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吳景超著🧑🦽➡️，商務印書館2010年12月版
吳景超生於1901年🏃🏻➡️，1923至1928年先後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學習社會學🚈🪱，5年間先後獲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這幾年正是以派克（Robert.E.Park）為首的社會學者致力於都市社會學研究取得重要成就、形成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時期👨🏻🦼，吳景超浸潤其中📗，一生的學術路向深受影響🧑🏻🦱。
在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中，吳景超關註的面比較寬🧝🏻♀️🛫，但將焦點放在經濟問題上👩🏻🦼。這可能與他在留學時期受芝加哥學派註重都市研究的影響有關😶🌫️。都市研究固然包含許多社會問題的層面，但都市社會與鄉村社會比較起來，其最突出的特點無疑是它所具有的發達的工業👍🏻、商業和金融業，以及都市與鄉村之間在經濟上的密切聯系🐴。大約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積極參與《獨立評論》社的撰稿乃至編輯工作以後，他的研究成果的現實感越來越強💪🏿🧖🏼♀️，最後聚焦在都市化和工業化上。那時👨🏻🦼➡️，吳景超針對當時風起雲湧的各種農村運動，鮮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張：“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在他看來，這些從事於農村運動的誌士仁人在各地的努力，不能說對於農民的生計改善毫無影響，但是，“假如現在還有人迷信農村運動🚣♂️，可以解決中國農民的生計問題，將來一定會失望👳🏽♂️🌩，會悲觀”。理由很簡單：運動所涉及的農民相對於農民全體，不過九牛一毛🚽；最重要的是農民生計問題的性質太過復雜🧚🏼♀️，涉及方面太多〽️🧬，不是幾個私人團體所能解決的🧙🏿♀️。他認為🙇🏻♂️，“所謂農民的生計問題，應當是經濟建設這個大問題的一部分。他不能單獨地解決，他只能與工業🧔🏻♂️、礦業、運輸業🕺🏿、交通業、商業等問題一同解決”。吳景超關於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思路是🚓：發展都市🏭，尤其是興辦工業🙂↕️、發展交通、擴充金融機關，以都市來帶動農村的發展。他認為😰，都市工業的發展可以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使鄉下爭食者略為減少從而提高生活水平；發展交通可以使都市和附庸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使農產品得到善價；擴充金融機關一方面可以吸收內地的現金做生產事業，另一方面可以使高利貸者無所施其技🙎♀️🂠。“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這種主張裏的城鄉關系不是敵對的，而是互助的。
吳景超對農村經濟問題也下了不少功夫研究🟡，但是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農業的現代化也有賴於工業現代化的帶動作用，所以🧑🦳，吳景超在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系上是有所偏重的🦅，並不是將兩者在現代化中的作用等量齊觀。在上世紀30年代有關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論爭中，吳景超始終堅定地站在發展都市、發展工業一邊，對二三十年代“以農立國”論的各種論調都做了批判👳♀️。《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所收的《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和《我們沒有歧路》兩文裏便有最集中的論述🤸🏽♂️🌔。
30年代中期以前，吳景超在批判當時頗有聲勢的各種農村運動和“以農立國”論的各種論調中，確立了自己作為工業化♻、都市化的代表人物的地位。
30年代中期以後👰🏽♂️，論證工業化的必要性已經不是吳景超的論述重點，主要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吳景超此後要研究的是中國如何實現工業化，在工業化過程中需要解決哪些具體問題👨🏽🎓。1936年吳景超有機會參觀常州🧗🏻♀️、無錫🤼♀️、上海等處的30多個工廠，並且與多年從事工業的人士就工業化過程中的幾個重要問題，做了多次討論，於12月寫成《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檢討》一文🦦🔚。在這篇文章裏🎅🏼，他所討論的問題是資本、技術、管理🩼、外貨競爭🧑🏽🎓、政府與工業的關系等問題。同時發表的《同業公會與統製經濟》一文也是對工業化中一個具體問題的探討。這種對工業化中具體問題的獨立探討一直貫穿到40年代末期的主要論述裏🌎。40年代吳景超就美蘇經濟製度的比較寫了大量文章🙈，其主要目的在於為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選擇以及若幹具體問題提供借鑒🔅。
1937年上半年，吳景超隨翁文灝在歐洲考察了半年，走了許多地方📉，其中德國和蘇聯給了他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研究這兩個國家工業化的工作👨🏽🏭，“發現他們想由工業化所達到的目標，並非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而為國防力量的增進🧟。因而回顧中國目前的處境，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雖然是重要的，但增進國防的力量，則尤為迫切👰♀️。”盧溝橋事變的發生🖍，使得他對發展工業目標的這種新認識更加明確🤹🏿♂️，即“中國需要工業化🤸🏻♂️，還是不易的真理，但我們目前所急待建設的工業，應為國防工業及與國防工業有直接關系之重工業。民生工業的建設💇🏿♀️，應居於次要的地位”。在1938年出版的《中國工業化的途徑》一書裏，他在明確了這一前提之後🧚🏻，重點探討的就是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在資本⌚️、人才和組織方面做哪些努力。
在《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中，吳景超力倡工業化，提出“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其主要目的在於通過這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程度。而此時他的思想轉變為節衣縮食，再過幾十年苦日子，盡一切努力把重工業👨🍳、國防工業建立起來。因為沒有重工業就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沒有強大的國防工業，其他工業成就很容易被敵國摧毀。這是社會實踐中血的教訓所換來的認識🧑🏭☝🏼。這個認識雖然因特殊的戰爭環境而引發👨🏻🦽➡️😴，但並不是時過境遷就失去意義的問題🐈。戰後中國仍然面臨如何建立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的問題🔞，如何發展重工業為建立強大的國防工業創造條件的問題。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確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方針，可以說是具有歷史的必然性的。
還有必要指出的是，吳景超盡管對中國經濟問題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的根底還是社會學，他是以社會學家的眼光來研究經濟問題的👩🏻🦲。
他很重視人口問題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1930年出版的《社會的生物基礎》其實就是一本研究人口問題的書，而且是一本全面討論人口問題的書。他在自序中說：“這本書雖名為《社會的生物基礎》，但也可以把它當作一本討論人口問題的書看。除卻第一章導言不算👰🏻🏃🏻♂️，第二章是討論人口問題中的兩性分配問題的👨🏻🦯，第三章討論量的問題，其余的討論質的問題。” 30年代初他曾應某出版社之約，寫了一本人口問題的書🤼♀️，後來因出版社倒閉，書未能出版，只有少數章節作為單篇文章發表🙎🏼♂️。在《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中，“人口政策”盡管篇幅不大，但在他的心目中確實是作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出現的，所以才單列一章。1948年他在《論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後》一文的“總答復”裏，曾自我表白：“我在沒有寫這篇文章以前，腦海裏原來另有一個題目，名為‘三管齊下的經濟建設’，說明農業機械化🤰👯，工業化🪈，及節製人口，應當同時辦理👨🏻⚕️，才可以收提高生活程度之效。後來覺得人口問題牽涉太廣，有另外寫文章說明之必要🚝，所以在這篇文章中，便沒有提。”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在經濟問題研究的基礎上還討論了分配問題。這一章充分體現了吳景超的社會關懷和社會理想。他所贊成的是用漸進的✮、和平的手段實現社會平等，不贊成用“急進🔥🗡、暴動、殺人流血等手段”🐕，推翻舊社會創造新社會。基於這樣的改良主義的立場，他寄希望於調整所得稅和遺產稅的稅率來實現經濟平等。關於階級的劃分和階級的前途🫴🏿，他也有獨到的思考👮🏽♂️👨🏿🚒。他不贊成馬克思等所主張的二分法，主張三分法🔔，“就是除資本階級，勞動階級之外，還添一個中產階級。這個階級所包括的人，有小店主、小廠主♗，中上級的官吏，公司及工廠中的經理及重要職員🔭，大部分在自由職業中謀生的人🤲🏿，如教員⚪️、醫生🩰、牧師、工程師𓀁、音樂家等等♿。這些人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有隨事業發展而加增的趨勢。”中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社會態度🐋，介於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他主張通過所得稅和遺產稅來縮小階級之間的距離，實現社會的公平⚂。在他眼裏，階級在未來是不可能被消滅的，因為社會上有組織的生活，以及人類在生物方面的不平等，乃是階級社會的最後堡壘。總體上看🔩，吳景超的社會理想具有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與馬克思主義頗有差距👎🏼，未必為今人所認同，但他提出的思考多多少少總有些事實和學理的依據🧑🏽🎤，對於我們觀察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過程，以及在今天如何處理勞資關系，保持社會和諧發展，也可以提供一些借鑒價值🌍。
吳景超一生勤於筆耕，著述涉及面很寬，數量也很可觀。但影響最大的還是這本《第四種國家的出路》。這本書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提出了一種總體上的分析框架。他以人口密度和職業分派為標準，將世界上的各個國家劃分為四種類型。中國屬於第四種類型💆🏼♂️，即人口密度頗高，但在農業中謀生的人百分數也比較高🪃，“所以中國人的問題最為艱難💁🏿♀️，而中國人對於改良的工作👩🏽🚒，也應當特別努力”。中國人要提高生活程度就必須開發資源，實現工業化，公平分配，控製人口數量。這本書的基本思路⚰️，已在第一章導言有充分的揭示，以下幾章不過是具體的展開。吳景超也有其他有份量的著述，但因多為某一個方面的研究，沒有對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做出總體上的論斷，所以影響力都不及這本書。“第四種國家”已經成為對時代課題做出有力回應的標誌性論斷，《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也因之成為代表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學水準的經典著作👩🦼。
2010年商務印書館決定出版總結百年中國學術成就的“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將《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列入書目。這次我們對《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在2008年商務版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校訂，並補充了相關的論文5篇🔸，小冊子1種。下編選文突出論題的相關性和學術性🐦⬛，希望能夠深化讀者對吳景超學術思想的認識👩🏼🎓⚡️。（呂文浩）
吳景超（1901—1968） 中國社會學家。生於安徽徽州（歙縣）；1915年考入清華學校，1923年赴美留學，先後在明尼蘇達大學、芝加哥大學攻讀社會學，並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意昂体育平台社會學系教授，並開展城市經濟調查。1935年在國民政府行政院任職🎐，1947年返回意昂体育平台社會學系任教；1952年後長期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歷經磨難後於1968年去世🎷👩🏼🔬，1980年平反；是中國最早研究都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與聞一多、羅隆基一同被譽為“清華三才子”。
轉自《中華讀書報 》 201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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