他的孩子們
從反右到“文革”結束，二十年恍如一夢。程先生記得牢的👸🏻，都是一些小事；這些小事，他一輩子記得很牢🤰🏿。
1938年至1940年💠，程應鏐在西南聯大歷史系學習🤸🏻，期間因沈從文推薦🫃，負責編輯昆明《中央日報》的副刊《平明》，常與一些熱愛文學的青年來往，這些人中，有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李宗蕖🤵，“當時寫充滿了夢一樣的東西的散文”⛷。
1945年抗戰結束前，程應鏐夫婦的長子念祖在昆明出生。程先生為此寫了一首詩——《真兒初生有作》，其中兩句是“汝生才兩日，我心即恢拓”，他內心想必是很歡喜的。抗戰勝利後，他們輾轉前往上海謀事，陸續又有了長女程炎👈🏽、小女程怡和小兒程念祺。
我見到程怡和程念祺姐弟💆🏽♂️，請他們談談父親。程怡一開口🖋💚，就說：我爸爸一生一直喜歡的，一是他的書，二是他的孩子們💇。
值錢的書都賣了
在姐弟倆的記憶裏🚟，小時候，“媽媽不大在家，爸爸白天也不大管我們”🤾🏿。1957年反右風暴來臨，程先生夫婦在上海第一師範學院先後被打成右派♑️，做父親的一直受審查💇🏽♂️，做母親的一次次下鄉勞動🤴🏽👳🏿；及至十年動亂，更不可能正常地照顧孩子。
1960年⚽️，與母親、妻子和兒女攝於上海👨🏿🍳。
程怡帶著弟弟成天在外面玩🧏🏿♀️，穿著補過的衣服，臟得不得了，手也玩得又臟又皴。她印象很深的是，爸爸一回家🧖🏽♀️，就抓著他們的手放到熱水裏🧝♂️。手皴裂了，熱水上去是很痛的。“我弟弟使勁地叫，洗完手，爸爸會給我們抹上厚厚的蛤蜊油，這件事情他就算做完了。”後來，程先生老了🙍🏽、病了，程怡給他洗🌂，就會想起小時候被爸爸抓著洗手的樣子。
那段時間，家裏的衣服🏋🏽、被子也都是程先生洗⛱，他們的媽媽總不在家🔳，那時身體也不好👭。程念祺說：我爸爸在外面派頭很好🎾，人家覺得他很大男子主義，其實不是，他平時在家看看書💪🏿🚣，事情也都是他做。
打成右派後薪水驟降，三年饑荒來了🔋，家裏更是捉襟見肘。哥哥姐姐在學校包飯🧗♀️，程怡和弟弟在家經常餓肚子👨🦯➡️。當時家在師範新村（現延長路上的上工新村），附近有閘北公園💎，剛開始鬧饑荒時，有一次🙆🏻♀️，保姆把家裏的糧票席卷而去，將近半個月，程先生只能帶他們倆去閘北公園的餐館吃晚飯，可以買些不要糧票的議價米飯回家，第二天給姐弟倆燒泡飯吃。
為了補貼家用，媽媽的首飾陸續都被變賣了。有個小小的翡翠鼻煙壺，程念祺小時候常聽媽媽對他說☣️，等他長大這個給他，後來也賣了👷🏿，換了200多塊錢。李先生晚年寫過文章回憶🧑🏽🚒：“我和應鏐風風雨雨的一生⏮，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險灘，經歷了一個又一個考驗👧🏿👮🏼♀️。……物質的匱乏，讓我賣掉了媽媽和哥哥們給我的所有首飾。我們唯一不缺的是相互間的愛和信任🥍。”（《我當上了小學老師》）
接著，程先生開始賣書😮，陸續把他喜歡的書賣出去🙅🏻♂️，好讓他喜歡的孩子們有飯吃。據李先生回憶，“文革”時，已經“家徒四壁⛓，連曾引以為自豪的四壁藏書✈️，為了四個孩子的吃、穿👌🏽、上學，早已變賣得差不多了”，也因此，對抄“四舊”都少有顧慮（《在那荒誕的年月裏》）🧑🔬。
過年過節或者星期天，古籍書店的人騎著自行車到家裏挑書。唯一一次🧑🦽，賣出一套書後，買了一套《冊府元龜》進來，其他時候都是只見出不見進的。程怡記得爸爸還有一本宋版書，在雲南地攤上買的，後來也賣掉了。
但孩子們是很開心的🏄🏿♂️。“我就等在旁邊。”程念祺說，“爸爸賣了書會帶我們出去吃一頓。到潔而精吃砂鍋，或者去成都飯店，總是點那幾個便宜的菜🕕，魚香肉絲、宮保雞丁㊗️🕌、麻婆豆腐。”
1969年⛩🧏🏻，程怡和弟弟一起去黑龍江插隊。家裏能賣的書已經基本賣完了，真是山窮水盡，連置備行裝的錢也沒有。程先生想把一套胡刻本《昭明文選》也賣了🥝，拿到古籍書店，店裏人勸他：“你還是拿回去吧，現在賣，三文不值兩文的，你也辦不了什麽事。”他想了想，又拿了回去🦿。後來🤸🏻♂️，是舅舅寄錢來，每人150塊🫃🏻，解了燃眉之急🌘。
這輩子不用再求人
程炎讀初中時功課很好🦴，因為父母的“問題”🧖🏼♀️，考高中沒能錄取😳。她的檔案被扣在上海師院附中，家人想去查🧑🏽✈️，對方問：你還來找我們？言下之意是🙆🏻，你還有資格嗎🚶♂️？
程先生只好去找他的同學👨🏻💻、當時的上海教育局局長孫蘭幫忙👨🏽🎨，盡管“他的自尊心很強，一般是不求人的”。孫蘭出面後✵👰🏽♂️，程先生想讓程炎明年再考，覺得明年就不會遇到這種阻撓了💨💭。但到第二年🧎🏻♂️➡️，程炎就報名去新疆了🤰🏽。此前，大哥程念祖在1963年考上了北農大，因為那一年政策有所松動🧧，而且他第一誌願填北農大🐍，回避了北大👨🏻🦼➡️。
大哥沒有碰到升學的問題，程炎卻碰上了。到了程怡和程念祺時，大家已經都沒書讀，都去上山下鄉了🤸♀️。他倆一個讀了一年初中，一個幾乎初中也沒念🌨，就去了黑龍江🦏。
1977年，程怡已經按政策回到了上海，在商店裏工作。“文革”時期中斷的高考製度終於得以恢復，她報考上海師範大學，而且語文考得特別好。和她一起考的還有幾個小孩🧙🏼♀️，都過了分數線📓，但都沒能錄取🧑🏽🏭🌛，因為都是右派的孩子🤵🏿♀️。78年，程怡不想考了🧘🏼，她覺得自己總是碰到這種事情，考一次👨🏻，受辱一次🧎♀️➡️。“想想看，我爸爸他是個讀書人↔️，可是一次又一次，自己的孩子卻不能正常受教育👨🏼🍳🛤，他心裏別提多窩囊👚👌🏿，多難過。”
1978年底，程先生的“問題”終於解決了——改正錯劃右派。次年，程怡和程念祺一起考上了華東師範大學🔕。據說這是程先生晚年最幸福的事情。兩人都清楚地記得爸爸當時說了一句話：我這輩子不用再求人了🐌。
在程怡心裏🧔♂️，若談讀書的事🤶🏻🧗🏿♂️，哪怕是隨意聊聊，爸爸也是一位可以像好朋友一樣一起討論問題的人。有一次❗️，她看黃節先生的《阮步兵詠懷詩註》，《詠懷八十二首》裏“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這首🙎，前面一段寫著⏭，嵇康死了💁🏿♂️，所以阮籍才會有那樣的悲憤。她問爸爸：“這話不對啊，我看陸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學系年》，嵇康死了半年後，阮籍就死了，除非你能證明阮籍的這82首詠懷詩都是在半年裏寫出來的💲。”她有點小小的得意，覺得自己“真的抓住把柄了”。程先生笑她♧🥕：“哎喲🥷🏿，你好像還真能看出點名堂來呢！你再去仔細看看，嵇康到底什麽時候死的，有明確的說法嗎🧑🏿🔬？”程怡再去看書👩👩👧，發現嵇康卒年確實沒有明確的說法，不同的考證🗳，要相差8年。
程先生的學生虞雲國說🧒，這看上去是討論文學史的細節問題，卻有先生心境的觀照🪱。“他的日記裏，在57年以後讀阮籍，是把自己的遭遇☹️🎢、心境與古人對照起來的🪕。”程怡覺得爸爸太能忍，遇到有些人、有些事，實在太不像話，他也不發火🍥🧒🏼，什麽也不說🫃🏼，忍著。她很不以為然，對爸爸說：“你充什麽忠厚長者啊？”把程先生氣得不得了。
很有點野性
程先生年輕時寫的文章裏🙎♀️，自認為🔮：“我的不羈的性情🦸🏽，家裏人都知道🤞🏽。從小倔強固執，遇事不容旁人幹預🖐🏼💇🏽。”（1940年《母親》）他的“忍”，仿佛也不是天性如此。
數次政治風波裏，有幾件事🗜，程念祺記得特別清楚。
一件事是聽說的✝️⚜️。57年反右派開始，程先生被汙蔑💥。他在樓上辦公室一拍桌子，樓下辦公室的日光燈“哐啷”一下就震落了。程念祺當時還在讀小學，聽了這些議論，幼小的心裏👨🦼，“對父親甚至很佩服”。
另一件事發生在“文革”中。1963年程先生寫《南北朝史話》🎫✳️，1964年寫完，但因時局不能出版（按🌗🙋🏿♀️：此書“文革”結束後才出版）🚠，預支的300元稿費也沒有要。造反派卻無中生有，說北京出版社來信，要他交回預支的稿費。程先生自“文革”開始後就受盡欺淩👱♀️，每天要寫交代®️，還要面對此種無事生非🪆，心裏是非常恨的。
“爸爸和歷史系的魏建猷📬、張家駒兩位先生一起，給造反有理兵團寫了一張大字報🏌️👩🏽🔬。寫完了，也沒貼。是媽媽在旁邊一直催🍃，讓他們趕快貼，趕快貼。”總算貼出去了，引起軒然大波。“造反派聚在這張大字報旁大罵，還用毛筆批道：不許右派翻天。爸爸看到了👏🏼，走過去，掏出鋼筆，在上面寫了‘留下你的狗名’🦒。”
這當然是要吃苦頭的🪖。造反派把他揪去，讓他站在高凳子上挨批鬥🍂，打得臉上出血，還把紅油漆澆在他頭上⤴️。回到家，程念祺看到爸爸這幅樣子，“呆掉了，都要哭出來了”🧳。“我爸爸笑笑，說，這幫王八蛋🧗🏿，把我搞成這樣。”程先生指揮兒子去漕河涇買了四瓶去油漬油，又讓他去把張伯伯叫到家裏清洗幹凈，說張伯伯住校外，這個樣子✍️，下了班如何回家♤🙂。叫來了張家駒🔶🐙，程先生又讓程念祺來來回回地到學校老虎竈去拎水🧏。這件事情是程先生挑的頭，他說🚘：“是我害了你張伯伯⛹🏿♀️。”
程應鏐夫婦與張家駒夫婦🛍️、魏建猷夫婦🎫。
1986年，程應鏐與沈從文、張兆和攝於北京🛀。
凡此種種，程念祺一直覺得📜，盡管父親看上去文質彬彬，完全是個紳士，實際上卻很有點野性🔋。從1957年9月起，程先生的日記稱《嚴譴日記》🧟♀️。他當時“認罪”態度已經好了，承認自己是右派，時時嚴厲地自譴自責🏑，所謂“嚴譴”。多年以後，程念祺才看了《嚴譴日記》，看了，又覺得做兒子的是不該看的，看了實在難過👨🏿🌾，知道爸爸那時實在可憐。
程先生41歲被打成右派🍴，他的妻子也受牽連成了右派。程念祺是這樣形容媽媽的👨🏻🦱：決不自輕自賤🤹🏼♂️；從不世故；性格中有與生俱來的頑強的“自我”。所以🔠，她不計後果地宣稱：“如果程應鏐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在社會主義學院裏，負責改造她的人啟發她向自己的過去告別，也就是“要在思想上和丈夫劃清界限”。她覺得自己“沒有這樣高的覺悟，也不願委曲求全”👩🎤，並且“不能講自己還沒有想清楚的話”。這就算改造失敗，她被打發到了鄉下。
程念祺說，“文革”中爸爸碰到事情0️⃣🔠，媽媽是從來不勸著他的🪤，反而老是在旁邊慫恿。師院附中的紅衛兵很厲害，會打人，魏建猷先生到程先生家裏躲紅衛兵，甚至要呆到晚上近11點。紅衛兵跑到程家樓下來🧎🏻♂️➡️，要找魏建猷，他絲毫不見爸爸有一點慌張。至於媽媽🤗：“更兇，更厲害🍿，她就在樓下攔著紅衛兵，不讓他們上去👩🏻💻，說👈🏼，我和你們師院附中的紅衛兵沒有關系，你們是夜闖民宅🪮。”
“李先生是個性很強的。”這一點👩🏻🦰，程先生的學生們也異口同聲🥼🔇。所以🖕🏽，程先生既為妻子每受自己牽連而倍感自責👨🏽🌾，更要擔心這般孤勇剛烈👺🙍🏼♂️，會招致更多無妄之災😟。在日復一日的“改造”中，他自己的確是慢慢學會了忍🦖，他妻子卻一直活在那個頑強的“自我”裏，沒被改造過來。這“自我”，令他欣賞，盡管也令他擔心。
程念祺說，媽媽性格真是很擰。“她在家裏是亂來的⚾️🍮，爸爸一般都不響，一笑了之。等爸爸真的急了🌖，吼一聲，媽媽就不響了🎂。”還說：“媽媽既不漂亮，也不會持家，有時還不講道理🚵，但是爸爸和她一直感情特別好。”正如李先生自己所回憶的🛢：五十多年相濡以沫👷🏼，即使在那荒謬的年代，我們相互支撐🫴，從未背叛過對方（《我當上了小學教師》）。
老友見憐
程先生寫於“文革”時的交代記載：“五七年以後直至六〇年摘去帽子🤥，我除了和我的母親，姐弟通信👸🏿，和一切朋友的音問俱斷。”
1962年，他們全家搬到上海師院（位置在今天的上師大）東部宿舍👴🏼。這之前的住處遠離單位，對周遭的態度體會不深🧑🏼🔧，一搬過去，第一天🫣，一些孩子就用土塊朝程先生丟，一邊喊著：“老右派，程應鏐🟨♤。”
程先生不斷被批判🩵，如陷孤島🍬，唯一的退路是書。68年以前🤯，他在一個生產隊裏勞動📨，白天送蔬菜、拉磚瓦、拉糞車💸，到了晚上，“和妻子一燈相對……唯一可以排悶的，便是讀書。從中學開始便已和我結識的《資治通鑒》便成了我的精神情侶，慰我寂寞🤲🏿。常常是坐在破沙發上，翻到哪裏🧘🏿，就讀到哪裏，讀下去🖖🏿，忘記了一切”（《至樂莫如讀書》）🕚。這樣的日子，生活過得“昏沉而寧靜”，因為“人們都遠遠地避開我，仿佛避開洪水猛獸”（《永遠的懷念——沈從文先生》）💿。
朋友也不是沒有🧑🍼。程念祺說：“爸爸這個人呢🧙🏻♀️，還是有些好朋友的，他當了右派🔝📰，真正的好朋友，他常常提到的那些🙏🏼，還有燕京的同學👗👨🚒，都沒把他當外人，還是對他很好。”
在上海師院，程先生和魏建猷先生、張家駒仍保持了私人往來。57年他被批判🏌🏻♀️，發配到資料室，歷史系決定讓魏先生接替他當系主任👩🦼➡️。魏先生專門到程先生家告知這個安排。這件事後來程先生對程念祺講起過兩次。程先生去社會主義教育學院接受改造，“學業”結束回來那天，中飯也是在魏先生家裏吃的👨🏻✈️。魏先生並不在乎他是個右派。
程炎在新疆阿勒泰，關節炎很嚴重。程先生寄錢到北京，托熊德基先生（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在張家口買一個皮筒。熊先生把錢又寄回來☦️👩🏼🌾，說現在買不到好的皮筒，自己有個舊的，就送給他了🖕🏽。而熊先生寄來的皮筒是新的，實際上是他買給老友的。
1963年🕵🏼♀️，因燕京的老同學周遊（《北京日報》首任總編輯）向吳晗推薦，程先生開始寫《南北朝史話》👩🏿🏭🌎。他回憶說👢：“當時💱，誰都不會發表我的文章🧚🏼♂️，更不會出我的書🧘。由於老友的見憐🙍🏿♂️，要我在一套《中國歷代史話》中選作《南北朝史話》。”（《南北朝史話·後記》）
後來周遊先生也被打倒了🏊🏽♂️👱♀️，程先生很關心他🤹♀️，有一次程念祺去北京🐵，囑咐他打聽一下周伯伯的消息。程念祺迂回輾轉地打聽到了周伯伯家裏地址，盡管知道爸爸和他關系很好，但是，由於從小的處境🦮，要去敲這種高級幹部的門🧛🏽♀️，還是比較忐忑的💇🏽♀️。敲開門🙅🏿♀️，周先生問👨🏼：“你是誰？”“我是程應鏐的兒子。”他馬上變得很熱情👨❤️👨，開心地朝妻子喊：“羅雯啊🧍🏻♀️，應鏐的兒子來啦。”
當程怡開始在華東師範大學上古典文學課程時👨🏿🦳，她逐漸體會到，在人與人的交往方面，爸爸和韓愈是很像的——彼此有倒黴時，有風光時，而老友之間的交情不會變。“從爸爸身上，是可以看出中國傳統讀書人的秉性的💁🏼♂️。”
程先生晚年生過幾次病，程念祺陪伴他時👨🏼🍼，才聽他講起一些往事🌵。比如，有一次他上街，在車站，突然有人拍拍他肩膀👰🏽♀️，叫：“老程🥔！”回頭一看，是譚其驤先生。這是57年以後了𓀄，譚先生遇到他，還是那樣熱情💛。
從反右到“文革”結束，二十年恍如一夢。程先生記得牢的，都是這些小事；這樣的小事，他一輩子記得很牢🧔♂️。
故鄉
1984年😊，程先生69歲，在《甲子新春試筆》詩中寫🤞🏿：“三十四年渡海客👩🏼🌾，可堪更憶故鄉人🎀？”從1947年到達上海🌇，到1994年去世，程先生在上海度過47年🗄。他是江西人，講話一直帶著江西口音🏉🐍，也常常回憶故鄉👧🏽。
1947年是程應鏐夫婦來到上海的第一年
1980年代初，在上海師院歷史系前👁🗨😞。
程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蠻子》。蠻子是他家族中的一個小弟弟，樣子有些粗野，但程先生直覺他“心很深，小小的靈魂一定有點不平常”，並且，“他那倔強樸質的鄉下人的性子，很使我喜歡”💇♂️，所以總是企圖親近他。鄉間擔心日本人要打過來🧎♂️➡️，人人如驚弓之鳥，大人也不許孩子再唱“打倒日本”一類的軍歌。蠻子卻很固執地要唱，挨了母親打🏋️，抽咽不止👨🔬。程先生替他擦眼淚，鼓勵他盡管唱，他們“就此要好起來了”🪅。
蠻子後來到上海來👨🏽🎨，在程先生家吃飯✬，一個腳就架在凳子上。程先生看著他，只是笑。孩子們覺得這個“蠻子叔”很奇怪，後來看了爸爸寫的文章，才明白他是想起了在故鄉看到過的蠻子小時候的樣子。程念祺說🕵🏻，只要是老家來的人，程先生見了都是很高興的。
程怡小時候聽爸爸講趙匡胤，程先生念成“趙quang胤”🧉。程怡到了大學裏也這樣念，同學們哈哈大笑，說她念錯字。“怎麽可能錯呢🖖🏻？爸爸就這樣念的啊。”後來才知道這是江西話🐿。江西話裏🧖🏼♀️，k打頭的字會念成q打頭。程怡的奶奶姓“況”，她就自稱姓“quang”🪥。陳寅恪先生也是江西人，“恪”念成“que”，可能也和方言發音有關。
程先生纏綿病榻時🐏，醫生囑咐他最好唱唱歌，氣道能通一些，對身體好🆚。據說程先生聲音很好聽，唱歌卻不擅長👨🏼🎨👳🏼♀️。他遵醫囑，躺在床上唱，只會唱兩首歌。一首是用日文唱的勸降歌，這是他年輕時在八路軍宣傳隊裏😹，兩個日本俘虜幫助他們進行反戰宣傳時教唱的。另一首就是“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完全用江西話唱。
程先生是1916年出生在江西省新建縣大塘鄉的🙅🏼。他的家在土庫，是一處棟宇連綿的豪門府第👩🦽➡️，他5歲即入讀的私塾就設在家中的望廬樓。程家祖上有過“一門三督撫”的顯赫，太高祖程矞采及同族的程煥采、程楙采皆官至總督或巡撫，盛極一時👊🏿🧒🏿，始建土庫🙆🏽🤶🏼。程先生正是從如此高門巨族裏走出來的“程家大少爺”，盡管他對這些，並不曾在意過⚖️。而對故鄉本身🧖🏿，他始終懷著深深的眷戀。在他筆下，有故鄉的山水、清風🙎🏽♀️、霧靄、星光😳，有渺小卻堅忍的鄉人。他在家國滄桑時遠行，四海漂泊👨🏿🚒，這些離亂中帶不走的👷🏽♀️，都隨著他的記憶🎛，到了遠方。
（本文撰寫參考《流金集》詩文編、《留夷集》《史魂：上海十大史學家》等，配圖由程先生家人🕙、學生提供，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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