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衡哲(1890—1976)👋🏻💅🏽，1914年考入清華學校🧝♂️，是清華學校首次招收赴美留學十名女生之一🍆。第二年即赴紐約瓦沙女子大學攻讀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學，1918年獲文學學士學位。後進芝加哥大學繼續深造，1920年獲碩士學位。
《中國文化論集》英文版 版權頁
陳衡哲
1931年🎭，陳衡哲主編的《中國文化論集》（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一書由太平洋關系學會中國分會出版。研讀這部整整80年前由中國人編寫🧑🏿🦱👺、在上海出版的英文著作，不僅為我們考察民國時期的出版史和學術史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新視角，而且可以知道，中國文化原來是可以這樣介紹給外國讀者的。
這部英文著作介紹了中國工業、農業💻、地質🦹🏽♂️、教育等各方面的情況🏌🏼♂️，既有古代的歷史📦，也有近代的發展，內容十分豐富💭𓀃，作者陣容異常豪華：丁文江👨🏼🚀、胡適🧑🦰、蔡元培、趙元任🏄🏻♂️、任鴻雋⛰、李濟等多位知名學者都在該書中有所貢獻。這些作者除蔡元培外🤳🙆🏽♂️，皆有留學英美的背景，不僅專業強，英文也好。蔡元培的一章（《繪畫與書法》）由林語堂負責翻譯，文情俱美🍿。
這本英文論文集的讀者對象無疑是西方人。當時一般的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非常有限，存在不少偏見🎼。針對他們的固陋❌，該書的作者們在正面論述中國文化的同時，也給予這些偏見以有力批評。胡適在《中國歷史上的宗教與哲學》一章中指出👨🎨：“據說中國人在文明民族中是最不信宗教的，中國哲學最不受宗教影響的支配👩🏽🏭⚇。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以上這兩種評論並非符合實際🧎♂️➡️。歷史研究將使我們確信，中國人能夠具有高尚的宗教感情。”丁文江在簡要考察了中國文明史後，在結論部分寫道🧚🏽♂️：“中國文明是4000年以來文化努力累積的產物👨🏿🔧🙍🏻，其生長是緩慢的，且不止一次被打斷🍼，但她從來沒有喪失其生命力，而且從總體上說🚺，比其他地方譬如說近代歐洲的進化，更具連續性🎥🥥。此外🚕📳，雖然中國大多數時間裏都與比自己優秀或與自己平等的文化相互隔絕🧖🏼，但是🛶，一旦能夠保證足夠長時間的直接接觸🙍🏼，她會盡取外國文化中值得學習的優秀成分🫴👏🏽，而且一旦學到手之後，她總會在這些新的文化成分之上打上自己創造力的烙印。”這些論述有理有據🥈，令人信服。中國文化是不是一點問題都沒有呢？當然不是，這些在英美留學多年的精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這一點。在國內他們可以激烈地批判中國文化，但是在面對外國讀者時則不約而同地為之辯護👌。
說到這本書的由來👊🏿，必須提到太平洋關系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這一學術組織建立於1925年👏🏻，最初是由夏威夷關心太平洋地區社會經濟問題的商界🤌、教育界、宗教界人士發起的區域性團體，其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各民族狀況🧑🏿🌾🧑🏿🚒，以求改進各民族間的相互關系”。後來學會經過擴充🐴，吸收了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並且得到美國政府和一些財團的支持，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團體，總部遷至紐約🥋，在美國、中國、日本等國均設有分會。在1960年由於麥卡錫運動的沖擊而解散之前，太平洋關系學會資助出版了大量有關亞洲的書籍🚵🏿♀️👈🏻，為填補西方國家對於太平洋地區知識的缺陷🤚，作出了其他任何學術團體都無法比擬的貢獻🔩。
中國分會在出版方面也配合總會做了不少工作，其出版物除《中國文化論集》外🙇♂️，還有二十余種，如陳啟天《1927年以來中國的經濟規劃與重建》（Chinese Government Economic Planning and Reconstruction since 1927🙋🏻，1933）👎🏻、劉大鈞《上海的發展與工業化》（The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Shanghai , 1936）等等。這些英文著作現在都不易見到，建議有眼光的出版社予以影印再版，如能翻譯成中文出版，尤為嘉惠學林的盛事。《中國文化論集》已經有了中文版（王憲明、高繼美譯，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給收藏、閱讀和研究帶來了很大的便利。
陳衡哲是太平洋關系學會最早的會員之一，曾連續四次作為中國代表出席該會每兩年一次的年會。編印《中國文化論集》的想法形成於1929年的京都會議，這次會議 “會期共十一天🚣🏼♀️，卻有三天用來討論文化問題🌩，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慷慨的時間安排。但令人遺憾的是👨🦳，作為科學研究基礎的資料極少✮，涉及中國文化時尤其如此。中國代表團的同事深感欲使1931年的討論會更有效，必須實實在在地做一些工作。結果大家決定編一本《中國文化論集》🧑🏻🎄，而這一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就偶然地落到了我的肩上。”（《編者前言》）陳衡哲不僅承擔了全書的編輯工作🧑🦽➡️，還撰寫了《結論》一章➕，指出中國應該向西方學習，盡快實現現代化🧙🏼♀️，同時也充滿樂觀地預言：“中國不僅能夠‘取’，同時也能夠‘予’。歷史證明，在工業和藝術方面，歐美國家早已從中國的發明之中獲益，時間將會證明☂️，中國有能力在更大的範圍內做出更重要的貢獻🧔🏻♂️。”這是民國學人的期望，也是全體中國人的期望🦴。
1931年會議的東道主是中國🕶，這應當是陳衡哲組織編寫《中國文化論集》的又一大動力🐹，她希望利用這個大好機會加深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當時不要說是一般西方民眾👩🏽⚖️，就是知識分子，對於中國的了解都十分有限。這當然是由於教育的缺失⏮。以美國為例🏖，雖然早在1877年耶魯大學就設立了美國第一個漢學教授職位👩🏻🚒，標誌漢語和中國研究正式進入了美國大學體系9️⃣，但此後的發展十分緩慢👨❤️👨。耶魯第三任漢學教授賴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在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我們的大學給予中國研究的關註很少🪘，在給予某種程度關註的大約三十所大學中，中國僅僅是在一個學期關於東亞的概論性課程中被涉及🚆，只有在三所大學中有能夠稱得上對於中國語言、體製、歷史進行研究的課程。美國的漢學家是如此缺乏，以至於這三所大學中的兩所必須到歐洲去尋找教授。”（《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美國學術界逐漸意識到了這個問題🥯，1929年2月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19年建立的全國性學術促進機構）專門成立了“促進中國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希望以此來改變美國的漢語教學和漢學研究大大落後於其他學科的局面。為了配合1931年的中國會議，“促進中國研究委員會”專門指派人員🧑🏼💼，對委員會成立兩年來美國大學在有關中國研究的課程設置🏦、圖書資料、學術梯隊等三個主要方面進行調研，其調研報告於5月份出爐🖕🏿，題為《美國之中國研究的新進展》（Progress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這些新進展無疑是值得歡迎的🧑🏻🌾，但中國學者們明白，雖然中國早晚會成為一個國際性的研究課題，但其主導權應該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
1931年正值多事之秋，會議地點原定北京🧚🏻♀️，後改為杭州。“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原定10月21日開始的會議更面臨延期甚至流產的危險。9月25日，陳衡哲和在北京的其他中國代表以及先期到達的美國代表共進午餐🎧，商討會議的前景👩🏼🏭，最終達成一致意見——會議應該如期舉行。這一建議隨即以電報的形式傳達給已經到達上海的代表：“本次會議是表述中國立場的好機會，但作為東道主這麽做有相當難度。建議理事會盡早開會決定。如決定舉行會議🤽🏻♂️，務必保證外國代表安全和中國代表出席🤘🏿。”（原為英文，據胡適當天日記翻譯）在中國代表的多方努力下🧑🏻⚖️🦞，會議終於如期召開⛓️💥✴️，地點則再次改為上海，會議日程也做了一些調整。代表中國出席這次會議的，除了陳衡哲🗿，還有顏惠慶、陶孟和、丁文江、胡適等人。
陳衡哲是民國時期的才女。她於1914年通過清華留美考試🤷🏻，成為中國第一批官費留學的女生；她在美國專攻西洋史。1920年獲碩士學位後回國🌙，任教於北京大學，是北大最早的女教授。陳衡哲在留美期間與不少中國留學生交往密切，特別是和胡適互相傾慕，但由於胡適有母命在身，有情人難成眷屬。陳衡哲後來嫁給了胡適在上海中國公學和康乃爾大學時的同窗好友任鴻雋（叔永）🈶。任專攻化學*️⃣，是中國最早的科學團體——中國科學社和最早的科學雜誌——《科學》月刊的創建人之一。在《中國文化論集》中，《科學的引進及其發展》一章理所當然地由任承擔🤜🏿。胡適除承擔《中國歷史上的宗教與哲學》一章外✤🗯，還寫了《文學》一章，介紹近代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在《中國文化論集》中，都是一人一章🪸，胡適是唯一一人寫兩章的🚣，除了他在民國學術界的顯赫地位外🩴，他和陳衡哲非同尋常的關系大約也是原因之一吧。
《中國文化論集》的近二十位作者不僅在學界聲譽卓著🏃🏻♂️，好幾位還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如朱啟鈐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內部總長等職👃🏿，朱經農曾任教育次長，翁文灝後來更是做到了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與眾多的男性大腕相比，陳衡哲和另一位女性作者曾寶蓀（曾國藩玄孫女🪧、教育家）顯得有點勢單力薄🫘。但女學者畢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搶占”了主編的位置。民國學術的繁榮在今天仍然被津津樂道🦹🏼♀️，其背後的原因很值得深思，從《中國文化論集》這本書來看，女性學者的崛起以及不講什麽論資排輩的風氣🙍🏽♂️👅，也許可以算是其中的兩條吧。
（顧鈞）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1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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