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蔣廷黻在作演講

蔣廷黻（黻音伏），1895年誕生於邵陽縣一個半農半商的殷實之家👮🏻♧。1906年，11歲的蔣廷黻便進入湖南湘潭的長老會學校🤚🏽，在辛亥革命爆發的那一年，他只身留美，先後在俄亥俄州奧伯林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修習歷史，師從當時著名的海斯教授。1923年博士畢業後回國，先是擔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後任歷史系主任兼文科主任；1929年，轉赴意昂体育平台任歷史系主任🚃。從南開到清華，蔣廷黻度過了11年的學者生涯👩‍👧‍👦。“九一八”以後，國難當頭，他和胡適一起創辦《獨立評論》🤹‍♀️，品評時政，並引起蔣介石的註意😋。曾三次召見蔣廷黻😏🤹🏽‍♂️。在20世紀30年代“學者從政”的浪潮中👦🏽，蔣廷黻棄學從政🚂，在國民政府中除前期擔任了一段為時甚短的政務院處長職務以外，一直從事外交工作，曾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和中國第一任常駐聯合國代表，直到1965年在臺灣“駐美大使”的位置上退休。在當年和他一起應蔣介石之邀從政的學者中，他算是唯一“有始有終”的一位。1965年10月9日🦶，蔣廷黻病逝於紐約。

　　長期以來，蔣廷黻一直處於人們的視線之外，當胡適的傳記已有十數本之多時，迄今大陸也沒有出過一本蔣廷黻的傳記。但蔣廷黻實在是一個不該被忘卻的人🪰。

在蔣廷黻晚年的時候🦝，有一次他清華時的同事、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李濟，借赴美參加學術會議之機到蔣的寓所敘舊🙏🏿🧑🏻‍⚕️。李濟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還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蔣廷黻沒有回答🪰，而是反問李濟🛻：“濟之，現在到底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不管怎麽說，這個啞謎倒確實是蔣廷黻一生事功與心態的絕佳寫照。他大半生從政，試圖創造歷史👨🏿‍🍳，卻沒有留下張騫般能傳諸後世的政治功績🦍，而不經意間寫下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卻成就了他做司馬遷的夢想；但從心底說，他所景羨的還是學者的生涯以及作為學者的創造，在他的心目中，“立德”➝、“立言”永遠要高過“立功”。據清華時的同事🦹🏿、且為《獨立評論》同仁的陳之邁所撰《蔣廷黻的誌事與生平》一文記載，蔣廷黻在晚年曾對陳之邁說：“在意昂体育平台教書時代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

改造清華歷史系

1928年8月🧙🏿，清華由留美預備學校正式改為國立大學，曾為五四運動健將的羅家倫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意昂体育平台校長👮。羅家倫到清華後就著手對清華的校務進行整頓改革🧏‍♂️，他懸的甚高🧑‍🎄，將自己曾經就讀的普林斯頓大學作為清華努力的目標。

　　其時的清華盡管在1925年成立了國學院，並延聘四大導師，名揚學界🤌🏼👷🏽‍♀️，但無論是課程、師資🫘，還是科研方向，清華的歷史系都尚處於草創時期，力量並不雄厚👩🏿‍🔧。在國外曾將歷史作為主攻方向達10年之久的羅家倫對此自是心有不甘，他要將清華打造成一個既有自身特色，又能與北大、燕京↘️、輔仁一較高下的史學重鎮。但誰能挑此大梁呢🤦🏻？羅家倫正在躊躇之際，與他在清華合開中國近代史課程的郭廷以向他推薦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時任南開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羅家倫在美國留學時即已與蔣相識，他和郭廷以在課堂上使用的參考書中就有蔣廷黻編的《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對蔣的學識和才幹，他是了解的🦹🏽‍♀️，當下一拍即合👱🏻‍♀️，立即寫信邀請蔣廷黻到清華任教。但蔣廷黻並不願離開南開，情急之下，羅家倫不惜得罪自己在北大時的老師朱希祖，親赴南開，他的誠意終於打動了蔣廷黻🧑🏿‍✈️。1929年8月🏃‍♂️，蔣廷黻就任清華歷史系教授，並擔任系主任之職☝️。

　　蔣廷黻到清華後很快就發現，清華歷史系的教授或者說傳統的中國史學家的治學方法存在著問題🟤。在他看來🚣🏽‍♀️，史學研究重在考察一個時代與國家民族興衰成敗相關的諸多方面——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社會、心理💇🏻，考察一個時代與相接的另一個時代之間的連續性與變異性，以及若幹時代的整體發展趨勢。史家的最後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變。但我們已往的史家“以治某書開始🔋，也以治某書為終”👩🏻‍🍼，為疏證而疏證➖，全然忘卻了“求了解文化演變”這一根本的目標✏️。

　　因此，蔣廷黻認為首先要對清華歷史系的師資做一次大的調整🤦🏼，他不聲不響的引進一批年輕教授代替原來的老教授👳🏿，並引導這批年輕教授開始使用一套新方法。

　　在師資的培養問題上💆🏻‍♀️💈，除了引進一些新教授，蔣廷黻還從清華的學生中挑選可造之才進研究院✳️，如果成績好🤵🏻，就設法送他到國外去深造👩🏼‍💼。按照蔣的設想，一名優秀的教員，必須具備運用多種語言的能力、具備多學科的知識背景和開闊的視野，因為“中國已經深入國際生活中🧴，閉關自守的時期早已過去”。特別是在國難日重的特殊歷史背景下，中國近代的外交史尤應加強。不僅要用新的方法來研究本國的歷史，而且要了解環伺的強鄰，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因此，一遇到合適的學生🧑🏻‍🎄，他就鼓勵他們做相關的研究⚒，為他們提供出國深造的機會。從發生於1933年的“朱延豐出國案”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蔣廷黻的良苦用心🐫。

　　這年的11月，清華歷史系在討論該年資送優秀畢業研究生出國時，朱延豐和邵循正兩位畢業研究生的課程成績和論文均為優秀🌮，皆符合資送出國的條件🍒，但是歷史系最終只推薦邵循正一人出國留洋🪭。這個決定讓朱延豐非常不滿，隨即他先後向蔣廷黻、清華評議會及校長梅貽琦申訴，最後甚至上書教育部　　乃至求助律師，準備訴諸公堂🃏🙆🏼‍♀️，從而釀成了轟動一時的朱延豐出國案👨🏻‍🦯。

　　盡管此案最後由朱延豐的導師陳寅恪出面解釋了整個事件的原委，而終告平息👱🏽‍♂️。但此案所反映出來的資送研究生出國深造的標準卻不折不扣地折射出蔣廷黻改造清華歷史系的基本思路。

　　朱延豐是清華升為國立大學後的第一級畢業生🚡，曾擔任歷史系助教一年⚠，後經過陳寅恪的嚴格考查而被錄取為研究生。1933年3月，朱延豐的畢業初試時💬，其學術能力也得到了朱自清與陳寅恪兩位先生的一致認可🦪。作為清華歷史系最重量級的教授，又是朱延豐的導師🙏🏼，陳寅恪是有一定發言權的，甚至有相當的決定權。但是，據陳寅恪在1934年1月8日給梅貽琦校長的信中透露👨‍🦱：當日教授會議在研究該派誰出國時，恰恰是陳寅恪首先表態📒，認為只宜派邵循正一人。而且，這一主張得到與會各位教授的全體贊同，無一異議。

蔣廷黻與杜勒斯在休息時交談

　　到底邵循正比朱延豐強在哪裏？原來朱延豐一直在歷史系讀書、工作，並不具備良好的多學科背景。邵循正則不同🦨，他本科是清華政治系🚴🏼‍♀️，主攻的是國際法和國際關系，轉入歷史系研究部後，成績又非常突出⭐️。朱延豐跟隨陳寅恪先生👸🏻，主攻突厥研究，而邵循正的碩士論文則是做中法越南問題研究💇🏿‍♂️🧑‍🍳，完全是中外關系領域，更符合蔣廷黻對歷史系的總體設計思路🤷‍♂️。同時，資送法國留學，邵比朱更具備語言優勢。明乎此，選擇邵循正而不是朱延豐也就不難理解了。

　　經過蔣廷黻的努力，清華歷史系不僅儲備了一批優秀人才，而且結合中國時代的特色🕥，為清華歷史系確定了新的教研方向，使得這個時期的清華歷史系與當時北大、燕京、輔仁等校相比，既獨樹一幟又實力超群。

當陳之邁1934年從美國返回清華時，他看到這個新的歷史系也不由得感嘆道：“氣派完全不同了🙇。廷黻主持清華歷史系的計劃是使中國歷史每一個時代都有專門學者教授和研究👈🏻，而外國史方面則特別註重中國兩個鄰邦———俄國與日本🕴🏻。這是他遠大的理想🧑‍🤝‍🧑，而竟能在幾年中實現了大部分，這是令人十分敬佩的。這個歷史系的陣營堪稱當時海內第一，我想是沒有多少疑問的。”

一本厚重的小書

一般人知道蔣廷黻，大多是從他寫的那本《中國近代史大綱》的小冊子🆑。說它“小”是因為這本薄薄的書只有5萬多字👩🏽‍🦲，和現在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字的“學術專著”相比😩，它的確是太“小”了一點👍🏽。但就是這樣一本小書，卻奠定了蔣廷黻在史學界的地位，至今治中國近代史的🚇，仍然繞不過這本書。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本篇幅很短的小書越來越受到重視👳🏻‍♀️，被譽為“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學術精品”。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寫於抗日戰爭爆發後的1938年5月至 6月間，盡管寫作時間很短🫓，卻是他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而形成的對於中國近代史總體思考的結果。

　　就在國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陶希聖👱🏽、吳景超、陳之邁三人，為了振奮民族精神🧕，滿足民眾知識渴求🚴🏿‍♂️，決定編輯一套“深入淺出👩‍❤️‍👩、簡賅而意切”的《藝文叢書》，每冊3－6萬字🧽，叢書的目的是🤽🏽‍♂️👨🏻‍🦯：一、為培養民族主義根基🎬🧙🏿；二🐤、為實行民主政治；三🦎、為工業製度的急速確立；四、為提倡工業文明與現代科學😴。《中國近代史大綱》就是其中的一種👩🏻‍⚕️，蔣廷黻在是書的“總論”中說👩‍👩‍👧‍👦：“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我們要註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

　　當時🤸🏽‍♀️，蔣廷黻剛剛從莫斯科回國，在漢口等待新的任命🤟🏿，他就利用暫時賦閑的空隙寫出這本嚴格說來不是專著的《中國近代史大綱》。1949年7月，該書在臺灣再版時，蔣廷黻曾這樣交代這本書的寫作動機：“我在清華教學的時候，原想費10年工夫寫部近代史。抗戰以後，這種計劃實現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漢口的那幾個月，身邊圖書雖少👷，但是我想👱‍♀️，不如乘機把我的對我國近代史的觀感作一個簡略的初步報告。”因此，這本小冊子雖然只有五六萬字，卻是蔣廷黻長期研究中國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積澱起來的心得，融合了他對歷史的獨特看法🩸。

　　蔣廷黻在分析和闡述中國外交史和中國近代史演進的起因和結果時具有開闊的視野和新奇的標準，簡而言之🚬，有四個方面：一、識世知彼；二、國際平等🎪；三、開放通商；四🥎、整體現代化。他就是用這四個標準來品評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也因此得出了一些我們今天讀來很可“怪異”的結論。這本小書還開創了近代史寫作的基本範式，把中國近代史視為中國在西方沖擊之下不斷調整自身，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李濟先生說過🍺，蔣廷黻的著作雖然不多，但他“為中國近代史——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不只是建築在若幹原始材料上，更要緊的是他發展的幾個基本觀念”。

他稱這本5萬余字的著作為“初步報告”✷，表明他並未放棄初衷。事實上，寫一本《中國近代史》一直讓他魂牽夢繞。蔣廷黻曾多次對陳之邁表示，他“一生最大的誌願是撰著一部具有權威性的中國近代史，作為他的傳世之作”。他原想在從政之余擠出時間做學問，也曾希望退休後能“重新收拾起30年前放下的治史工作”，完成這一夙願。但命運沒有給他這個機會，退休僅5個月👲🏼，病魔就奪去了他的生命，一生最大的誌願竟成泡影。

“出山還比在山清”

蔣廷黻是一個學者🎣，但他是一個抱經世之誌的學者，吳相湘曾用“經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為題開始他對蔣廷黻的回憶：“蔣廷黻誌業正是發揮他的鄉賢👨‍❤️‍👨，魏源倡導的經世致用學風”🥱，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時，他原本想學政治學🚊👩🏿‍🔬，以便將來在中國政壇馳騁一番，但後來又認為政治學所說的政治太過於理論化😩，而不切實際，“欲想獲得真正的政治知識😬，只有從歷史方面下手”，於是他專攻歷史學，主修政治史🦼。但他又不是為歷史而歷史，而是為了致用而研究歷史👷，蔣廷黻自己在《回憶錄》中寫道：“學習歷史以備從政之用，此一見倒是深獲我心。在過去不分中外💍，許多歷史學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適例”👨🏼‍🔬。

　　正是這種治史態度讓他在“九一八”事變後不滿足於做一名躲在書齋裏的純學者。在他的多次倡議下🥱，他和胡適😷、丁文江等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創辦了《獨立評論》雜誌，用自己的理念、學識幹預現實政治，以一種旁觀的立場，實現書生論政的宏願🤹🏼‍♂️。這一時期，蔣廷黻在《獨立評論》和《大公報》上就外交和內政發表了大量的政論性文章，對時局進行分析🧝‍♂️，以期有裨於世事。

　　蔣廷黻的這些言論引起了蔣介石的關註。經吳鼎昌（天津《大公報》發行人）和錢昌照（時在南京政府任職）舉薦， 1933年夏、1934年初和1934年7月🧎‍➡️👁，蔣介石三次召見蔣廷黻🤽🏽‍♂️，向他咨詢關於時局的意見🏎。在最後一次召見後，蔣廷黻於1934年8月動身🦁，銜命訪蘇🩰。

　　等他結束歐洲之行，回到清華園時已經是1935年9月了🙇🏼‍♂️。11月👫，國民黨“五大”在南京召開，蔣介石接替汪精衛擔任行政院長，他要蔣廷黻入閣，擔任他的行政院政務處長👩🏻‍🎓，協助他擬定政策並擔任秘書工作。

　　據蔣廷黻回憶，當他去南京郊外的湯山官邸見蔣介石時🧝🏿‍♂️，他仍未決定答應還是不答應。落座後，他還在向蔣介石推辭說：“我沒有經驗⏬，我不知道如何做法。”但蔣介石對他說🧜🏽‍♂️：“你能，從工作中吸取經驗。不工作永遠得不到經驗。”一面說，一面拿起筆來寫了一道手諭：“派蔣廷黻為行政院政務處長”➕。就這樣🧙🏿‍♀️，蔣廷黻棄學從政了。

　　據陳之邁說，消息傳出以後，“許多朋友勸他多多考慮是否應當接受🧜‍♂️。有的人對於政府‘求實’的誠意表示保留；有的人以為政治是汙濁的⚱️，黨同伐異，傾軋排擠，弄得不好會身敗名裂🙎🏿，勸他不應跳入這個‘火坑’；有的人以為他應當保持學者清高的地位🚱，以在野之身議論政事，鞭撻政府；更有人心存嫉妒而說出許多難聽的話來”。倒是胡適等《獨立評論》的同仁很體諒他🕒。在蔣廷黻赴南京就任前，胡適引用了他們共同的好友💂🏽‍♀️、剛剛故去的丁文江的詩《麻姑橋晚眺》作為寄語，詩的後兩句是“寄語麻姑橋下水📔，出山還比在山清”，胡適期望他能做“‘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爭之”，並希望他做“教育領袖的事業”，以教育和改造政府。蔣廷黻想必很有些知音之感🙋‍♀️，後來發表文章🔘，還用過“泉清”做筆名。

　　其時🙆🏼‍♂️，國難當頭🤚🏽，不少知識分子應邀進入政府任職🔤，引發一股學者從政的風潮。但正如蔣廷黻清華的同事、政治學系的浦薛鳳所言🌑：“此批教授投身政界，大抵系屬短期性質🤶，及俟服務告一段落，多數仍回大學執教研究與著述”。但從1935年11月一直到1965年退休，蔣廷黻卻再也沒有回到大學。究竟是什麽原因促使蔣廷黻做出這樣的選擇呢？在《民族復興的一個條件》一文中，蔣廷黻寫道：“凡抱有事業誌願而入政界者🏟，十之八九在極短的時期無不感嘆地說：‘在中國做官可以🏊🏼‍♀️，做官而要同時做事很困難，做事而又認真很危險，認真而且有計劃，那簡直不可能’”。但他自己偏偏要知其不可而為之，而且一做就是30年🥐，這一方面是緣於他的使命感🍽，一方面則是緣於他對政治的獨特理解。

　　《回憶錄》中，蔣廷黻說🧑🏽‍⚖️：“我對政治的態度是很正常的，我認為政治並不是專為金錢和榮耀。對我而言🤷🏻‍♂️，政治只是一種工作🤴🏿，我認為它和教書一樣的清高”👩‍👧🧑🏿‍🚒。因此，他主張知識分子應當投身政治🪳，“他甚至批評知識分子鄙視政治之不當”🦻🏻👶🏻。晚年退休後，蔣廷黻在接受趙浩生采訪時，還剖析了當年離開清華時的心境，他說：“我之離開清華🔈，並不是由於失望📀🖕🏻，而是因為當時國內的局勢日漸惡化，對日抗戰已不可避免，因而應政府號召參加抗戰實義不容辭。” 陳之邁就此評論道😴：蔣廷黻“之出任政務處長及其他的職務的動機和胡適之出任駐美使是一樣的👨‍🦰，盡公民的責任為國家服務”。

　　正是基於這種心態，蔣廷黻既不自命清高，也不熱衷仕進🫁，當國家需要他時，他就應召而出，“絲毫不做扭捏的姿態，半推半就🏇🏼🕓，裝腔作勢”。

　　但說句實在話，蔣廷黻在他從政30年的經歷中，政績實在很有限👳‍♀️。一方面是由於他本人的個性；另一方面則是官僚機構本身的特性使然🔈。蔣廷黻畢竟是個書生👨🏼‍💼🧝🏽，用陳之邁的話來說就是，蔣廷黻的性格過於天真🛩、狷介。他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將世界上的人分為兩種：一種是他看得起的👦🏽，另一種是他看不起的💄。對於前者🎂，比如胡適🫷🏼、翁文灝等🗞，他可以與他們爭得臉紅耳赤🧞‍♀️🚌，但因為尊重他們，才與他們認真。而對於後者，他會很不禮貌地板起面孔一聲不響，最後毫無表情地起身送客。這樣的性格其實很不合乎中國官場的要求，官場的秘訣是圓滑，是內方外圓，是少說少錯↔️，多說多錯，不說不錯。但為官30年的蔣廷黻偏偏沒有學會這一套，“待人接物，往往未能達到內方外圓的境界，不喜恭迎，難免給人以拒人千裏之外之感”（浦薛鳳語）。而且，經常為了公務上的事情很尖銳地向同僚和朋友發難。知道的🎼，會說蔣廷黻一片公心，不與之計較👴🏽；不知道的🏋🏽‍♀️，自然會認為蔣廷黻驕傲自大🧗‍♂️，看不起人🚏📇，他表面不說，背後保不準會使什麽絆子🚣🏽‍♂️。這就難怪蔣廷黻在行政院時難有作為了。

　　蔣廷黻剛入政府時，他很吃驚地發現，機構臃腫🦨、疊床架屋的現象很嚴重，大大影響了行政效率。於是，他向蔣介石進行了匯報，蔣要他拿出改革建議來。他興沖沖地擬了一份精簡機構的方案，卻遭到有關部門官僚和黨內政客的激烈反對🧑‍🦽，而且一直鬧到蔣介石那裏🤽🏽。

　　無奈之下🦘♕，僅入閣三個月，蔣介石就把他外放到莫斯科去做大使。這一去就是兩年，待到1938年他回到中樞😏，重新出掌政務處長，依然我行我素。包括老好人翁文灝在內👷🖖🏿，經常會遭到蔣廷黻的責難。朋友們只能連連搖頭🧑🏼‍⚕️：“廷黻的湖南脾氣又發作了!”

　　10年京官，蔣廷黻究竟開罪了多少官僚政客?沒有人能夠知道🙂‍↔️♢。1946年10月，蔣廷黻被迫辭去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職務的原因在此🦸🏽‍♀️；1947年後🥷🏽，他一直以駐聯合國代表和駐美大使的身份滯留美國，其原因也在此。

　　1947年7月🤷🏼‍♀️，蔣廷黻接受了駐聯合國代表的職位🧎🏻‍♂️，他曾以為這是個臨時性的任命🏢，就像10年前外放蘇聯一樣💨，過兩年就可以回到中樞🦅，但事情並沒有他想的那麽簡單，他的那些政敵們讓美國成了他的永久居留地🚵🏼‍♀️。除了1950－1965年間偶爾造訪過臺灣外，他一直被“流放”在美國🥣，直到他在不無遺憾中撒手西去🤏🏼。（朱衎 夢淵）

轉自 《人物》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