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裳
《吳晗全集》將要出版了。從編者常君實先生來信中得知這個可喜的消息,十分高興。同時又聽到一個不免“荒唐”的建議,要我為全集作序,理由是和吳晗相熟、適合寫序的人,已經沒有了。因此才想到了我。讀罷黯然。吳晗長我十歲,他是前輩,彼此論交在師友之間,也比較托熟。他慘死於十年動亂中,至今已有三十九年,明年又逢他的百歲誕辰,全集出版將是一種最好的紀念。回想前塵,歷歷如昨,寫幾句話,為故友紀念,是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不管是否僭越,就這樣下筆了。
我開始註意吳晗,是在《清華學報》上讀了他的明史論文之後。一股清新的文風撲面而來,全然不同於習見的學院式論文。面目一新,十分喜歡。聽說論文的發表,是得到朱自清的支持,才打破了大學學報悠久的規範。
後來幾度路過昆明,知道他在雲大教書,後又到西南聯大任教,幾次想前往晉謁,匆匆未果。等到1945年,我成為一名記者,在《文匯報》編報,才又想與他聯系。得到他的熱情支持,在報紙版面上出現了他以《舊史新談》為題的一系列雜文,而以文字矜貴著稱的張奚若,在吳晗學生靜遠的努力下,也在報紙上發表了辛亥革命回憶錄。當時我們都在《文匯報》和《周報》上發表文章,聲應氣求,成為一條戰線上的戰友。不久我又改編副刊《浮世繪》,辟了一個專欄《舊戲新談》,取筆名“舊史”,顯然是從吳晗的文章而來。連載獲得北平朋友們的註意、欣賞,後來出版成書,我請吳晗為之撰序,此序敘述彼此相識相知的過程頗詳,情感溢露,令我不忘。至此時彼此還不曾謀面。通信時為避開檢查,多由吳晗夫人袁震出面。多述及北平文化界思想鬥爭情況,直至《文匯報》被封,他是支持報紙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抗戰勝利後,1946年8月,吳晗回到北平。當時昆明以西南聯大為基地的“民主堡壘”已經轉移到北平,而吳晗正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1948年9月,吳晗飛來上海,本擬轉道香港,會合民盟領導人去解放區。抵滬後始知國民黨官方宣布飛港機票出售種種嚴厲限製,走不成了。只好在王艮仲宅暫住。一日,我接到他一封信,署名“舊史”,約我到王宅相見(此信我仍保留著,原件影印於《珠還記事》中)。這才是彼此的初晤。吳晗熱情如火,握手歡然,不是通常“套話”“一見如故”所能盡也。
吳晗索居無俚,鄭西諦以新印成的《玄覽堂叢書》相贈,因所收都是有關明史的罕見事,可銷永日。又約他作姑蘇之遊,同行者有葉聖陶、鄭西諦,葉老有日記記事,在葉老全集中。當時民盟的主要領導人,張表方和羅隆基,被國民黨軟禁在淮海路上的虹橋療養院,吳晗亟欲往晤。我陪他買了一束鮮花,前往探視。醫院中密布特務,恰好羅有女客在座,監視少弛,女客旋即辭去,我就躲出走廊,留吳晗與羅隆基密談他們的民盟密事。1957年批鬥所謂“章羅聯盟”的大會上,吳晗取出當年羅隆基要他轉交在港的民盟主要負責人的密信,堅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領導的意見,這一揭發給羅以最沉重的打擊。也是人們認為吳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羅的原信因吳晗認為欠妥,並未轉交而留在手中的,也就是1948年在虹橋療養院所得。
從《吳晗自傳》中知道,他是胡適的學生,並曾得到胡的賞識和幫助,吳晗也曾有過團結爭取胡適的願望,但終於不能不決裂的始末。後來國內大舉對胡適批判,廣大知識界幾乎全體上陣,成書五冊之多,吳晗卻未加入此一大合唱。說他是念舊情殷可,說他未能劃清界限也未嘗不可。此例與上舉對羅隆基的揭發批判正可相與此觀。
建國之初,我以記者身份到京,吳晗是意昂体育平台軍管會副代表,陪我到校內訪問。曾到梁思成、林徽因家,座中有張奚若、金嶽霖、鄧以蟄諸位,談笑甚歡,絕無拘束,可證吳晗對上屬知識分子的團結工作做得不錯。未幾,他當選北京市副市長,不過問清華了。不久聽說因北京舊建築如牌坊的拆改存廢問題,在會議上與梁思成拍案爭論,好朋友成為路人,可見一登仕版不可避免帶來的變化。梁思成對北京保存舊城,別建新區的設想與建議,終遭到否決廢棄,與將北京由消費城市改造為生產城市的主要指導思想息息相關。登上天安門城樓,一眼望去,煙柳萬家即將變為煙筒林立,工廠成群,是多麽輝煌迷人的遠景。這種缺乏遠見的樸素願望是可以理解的,卻不料今天要花大力氣搬遷“首鋼”。作為北京市的副市長,不得不放棄歷史學家的信念,緊跟國家政策的步伐。吳晗作為書生從政的內心痛楚,是可以想見的。
開國伊始,繼一系列運動之後,新事物接踵而來。小如“除‘四害’”、“打麻雀”,還有少數科學家提出不同意見,批馬寅初的人口論,就群起而攻,少有異議。至於畝產若幹萬斤之類神話,竟自產生了糧多無處放,希望大家敞開肚皮來吃的奇思妙想。還有少數“科學家”舉出科學數據,為之呐喊助威。至於大煉鋼鐵,小高爐滿山遍野,日夜火光燭天。對此種種,凡少有基本常識者,無不認為荒謬絕倫,但在一言堂的巨大壓力下,人人噤不敢言。只能一起忍心參加破壞大好祖國山河的荒唐大鬧劇,事事荒謬,至此而極。
包括吳晗在內的由知識分子晉為現任官員的“三家村”諸君子,是難甘緘默的。他們在《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長短錄》中發出了微弱隱諱但實強勁的抗議,直至被捉住把柄,迫害,直至滅亡。真是一場大悲劇。
過去我曾和朋友說起吳晗,大意是:他一直是緊跟,而缺乏自己清醒的思考,這是他的缺點。歷次運動,直到“反右”,他只是以一個忠順的政治棋子活動。……直到《海瑞罷官》,陷入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政治漩渦,終於死去,真是一個悲劇。(致李輝信,見《來燕榭書劄》)簡單說來,大致如此。吳晗本質是一個書生,研究明史,至晚年仍不失興趣。他有一次出國,途經上海,還抽暇來我家匆匆看了幾種有關明史的舊書。在北京,有一次帶我去看他的新居,還嘆息說何時能有一室圖籍,坐下來好好讀書,研究研究,對忙碌無聊的開會接待等官場生活,表示厭棄。可是他又那麽積極的趕任務,一聽風聲,就趕寫海瑞的長文,最後還跨行染指戲劇,為了《海瑞罷官》,一頭鉆進死亡之網,真是怪事。但他還是勤奮的,寫了有關《國槯》和《皇明經世文編》的長文,還抽暇編了《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等普及讀物。做出了成績,在本職工作之外。
《全集》收入了《朱元璋傳》等幾種底稿,最為有識。幾種初稿,改稿中,我還是喜歡《從僧缽到皇權》,雖然有人評之為“影射史學”,但吳晗早期的許多論文、雜文,都可以說是“影射文學”,其實是戰鬥的檄文,是作者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掩蓋不掉的光輝。
紙短情長,言不盡意。謹以此為故人紀念,臨風懷想,惟有“斯人難再得”之感而已。
轉自 文匯讀書周報 2009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