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來源：鳳凰資訊 2008年12月20日

姚依林（1917－1994），生於香港，祖籍安徽省池州市貴池區。1934年考入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在校名為姚克廣。1935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36年5月底被調到天津市中央北方局工作。

後排左五為姚依林。

“1966年‘文革’發動前夕，回顧當年可有什麽預感呢?”我問他。

“就是覺得黨內很不平靜，不斷出事。”他誠摯地說:“習仲勛同誌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64年突然成為所謂‘利用小說反黨’的‘發明家’!牽涉到國務院副秘書長高登榜，還涉及到一批陜北幹部。……爾後，1965年又批羅瑞卿‘不突出政治’，羅瑞卿被免職；批判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把吳法憲提上去。當時林彪已被選為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葉群任林辦主任，林彪提出了一套辦法，即所謂‘突出政治’、‘政治可以沖擊一切’、‘全國解放軍化’……現在看來，他當時已在有意識地掃除進一步奪權的障礙。”

他從天津搞“四清”返京後，已是發動“文革”前夕。1966年他照舊工作，1967年1月被奪去了商業部長之權；他被安置在財貿政治部一間屋裏，那時財貿政治部尚未被奪權。財貿政治部地處養蜂夾道文津街，北京圖書館隔壁。他住進去，仍可回家，但他經常不回家，因為有人抄家，不如不回。

在當時，紅衛兵進不去財貿政治部和中南海。兩地相隔很近，每到晚上，國務院那邊便來人把他找了去，他直去國務院東花廳財貿辦公室。當時中央文革已完全代替了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劉、鄧均已被打倒，只剩下了國務院。周總理日理萬機，總理辦公、居住就在西花廳。除周總理外，就是林彪、江青，還有剛調上來不久的陶鑄。當時，李先念、李富春、譚震林、陳毅等同誌對時局關心，晚間常常湊到—起在國務院內討論時事。他去後也參加了他們的議論，時常是議論到深夜2時，然後他們派車送他回家，次日從家裏又去班上。大家關心議論的內容自然是對於發動“文革”和國家形勢的惶惑及擔憂。他們已經深感到個人迷信對黨和國家的嚴重危害。即使當時有“法製”也枉然。“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林彪此語何其霸道。之後，這些同誌的部分議論擺在了桌面上，便被“四人幫”誣之為“二月逆流”。

他那時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好重要文件。他的身邊有兩個秘書，一位是女同誌，因愛人被“批倒”，已被辭退；另一位是男同誌，自己成立了一個戰鬥隊，叫“獨立寒秋戰鬥隊”，此人想找文件，但他始終把鐵櫃鑰匙掌握在自己手中，並讓這位秘書也搬到財貿政治部住宿，不讓他留在國務院財貿辦公室，私下又和門衛打了招呼，不讓秘書進去。後來中南海受到沖擊，他怕辦公室靠不住，便把重要文件統統地轉移到後院李先念辦公處。家裏什麽文件也沒有留下，抄他的家也抄不到任何東西。

“毛主席在當時確實也感覺到了形勢太亂，想把局面收縮一下，這個意思是有的。但一反‘二月逆流’，毛主席又倒過去了。”他說。

商業部被奪權後，周總理出面講話，保護了他，通知住進國務院。那時各個單位負責人，一大批人均住進了國務院。待到3月份便又叫大家回家住，以便參加運動。他本來是一半靠邊站，商業部叫他去開會時，便自己去開會；開了會還可以在家裏和李先念同誌通電話，也無秘書監視。財貿政治部被控製之後，他在不開會時仍可去財貿辦公室，直到1967年7月。王力8月7日講話後，他被宣布完全靠邊站，他便交了汽車，回家去住。不久，北京商學院造反派學生來找他，讓他住到馬神廟北京商學院一間屋內，星期六可以回家，每天應付調查、詢問、寫材料。之後，學生不怎麽來了，臨近陽歷年，也可請假回家。1968年上半年，對他的審查升級了，給他開批鬥會，開始時還讓他講話，到八九月被批鬥時光聽不許講話了。他當時謅了幾句打油詩曰:“堂上一聲傳，押到臺前。四顧茫茫皆不見，惟見腳尖!”

“反而舒服了。”他笑著說:“可是沒多久，‘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3月17日把我從家裏抓到商業部關起來了，審查歷史，就不能回家了。”

“審查你什麽呢?”我問。

“無非是想搞出個‘假黨員’、‘叛徒’，不然沒法子‘打倒’啊!”他說:“但毫無實據。”

“‘一貫右傾’倒是有事實。”我說。

“是啊，‘一貫右傾’有根有據!”他笑道。

他當時住在一間小屋裏，兩人合住。同屋是商業部一個工會幹部，因倒賣像章、偷自行車被扣押。他們相處很好。 當時每月給他百元，大部分交付做家用，只許家裏給他送手紙、煙卷和書籍；每月只許給他21元。但收入仍比那人多些，他便每月給那人5元和5斤糧票。那人行動比較自由，出去看了大字報便來告訴他，新的大字報寫了什麽，楊、余、傅如何如何……被關押的這段時間，肚子填不飽，每頓只許花5分菜金，只許要窩頭、稀粥。炊事員同情他，他去買菜時總撿好的給，早、中、晚都給他一塊臭豆腐，從這時他開始愛吃臭豆腐。每天關在屋裏，一個人在屋裏做“早請示”、“晚匯報”，然後是寫不完的材料，檢查歷史。每逢年節，不許他們留在北京，便被送到京北七十來裏地外的農村，在商業部幹校參加勞動。他幹的活是刨花生、修整梨樹枝、收鴨梨等等，飯食比在機關裏好一些，這種時上時下的情況直到1969年8月。8月林彪的一號命令下來，商業部全體遷到盤錦商業部幹校。當時他不能通知家裏，同屋卻可以回家幾天，他請同屋幫助給周彬帶去了一封信。

“這位同誌現在商學院當管理員，我們至今還有來往。”他說。

“真是奇遇。”

我們一起笑著，笑的內涵是一種說不出的心緒。“文革”十年的怪現象使人哭笑不得。

“不知今後還會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情況?”“我想不會了。”他斷然地回答。（姚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