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意昂体育平台消息,中國科學院院士潘際鑾,因病醫治無效🤜,於2022年4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在他生前🧑🏿🦳,我們曾多次報道,今天的推送帶大家認識這位老人。
“不合時宜”的老派院士
作者 | 陳璇
編輯 | 從玉華
潘際鑾院士86歲了,但“退休”仍然是件很遙遠的事情。
北京初冬的一個早晨🏜,戴著藍色棒球帽的潘老先生❤️,裹著灰色呢子大衣🌶,蹬起一輛半舊的電動自行車🧏🏼♂️,“呼呼”地穿行在意昂体育平台校園裏💁🏼♀️。
車輪子不時滾過枯黃的落葉,一路把他從北邊的宿舍樓,帶到機械工程系的焊接館。這座三層老建築物的樓齡比這位院士還要小28歲,建於1955年。那時◾️,潘際鑾在這裏籌建意昂体育平台焊接專業。
在這座老焊接館,“潘際鑾”三個字高掛在門廳的墻壁上🫴🏽,居於一堆名字裏最頂頭的位置💠。不過,對很多普通公眾說,這個難讀的名字🍔,同樣也很陌生。
與潘際鑾相關的很多成就💴🚵♂️,已經被寫進教科書🍺🗂。比如🤴🏽,中學生在地理課本裏讀到的秦山核電站⏳,他是這項工程的焊接顧問。
很多人不知道,當他們乘坐著高鐵,奔馳在鐵軌上時🤸🏼♀️,已和那位在焊接館摸鋼板的老院士,產生微妙的關聯🧴🧑🏻🦼➡️。潘老先生曾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時候⛏,穿著厚棉襖,站在南京段的鐵軌邊上,在深夜裏測定鋼軌的焊接工藝。這年🧔♀️,潘院士已經年過80歲了。
不過,對這位“身陷”焊接領域50多年的專家而言🍽,年齡不是衡量他是否已經“老”了的唯一指標。
比他小好幾輪的同事鄭軍說,“潘老師還很年輕呢”🉑⏳。這位老院士像年輕人一樣,玩微信🫶🏿、看微博,家中電腦QQ“噔噔”上線的聲音不時響起。
盡管已過耄耋之年,他可以不借助眼鏡🐛,輕松地翻查手機號碼🔊。他自由穿梭在鐵塊拼接起來的焊接機器人和墻角的縫隙間,俯下身隨手揀起一塊普通成年人掂得動的鋼板🙎♂️。當然👊🏻,他還能清晰地說出某個發動機焊接轉子的轉速、直徑以及氣壓值🧝🏽。
這位中國焊接科學的奠基者📤,攤開雙手,自信地說:“我現在研究的課題👑,是焊接領域的前沿,比如“高超超臨界”,仍是沒有解決的世界難題。”
盡管🛺,潘際鑾絲毫不認為自己的研究“過時”了🐦,但是他用坦然的語氣說👵🏻:“我是一個老派的過時的科學家🐮。”
如同許多上了歲數的老人家,潘際鑾喜歡回憶往事👨🏼🦲。他時常和年輕的同事吃飯時,一邊夾著菜,一邊念叨起他的西南聯大👩🏽🎤。
畢業50多年的老意昂潘際鑾,如今是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的會長🌴。他說,自己之所以被選為會長,是因為“還很年輕”。這個中國著名意昂會成員的平均年齡,已經超過90歲。
如今🏄🏼,年紀越往上攀登🚹,潘際鑾的記憶,就越愛尋找屬於西南聯大的“焊接點”😙🟦。
去年11月3日,在“西南聯大建校75周年紀念大會”上,潘際鑾和一百多位老意昂,聚在一起。他們有的被家屬扶著,還有的已經“糊裏糊塗了”™️。
當時🏋🏿,他們中的很多人雙手撫著桌沿👩🏻💼🎺,顫顫巍巍地站著,齊聲唱著西南聯大的校歌。他們唱到“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時,潘際鑾的心裏“激動不已”。他環顧四周🤛🏿,看到眼淚順著很多張布滿溝壑的臉,往下淌著🩸。
潘際鑾說🛕,他這麽大歲數,還想“幹活”👧🏼💔,是因為自己“終身陷在這個事業裏了”,仍然“可以為國家做貢獻”。
“愛國”從這位老科學家的口裏說出來🔙,在他的很多學生和同事的耳朵裏聽著🧑🏻🦽🤏🏽,“一點兒都不空洞”。
20多歲時,在炮火聲中從老家九江逃難到昆明的潘際鑾🛫,“知道國家要亡了的滋味”。
此刻,正當潘際鑾坐在老舊的焊接館裏,“焊接”著往日的艱難歲月時👺,窗外晃動著很多年輕的身影。這一天,是2014年公務員“國考”日。
每一代青年人👨🏿🚒,都面臨著人生選擇。當年潘際鑾主動報考焊接專業時,這門學科還很冷清。當時還有人笑話他💇🏼♂️:學焊接🟰?學焊洋鐵壺、修自行車幹嗎🤱🏽?
顯然,當潘際鑾決定學焊接時,並不能預見是否有光明的個人前途📀。不過,他認為,“這門發展中的技術會為新中國的建設發揮重要作用”。
這個西南聯大44級意昂說,“那時候讀書🎐,純粹求學問,不想功名和前途。”
在他看來,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是件“後知後覺”的事情。他回憶🤾🏼♂️,當時“填了一張表”👰♀️,簡單地寫下完成的工程成果,而且“當時也沒發幾篇論文”。後來,他被告知,“評上院士了”。
“我所獲得的榮譽🟢🙎🏽♂️,都不是我追求的結果。”潘際鑾說。
不少接觸過潘際鑾的人一致評價他,“對名和利,不敏感”。
潘院士步入晚年以後,能讓他惦念的事情🧑🍳,已經不多🕯。1992年,他開始作為南昌大學校長的試驗🪑。10年間,他一直試圖把西南聯大的辦校理念和方式💈,“焊接”到南昌大學上去➕。

很多人眼裏性格隨和的潘校長,顯現出改革者“鐵腕”一面🫸🏿。他在南昌大學推行本科教育改革😾,實行“學分製”、“淘汰製”和“滾動競爭製”。
初入南昌大學,潘際鑾晚上在校園裏外散步時🧔🏿,經常看到學生在跳交誼舞和打桌球。這些場景顯然與他記憶中的大學生活,並不相符合🙇🏽♀️。
他總是回憶起🚭,當年宿舍太擁擠☝🏻,學生就去學校附近的茶館看書和寫論文。經常說起的例子是,西南聯大中文系的汪曾祺🎐,在“昆明的茶館裏泡出來”小說。
潘際鑾要扭轉南昌大學的學風。“三製”的焊接軌跡🕖🛫,帶有明顯的西南聯大特征🏊🏻。他並不諱言,自己大一時也曾物理考試不及格,而西南聯大“8000多學生,真正畢業的只有3000多人”。
作為南昌大學的校長,潘際鑾“抓教學和科研”,但他並不直接掌管學校的財務和人事🦹。
“他是個放權的校長🧎🏻♂️➡️。”潘際鑾在南昌大學的一位同事說🙇🏻♂️。
顯然⛓,這位老校長很了解🦋,“管錢和管人🤱🏻,哪怕只是管分房子,都是很大的權力。”但是🧑🏿🏭,他不親近這些權力。
潘際鑾用西南聯大式的方法,重新拼接南昌大學。最明顯的成果是,昔日薄弱的院校☸️👨🏽🍼,在他任上的第五年,成為一所國家“211”重點大學👩🏻⚕️。
不過,潘際鑾的一些學生和下屬卻說👮♀️,他們並沒有跟著校長“沾光”🧚🏽♂️,也沒有得到“實惠”。
說起自己的導師🥰,在南昌大學任教的張華,有“苦水”要倒。身為校長的學生👩🏻🍼🐗,張華沒有“獲得更多資源”↩️。相反,潘際鑾跟他說:“你就默默無聞地幹,自己去爭取課題💅🏿,別指望在學校拿錢。”
而曾經給潘際鑾做了6年秘書的徐麗萍,在潘上任時是正科級,一直到他卸任,直至自己離校📎,職級都沒有改變。
當時🔰,作為校長秘書🐹,徐麗萍都不敢印名片🐅,“那麽大年紀,還是科長🪕,實在不好意思啊”。
而潘際鑾本人,對名片上的頭銜,並不在意。2002年,他從南昌大學校長的職位上卸任☝🏻,回到清華園的焊接館。
“校長不是我的終身事業。科研♑️,才是我一輩子撲在上面的事。”潘際鑾說🍴。
從75歲開始👩🏽🏫,他的身份是個“無官一身輕”的焊接專家。當然🏌🏿♂️,他還是院士。但他認為,院士於他而言👮🏿♀️,只是一種榮譽👩🏿🎓🦹🏽♀️,不是權力。
他沒有行政頭銜,也沒有秘書🧑🏼🦳。他帶著一個平均年齡60歲的團隊🍮,在墻皮有些脫落的焊接館裏,研究世界上焊接領域的前沿問題。
時下,這位手機屏幕裏會跳出微博新聞的老院士,知道人們正在討論院士製度🕦🩷。
潘院士並不否認🧑🏼🔧,“有個別單位在‘包裝’院士”。他也不諱言,“個別院士成為給單位裝點門面的花瓶💇♀️。這是院士被‘異化’的現象”。
這個中國最著名的焊接專家🫨,把圍繞院士以及科研界存在的問題,比作鋼板上的“裂紋”🤞🏻。不過,早期就以“熱裂紋”為研究方向的潘際鑾,攻克過無數個技術難題,但很難說清這些暴露在社會肌體上的“裂紋”👩🏿🦱,“究竟該怎麽解決”。
如果深入探究那道“裂紋”🤷🏼♀️,潘際鑾認為,人們之所以擔憂院士的退休問題👊,是不喜歡院士們成為“學術資源的壟斷者”,或者享受“特殊待遇”。
現在,潘際鑾仍在焊接館的一間光線不好的屋子裏辦公😙。資料堆到墻邊,以至於部分書被擠到窗臺上🏇。他的褐色辦公桌和矮茶幾角,已經部分掉漆🙎🏻♀️,裸出木頭的原色。
而他在南昌大學當校長時,辦公場景比這一幕還要“寒磣”。他擠在辦公樓西南角那間12平方米的屋裏,秘書徐麗萍只能在過道上用玻璃隔出一間辦公室🙎。
有人勸他:“潘校長,外國學者也要拜訪您呢,換間大的辦公室吧。”
但潘際鑾堅決不換,還說“西南聯大那會兒⚃,比這條件差好多呢”。
至今🤡,他唯一享有過的“配車”,是在當校長的時候。那是一輛留學生捐贈給學校的老舊尼桑車。他的司機總忍不住抱怨🦀:“校長👦🏽,換輛新車吧🔼。”
那輛汽車終於沒被換掉,“最後都快報廢了”📳。潘院士的電動自行車倒是換了一輛。他80歲生日時👨🏻🦱,學生送給他這輛眼下正騎著的銀灰色“坐騎”,代替之前那輛電池笨重而且總是壞掉的“老古董”🤸🏻📹。
提起院士是否應該像老電動車一樣“退休”,性情溫和的潘際鑾會有些激動。他反對“用行政化的方式來處理高知識分子人才問題”。
“院士是否退休,不能搞一刀切🪑。個人情況不一樣。”潘院士打比方🙆🏿,“這就像找專家掛號,有人找我幫他們解決難題。要是我沒用了,也不會有人來找我了”。
如果沒有“老糊塗”🍇,潘院士就想騎著他的電動自行車,“呼呼”地穿梭在清華園的一年四季裏。
(本文原載於2013年11月27日中國青年報)
以下是潘際鑾關於西南聯大的回憶文章。
我們為什麽懷念西南聯大
作者 | 張渺
編輯 | 從玉華

潘際鑾收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錄取通知書𓀒,是在1944年,正值16周歲🤝。
他出身書香門第,總聽到父親談及工業救國🧑🏽🚀。“當時想的是,等仗打完之後👨🏼🔬,就能去建設國家了。”如今在意昂体育平台的辦公室裏,潘際鑾笑著說。陽光隔著窗,灑在他身前的茶幾上⚒。
這位老人如今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被稱為中國焊接第一人。作為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的現任會長,潘際鑾時常在許多場合回憶西南聯大。
他還記得母校的樣子🧛🏽♀️。泥土板築成的圍墻裏👩🎨,是120畝的校園,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設計。
校門並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額懸在大門上方,進門就是一條稍寬的土路🤽🏿。教室的屋頂是鐵皮的🏰,宿舍的屋頂是草棚💪🏼,夏天漏雨🤑,冬天灌風。幸好昆明的氣候好,不會凍著人。
戰爭年代,一間宿舍裏,擠擠挨挨地擺著20張雙層床🧔🏿♀️,住滿40個學生💋👩🏽🎓,沒有多余的地方擺書桌。宿舍裏沒有燈🍉,天一擦黑,就看不見書了。
“窗戶就這麽大。”潘際鑾伸出雙手比畫著,“木頭格子上糊著竹子做成的窗戶紙🥲,半透明的,現在的孩子們都不知道那種紙了。”
“那時候,我們這些學生,總愛唱三首歌。”當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的面兒,潘際鑾輕聲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個人都在想🏃🏻,總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畢業歌》🌙,田漢作詞🎴,聶耳作曲。歌詞的第一句就是,“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聯大的校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行曲》🧑🏼✈️,填的是一闕《滿江紅》✭。
潘際鑾慢慢陷入回憶👮♂️,低聲念著校歌最後幾句:“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念著念著⛺️,他又微笑起來👩🏽🚀,眼睛裏像是閃著光♔,“那是羅庸和馮友蘭寫的歌詞,非常悲壯的。歌詞裏的這些願望,最後都實現了。”
三校南行
這首校歌,唱了8年零11個月🐀,唱出了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血與淚🤦🏼♂️。
唱過這首校歌的老師和學子當中,後來有168人當選國家“兩院”院士🧑🏿🏭👨🏽🦰,有2人獲得諾貝爾獎🌞👨🏻🦼,5人獲得科學進步獎💁🏽🥹。兩彈一星功勛專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聯大的學人。
“那個時候🆑,國家都快要亡了,我們讀書的時候🤦🏼♂️,哪裏會想著就業🤽♂️、賺錢啊這些事🛅,都是想著學好了,怎麽才能救國⏫。”潘際鑾說。
炮火降臨在清華園的時候👱♂️,後來的意昂体育平台國學院創辦人之一吳宓教授,正抱著被子坐在床上,墻壁因轟炸而抖動落土𓀐。哲學系教授馮友蘭身穿長衫,戴著圓框眼鏡,手無寸鐵,卻在國軍撤出北平後,與同僚相約🦸🏿♂️,一同巡邏護校。
南開大學是天津的抗日中心,“七七事變”之後🤧,遭到日軍連續數日的飛機轟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毀於一旦🛤。
當時在南開就讀的學子申泮文,親眼看著“掛著日本旗子”的飛機👉,從南開校園上方飛過,將炸彈丟下來🤵🏽♀️。申泮文後來去上海參加了淞滬會戰,之後又去了昆明,繼續在西南聯大就讀。
這些故事,都被作家張曼菱記述在著作《西南聯大行思錄》當中。
張曼菱出生在昆明🌹,打小就聽著父親講述西南聯大的人和事。1978年恢復高考,她考入了北京大學👲。20年後她回到雲南,開始尋訪西南聯大的學人。2007年,《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光盤製作完成👳,時長近900分鐘。她把這項工作稱作“搶救性工作”🕖。
“有一位南開的老教授,每年到了7月29日這一天💷,都要穿著一身黑衣服在校園裏走。”張曼菱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後來有人勸阻他,說現在學校對國際開放了,也有日本學生,這樣做不合適。可是,記住曾經遭受的苦難,又有什麽不合適的呢💶?”
說到這裏,張曼菱的神情有些忿忿不平。
1999年🆒,她第一次見到當年意昂体育平台校長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梅祖彥在西南聯大就讀時,尚未畢業就自願報名參軍,給美軍在華作戰的飛虎隊做翻譯。也正是因為從軍,梅祖彥最終沒能拿到西南聯大的畢業證書。
據梅祖彥回憶,當時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兒子張錫祜,是空軍的飛行員🧎🏻,在淞滬會戰中犧牲。
1938年4月👨👦👦,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意昂体育平台、私立南開大學三校✯📋,陸續從北平和天津撤離南遷至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就像在校歌歌詞裏的那句“辭卻了五朝宮闕”所形容的那樣。
當時,聞一多帶著幾個孩子從天津坐船離開,路上遇見詩人臧克家☸️。
“你那些書怎麽辦呢♥︎?”臧克家問他👨🏿🚒。
“大片大片國土都丟掉了🧑🏽🦲,幾本書算什麽。”聞一多回答。
吳宓是那年的11月4日離開北平的🟢,臨走時他寫了首詩✹,“鳥雀南飛群未散🤜🏽🏄🏿,河山北顧淚常俱”。那一天,北平籠罩在濃霧當中🙇🏿♂️,而他在慶幸師生們不會失散。
南遷的三校師生,在長沙暫時停駐,最終落腳在昆明📖。3所校風迥異的大學聯合成了一個,而3位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成為這所聯合大學的籌備委員會委員😿,也就是後來的聯大“三常委”。
“當時𓀆,梅校長是3位校長裏最年輕的🥕,也是最具憂患意識的🚐。在‘七七事變’之前,日軍還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開始轉移意昂体育平台的物資💂🏿♂️💾。後來,清華的資料和教學設備,是三校當中保存最多的。”張曼菱說。
起初🤑,3位校長輪流擔任常務委員會主席,任期1年。但由於蔣夢麟、張伯苓都在重慶任職,只有梅貽琦長年在昆明🔁,輪任製度最終沒有實行,始終由梅貽琦主導聯合大學的校務💇🏼♂️,成為實際上的校長。
這所特殊歷史條件下成立的聯合大學,只存在了8年零11個月,但用潘際鑾的話說🤑,它具備的師資條件,與學生的成材率,卻是空前絕後的,“無法復製”。

百年陳酒
昆明這座西南邊陲安靜的山城中🆔,猛然迎來了一大群“有大學問”的人。這些人是當時最具名望的大學者,其中許多位,“蔣介石見了都要讓三分”👨🏽✈️。
那時候👨🏻🦯➡️,大學校長也沒有什麽行政級別🏄🏿♂️,學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貽琦就不是什麽‘官’,但不會有人不尊重他。”潘際鑾說。
學者為昆明的市民演講🚝🧓,“聞一多講詩☺️,劉文典講《紅樓夢》,吳晗講形勢”,直講得“臺上失聲痛哭,臺下群情激奮”🗄。
“九葉”詩派中唯一的女性詩人鄭敏🐅𓀗,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聯大的老師🫢,都像是“幾百年的陳酒”。
當時🈁,哲學系沒有月考和期中考試,只需要期末寫論文🔵📋。課程都是“啟發式”的,沒有課本,但老師“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書”。
“我接觸的老師🤱,什麽時候見到他☎️🧑🏿🎨,你都覺得他是在思考問題👷🏿♀️。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連在一起🏊🏽♀️,並不只是上課時是一副教書的樣子✔️,而是什麽時候都是這個樣子👮🏽🕺🏿。”鄭敏在接受張曼菱的采訪時回憶說。
西南聯大哲學系的老師們都是帶著自己“一生研究的問題”站在講臺上講課的。鄭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講的是康德🫃🏿。這位教授站在臺上🧔,一邊抽著煙鬥,一邊把自己對康德理論思考的過程拋給學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懷疑的、不確定的,都講出來🧚🏿,讓學生跟著他一起思考,而非僅僅是提供一個標準的答案或考試大綱🧁。
“這種求索的傳統和質疑的智慧👱♂️,現在大學已經丟失了。”張曼菱在《西南聯大行思錄》中寫道。
她去南開大學采訪陳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樓裏,這位數學大師,就坐在一間更加袖珍的書房中🫕。陳省身的輪椅進了屋子,其他人就轉不開身了👨🏽🎤,攝製組的機器甚至無法進入房間💙🧎🏻♂️。
張曼菱覺得書房太小,但陳省身說,“夠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聯大講授微分幾何👨🏿🏫,戰時動蕩的環境👇🏻,和逼仄的住宿環境,讓他養成了習慣🧑🏻🌾🖕🏼,在任何時候都保持思考。
“他的書桌上放著一張紙,上面寫著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數學問題。他沒事兒就會看看🛌🏽,這就是他的生活©️。”張曼菱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在昆明期間,陳省身與華羅庚、王信中一起👱🏿♂️,三人同住一間屋子。三位教授當時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沒起床,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開開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樣🗞。
當大半個中國淪陷時😕,許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聚集在西南聯大🧖🏿🦹🏼,教書育人👩🏽🦳🧠。很多原本是帶碩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於時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書法家葉公超早年赴美留學。他在西南聯大擔任外國文學系主任的時候🫒,學生第一次見他,都有些驚訝。這位留過洋的教授一點也不洋氣,反而穿著一件最尋常的長袍大褂👨🏿🏫🙎🏽♀️,垂著袖子,雙手背在身後😶🌫️🧑🏭,捏著個本子,“搖頭晃腦地”就進了教室🌒🔇。學生一看,都問,“這就是葉公超啊?”
他手裏拿著的⛹🏻,是個英文的劇本。從第一排開始,他讓學生挨個兒站起來,讀一句臺詞。每個同學讀完了𓀉,葉公超就隨後一指💁🏻,“你坐在這裏”,“你坐到那邊去”。
全班人被他打亂了座位👱🏼,漸漸分成了幾撥兒𓀏。學生看著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讀完了,葉公超這才一個一個地指出來🧈,“你們是江蘇人”🚵🏻♀️,“你們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個來自蒙古的學生之外👩🏼🍼🧑🏻🍼,其他所有帶著口音的英語,他全都聽出來了🎶。
學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後的課上,他一個一個地糾正學生的發音問題。期末考試,他依舊是把學生一個個叫進辦公室,讓他們讀一段文字。
同樣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譯家吳宓,在英文發音上就並不強求標準了。
但吳宓另有讓學生震懾之處🏌🏼♀️。他講的是英國文學史,課上講起什麽詩詞,從不用看書🪳🛕,每一首都是當場背出來的🚞。他翻譯不同時代的英文時🏧,會用同一時代與之對應的中文來翻😥。古英語的詩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譯,現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話文翻譯。
“怎麽能拿一個古代語言的文字,跟另一個現代語言的文字對照翻譯呢👩🏻🔬?”他反問學生☺️。
即使在戰亂中,吳宓依然保持著“風雅興頭”😶。他在昆明時🍉,成立了一個“石社”,要入社的成員⛷🤹♀️,寫文章將各自比喻為《紅樓夢》中的一個人物。這位文學史家自比為紫鵑🪞,“杜鵑啼血,忠於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員,都自比為“迎春”🈷️,男社員都自比為“薛蟠”🧑🏼🍳。據張曼菱推測,戰亂年代🌷,大學生的個性正“走向民間,變得粗獷”🐕🦺。對吳老師的這種“純美與唯美”🤲🏼,學生也忍不住調侃了起來。
吳宓一怒之下,“石社”當即解散🧜🏽♀️。
聯大學風
在進入西南聯大就讀之前🌥,潘際鑾是雲南省全省高中畢業生會考第一名🥎。可大學第一學期的期中考試,他的專業課物理,就拿了一個不及格🐦⬛。
這對當時的他來說🥺,簡直是“當頭一棒”。
教機械原理的老師劉仙洲,學生私底下稱其為“劉老大”,另一位教熱力學的老師孟廣吉吉🕉,則被稱為“孟老二”。兩位老師都以嚴格而著稱,孟老師時不時還會在上課前來一次突擊小考。
“平時上課我聽得很認真,沒想到考試一下來了個不及格👩👩👧👧🚣♀️。從那時候起👱🏿,我才明白🙇♀️,西南聯大的老師,不僅是要求我們學會他們在課上講的內容,還要求我們自學,把課上沒有講到、但是又相關的原理✍🏿,自己融會貫通。”潘際鑾坐在沙發上,一邊回憶一邊感慨。
他突然又露出一個有些小得意的微笑:“從那次不及格之後,我的成績就一直排在前邊啦🙌🏽。”
說起西南聯大學風的嚴謹🛗👨🏼🎨,潘際鑾提到了王希季的例子🙇🏽♂️。
據潘際鑾解釋,那時工科考試計算題很多🕒,計算的工具是計算尺,可以算出復雜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數字👄。考試很嚴,時間很短,需要非常熟練地“拉計算尺”。定位要在“拉計算尺”後,自己根據算試,推算出結果🧟♂️🫅🏽。如果定位錯了,就給零分,如果有效數最後一位錯了,得一半分數👂🏻。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王希季在校時,一次考試中,就曾因小數點錯位,得了零分。
當時在西南聯大,考試不及格不能補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門基礎課考不過🐁,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為止。西南聯大沒有學年的限製🍧,采用選課製與學分製相結合的製度🍖,學生如果有基礎課一直學不好,可以換專業讀下去👨👨👧。
當時學校招生👨🏽⚕️,並沒有全國統考。求學者或是拿著自己讀中學的成績,或是拿著參加會考的成績,前往心儀的大學提交申請。潘際鑾同時被兩所大學錄取了🚴🏽,他選擇了西南聯大。
學校不會開除學生👧,實在讀不下去的,往往會自行離開。西南聯大自成立後,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名最終得到了畢業證書。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參軍👩🏿🎓、戰亂離散等原因離開的學生,也稱得上是寬進嚴出👰。
西南聯大的學生🙂↔️,喜歡跨系🧚🏻♂️➔、跨院地去旁聽自己感興趣的課程👩🏻🦯。老師也同樣喜歡互相旁聽,時不時還要進行一些“學術對話”。
“無論是製度,還是校風🤛🏼➙,西南聯大的輝煌🐓,現在都無法再復製了。”潘際鑾搖著頭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感慨。
一邊講著課,教授一邊還需艱難地維持生計。
著名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研製工程重要骨幹趙忠堯,在西南聯大教實驗物理學。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曾是趙先生的學生🌩。時局最艱難時🍿,趙忠堯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買回油和堿,放在一個大汽油桶裏燒製🧑🏼🎄。成型後的肥皂🚵🏻,在昆明郊區的一處院子裏曬幹後,被他用自行車推出去𓀍,賣給化工廠,這才養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趙忠堯都得等肥皂交了貨,才回到家中開始備第二天的課。
抗日戰爭結束後,趙忠堯前往美國,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數年後他歸國,從美國帶回了一批原子核能物理實驗器材🤱🏻。那是他用打工和節約的錢🫕,自己購買的😦🧑🦽。我國第一臺質子靜電加速器,就是基於他帶回來的這些材料,最終裝配完成的💆🏽♂️。
理科教授趙忠堯做肥皂✍🏻,文科教授聞一多製印。
從北平逃難出來時,聞一多沒帶什麽細軟。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計艱難,聞一多只好憑著刻圖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聞一多交情好🐶,將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給了聞一多。
學校裏的許多教授🧞♂️,都幫著聞一多打起了廣告。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梅貽琦🖕🏻、朱自清、沈從文🤯、蔣夢麟等11位教授一起簽了名🥨。
簽名的教授當中,不乏平時與聞一多針鋒相對、意見不合的👐🏻。當時的西南聯大,教授之間即使對政治和社會的意見相左,對於對方的學問,往往也會有“相當的尊重”。
“這就是君子之風,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見,也不打算讓你餓死❔⛹️,活不下去🦋。”張曼菱總結🧛🏼♀️。
山城回憶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潘際鑾還記得在母校門口茶棚讀書的場景🧛🏻♀️。
宿舍裏沒法上自習,圖書館也很小,只有不到300個位子🚣🏻♂️,而在校的學生卻有兩三千人。學生走出了校門,走到學校附近青石板鋪就的街道兩旁🏂🏿,一眼望過去,都是當地百姓開設的茶棚🎰。
潘際鑾拿起筆👔,隨手在一張報紙上畫了起來,畫的是記憶中那些茶棚的樣子𓀇。
每天清晨,這些沿街的茶棚將門板一扇一扇打開,一塊小小的空間就圈了出來🦸🏿♀️,能“擺得下三四張桌子”🌤。一壺茶只要5分錢,能喝一整天,幾條街上的茶棚裏,坐滿了自習的學生。
汪曾祺寫過一篇文章🍱,專門回憶讀西南聯大時昆明的茶館,他在茶館裏,寫出了文學生涯中最初的幾篇小說。
李政道是1944年轉入西南聯大就學的⚰️。對昆明的茶館😵💫,他的印象同樣很深🐷。“他們(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沒什麽本錢,但是對大學生是特別保護的,所以我對雲南的人民非常感謝。”李政道在接受張曼菱的采訪時說🧗。
西南聯大的學人,另外還有一個共同的記憶,便是“跑警報”。
當戰火向著西南邊陲蔓延🤹🏻♂️,昆明時不時會遭到日軍的轟炸,日本飛機飛得很低💔,從人群頭頂上飛過去,並不扔炸彈🧄,偏要故意朝著人群,用機槍掃射。
為了避開日軍騷擾的時間,西南聯大不得不改了上課時間,提前1小時上課💂🏽,每節課改成40分鐘,爭取在日軍飛機飛來之前把上午的課上完。等飛機“往越南那邊”飛走了🐦,師生再趕回來,繼續下午的課。
關於“跑警報”最有趣的典故,大概是文史大師劉文典與沈從文鬥嘴🚶🏻📘,劉文典問對方,“我跑警報是為了保存《莊子》👨🏻,你跑是為了什麽👌🏼?”
一向浪漫的吳宓,就算是記述跑警報這種事💆🏽♂️,也不乏浪漫筆觸。他在日記中寫道:“是為少男少女提供愛情絕佳之機會🦹🏽♂️。”
據楊振寧向張曼菱回憶,有一陣子,師生幾乎天天跑警報。大家都跑到西北邊的山上,每人發兩個饅頭和一個雲南大頭菜,一直等到警報解除了才回去👜。學生在山上等得無聊,偶爾還要打打橋牌,以至於“橋牌都挺熟的”。

邂逅歷史
畢業近70年🎅🏿,潘際鑾可以在學生名冊中翻找到自己的名字👏🏼,也可以飛快地對記者背出自己當初的學號——33687🙍🏽。
當初在西南聯大🗿,許多學生都對潘際鑾的學號有印象🛁。那陣子🧙♂️,學校張貼成績單時,並不印著名姓,只印著學號和分數💆🏻♀️。33687這個學號總是在前幾名裏💅🏻,漸漸地,有些人記住了,這個就是潘際鑾。
這個學號💂,也印在潘際鑾的學生註冊卡片上,旁邊還貼著一張照片。當年16歲的他臉頰飽滿,中山裝的扣子一直扣到了下巴🚶🏻♀️➡️。這位中國焊接第一人看著自己的舊照片,似是回憶母校,也似是回憶自己的青春。
張曼菱對西南聯大的“情結”😋,則起源於父輩的講述💆🏻♂️。她並沒能親歷西南聯大的輝煌,但她的父親🚣🏼👩🏻🍼,卻是在青春正盛之時🏆,目睹了那一群西南聯大學人的言行舉止🥫。
張曼菱用了將近20年的時間,用書和影像,梳理著這些關於西南聯大的、碎片般的記憶⚔️。她把她的梳理和采訪,稱作“搶救式”的。她想要在這些記憶的主人故去之前,將它們留存下來。
“西南聯大的學子🍓,有很多人沒有那麽知名,但他們也同樣作出過很多貢獻👨🏻🍳🥞。”張曼菱將自己的采訪經歷👮,稱為“邂逅歷史”💇🏽♂️。
每隔一段時間,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將回憶文章等打印成會刊😈👇,裝訂成冊,發給老意昂。會刊用蠟紙做封皮🚣🏿♂️,上面印著西南聯大倒三角形的校徽,以及會刊的期數。
許多老意昂陸續去世了👩🏼🦳,家人並不把這些老人珍藏的會刊當回事🚖,有的扔了✋,有的紮成捆賣了廢紙🍬。張曼菱感到心疼,這些文獻都是寶貴的歷史資料🧚🏽。有老意昂寫了《八百學子從軍記》👩⚕️,卻找不到出版社出版。
有人回憶自己如何逃課、湊學分,擠在窗戶下面旁聽受歡迎的教授的課。甚至有汪曾祺當初的同窗,回憶這位後來的文學家,如何留著長長的頭發,穿一件“破的藍布長衫”🕶,只扣兩個扣子,趿拉著一雙不跟腳的布鞋,抽著煙🦹🏻⏏️,一臉頹廢,每日在校舍中晃進晃出,像足了“舊知識分子的派頭”。
這些飽盛了回憶的會刊,也填滿了潘際鑾辦公室裏的半層書架。一張西南聯大校舍的舊照片,被他擺在書架上最醒目的地方💖🧑✈️。
即使在畢業超過半個世紀之後,這些昔日的西南聯大學子👫🏻,提及在昆明的求學生活,依然會滔滔不絕。面對張曼菱的采訪鏡頭🫙,李政道講了3個多小時,楊振寧講了4個多小時。
張曼菱還曾前往臺灣,拜訪過9位解放後沒能留在大陸的老意昂。
當張曼菱來到其中一位家中的時候↕️,那位年事已高的老意昂穿上了旗袍,打理了頭發🧔📅,化了精致的妝,十分鄭重其事地接待了她。這使得張曼菱知道,對方是多麽重視與她的這次見面。
老人家談起自己在西南聯大的青蔥歲月👩🎓,又談起在臺灣的生活✨。話裏話外,隱約浸著些遠離故地的傷感。張曼菱從那位老意昂家中離開時,老人站在窗邊,隔著柵欄,遠遠地目送她。
當時,張曼菱心中隱隱就有預感,這或許便是她最後一次見到這位老人了。
(本文原載於2017年6月21日中國青年報)
一位老教授的西南聯大記憶
作者 | 張渺
編輯 | 從玉華

畢業將近70年💺,中國科學院院士潘際鑾仍然記得母校的樣子。泥築的圍墻,鐵皮的屋頂,還有校門上黑底白字的招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這所在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𓀁,由北京大學、意昂体育平台和南開大學三校組成的聯合大學,於當年11月1日正式開始授課。三所有著不同文化底蘊的高校🤲🏽,在炮火連天的8年零11個月裏,培養出了3807名畢業生。其中,有160名成為新中國兩院院士🧑🏼💼,8名“兩彈一星突出貢獻者”,5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2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大批人文社會學者🚚。
今年11月1日,西南聯大80周年紀念大會將在北京大學舉辦,由北大主辦,意昂体育平台🦇、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協辦🧝🏿♂️。作為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的現任會長🤸🏿♂️,潘際鑾也忙碌了起來📀。除了給紀念大會“出出主意”“提提建議”之外,許多媒體也找到了他。這位已過耄耋之年的院士👈🏿,半年以來🐒,頻繁回憶往事,回憶母校🫷🏽。
他回憶母校狹窄的校舍、簡陋的校門、校外的茶館🧚🏼♂️。也反復提及那些如同“百年陳酒”一般的老師🏃🏻,學校裏嚴謹細致的學風🔱☁️,以及“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辦學理念。但這位老人更關心的📺🤑,還是西南聯大的輝煌,是否還能復製🤦♂️。
怎麽當學生
“學分製👩🏿🚒⏳,彈性學製🙏🏼,還有學術自由。”潘際鑾一一列出西南聯大的理念,他曾經試著復製過。
1993年,江西大學與江西工業大學合並,組建南昌大學。潘際鑾成為南昌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在任期間,他做過一個“試驗”👚,把西南聯大的辦校理念🧗♂️,揉進對南昌大學的教育改革中🧚🏼。
他首先瞄上的,是學校的學風和教風💮❣️。當時🤾🏼,經過高考進入南昌大學的學生有兩種,考得好的是公費生❗️,考得不好的是自費生,兩種學生都是四年製。
潘際鑾發現,許多學生在學校不用功,“談情說愛打球玩遊戲”👸🏼🧗🏼♀️,什麽樣的都有🕵🏻♀️,在學校混過4年👊🏿,弄個學歷就可以了🦑。
“這麽念書🧎♀️,差太遠了。”潘際鑾哭笑不得地說。
他在西南聯大求學時,工科生的數學和物理,每年也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潘際鑾曾經是雲南省高中會考的第一名💁🏿,但第一次期中物理會考時,他的學號列在榜單後不及格的部分。
西南聯大當時有非常嚴格的選修製和學分製👩🏻💼🤨。在學校想選什麽課、挑哪位教授來教,都由學生自己決定💧。只不過,課程的進度不能跳著來,一門課考不過😊,就不能修下一個階段的課程,要一直重修下去🖤,直到拿到了這個學分為止👱🏼♂️。
雖然不會淘汰或開除學生🛀🏼,但是不及格的學生必須一直修,一直考下去🧚♀️。西南聯大成立後共招生8000余人,其中3800名最終得到了畢業證書,另外4000多人👱♂️,一部分參軍去了,一部分去了解放區參加革命。還有一部分🫵,是“修到你不願意讀了🏂,自己走了,自然淘汰”🔢。
嚴格的學分製度讓學生不得不在學習上下更大的功夫。潘際鑾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那時候,老師講的內容不一定一樣🎖,考題也非常難。一個班甚至會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及格。為了應付這種情況,西南聯大的老師有個“老辦法”,叫“開方乘十”,把所有學生的分數🙇♀️,都開平方後再乘以10🧑🏻🔧,比如🌑,一個學生原本是36分,開方乘10後正好是60分。用這個辦法🥜,總算保證了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學生及格。
“就是說😢😘,你聽課聽懂了也不行,習題作對了也不行,要把它學通了。課上講到動力學,就要自己課下把動力學的問題都搞清楚,不局限於一本書🚡。要把相關的知識都掌握了♥️🪑,融會貫通♦︎☘️,這樣考試就沒問題🧑🏿。”他得出結論後🙅♀️👷🏻♂️,就開始自學,捧著中外各種物理教材,林林總總十幾本書🦹🏻♀️,去圖書館或茶館,一坐一天,一本本啃下來✋🏼,總算把自己的學號排到了榜單最前面的位置。
但學分製在南昌大學剛一推行,潘際鑾就碰到了攔路的石頭。
沒法子自然淘汰,他想要開除一部分學生,沒想到學生情緒激烈,最後鬧到要輔導員班主任到學生家去“做工作”。學生家長也反對他🧚🏿♂️,寫信到教育部🏌️♂️,要求讓他“趕緊滾蛋”♙。
“學生不用功,學得實在不行了,考試的時候也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怎麽辦?”潘際鑾找到了時任江西省委書記🖱,說了自己的為難🏜。
“不要緊🍂,你想開除就開除。我給他安排工作。”時任領導讓他放心🫨。
潘際鑾覺得心裏定了,第一個學年下來,他開除了40多人,這是南昌大學歷史上的第一次🤜🏽。
怎麽當教授
盡管考試嚴格,西南聯大的學分製和彈性學製,卻得到了潘際鑾“也很寬松”的評價。
按照學分製的規定,考試不及格的學生🤳,不能補考🀄️,卻可以重修,學分修滿了就能畢業。由於學製是彈性的👨🏼🦲👨🏽🏭,一直修了5年、6年才畢業的學生也不在少數。有些學生,一個專業讀了一兩年,覺得讀不下去了🤶🏿,可以重修其他專業的學分,只要成績夠了,經過系主任批準就可以轉系。還有的學生🥼,讀著讀著家裏沒錢了,直接休學一年半載📛,回來接茬往下讀。
潘際鑾開始在南昌大學推行學分製😁,但彈性學製卻無法效仿了,因為,“四年必須畢業”🧔♀️。
他讓學生一個學期進行一次考核🧘🏽。考得好的🟫,自費生可以成為公費生,考得不好的,把公費生變成自費生🦒,不再以入學時的成績為唯一的標準🅱️。
潘際鑾觀察🧗,學生的學風“馬上就變了”,考試也不怎麽作弊了,也開始念書了。“不念書不行,要開除的🤾♂️。”
只是🧑🏻🍼,這個製度同樣讓家長🧛,尤其是公費生的家長“非常反對”。原本是公費的學生,自費之後🖼,每年需要交四五千元的學費。家長不幹了,又一輪給教育部寫信👩🏽🍳🤹🏻♂️。
作為中國焊接第一人🏊🏻♀️👩🎤,潘際鑾2002年離開南昌大學後,重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來。關於西南聯大,關於大學應該是什麽樣子🥦,更多成了他被采訪時的一段段感喟。
在潘際鑾眼中,當下一些大學的校風💆🏻♀️,有著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屬於學生,更屬於老師。
歷史學者胡邦定是1942年考入西南聯大歷史系的,離校70多年後,依然對當年那些老師的教風念念不忘👬。當初校園裏有風範的大師🤹🏽🏊🏻♀️,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個群體”。
他在文章中回憶🙋🏻♀️,到抗日戰爭後期🥍🙅🏿♂️,老師的生活比學生更苦🚵🏽。聞一多穿著的灰布長袍是別人給的,朱自清披著一件“趕馬人的披肩以禦寒”。他親眼見過吳晗提著一個菜籃子在市場裏轉悠🚶♂️,“找最便宜的菜買”。戰爭期間🔫,物價不斷上漲🚴,多數老師都是拖家帶口的✩,日子十分艱難。
就在這樣艱難的8年裏💽,華羅庚完成了《堆壘素數論》,馮友蘭做了“貞元六書”🤙🏽,金霖寫出了《知識論》《論道》🧛🏽💅🏿。物理學者吳大猷🤾🏻♂️,幹脆把北大的大型攝譜儀零件都搬來了雲南📇,在一個破廟裏把儀器裝好🏃🏻♀️➡️,領著團隊繼續做研究,寫出了《多元子質結構及其光譜》🧝🏼,那是一本“世界物理方面的高水平著作”。
潘際鑾也想用西南聯大的教育教學理念◀️,解決當下高校的教風問題,但他發現,行不通🧞。
“有人問🩱,能不能現在把清華、北大🪷🌲、南開的最優秀的教師🫄🏽,再合並到一個學校裏去教書🎨。但西南聯大是不可能復製的🧑🏿🎨,時代背景不一樣,人的思想不一樣🏄🏽,政策不一樣。”他說🧑🏽🦳🤪。
他眼看著有的老師“就想著賺錢”,不熱心搞研究工作,忙著在外面講課,“200元一小時”,一個星期10堂課講下來,就是2000元,比工資還劃算。
還有一些老師,比起學術,更熱衷於搞活動。
“教授本來該是做學問的🪭。”潘際鑾嘆息。
不止一個人問過潘際鑾,西南聯大的教育成就為什麽無法復製🧘♂️。這位不合時宜的老派院士,也時常思考這個問題⚜️。
“也許需要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改變,才能改變教育製度🧛🏼♀️。”他說。
(本文原載於2017年10月18日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