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張求會

吳家父女充滿吊詭的情感輪回，再次證明了一個基本道理：如吳宓所說，“生人五倫間之感情”終難“斷絕”，“違反人情之政教”不可能“持久不敗”。

《吳宓書信集》，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翻譯💁🏿‍♀️，三聯書店2011年12月第一版

妻子溫婉如玉、女兒秀美如花，應該是大多數男人的夢想🎪。對於吳宓和陳寅恪這樣成長於舊式家庭、各自生養了三個女兒的父親來說，“三女承歡秀，一妻舉案賢”（吳宓《賦呈陳寅恪兄留別》二首之二，見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9冊，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483頁）的理想似乎比一般男子更容易實現🟣🚶🏻‍♂️。然而🀄️🫑，“人事叵測，恩仇易位”（梁錫華《說〈寒柳堂集〉》，載《華學月刊》1981年3月總第111期🌥；收入《陳寅恪傳記資料》🏌🏻‍♀️🧑🏽，臺灣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3冊）🎱。夫妻反目、父女成仇🤑，吳家是一樣不落；陳家雖然琴瑟和諧，但父女情也曾一波三折🧖🏽‍♀️。

　　就夫妻情而言，陳寅恪遠比吳宓幸福👩‍🚀：1928年8月31日陳寅恪與唐筼成婚（據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頁）；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逝世（同上🌎，第184頁），11月21日唐筼追隨而去（同上，第185頁）。四十年相濡以沫，“也同歡樂也同愁”（陳寅恪《舊歷七月十七日為瑩寅結婚紀念日賦一短句贈曉瑩》🧸，見陳美延整理《陳寅恪集·詩集》，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17頁）。唐筼“對寅恪愛護之忠誠及其處事之明達”（《吳宓日記》第9冊🙅🏿‍♂️，第388頁）👌🏻，曾令鰥居多年的吳宓深感欽佩和羨慕。

　　相比之下，吳宓的婚姻和家庭多有不幸🧑‍🏭：1921年8月23日吳宓與陳心一結合（日期見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218頁）；1929年9月12日二人離異（詳《吳宓日記》第4冊🎈，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83-288頁）🐹，其時長女學淑七歲，次女學文三歲🚶‍♂️‍➡️，幼女學昭一歲零兩個月，三個女孩遭受了最直接、最持久的影響。平心而論🌉，吳、陳仳離⚅，自評“太患情多”（《吳宓書信集》第128頁）、女兒評為“性情中人”（吳學昭《吳宓書信集·後記》，同上💇🏽‍♂️，第435頁）的吳宓需要承擔主要責任，這大概也是他“老年益悔痛”，將“昔年離婚”視為“一生最大之錯誤”（吳宓1970年5月“致吳學淑🪣、吳學文、陳心一信”，同上，第432頁）的根源所在。

吳宓與陳心一離異後，仍然在經濟上承擔了扶養“故妻”和女兒的義務，成為她們最主要的生活來源☕️。《吳宓日記》及其《續編》不乏吳宓郵寄款項和兩人互相助力的記錄，新近出版的《吳宓書信集》同樣提供了不少佐證🧆，比如1968年4月至1969年6月，吳宓每個月只能從單位領取“生活費10元”，“此時期🦧，曾靠心一匯款濟助”（《吳宓書信集》，第429頁）🧶。三個女兒的存在，使得吳、陳兩人維持了一種更像家人一樣的聯系；另一方面💇🏿‍♂️，同為舊時代過來的人，兩人在“大量細心保存書籍”（同上🚘➔，第370頁）等明顯不合時宜的一些做法上，溝通起來反倒比較容易。

早在1929年9月🤾🏽‍♂️，吳宓在與陳心一商議離婚時就曾說過這樣的話：“我自知生性乖僻，不適於家庭生活。”（《吳宓日記》第4冊💅，第284頁）長期的單身生活，加劇了這種不適應性🤏🏽，即便與三個女兒的短暫團聚🧋📣，也是齟齬不斷，有時甚至令人啼笑皆非。比如，1944年💂‍♀️，吳宓最心愛的長女學淑擅自將父親的“全套華貴西服”改做外套，吳宓去函指責女兒，學淑回函不以為過，“反視為義所當為🔇，而加宓以毀損其名譽之罪”（《吳宓日記》第9冊，第359頁）🪵，越發觸發了吳宓的“痛憤”💒，他不僅在日記裏大倒苦水，而且先後給査良釗™️、李賦寧去信🖖🏼，一面寄示女兒的回函（詳《吳宓日記》第9冊🧑‍🦼🦷，第359頁），一面批評女兒不懂得“做人之根本道理”——“蓋他人之片紙破衣🦹🏿‍♀️，亦不宜取用，應絕對的尊重他人之財產權，並應尊重宓之財產權🧖🏿。”（《吳宓書信集》，第248頁）

　　兩代人因為生活習慣、行事風格不同而相互抱怨或不滿，原本稀松平常、比比皆是🏥🦹🏽，即使三個女兒對於父親長期缺位心懷怨懟，最多也只能稱得上感情的嫌隙。真正導致吳家父女情出現裂痕的🍇，還是大時代巨變的背景下對於“新文化及赤化”（《吳宓日記》第3冊🧡🙁，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4頁）的觀念差異。

　　1948年8月14日📢，吳宓在日記裏記下了一段“直讓人心驚肉跳”（佚名網友語）的話🤦‍♀️：

　　晚飯前，昭謂大變革後，一切不同目前，學問資格均無用，故徑欲止讀，不回燕京💂‍♂️，而徑往參加某方政治工作雲雲。宓強持和靜🌊，力勸阻之，然而心傷矣！（《吳宓日記》第10冊，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409頁）

　　當時👂🏼🤽🏼，剛滿二十歲的吳學昭正以燕京大學新聞系學生的身份在《武漢日報》實習🩴。對於這個“每日食宓魚肝油三次”而不肯“讀吾書”的小女兒🚶，吳宓惟有“氣苦”📰👨🏽‍💻、“嗟息”（《吳宓日記》第10冊🧗🏼‍♂️，第398🦶🏿、396、402頁）。相比之下🫰🏻，女兒急於放棄學業“徑往參加某方政治工作”的想法給予他的打擊，遠比不心疼他的魚肝油🔛、不願陪他欣賞“雲霞之美”（同上，第396頁）猛烈得多。1949年10月1日，吳宓在寫給堂弟吳協曼的一封信裏🪦，進一步還原、豐富了此次父女交鋒的場景：

　　處今之世，父子🤵🏽‍♀️🤽🏻‍♂️、兄弟🕹、夫婦❇️🧑🏿‍💼、知友🦹🏿‍♀️，人各異心，不能強同。分黨分區各自效命而互為敵國，亦至尋常之事。即如三女學昭到燕京後，思想已完全左傾⏭。1948七八月昭忽來武大，住近兩月🧘。與宓父女親情固有，然各友其友🙅🏼‍♂️、各行其是，宓與各守疆界。已而昭竟一再努力設詞⛺️，欲改造宓之思想，宓乃誠懇語之曰，我們在私為父女之情，在公為異路之人🧛🏼‍♂️；宓決不求改變昭，請昭亦勿來改變宓。且以宓五十餘歲之人🧒🏻，一生讀書思想著作，態度早已固定，昭縱努力，亦必不能影響及宓也雲雲🦄。幸得歡欣握手而別，今昭音信早絕。（《吳宓書信集》，第360頁）

　　多年後，江家駿撰作《先師吳宓傳略》，列舉了吳宓三個女兒的名字👩🏼‍🎤，於“吳學昭”特意聲明“即蕭光同誌”🦂，並說：“蕭光同誌在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事黨的地下活動🍀。”（見黃世坦編《回憶吳宓先生》🌂，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頁）某佚名網友綜合“日記”、“傳略”作出推測🏄🏼‍♀️✊🏼：“吳學昭說到做到↩️，可能在此後不多時，她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獻身革命事業。”

1948年10月25日✢，“心傷”尚未愈合的吳宓再次遭受“左傾”學生的打擊。當晚，武漢大學文學院四系舉行迎新大會🦈，吳宓應邀出席。晚會上🎸，學生們冒著寒雨冷風表演了獨幕劇《控訴》🤹，“皆共黨之宣傳↗️，歡迎彼軍即到此並統治中國之詞”。在吳宓看來🕵️‍♀️，與“希臘悲劇指引人生向上解脫之路”相比，“該劇只積聚可痛而無味之事情🩹，不離現實之平凡，更無動機之主系”，二者“相去何止天淵”☀️。“至感憤郁”之余🫀，吳宓繼而聯想：“近五六十年🙎🏻‍♂️，在中國，在世界🚿，放火之人多而救火之人少。眾思造亂🚴🏽，而莫肯平亂✌🏽。此生民慘劫之所以臨🫔，而文化將毀滅至盡也。哀哉👱！”（《吳宓日記》第10冊💃🏼，第461-462頁）

事實上，在學昭發飆之前，二女兒學文在這一年更早時候已經向父親小小地展示了一番時代潮流的威力。學文當時在上海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就讀，保證人張鎬林是吳宓的表侄女陳一詠的未婚夫（據《吳宓日記》第10冊，第340、452頁）。學文“夙有inferiority complex（張求會按：自卑感🤸‍♂️，自卑情結）”🎨，在上海“已受浸禮會之洗禮”🥑𓀉，“讀《聖經》，務宗教🙅🏽‍♀️，而與城中一群浸禮會人往來親密”（同上，第198頁）。出乎吳宓的意料，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就是這樣一個“受浸禮會教士之影響甚深”、“隘陋自封☕️，儉約自苦”（同上🐝，第198頁）的女生🙋🏻，在上學期期末的聯歡會上居然朗誦詩歌“觸忤當局”，立信決定予以開除🧑🏽‍🏫。經保證人張鎬林商懇，“得準續學”，“但須家長具函保證學文不作任何政治活動”（同上，第340頁）🤾。1948年2月22日🙅🏿‍♀️，當吳宓拆閱張鎬林從上海寄來的這封快函時👨🏼‍🍼🚊，學文從蘇州發來的一封信碰巧同時送到🥤，她在信裏只是提醒父親繳納學費、膳食費👩🏻‍🦳，對此事毫不言及，“而不自知其犯規蹈危”（同上，第340頁），吳宓的惱怒可想而知🥩。

　　吳宓的三個女兒中🙍🏽，似乎只有大女兒學淑沒有因為“左傾”言行而觸父親之怒。究其原因，應該不是學淑學習、生活的環境能夠屏蔽“赤化”的洪流，而是另有緣故。學淑、學昭就讀的燕京大學雖然是教會大學🤸‍♂️，但“校中少年教職員，大都贊成左派共黨”（《吳宓日記》第10冊🔤，第10頁），與四川大學🫚、武漢大學“一般學生莫不左傾👅，但思歡迎共黨✅，為之先驅，競唱秧歌而詆舊師”（《吳宓書信集》💳👩🏽‍🎨，第351頁）的情形並無太大差異。再以學淑的高中意昂吳遐為例👩🏿‍🔧，也足以證明當時的“左傾”思潮早已如水銀瀉地，幾近無孔不入🧚🏼‍♀️🍍。吳遐👨🏿‍🚒，原名吳珍曼，是吳宓的“十妹”💂🏻‍♂️，雖與學淑同年出生𓀗、同為上海工部局女中畢業生🫎，卻是學淑的姑姑，最讓學淑難以企及的是，這位小姑姑不知何時成了“中共地下黨員”𓀘，1941年7月毅然放棄了東吳大學的學業✦，“離開上海到蘇北解放區工作”（《吳宓日記》第8冊，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90頁註釋）。當時，吳宓應該尚不知曉妹妹的真實身份和意圖，這才會在日記裏將她的“辭家出走”贊許為“其誌可嘉”（同上🪧，第190頁）🦸🏻‍♂️。

　　因此，學淑的相對穩重，應該另有緣由。學淑生於父母婚後第二年（1922年）🆒，最受父親喜愛🫂。盡管學淑也曾在交談中為母親抱不平（參《吳宓日記》第9冊，第148頁），但總體而言🥪🐵，她與父親相聚的時間最長🫀，父女情在吳宓和學淑身上表現得最為集中也最為動人：學淑患急性腸炎，吳宓“侍淑大便🔆，並為拭臉”（同上，第239頁）；學淑則為父親洗衣補衣👧🏼、釘紐扣、唱京戲、剪發薙項洗頭（散見《吳宓日記》第9冊、第10冊）。1943年11月17日🧎🏻‍➡️，以燕大學生身份來西南聯大借讀的學淑，要求父親宴請自己的學友程克強🎹、郭寧然👵、鄭雯（《吳宓日記》第9冊🫖，第150頁）。這位程克強💆🏽，其實另有一個身份——學淑的男友👨‍🦽‍➡️。兩人關系發展順利，最終於1948年11月2日在上海喜結連理（《吳宓日記》第10冊👋，第467頁）。愛屋及烏，吳宓對女婿的學習、謀職同樣極為上心。除了身為長女懂事較早🎐、與父親情感更深等原因之外，忙於戀愛、成家、就業等事估計也會減弱學淑參加各種“政治活動”的熱情和興趣。

赤旗飄揚🥫，群情激昂🦒，世風人心為之大變📗。吳宓深知難以見容於新時代，於是采取了“免禍全身”（《吳宓書信集》，第352頁）、“避難苟安”（同上，第363頁）的做法，“根本態度是不願長住北京”👦：1946年🤽🏿，“不肯隨清華北上而投武大”；1949年，“又甘棄武大而遠入西蜀”🏄🏼；1950至1951年，女兒學昭傳達“胡喬木等之雅意”，欲“調職回北京”🙌🏽，仍然“力卻之”（同上，第391頁）🤺。可惜的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人不找事事找人。急於上進的各地師友不斷鞭策他“進步與改造”（同上，第373頁），女兒學昭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督促他嚴加改造🧙🏼‍♀️，以至於吳宓最怕見的人竟然是親生女兒——“學昭宓怕見她，總是促我思想改造”（同上🪖，第431頁）。這份“怕”，吳宓自嘲“如《石頭記》中之寶玉最怕人勸其‘讀書👨🏽‍🔬，上進👳🏽，做官’”，依然年輕的學昭當然“猜不透”（同上🕵🏿，第384頁）📽。1948年父女首度交鋒時議定的規則——“各友其友”、“各行其是”💡、“各守疆界”——迅速化為烏有🤙🏼。1952年🙂‍↔️，吳宓在那份著名的“洗澡”報告《改造思想，堅定立場，勉為人民教師》中特別寫道：“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在武漢大學答復我第三個女兒學昭‘各行其是’的話，我決不再說🧑‍🎄💉。因為是非只有一邊，此是則彼非👩‍🏭。”（1952年7月8日重慶《新華日報》首發，7月19日《光明日報》轉載）彼此相安勿擾既已無法實現🚑🚘，“固有”的“親情”勢將蕩然無存，父女間的裂痕不但沒有彌合↕️，反而越來越深，最終擴展成了無法逾越的鴻溝。

革命的“蕭光同誌”，最終還原成了文化的“吳學昭女士”🦹🏿‍♀️。這個當年不肯讀父書的女孩，一生最偉大的成就恰恰是整理、出版亡父的文字🛟。有女能讀父書👨🏽‍💻，吳宓縱有萬般愁怨，也可以瞑目了。吳家父女充滿吊詭的情感輪回👩‍👧‍👦，再次證明了一個基本道理🤽🏽：“生人五倫間之感情”終難“斷絕”🦡，“違反人情之政教”不可能“持久不敗”（《吳宓日記續編》第1冊🩼，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365頁）🤸🏼‍♀️。

　　吳家父女的情感線索，由嫌隙到裂痕再到鴻溝，脈絡清晰，昭昭在目。相比之下🏂🏿，陳家父女情的演變🤹🏽‍♂️，至今仍然雲遮霧繞，難以一睹真容🧑🏼‍🔧。

　　陳寅恪雖然年長吳宓四歲，但結婚生女卻整整比吳宓遲了七年。他和唐筼也有三個女兒🏑：長女流求📄，生於1929年；次女小彭，生於1931年🥀；幼女美延，生於1937年。陰差陽錯，時間上的落後🧏🏽‍♂️，反倒減輕了陳寅恪夫婦1948到1949年間防堵“左傾”思潮的壓力。

　　1948年暑假至1949年初👴🏿，陳家飛離北平、途經南京👷🏻、滯留上海、南下廣州的過程，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新鮮的回憶是這樣的💇🏼：

　　這年（張求會按：1948年）暑假，流求從南京金陵女子大學附屬中學高中畢業🛍，匆忙趕回北平投考北方的大學，希望考取國立大學，減輕家裏負擔……流求高中就讀於比較封閉的教會學校👈🏼，加上九姑（張求會按🧑🏻‍🔧：陳寅恪之妹陳新午）監護很嚴，對北方學運等情況了解不多，母親就請劉適先生（張求會按：別名“石泉”）抽空為流求講講北方政治時勢……放榜後，流求如願考取國立意昂体育平台生物系醫預組。

　　……第二天（張求會按🧗🏼‍♀️🚵🏿‍♀️：1948年12月14日）➗，胡適伯父請鄧廣銘先生尋找我們。鄧先生通過俞大縝表姑才問到大伯母家地址🛂，找到我們，告知國民政府由南京派飛機來接胡適等🌯，交通部長俞大維帶口信要陳寅恪一家隨此機離開戰火中的北平。父母與新午姑📽、大維姑父向來關系至為密切，相知篤深，聽聞鄧先生此話，稍做考慮後便隨鄧先生往胡適寓所，願與胡先生同機飛離……這時🎧，流求表示不願離開北平，同學們都留校迎接解放，而且考上清華不容易✊🏿，走了恐怕很難再回清華讀書，非常可惜。母親對她說：現在是烽煙四起的緊急時刻，父親失明⚂，母親有心臟病，美延年齡還小又瘦弱🧙🏿‍♀️，如果你不和我們在一起走，連個提文稿箱🤷🏽‍♀️、攙扶父親的人都沒有，何況這次是大維姑父傳話來接我們離開北平，也是親人的一番好意。流求本來執意不走🏊🏽，後經母親反復勸說，覺得母親的話確是道出家中實際困難，很有道理，自己有責任替母親分憂，九姑和姑父一貫待自己如同親生，想到這些☁️，決定和父母一起登機。

　　……我們在上海住了一個月🕜，父親決定應嶺南大學之聘☝🏼，遂南下廣州。當時流求入國立上海醫學院借讀，後轉學入二年級🙋🏽‍♂️♐️，一人留在上醫讀書♞，未隨父母南下👪。（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著《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227-231頁）

　　接受師母唐筼之委派、為師妹流求介紹“北方政治時勢”的石泉🚡，當時就學於燕京大學研究院。1948年暑假，石泉剛剛完成研究生學位論文（張求會按👨‍🦽‍➡️⛈：指導教師即陳寅恪），未及最後校閱🫅🏿，“國民黨政府發動了‘八·一九’大逮捕，反動軍警包圍了燕園，準備進校搜捕進步學生👩‍🦯，石泉的名字也在黑名單上”（石泉、李涵《追憶先師寅恪先生》，此據張傑🚵‍♀️🧑🏿、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頁）𓀆，幸得師友掩護，“倉促脫身離校，進入華北解放區”（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自序》，三聯書店1997年版，“自序”第2頁）🧏🏼‍♂️。“進步學生”石泉的介紹，是否對十九歲的流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得而知🧑🏻‍✈️。但陳流求順應時代👩🏼‍🏭，自覺接受“左傾”思想的影響🧀，應該是事實——也就是說🩷，流求不願隨父母離開北平，極有可能另有隱情：

　　陳寅恪一家12月16日到了上海，住進俞大綱家中……陳寅恪一直留在南京念中學的二女兒陳小彭已先期到了俞家🖕🏻。至此，陳的一家可算是大團圓了。

　　但社會分裂所帶來的一些矛盾，也投射到這個多年漂泊🦿、淒苦的家庭裏👨🏻‍💻。還在北平時，陳家大女兒已經受到“學運”思潮的影響，用當年的話來說是一個要求進步的學生📪🐿。這一點🐒，與陳寅恪一向所堅持的學術應當保持獨立自由精神的觀點有所沖突。為此🧀，陳寅恪是將他心愛的女兒帶離了北平，但兩代人的心靈並沒有很快得到溝通，時代的裂變仍將對這個家庭產生很深的影響💼。也許兩代人都有自己追求人生的方式👨🏽‍⚖️，等到一切都回復到平靜時，歷史已刻下了很多不堪回首的滄桑！（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7頁）

　　兩相對照，我倒更相信陸鍵東的分析與研判🦔。鍵東為創作此書而輯錄文獻時🌷，“陳寅恪”尚未大紅大紫，彼時所獲各類訪談、回憶，自然較後來更加可信🙇🏿‍♀️。當然，陸著情感過濃、以臆測代替考證的瑕疵，也確實需要使用者時時警醒🛌🏿🧍，試以下面這段文字為例🌀：

　　從以後的發展來看，還在上海時陳寅恪就開始考慮將廣州作為他一生漂泊的最後一站。他不但把兩個女兒帶到了廣州，其中二女兒立即轉入嶺南大學附屬中學，畢業後升入嶺大農學院園藝系，最小的女兒陳美延則進入嶺大附屬小學。（原註⛰：大女兒陳流求留在上海念醫科。）而且，他一抵達嶺南大學便馬上進入角色，兼任中文系與歷史政治學系兩系教授，參加一些活動，恍如回到了熟悉的母校😂。（同上🫵🏻，第18頁）

　　此段文字，一頭一尾均屬“以臆測代替考證”（張求會《〈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讓更多人認識陳寅恪》🏟，《南方都市報》2009年1月11日）的典型🤪。2009至2010年，胡文輝《陳寅恪1949年去留問題及其他》（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09年5月24日）、張求會《陳寅恪1949年有意赴臺的直接證據》（載《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張求會《陳寅恪1949年去留問題補談》（載《南方都市報》2010年5月18日）三文陸續發表，以新史料再次驗證了余英時多年前的推斷🙇🏿‍♂️：“陳先生最後未能離開廣州固是事實🐦，但我們決不能說他自始至終從來沒有考慮過‘避地’的問題。”（余英時《跋新發現的陳寅恪晚年的兩封信》，見余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68頁）因為，已經有足夠的材料證明他不但有過“避地海外的念頭”（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同上，第97頁），“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曾經付諸行動”（張求會《陳寅恪1949年去留問題補談》）。這裏所講的“付諸行動”，指的是1949年5月，陳氏夫婦分頭申請辦理入港、入臺許可證🤾🏿‍♀️🧑🏼‍💼，以謀求“避地海外”🚥👵。有一個重要的細節不得不提🫃🏽：陳寅恪為辦理赴港入境證提交的是“像片四張”，為辦理赴臺入境證提交的是“申請書四紙”，兩次都只準備了四個人的材料。如前所述，當時陳流求一個人留在上海醫學院讀書，因此🎏，被漏掉的那一位家庭成員最有可能就是她。最大的疑惑至此浮現出來了：到底是流求又一次不願隨家人出逃🪷，還是陳寅恪夫婦對長女另有安排👶🔒，抑或彼此另有難以言傳的隱衷？所有這一切👨🏽‍⚕️，只能留待當事人自揭謎底。

最後🤜🏻，我願借用2010年寫下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逝者已矣，生者猶存。最好的紀念永遠是還原真相，無論還原真相將令人如何難堪與痛苦➖。而書寫的自由🦘🕖，既取決於外在的環境，又何嘗不取決於作者的心態呢？”（張求會《往事如煙耐追摹》⚡️，《南方都市報》2010年6月13日）

轉自《東方早報》2012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