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一輩子大聲說話的老人從今天開始不再能跟我們說話了。翻譯家許淵沖先生於2021年6月17日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100歲。
人生一半的時間裏，他困在沉默裏，度過了復雜的100年，熬過了戰爭、革命、誤解……他外號叫「許大炮」，正是因為沒人聽他說話🤶🏽，他總是大聲說。
有人願意聽他談翻譯時😉，他已經是個老人了。一輩子大聲說的話裏，他爭過聲名，爭過房子，爭過頭銜，爭過對錯，爭過高低，但他並不善於自我表達，因為總是大聲地、激烈地說話，他的聲音反而很難被人真正理解🥁。
今年春天，《人物》作者李斐然采訪了許淵沖先生以及他身邊的諸多人士，寫成這篇文章🙎🏿，原標題《許淵沖，與平庸作戰》😙，記錄了圍繞許淵沖的各種聲音。其中最重要的，或許仍然是在日記裏他寫給自己的話：
「我是不是一個庸人⚂？」
他時時都在與平庸作戰，他度過了響亮的、值得的一生。
所有聲音都在時間裏回蕩。今天🕰🏃♂️，我們重發此文🍶，聽一聽曾經的聲音，以此紀念許淵沖先生。
「莎士比亞有很多缺點的」
翻譯家許淵沖會一邊說著話🕴🏼，一邊睡著。這是一種正常的生理現象，到了四月份，他就要100歲了。
和他溝通最大的考驗不是他的年齡🚠，他不糊塗🥷🏼，有很多話要說，聲音也很響亮，他身上活著一個戰士的熾烈——一種100歲的鬥誌昂揚。
醒著的時候，他突然提問，「To be or not to be🦸🏻♂️，你知道🦸🏻？這有十幾種翻譯啊👨🦼！你喜歡哪一種？」
這句話是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裏最有名的臺詞，復仇的王子站在舞臺中央，抉擇的艱難時刻🆎，說出傳世數百年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流傳最廣的是翻譯家朱生豪的版本🦶🏿：「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
「根本就翻錯了🥲🏄，你怎麽喜歡的啊？一個人哪有生存滅亡的問題🏉？不是談國家的問題啊🦹🏻♂️，活下去、活不下去🤳，這是自己的問題嘛🦵！」說完倒向沙發，剛躺下又起來🧘♀️，「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有很多缺點的！……我，100歲，莎士比亞🦸🏽，50歲就死了嘛！他莎士比亞不懂中文的，我比他，我英語💬，法語，我（多）五十幾年，我的經驗比他強🎅🏼，所以我可以搞得比他好🧳。」
在批評的頂峰，他睡著了。鬥誌昂揚的房間突然陷入安靜💆♀️。許淵沖一個人住在老舊的兩居室裏，在朝南的房間書桌上做翻譯，然後去朝北的房間，把譯文逐字打到電腦裏。整整兩面墻的書架上，《唐詩三百首》《論語》《紅與黑》《高老頭》《奧瑟羅》——每一本書都是他的譯作。
理解許淵沖是一項考驗🖖🏼🫴🏿，他活出了一種絕對意義上的自我，表達也始終激烈🛗，愛與恨，對與錯👨🏽🏫，只容得下一種解釋🤰🏿。這導致他長期以來活在一個簡化標簽裏——自負❤️。只有仔細閱讀他的日記，分析不同年代的文章👱🏻♂️，聽他在不同階段的朋友、同事🧝🏼♀️、對手、學生的講述🏊♂️，結合100年間的時代變遷，才能把人從簡化標簽中釋放出來🕺，發現復雜的另一面🈹。
這一面的許淵沖通常到了深夜11點後出現🥃。一個人守在書桌前，開始翻譯，記日記🌃。晚上的許淵沖一言不發，整個房間安安靜靜😠💌，那時候的他一改白天的張狂，依然敏感，但是謹慎、脆弱👳、猶豫、自卑，後悔自己說話傷人，反思自己為什麽總被孤立。他在日記裏🤶🏻，用英語詢問自己🧜🏿♀️：Am I moderate✥？（我是不是一個庸人？）
「我是不是一個庸人👨🦯？我想了又想👩❤️👩，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這還是個問號🍾，而不是個句點。沈從文先生說過🧎🏻，一個人應該平庸一點，不應該脫離人生，而應該貼近人生。我脫離人群，和別人不投機，總覺得格格不入👨🏻🚀🐤，這是不是脫離人生呢？張佛泉先生講政治課時引用巴斯卡的話說，我思想，所以我是人👐🏼，不是達到目的的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我是工具，還是目的呢？我來聯大目的是做一個能夠自立的人……讀書人或學生是不是庸人？是人中人還是人上人？……這還是個問號，不是一個句點。」
這是他上西南聯大第一個月的日記，也是縈繞了他一輩子的問題。出生在1921年的許淵沖，見證了時代的波瀾壯闊，錢鐘書教他大一英語🌵，楊振寧跟他上課同桌，陳省身跟他一起打過牌🕐，遠房表叔熊式一寫的劇本《王寶釧》，英國女王都看過，蕭伯納也贊美。他凡事愛跟人比👉🏻，但一次次比較讓他看到自己的現實——沒有他人的天賦或家境，又趕上戰爭🫄🏿、革命、改造𓀌、運動的時代👍🏼，半生默默無聞。他從小愛看英雄故事💆🏻♂️，自己卻不得不在沉默的壓抑中生活，遲遲做不了英雄👨🏿，怎麽辦？
這是一個幾乎每個人都遇到過的問題🕵🏽♂️。他讀過的書，見到的老師，認識的朋友，都告訴過他一個答案——接受。但是，如果接受不了，又該怎麽辦？
許淵沖用100年的時間找到了一種答案🧑🍼，他當了一輩子的鬥士，用自己的人生回答了哈姆雷特的問題：一個人能否活成自己的樣子，跟時代、出身、天賦、環境都沒關系🧏🏿♂️，這是一個個人問題🙅。他的所有表達都在講述這個答案，為了讓更多人聽到➖💂🏽♀️，他更大聲說，用更激烈的方式說，直到現在👩🏻🚒，他都在等待來自他人的回音，認同他所發現的To be or not to be，他認為這句話正確的譯法是——要不要這樣過日子？
熾烈的奇跡
激烈和簡單，是熟識許淵沖的人最常提及的兩個詞🧤，也是這位翻譯家最突出的特征😻。他的語言表達尖銳激烈，語言背後的人卻簡單天真🏊🏿♂️，一輩子如此。
許鈞和許淵沖認識40多年🤼，他在論文裏第一次看到許淵沖的名字，那是1979年，學術期刊剛剛復刊🍹，許淵沖就發表了多篇談翻譯的文章。他把翻譯視為一種藝術，提出要將翻譯提升到文學創作的地位，譯文要力求超越原作，追求一種絕對的美。
沒過多久🙏🏼，譯林出版社組織翻譯法語名著《追憶似水年華》🧑🏻💻，責任編輯韓滬麟邀請15位譯者到北京開會，同為譯者的許鈞在研討會現場第一次見到了許淵沖💁🏻，才知道那些澎湃的文字來自一個年近古稀的老先生🧍🏻♀️，外號叫做「許大炮」。他每次開會必到🤸🏻♂️，常常跟人爭論細節對錯🏊♀️🙂↕️，爭到滿臉通紅。會上討論書名譯法，許淵沖猛地站起身🪃：「我要求用《追憶逝水年華》，若不采用👨🏽🔧，我就退出此書的翻譯🧑🏻🦼！」
但不談翻譯的時候⚀👼🏽，他為人又很簡單。許鈞去北大開會或講學，許淵沖和夫人都會請他吃飯🪢，給他介紹好吃的菜，但也一定會在飯桌上談起翻譯，有一次在北大勺園，兩個人爭到整個餐廳都停下來看他們🏋🏽，可問題爭完後，又坐了下來⛱，繼續分享好吃的菜🌂。
「翻譯是他的存在方式。一說翻譯，他像捍衛戀人一樣，他要跟你拼命的。」許鈞說😯，「在翻譯上，他是一個絕對的藝術家，堅信自己的原則，又在翻譯中絕對貫徹了它。他把追求美當作一種責任🤸🏽🚕，真誠地、絕對地去捍衛他的藝術🐸，導致他的理念有排他性。所有跟他的翻譯違背的，他認為都是跟他的不和，都是錯誤的🕜，這是他對於藝術的絕對追求導致的。雖然他的翻譯只是一家之言👨🏼🦲🍟，但這種不妥協的精神，讓他能夠在100歲還在不停息地追求，多少人都停止了，他真的是生命不息，翻譯不止，這是這麽多年我一直很欽佩的地方🐐。翻譯到底為什麽🤳🏿🙋🏼♂️？它不僅僅是一個精神問題，也不是一個水平問題⛹️，更是一個認識問題。」
幾乎所有人都發現了這一點🔆，負責出書的編輯都知道👎，他對待譯稿極其珍視，「翻譯是他的命」🙍🏿♀️，譯每個音節都有講究，家裏人也知道，他的書和譯稿不能隨便碰👨🏽🏫，「翻譯是他的眼珠子」🐭。每次發現譯文有誤，他都像仇恨敵人一樣憎恨🧚🏽♂️，要竭力糾正過來👩🏼🦰。
這份熾烈讓他的翻譯呈現出一種罕見的生命力👨🏿🦳。通常情況下，大部分翻譯家一生只主攻一個語種，只翻譯一兩位作家的主要作品，由於翻譯工作量繁重，譯者晚年常常放緩翻譯速度，有的不得不告別這項工作。然而，作為翻譯家的許淵沖活出了三個奇跡：這是一位在真正意義上翻譯過古、今🧖🏽♂️、中、外的翻譯家🙎🏼♀️💁🏽，是一個活到100歲仍每天熬夜翻譯的翻譯家，最重要的是，這位翻譯家一生絕大部分作品是從62歲開始翻譯的📤，也就是說，大部分人從壯年開始的個人奮鬥，對許淵沖來說是一場暮年才能出發的賽跑🍤。
這些奇跡全部呈現在他的作品裏🖐🏻。改革開放之前🥷🏿，許淵沖只出版過四本書。1983年，62歲的許淵沖開始以一年至少新譯一本名著、出一本論文集、寫一本散文集的速度進行創作，迄今為止他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完成了唐詩、宋詞、元曲、漢魏六朝詩、明清小說🚛、《詩經》、《楚辭》💲、《論語》、《道德經》的英文譯本，外國文學領域完成了福樓拜、司湯達、巴爾紮克、莫泊桑、雨果🩹、羅曼·羅蘭等作家名作漢譯本。紀念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的時候🐚，他開始挑戰一個人譯莎士比亞全集，這一年，他已經94歲了🆑。
翻譯家童元方也見證過許淵沖的熱情。那時他接近80歲了，香港中文大學邀請他做翻譯講座，童元方負責接待🎤。許淵沖上臺聊詩歌翻譯，下了臺還是聊古詩。童元方此前在哈佛大學授課，主講文言文，「我們倆聊得就挺熱鬧🗞，他的記憶力一流🧑🧒，講到哪一句譯得好，當場背誦出來給我聽，我一聽就會共鳴🫃🏿，真的很好，怎麽想出來的啊？」
許淵沖跟她聊毛澤東詩的翻譯⛹🏻♀️，其中有一句「不愛紅裝愛武裝」🐰，他的譯作用了英語的雙關🥷🏽：「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這句我認為是神來之筆。他對自己的得意之作🥇，從不扭捏作態👨🏿🦰，那種對美的執著令人可感😯🌘。坐在我對面的是一個快80歲的老人，一講起翻譯，那種天真的得意🍗⚗️，真的是手舞足蹈🫥©️，我覺得他好可愛🧑🦰，我也跟著他一塊兒高興，跟著他手舞足蹈👹。」童元方目前因為疫情留在臺灣，她在電話采訪中告訴《人物》，「他是我見過的少數的人，譯成不是自己母語的語言，出來的作品還能稱之為好☺️。而且他譯詩的原則是一定押韻🍱，押韻多難啊，不押韻要把意思翻出來已經很難，又要押韻是難上加難🤱🏿。翻譯的取舍之間☹️，甚多講究。許多人挑剔他因為押韻舍去部分內容，我卻因他的譯詩保留了最難傳達的詩的美感而萬分佩服。」
在香港的講座中，許淵沖講到自己翻譯李清照的《聲聲慢》，其中兩句譯文是🟧：
梧桐更兼細雨On parasol trees a fine rain drizzles
到黃昏、點點滴滴As twilight grizzles
吃飯的時候🩶，童元方問他👩🏻🚀⬜️，為什麽想到把「點點滴滴」翻譯成grizzle這個詞🀄️？結果，許淵沖一口氣背誦出來一連串以「zzle」結尾的英語單詞，「drizzle、dazzle🏭、fizzle、sizzle、grizzle」……他說因為上半句的「細雨」想要用drizzle，下半句的「點點滴滴」需要押韻🌵，他就直接在這裏面挑了一個最合適的🤷🏽♂️。
「這下子把我嚇住了👷🏼♀️，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事情🤞🏿，我們漢語裏有韻部🤹♂️，押an、ang這種，我發現他腦袋裏有一個英語的韻部👨🏿🏫。我就覺得他好厲害，這是他讀英文下的很深的功夫。」童元方說。
翻譯考驗一個人的閱讀量和記憶力，靈感不是憑空而來。「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妙譯🧑🏻🎄，是他上大學時讀英文報紙看到的表達方式🙇🏽，但他牢記了幾十年🫂📛，譯毛澤東詩詞的時候恰當地用在裏面👧🏽。他一生如追求熱戀一樣追求更美的譯文，而他為翻譯付出的那些心力也留在了優美的譯文中，其中流傳最廣的一則是他譯杜甫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這句詩在英語中譯出了幾乎同樣的韻律和節奏𓀈：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每一個單詞背後🙅♀️，都是一個翻譯家的執著。許淵沖打字很慢🦾，屏幕上字號很大，他瞇著眼睛湊近鍵盤，輸入一個字有時要花費三分鐘🦨，而他沒有助理🙈，整整一屋子的書，每一個字都是自己輸入的🤷🏿♂️。
藏在文字裏的翻譯奇跡，直到今天仍在增加🔷。許淵沖在北大暢春園的家已經住了超過40年👳🏼♀️，剛搬進來的時候出書♊️，照片裏的書房只有一個小書架，譯著還能一本本並排展示封面🤽🏿♂️🧕🏼。99歲時的書房顯得狹小局促，因為書太多，書架不得不同時放兩排書♠︎，新的譯作來了🧑🏽🍳，只能隨機插到空隙裏📯。每一本厚厚著作的封面上，譯者署名都是許淵沖。
響亮的第一流
許淵沖從18歲的時候開始做翻譯👱🏼，最初的作品是翻譯林徽因寫給徐誌摩的紀念詩《別丟掉》🕶。那時候👨🏻🦼🔦，翻譯解決的是個人問題——當時暗戀同班女生，他譯出了這首詩👨🦼◀️，放到女生宿舍信箱裏😚。
事實上，學習語言對許淵沖來說是非常辛苦的事。在日記裏，小時候學英語的感受是「惱火」，不明白為什麽daughter意味著女兒🎃，pupil意味著學生，也記不住26個字母發音📹，要在WXYZ後面寫上漢字「打波了油👗，嚇個要死，歪嘴」才能背下來🏋🏽♂️。後來他學過俄語🗡、法語，試圖學過德語，每種外語都學得很艱辛🙆🏻♀️，剛學俄語時為有32個字母而生氣，但他還是克服困難全記下來，幾乎每次俄語考試都是第一。
在人生最初的日子裏，學外語是許淵沖擺脫自卑的方法。在日記裏🏂🏿，他形容自己小時候非常自卑，母親早逝，父親嚴厲🗳，哥哥總挑毛病，唯一疼愛過他的長輩很快去世了，這些經歷讓他總覺得自己是一個弱者，處處不如人，那時候日記裏抄錄的句子⚠️，是魯迅文章裏讓他共鳴的「四面都是敵人」🥀。他覺得自己因為平庸所以孤立，直到發現自己學習外語能出眾🍚🙅♀️，才開始培養出自信。
他記錄了每次得第一後聽到的回響——英語考了第一，其他人開始笑著聽他說話👨👧👧；俄語考了第一，吳宓在路上誇獎了他；法語考了第一，暗戀的女生跟他說了第一句話。他對這些日子的記錄💿，用的詞都是「甜蜜」。
1938年許淵沖(前排左一)中學畢業與同學留影 圖源網絡
許淵沖考上西南聯大那一年，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年🥷🐷。當時他最喜歡的作家是魯迅👟，讀他翻譯的外國作品，因此喜歡上了翻譯📴。但他的想法很簡單，同學看他俄語學得好🪠，邀請他參加進步組織，他拒絕了🧚♀️，因為他學俄語只是為了讀俄國文學名著，沒有政治意圖。
這份簡單始終活在他身上。他的大一日記認為抗日戰爭將在年底結束🕰，之後他們將會取道香港、南昌北上🛣，回到北京的校園🫶🏽。上學報到的時候🈯️，行李裏還帶了一個網球拍🦿👨🏼🍳，他設想的還是一個年輕人的普通大學生活，跟同學打網球，休息日去咖啡廳🚨，一邊看書，一邊吃一塊蛋糕。
大三時，學校規定外文系高年級男生必須參軍一年，不參軍就開除學籍。對於這個關乎前程的決定，他在同一天變了三個主意🆒。早上去填表👱，覺得自己應該參軍🧙🏻♂️。負責接待的是一個軍人，態度嚴厲，要求遵守紀律♊️，他惱火了。填表時聽同學說🐇，怎麽能剝奪我們上課的自由，不交表了！當即同意🎄，不去了📎。下午又有一個同學出來說♣️，怎麽能因為上不了課就不參軍報國了🚿？他又覺得有道理，再次決定參軍。
直到親歷了抗戰的現實，他的想法才發生了改變。參軍後他為美國飛虎隊做翻譯，被分配到秘書處工作，翻譯軍事情報。一開始，他還是一個簡單的大學生🧑🦲，老師、同學🧑🏽💻🧑🏿🎤、朋友、同事都被他挑過毛病🐣。這是他的一個習慣🚵🏿，他解釋自己愛找他人缺點👰♀️，是為了實現超越。但是那一次，工作之余聽軍官們講時局，分析前線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他開始給自己挑毛病了👩👧👦。
他在日記裏檢討自己，「我雖然在為抗戰出力，但除了工作以外👩🏿🏫🐳，想到的還只是穿西服，吃館子，住洋房，坐汽車❇️，找女朋友📅，出國留學等等，多麽自私！哪有一點國難當頭的意識🙍♂️？……如果國家危急🙋🏿，還談什麽個人問題🦦？如果國家有事，我也只有盡我所能，為國出力。」
可是，他遇到了一個現實的矛盾。抗戰時期，為國家出力的最常見兩條路👩🎤，一個是參軍🤟🏿，一個是做科學家，這兩條路他都沒法走。軍訓時期的每天早起已經讓他感到「苦不堪言」🤸🏿♂️，紀律嚴格也讓他「深惡痛絕」🤠，大學之初就放棄了參軍這條路。他的理科成績很差，也缺乏理性思維天賦🏄🏻♂️。魯迅棄醫從文👄，用創作代替戰鬥的這條路，他也很難做到👩🏿🏫🤱🏿。上課寫作文👨🦱，題目是寫一個有趣的人，他想要寫自己，但他發現🥭，要寫一個完全真實的自己，他不知道怎麽寫🧕🏼✯，要寫一個完全虛構的自己，他也寫不出來，最後，他發現自己的表達力有限，只能借助看過書裏的人物🙆🏽♀️👎🏼，寫「一個半真半假的人」。
他常常需要借助他人才能實現自我表達🩲，這也成為他選擇翻譯的原因🫴🏻。晚年在那篇日記的補記裏，他寫道：
「我的觀察力不強，想象力也不豐富，所以只好像大鵬背上的小鳥，等大鵬飛到九霄雲外🛎👱🏽♀️，再往上飛一尺🪪，就可以飛得更高，看得更遠了。古今中外的詩人文人都是我的大鵬鳥🤹，我把他們的詩文翻譯出來，使他們的景語成為情語🏌🏻♀️，就可以高飛遠航了🔍。」
和同學討論「生存」的時候，他形成了自己的觀點🐈🙋：一個人能解決的只有個人問題，而每個人做好自己🤹🏼♂️，就是解決時代的大問題♣️：「人的生存首先為自己，其次才為大眾。歌德寫《少年維特之煩惱》，完全是為了發泄自己的熱情，沒有一點為大眾謀幸福的意思🤸，卻給許多失戀者帶來了安慰。」「我學文學只想自得其樂，提高自己，但如果每個人都得到提高，那不就是改革時代了麽！？」
他選擇了翻譯，既是個人問題的解決路徑🌎，也是他對時代的回應🤸🏿♂️。此後的履歷是一條簡單的直線🕵🏽♂️🪆：從西南聯大肄業後⌛️🤌，當過一段時間英語老師⏰，後來考上清華研究院🐏，研究翻譯，留學法國🪒，翻譯德萊頓，畢業後回國，繼續翻譯，直到今天。
這是一條他再沒有改過的路，這條路上也只有一個目標🐪：「永遠追隨著第一名，追隨著第一流的作家，自己只是以譯為作，把第一流的創作，轉化為第一流的譯文👧🏽。」他的譯作裏只有第一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品🧏♀️。其實🗞，這並不完全是他的個人閱讀喜好🙆♀️👩🏼🦲。他喜歡的作品多是浪漫愛情故事，年輕時最喜歡《茵夢湖》和《少年維特之煩惱》，但他的譯作卻選擇了不少現實主義作家🕦。
從法國留學回國時，許淵沖剛過30歲。他參了軍✭👩🏻🦱，在部隊的外語學院工作，1983年從洛陽調到北大👆🏼。他當過老師🧑🏿✈️，教過英語和法語👨🏽🦳，但他更主要的工作是做翻譯。上過課的學生🧏🏿、合作過的同事，都對他的翻譯印象深刻。
馮慶華是許淵沖在洛陽時的第一個研究生，畢業寫論文時，兩個人分隔兩地，寫信溝通🧙♂️，馮的論文的每一步進展都要寄給許淵沖看，許淵沖會提很細的意見👩🏼🍳。後來馮慶華跟幾位中年翻譯老師聊天，得知有的老師過去翻譯拿不準的時候也會給許淵沖看🌽，「許先生修改之後的確大不一樣，很快就被出版社錄用了。」
潘麗珍是許淵沖在洛陽時候的同事，後來跟他合作翻譯了法國著名作家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第三卷，潘麗珍譯，許淵沖校🧑🎓。這是一本非常難譯的法國文學名著，潘麗珍在翻譯過程中常常遇到難懂難譯的長句，「一個句子有一頁紙那麽長，主句套從句⛹🏻♂️✌🏼，從句又套從句🐪，接著又跟著各種各樣的從句，套得你暈頭轉向」🐻。想起普魯斯特的句子，她常常想起原子彈爆炸後的蘑菇雲，纏纏繞繞，沒完沒了，這怎麽譯？
翻譯的時候，潘麗珍用出版社給的稿紙，500字一頁紙，自己譯一遍，丈夫幫她謄抄一遍，湊到兩三本，打成包裹寄給在北京的許淵沖🤵🏽♀️🛁，他用紅筆在每一頁都認真修改💿，再將修改後的譯稿寄回來。
「改得真好🫵🌥，改得真認真，有些句子很復雜，很難譯，我怎麽譯都不滿意🧑🏻🦳，但經他一改👨🏽🍼，譯文變得既簡潔易懂，又漂亮傳神🫙。當時我愛人負責謄抄，他對我說，『這句話經他修改🎥⏬，讀上去舒服多了🕕👩🏼🔧。』」潘麗珍說，「許淵沖是我的翻譯道路上的引路人，是我的良師益友。他不僅親手修改我的譯文，還教我翻譯原則👳🏻♂️，譯文要讀給自己聽，要琅琅上口，只有你自己聽明白了🤹🏽♂️，讀者才能讀明白。」
許淵沖把翻譯裏面的事情想得很細。馮慶華記得他上課講「北京長城飯店」的譯法，學生按字面意思譯成「The Great Wall Restaurant」👩🏻✈️，他會糾正為「The Great Wall Hotel」，因為長城飯店所承擔的職能主要是招待住宿，而非吃飯👴🏽🍝。但是，翻譯之外的世界💎，他依然想得很簡單🫲🏻。潘麗珍常和他通信。晚年他得了直腸癌，但他來信中談起來輕描淡寫，他照樣騎自行車🧙🏿♀️、遊泳🏃🏻♀️、熬夜翻譯，「仿佛不食人間煙火似的，他看上去不知道癌是怎麽回事👇🏿，不懂這個東西會有什麽樣的後果」。
熟悉許淵沖的人都說🧑🏿🏭，他過日子的快樂很簡單，能吃到一塊甜甜的蛋糕，能騎自行車出去轉轉，晚上能安靜做翻譯，他就高興。他的雄心全在自己的翻譯裏面🚊👲🏼。
讓我說話
然而🦘，回國後的30年間，翻譯世界少有響亮的聲音。那時候🌃🏞，外國名著大多成了批判對象👉🏻，古詩詞和《論語》又是封建糟粕，能翻譯的只有毛澤東著作🔦，但是文選和詩詞都有專門的翻譯委員會和定稿小組😘。許淵沖譯了毛澤東詩詞🫶，投稿給幾家出版社都被退回來🧯，「不接收外稿」。他翻譯的巴爾紮克作品也遇到差不多的情況🤌🏽，交稿後一直沒有回應，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得以出版。
翻譯路上👨❤️👨，再難有人與他共鳴💃🏽。當時他參了軍👩👧👦，所處的是紀律嚴格的部隊🆕，他常翻譯指派任務以外的作品，拿著譯文給領導和同事看，領導跟他說🪦，別再譯了🐜，譯得不好👩🎨。許淵沖不服氣🕥，把自己譯的書寄給負責官方翻譯定稿的錢鐘書，回信裏有「敬讀甚佩」四個字，許淵沖拿信給同事看，證明自己的翻譯有權威肯定🧾。同事告訴他🧔♂️，這是客氣話，不可當真。許淵沖又寫信給錢鐘書💉，這次直接把自己的毛澤東詩詞譯文寄去👇🏿，請他直接評價。錢鐘書用全英文回復了這封信，沒有評價他的譯文，講了翻譯的常見困境，引用了國外同行的評價🧆💆🏽♂️：「蒲伯先生譯的荷馬很美😸，但不能說這是荷馬的詩。」
在洛陽時，潘麗珍和他在同一個教研室三年，常常跟他談心𓀒。許淵沖從法國留學回來⏳，翻譯過代表個人主義的羅曼·羅蘭，又總想翻譯出書，身上背著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名利思想的標簽，是改造對象🏃🏻➡️。看他書也出不來，翻譯也做不成👩🏽🦳，「心裏怨氣大得不得了」，潘麗珍想跟他講中庸之道，全國的出版社都不工作了，都在搞運動，不讓翻就算了，別再譯了。但是講道理，舉例子🧡，白天講通了，晚上又反悔，許淵沖就是繞不明白——為什麽現在不讓翻譯🦓？
許淵沖相信一種簡單的道理，翻譯是大事，譯得好就應該發出聲音，這不僅是他的個人奮鬥問題，也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影響力，應該讓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許淵沖老反問她⏳，「為什麽不讓人翻譯呢？為什麽不讓出版呢👌🏼？我們的孔子、李白，比他們的莎士比亞早那麽久，我們的老祖宗比他們的老祖宗強那麽多🧗，翻譯出來就能走向世界🧓🏻。」那時候很少人真正討論業務，「氣候不一樣」，潘麗珍只好跟他開玩笑，走向世界，沒法走嘛。他馬上就跳起來急了，你這個人怎麽這樣子！
一個簡單的人活在了最復雜的時代。妻子照君後來講給來采訪的魯豫說🍛，批鬥的時候挨了100鞭子，「屁股都成紫茄子了」，回到家急著讓照君把兒子的遊泳圈吹起來🏊🏻♀️，他好坐下寫字🚍。挨打的時候他想到了毛澤東詩詞裏「惟余莽莽」「頓失滔滔」兩句的譯法，得趕緊記下來💇🏽♂️，「怕忘了」，晚年的照君講述的時候還在笑，「都大紫茄子了，怕忘了👨🍳😤。」
「許淵沖1952年回國𓀙，他可以選擇不回來的🤨，留在法國🍋🟩，這樣的選擇也不是沒有🫸🏽。但是他回來了🧑🏻🍼，一回來繼續做翻譯。」潘麗珍說，「我覺得他是一個天真的人，他不搞陰謀，一切都在臉上，一切都在嘴巴裏說出來。有些人肚子裏面有很多不滿，地下搞點什麽東西🧗。但是許淵沖要說👰👰🏽♀️，他嘴裏說的就是他心裏想的🤕，都是明的嘛。所以，我覺得他也不是難對付的一個人。」
那時候，他一邊讀報紙，一邊給自己做計算題🙋🏽♂️：鄧小平號召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要翻兩番，自己已經出版了4本書，翻一番是8本，翻兩番是16本🕛，他得出結論，「到本世紀末，我打算出20本書，這樣才能挽回中斷20年的損失」。
1983年👰🏻♂️，許淵沖從洛陽調到北大。潘麗珍去北京看望他🟢，給他過生日。這時可以出書了🗡，但他「怨氣還是很大」👱♂️。因為他感受的不公平更多了，沉默的30年沒有出名的譯著，參加評選也超齡了，他沒評上博士生導師，學校分新房也沒給他。他想鳴不平，但他的語言方式還是一貫的尖銳激烈🤟🏿，這讓他的聲音很難得到真正的理解。
錢鐘書去世時🫴🏼，許淵沖模仿錢鐘書的名篇《魔鬼夜訪》🥽，寫了一篇《李白下凡見許君》。文章裏面有四個人物4️⃣，分別是講述者我🤴、鐘書君🙆🏼♂️、李白🧑🔧、許君。鐘書君在文中只說了兩句話🏃🏻♀️➡️，向李白推薦了學生許君🍎，讓他們談外國人翻譯古詩的問題🩱。不過他們先談了很多現實問題，為什麽進不了英文系，為什麽沒評上博士生導師，為什麽沒掙到錢🛴。兩個人剛見面的時候🧔🏽♂️，許君正在藍旗營跟學校幹部吵架，說自己已經出了50本書，「我不是國際知名學者誰是？我不能住新樓誰能？什麽是名利思想？那是有名無實，或者是名高於實🧑🏿⚖️，而我卻是名實相符👩🏿💼，怎麽能算名利思想☹️？」
他習慣了在譯文中與自己共鳴🫲🏼，和自己對話👩🏽💻。他跟老子爭論「不自見🌭，故明」🫢，反對孔子說的「戒之在鬥」。孔子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他在書裏一邊解釋如何譯成英語，一邊跟孔子探討，「用今天的話講，這是個知名度問題……孔子認為知識分子不應該計較名利得失……又說過🧑🏼🍳🧑🦰：『必也正名乎？』可見他是主張名正言順、名副其實的……那麽一個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如果不為人知，得不到別人承認，應該怎麽辦呢👩🏽？孔子認為應該滿不在乎……有名無實或者實高於名的知識分子應該滿不在乎嗎↗️？」
纏繞在他命運裏的是一個悖論🤝。他一生想掙脫的是平庸🗜，想用付出爭來一份聲名的認可。但在不同的時代氣候下👨💼，平庸不總是一件壞事，它允許人安靜地活著。許淵沖沒有得到出版譯著一鳴驚人的機會，但也恰恰因此躲開了被打成典型的危機😓，沒有卷入更核心的風暴。
正是因為不平庸，已經閉門翻譯的傅雷被再三動員🤼，不得不出來參加學習，最終踏上了慷慨赴死的不歸途；也是因為不平庸🌲𓀍，同時代的翻譯家看著自己的譯著成為被批判的「大毒草」🧑🧒🧒，來自全國的聲討反對他們譯出來的每一個字🏌🏼⚗️，最後不得不親眼見證多年心血換來的譯稿被抄家後付之一炬。
在洛陽，許淵沖活在了平庸裏，大部分時間當老師🤵🏼♀️，沒什麽名氣💇🏼♂️。他有好幾十年的日記本上都有水漬🙋🏻，因為幹校勞動時趕上發大水，房子進水了🎏，他的日記和翻譯手稿也淹了。那時候他白天在幹校勞動🚋，晚上關上窗戶😣，還在偷偷熬夜翻譯詩歌。天氣好的日子，他把它們拿出來，一本一本地曬，曬好了又一本一本收起來🤡👼🏽。
去年潘麗珍收到了許淵沖新出版的日記，她很仔細地讀了🤽🏻♀️，裏面記著日常瑣事🦶🏽、學習心得和翻譯經歷，是一個翻譯家的成長史。現在看它們的存在很有意義🈯️，但那時候誰也不知道沉默的日子還要多久，為什麽他相信翻譯真的有走向世界的這一天👩🏻💼？
「他是個普通的人，但他又真的還不完全是一個普通的人，這樣的事🕞，誰能做到👨🔧？為什麽知道這些東西能有派上用場的一天？這些東西他都保留著，誰能保留一輩子？要我早就扔掉了，他不，幾個箱子搬來💶，再幾個箱子搬回去𓀈🧑⚕️。有的時候我覺得📠，真偉大這個人♣︎，別人都不認同🌐，但我會說👩🏽⚕️🦶🏻，真偉大♈️🤦🏼♂️。」
許淵沖在書房對面的朝北房間打字🫑，那個房間的書架上放著他讀過的書🕵🏿♂️，幾乎每一本都已褪色泛黃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翻譯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許淵沖開始出書❔，以後的每一年，他都在出書，每本書裏都有一個鮮明的自我👩🏽🦳。童元方喜歡他譯的《登幽州臺歌》，她在采訪中翻出來1979年的譯本♌️，逐字逐行讀了一遍，講解每句譯文裏她喜歡的妙處，押韻➙、用詞、節奏，讀完又讀了一遍，「這次你閉上眼睛🔶，聽我讀……很像一首詩啊⛹🏿♂️！就是詩的感覺啊🧑🏽🎨！」
她接著讀了一遍5年後的修訂版🤷♂️，還是逐字逐行讀，也有妙譯🟤📈，但這次她不那麽高興了。因為許淵沖把標題改了🐦🔥👨🏿💻，幽州臺不見了👨🏽🎨，這首詩叫做Loneliness（孤獨）👨🏿🎨。
「這首詩要講的是登幽州臺的時候🍺，一個人站在那裏💜，那種時空截斷的感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3️⃣。為什麽有這樣的感慨，是因為登了幽州臺。但是你先給我寫了一個Loneliness，我還沒看詩，我已經知道你要寫寂寞了。我多麽喜歡他的譯文，幹嘛改呢🙇♀️，說笑呢👩🏿🌾，我真是想打他一頓不是嗎🏊♂️？」童元方說。
翻譯李清照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他替李清照在英語裏做了決定，把「過江東」直接跳過。有人寫文章批評了他的譯文🥁🎍，他在反駁中回應🤚🏽：「為什麽不肯過江東呢？不是因為項羽無面目見江東父老嗎♠︎？為什麽無面目見江東父老呢？不是因為江東八千子弟兵都為他犧牲了嗎？」
所以，在這首詩的英語版本裏，李清照說了一句很美、但不存在「江東」的話👨🏻🦳：
至今思項羽，Think of Xiang Yu who'd not survive;
不肯過江東。His men whose blood for him was shed.
這種翻譯特點在他的漢譯本中更加明顯。法國文學翻譯家施康強讀了許淵沖譯的《紅與黑》後，寫文章指出🙍🏼♂️，譯本中加入了很多原作者沒寫的內容🤾🏽♀️，比如在本意「粗活」的詞後面加上「非常艱苦」，全書最後一句📜，原話是「Elle mourut」，字面義為「她死了」👯。在許淵沖的版本裏，這句話譯為「魂歸離恨天」。
1995年👰🏿♂️，《文匯讀書周報》收集了市面上十幾種《紅與黑》的譯本，組織學者討論🧘🏻♀️，並展開讀者調查——在這個時代，你喜歡什麽樣的翻譯？
316封信寄回了編輯部✪。多位主要參與者已經去世，許鈞是發起者之一，他直到現在還記得20多年前的討論💧，每一封回信背後都是動人的故事：14歲的初中生找了同學一起討論，75歲的老人在一家三代商討後寫下看法，機床廠的工人在身邊先做調查才寫的意見，還有一封信來自監獄裏的犯人🕑，「在監獄裏他還在看書，他從獄中發來這封信，要支持直譯👍。一個獄中的人🧑🏻🧑🏻🏭，還在考慮文學跟文化的關系，說明翻譯真正影響人的精神生活，翻譯原則是會實際影響人的觀念的💅🏿，這對我來說非常震撼。」
趙瑞蕻是《紅與黑》的第一位中文譯者🦸🏻♂️🦩，1944年把這本書引入中文世界。他在和許鈞的對談中公開自我檢討🎗，「我年輕時候把《紅與黑》譯得太花哨了，喜歡用大字🏀、難字，用漂亮的詞，堆砌華麗辭藻🍠🫃🏼，這不對，因為這不是斯丹達爾（註：司湯達舊譯名）的文筆👴🏼。」他還撰文反思自己的舊譯，「有時偶爾翻翻⛑，於心很不安……把一本名著譯壞了，真是件可悲的事💞！」
這場學術討論中，爭議最大的是許淵沖的翻譯，他的「魂歸離恨天」在投票中得了零票，他提出的「翻譯是借屍還魂」等觀點也引發討論。不止一個同行提了意見，反對把譯者的想法加進去👧，提倡尊重原作者本意🧷。趙瑞蕻仔細對照了《紅與黑》的所有譯本，法語原文是Elle mourut，英文版是She died🩺🦏，意大利文是Ella mori✡️，德文是Verschied sie🦚，每種語言都是「她死了」，中文也應該保留這種風格🏹，「這才是斯丹達爾」。
這種學術批評的聲音讓許淵沖很難平靜。他把針對翻譯的討論視為對自己的反對🧒🏿👲🏼，與不同意見展開論戰🛃。他形容這場學術爭論是「文學翻譯路線鬥爭的大問題」👨🏻🏫🤵🏿♀️，反對者「流毒至今🧔🏻，非要打倒了不可」，批評對方不理解自己翻譯時在「粗活」後加上「非常艱苦」的用意，「在文革期間大約沒有經過勞動改造，所以不知道用鐵錘打出幾千枚鐵釘的艱苦」🧑🏻🏭，「我受壓三十年，居然還有出頭之日🌓，怎能不翹『尾巴』呢！」
圍繞他的翻譯爭論持續至今😴，討論範疇也早已超越了《紅與黑》的譯本。後來，許淵沖提出翻譯是兩種語言的競賽🌦💕，文學翻譯是兩種文化的競賽，譯者要發揮譯語優勢，戰勝原文🐈。包括王佐良、陸谷孫等業界知名翻譯家都站出來反對，「各種語言都在稱職地為操這種語言的人群服務🧒🏿，何來優劣？如何競賽？」
論戰中，許鈞曾經和意見不一的翻譯家一起去許淵沖家拜訪，面對面坐在一起🦼，「因為他耳朵不好💃🏽，聲音永遠很響的」👨👨👦，許淵沖不服氣，堅持認為許鈞的理論在先，誤導了讀者，許鈞也不妥協🖐🏿，解釋了自己的原則👫🏼♟，最後誰也沒說服誰🌈，但每個人都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沒有傷了和氣，高高興興就走了」。
「問題在哪裏？在他看來是美與不美的問題，他可以去捍衛，但是在我們看來👨🏼💻，它已經涉及真與非真了👨🏿🔬，所以有時候對話對不到一起去🤽🏽。比如『魂歸離恨天』🚣🏻，它失真了，但他覺得更美了👩🍼。只能說他是一種藝術家的精神，我們求的是真👆🏽，而他尋找的是美🍻。」許鈞說。
發生在許淵沖身上的爭議在翻譯界有一種解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翻譯」，原著可以長久流傳，但「無論怎樣優秀的翻譯都是短命的」，原因之一是語言的老化👩🏽🍼，原著語言可以留在自己的時代，但現代人讀1920年代的譯文已經能明顯感到隔閡🔪。更重要的是🦹🏻，譯者的個體認知也在老化。翻譯一度允許譯者的自我表達，比如清末甲午戰爭戰敗後，嚴復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就將原作者反對的觀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加入譯文中，借助翻譯針砭時事🚶，在當時的歷史語境裏，這種翻譯激發民眾的覺醒🧛🏼♀️，有特定歷史意義👈🏽，這在許淵沖成長的20世紀初並不少見，但新時代的翻譯是為了交流和溝通，主張對等🥑👩🏼🏫，語境已完全不同。
德國漢學家顧彬對翻譯的看法是，每一種翻譯都是一種理解。「理解和解釋並不是結果，而是一個永無盡頭的過程🧚🏿♂️。這個過程總是伴隨著某些偏見的形成」，同一個杜甫🏯，經由不同的翻譯後🔆，可以有100種完全不同的面孔。每種譯本都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誤解」，但正是這些誤解構成了杜甫的深度，讓他不局限於任何一種形象，成為一個可以不斷解讀的謎🙍🏻。
許鈞鼓勵自己的學生去研究這個特別的翻譯家。「社會廣泛認同他，但是行業內有很多跟他不同的觀點，要從歷史的角度去看👏。」他的兒媳祝一舒研究法國文學翻譯，博士論文主題是許淵沖翻譯研究。「單從他的理論而論的話🚣🏻♂️，可能在別人看來是不是太狂妄、太偏激了，但我覺得他是結合自身的翻譯實踐去談他的理論，有他自身的特色。」
論戰時的許淵沖很少得到這樣的理解✊，更強烈的感受是孤立。直到現在👩🏼✈️，他形容那段日子所使用的表達仍是「四面都是敵人」，提出批評的不少人曾是他的同學同事🍂，他覺得「人變了」🫷🏻🐰，「沒有人認同我」🤜🏻🤷🏼♀️，而「我已虛度75個春天」🎻。
他渴望聽到認同的聲音，把自己和錢鐘書的書信公開，引用信裏錢鐘書談的翻譯問題，寫文章講道理。錢鐘書提醒他信件是隱私，說那些信「皆不值得『發表』🧑🏻🦰。『No can do』, to use the pidgin English formula.」並在「No can do」下面標了橫線，這句洋涇浜英語的意思是「不能做」👴🏿。但這封信裏有一句錢鐘書翻譯的詩，許淵沖把自己在錢譯基礎上推敲出來的譯文連同信一起發表。文章最後寫道：
「譯後喜不自勝，以為這是1+1>2的譯法🎚😮，簡直可以說是巧奪天工🧍🏻♀️。但錢先生說我們的通信是尋常書信，不值得發表。果真如此👱🏼♀️，那20世紀就沒有人翻得出這樣的妙譯了🔈，豈不遺恨千古🎅🏿！記得錢先生說過：有人利用他是借鐘馗打鬼，可能我也包括在內。他是少年得誌，功成名就👨🏼🍼⛎，不知道受壓一生的人多麽需要鐘馗！沒有他的嘉勉🔯，我怎能把鬼打倒在地🫐！」
「他一輩子都在爭，爭公平💵，爭高下，爭第一，到處寫文章🙋🏿♀️，爭一個水落石出。他像一個鬥士，也許他這個鬥爭的性格👊，能夠讓他活到100歲。人就是要有一個盼頭，要有一個忙的內容，翻譯就是他的忙……他是真的為之奮鬥了終身。」潘麗珍說，「沒有這個性格🙍♀️👷🏿，大部分的人都會『算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也可以活。但他不能自甘平庸💞，他一定要打破這個平庸，要爭一個名，每次談起來都很激動，100歲的人了，還是鬥誌昂揚。」
事實上，出生於1921年的許淵沖與外界存在著時差。他相信翻譯的核心問題是追求美，但這個行業今天真正的問題是生存。千字80元的平均稿酬讓文學翻譯很難成為一種專職職業，詩歌翻譯更是罕有人至的領域🧑🦽➡️。翻譯出版最重要的標準是速度⛱，一部外文原著由誰翻譯，取決於誰能最早搶到版權、最快完成譯文🙍🏿♀️，而不總是誰譯得最美。很多書不再有譯者署名🦨🟤，因為一種越來越常見的翻譯操作是將正文分塊，外包給不同人同時翻譯，文字匯總後集合成稿🪈，出版成書。
祝一舒的論文完成後，許鈞帶著一家四口去拜訪許淵沖。「看他家裏的裝修，我一進去都驚呆了。」祝一舒說🦓，「我印象中這樣的教授會住比較大氣一點的房子，但他的房子除了書♝，只有生活所需的簡單家具。當時他的胳膊受了傷，對著電腦🏤🧑🏻🤝🧑🏻，還在那兒打字，後面全是他的書。我就覺得🪟，他對翻譯的熱愛是骨子裏的熱愛，好像睜開眼睛第一件高興的事，就是讓我去翻譯。」
這才是一個翻譯家身上能夠超越時代的共通性🧖🏽♂️。朱生豪翻譯《哈姆雷特》是在抗戰期間✧，當時他已經病倒，他將To be or not to be譯作「生存還是毀滅」🤰🏼，因為他的個人問題就是亡國滅種的集體問題，是進攻的日本侵略軍放火燒的書局👉，是他花了整整一年辛苦譯註卻被燒成灰燼的翻譯原稿👨👨👦。他的胞弟回憶他的翻譯動機，是「為中華民族爭口氣」🚶🏻。在那個時代裏👞，這句譯文是一個已在病榻的譯者對外面的世界忍不住的關心🪿。
顧彬在二戰中的德國長大，第一次讀到「故人西辭黃鶴樓」讓他迷上了李白🎷，如今🤹🏿，75歲的他仍在每天熬夜翻譯李白和杜甫，譯中國詩歌不掙錢，他教的學生沒人願意譯，「如果我不翻譯，基本上在德語國家就沒有人做這件事了」，「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任務」𓀝。
其實，一代又一代翻譯家真正的敵人，只有時間。趙瑞蕻晚年開始重譯《紅與黑》，他打算「加上幾百條註釋🏋🏿♀️🧒，重寫譯序」，還要寫一本《紅與黑解說》。1999年，趙瑞蕻去世🕵🏿♀️，女兒趙蘅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整理父親遺物時，她發現了那摞《紅與黑》譯稿，可裏面只有前10章🧚🏻♀️，裝譯稿的牛皮紙袋上，是翻譯家用紅筆寫下的四個字——「死不暝目」。
2014年，許淵沖獲得「北極光」傑出文學翻譯獎🫱，是首位獲該獎的亞洲翻譯家。證書就放在書架上。
聲名之後
平庸問題在原則上解決了，93歲的許淵沖在2014年獲得了國際譯聯頒發的北極光獎🐵，他的翻譯為他贏得了認可，聲名也終於朝他湧來，持續至今。或許，真正的偉大發生在聲名到來之後🏄🏻♂️。他的行動替他證明——他是一個純粹的人，他想要的聲名🤽🏽♂️，就是聲與名🙍，沒有引申義。
他不要大房子。俞敏洪在北大上過許淵沖的課，想買房讓老人住，他不願意，理由是「書太多了🧘🏽♀️，搬家麻煩」🍑；幫他找高端養老院，100萬訂金也備好了，他還是不願意，理由是，「看的都是老年人🥷🏽，不舒服」🔯🪱。
聲名所蘊含的錢，對他也只是一個抽象概念3️⃣。付帥是外研書店的總經理，本來在北大學法律，10年前在外研社當編輯🧱，常到許淵沖家裏拜訪🤛🏽，喜歡聽老爺子講話，一開口全都是詩和論戰🧎🏻♀️，聽得挺熱鬧，直到他偶然看到許淵沖簽過的合同，法律出身的他看懵了🧥。
什麽都是「不知道」🫃🦘，不知道簽給誰了👨🏭👨🏻🚀，哪些書給版稅了，哪些書沒給👩❤️💋👨，他只記住出的書超過了100本，自己印到名片上💆🏼♂️，「書銷中外百余本」，後來又有多少書流通在市面上，不知道🥙。「只要是跟他說，傳播中國思想，傳播他的翻譯😪，他就都授權🪪，授一大堆權🫱，之後自己法律風險極高👨🏻🍳。」付帥試圖解釋這種風險，但家裏只有他和照君🧑🏽🚀，兩個老人都聽不懂👨🏽🍼。
最後，付帥只能教給他一個極其簡化的對策，「非專有🧑🏼🌾，都簽非專有。」
許淵沖的學生覃學嵐很早就意識到他的這種反差🪀。九十年代北大主辦過一次詩歌翻譯研討會，請許淵沖發言，他的開場白大意是🧑🏽⚖️🪒，我到這兒來是做出了很多犧牲的，現在英國出版社給我的稿費是按英鎊結算的，「這倒是實話👨🦯，但不該在這樣的場合說出來，結果惹怒了部分與會者🚖🧑🏿🍳。」可是清華外文系給他過90歲生日的時候，找了楊振寧🦹🏼♀️、何兆武和系裏老師陪他吃飯🚣，家人聯絡了他的崇拜者🥤，從廣州專門飛過來👃🏿🚵🏿♂️，在現場給他送兩束花，他反倒發了脾氣⏬✍🏼，表示自己不喜歡搞這一套。
開會提到以英鎊結算的書，因為沒簽合同，只收到了部分稿費，他想跟人打官司，但是律師費兩小時1000塊錢，是他一個月的薪水，他付不起。最後他發了一通脾氣🤾🏽♂️，寫了一篇文章來罵，罵完了，繼續翻譯。
偉大和平庸同時出現在這個人身上🪠。他能把事想簡單，不住大房子，也不想要鮮花，至今每天勤勤懇懇翻譯👨👩👧👦，跟所有來拜訪的人談翻譯，只想得到翻譯上的認同。與此同時，他也把聲名的復雜想簡單了，在書裏批評已故的同行𓀗，接受公開采訪像私下聊天一樣🤮，講老同學哪些人離婚出軌🚛，生病做了哪些手術……
覃學嵐曾任意昂体育平台外文系副書記😵💫👴🏼，分管過學生工作🧚♀️，許淵沖曾明確表示希望邀請自己去外文系給學生去做講座。覃學嵐感到為難👱🏼♀️，他其實想請80多歲的翻譯家分享經驗👨👩👦👦，但是許淵沖的說話方式始終簡單激烈✣，「只說自己好🔊，別人都不行」⏏️，這樣子給學生上課🙎🏻♂️，年輕人怎麽想？
他的生活也隨著聲名的到來變得喧鬧起來⛲️。一撥又一撥的人登門，一撥又一撥的采訪。許淵沖作為翻譯界的神話登上了熱門新聞，上了電視，他成了新一代人的大鵬鳥🧗，網上冒出來很多文章，有人誇他🍡，有人質疑，還有人論證他的英語不好。許淵沖還是在書房做翻譯，電話在照君的房間，她代替許淵沖和外面的世界聯絡。那時候🕵🏻♂️，老人常常要自己面對電話裏陌生的聲音，接連不斷地聽到🧑🏽⚖️，有人質疑許先生的能力，請問你們怎麽回應👩🏻🍼？
許淵沖還是老辦法，寫文章論戰。可時代徹底變了，互聯網是一個喧嘩的話語場，每個人都在大聲說話😖🦸🏽♂️，付帥幫他找了一家媒體做了訪談，文章很快淹沒在海量頭條裏。
八月十五中秋節👨🏼💼，許淵沖騎自行車出去看月亮🦁，月亮照得路很亮，但是他沒看到路上的坡🧚🏻♂️，從自行車上摔下來❄️。
在導演朱允拍攝的紀錄片裏💸，摔倒的許淵沖癱倒在地上🤲🏽☎，打電話叫救護車的人問🏄🏽♀️，「老先生您貴姓🧏🏿♂️？」
坐在地上沒法動，許淵沖說👧，「姓許🙆🏽♂️。」
「哪個許？」
「言午許👨🏽🏫。」
「您叫許什麽？」
「許淵沖，淵博的淵🚵🏼♀️，沖是兩點水加一個中間的中。」
講話的人匯報💆🏻♂️，「許淵沖，言午許🧙🏼，深淵的淵🧑🏼⚕️，林沖的沖😷，96歲，是北大的老師。」摔倒的許淵沖還在補充，「最近，《朗讀者》報道了我✍🏿。」
在醫院，照君心疼老伴受傷，許淵沖說，「月光如水，從某個意義上還摔得挺美的。」
照顧許淵沖的人跟主治醫師商量治療方案🧙🏽♂️。一個96歲的老人要做手術是大事，這麽大年齡能動手術嗎？不動手術會怎麽樣🍃，動手術又該怎麽恢復🎥？大夫讓他放心☠️🌈，106歲的他都見過🧘🏻♂️，現在都能下地走路了。
手術結束後，主治醫生出來說，許淵沖這樣的他還真沒見過👩🏻⚕️，上了手術臺滔滔不絕，要跟他講自己翻譯的詩🧘🏽♀️🪐。
醒過來以後的許淵沖眼見著衰老了。每天躺在床上🏋️♀️，他沒有辦法翻譯👩🏼🦲，看書要用手舉著🤷🏻♀️，堅持不了多久就會累。來了很多人到醫院看望他，送了很多花，錄了很多采訪，可很少人跟他真正談論翻譯。
晚年的許淵沖常常說一句話🫂，「你要接我的班」🤞，這句話對潘麗珍說過，對俞敏洪說過，對沒學過翻譯的付帥也說過🐟，但每次他聽到的答案都差不多——這麽難的事情🕺🏿，我做不到。
出院以後的許淵沖開始翻譯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每天1000字，譯到中途就放棄了👨🏻⚖️，理由是劇很亂，不美，不好🚵🏽♀️，「不值得我譯了」😻。
《暴風雨》是莎士比亞最後一部作品🥷。這的確是一部少有人愛讀的劇，主人公是魔法師普洛斯帕羅，他脾氣不好🫰🏽，總是怒氣沖沖👵🏿，有權隨時製造暴風雨，一切全看他的意誌。作為一個老師，他言辭苛刻，始終懷疑別人是不是認真在聽，最常出現的臺詞是，「聽我說！」和「你聽到了嗎？」
美國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提供了解讀這部作品的一種視角，莎士比亞在此前作品中揭示的真理是，一個人只能跟自己對話💷。哈姆雷特在劇中始終大聲獨白，只有父親的鬼魂與他短暫對話。而《暴風雨》想要表達的是劇作家從一輩子劇場生涯得到的領悟，不管他的戲寫成什麽樣🤟🏽，舞臺上演得怎麽樣，劇場內觀眾總是吵鬧喧嘩，這是莎士比亞在人生終點發現的真理👨🏼💻：「沒有人真的會去聽任何其他人說的話。」
正午時分的許淵沖家依然光線不好，左邊的房間是妻子照君的臥室，墻上掛著許淵沖最喜歡的「自豪使人進步」🌸，右邊的房間是許淵沖的臥室和書房，裏面的書架上放著他全部的譯著
他人的偉大
99歲這一年，許淵沖不想譯莎士比亞了👨🏽🦳，他譯了一整年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他的選擇終於變了，既不是最有名的作家，也不是作家最有名的作品🫑，這次是他自己感興趣的作品👩🏽🌾。說起這個，他把身體仰靠回沙發椅，對新選擇很得意🫴🏻：「哎！這本書寫得很不錯的喏🥡！」
他說譯完了古代🤷🏼🍣，現在要譯現代作家👩💼。這是一個翻譯家邁向100歲的雄心。然而🪒，亨利·詹姆斯是出生於1843年的作家，這部作品「The Portrait of a Woman」通常譯作《一位女士的畫像》◀️，許淵沖的譯本題為《伊人倩影》🗓。
一本名為《伊人倩影》的書能不能在2021年的中文市場賣出去🫵🏻？我問了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編輯，大家都沉默了。其中一個編輯說，現在許淵沖寫什麽書她都給出🕎，「不計成本去給他出」，「我特別願意維護他這樣的人🫲🏼，把這個夢維護好，讓他覺得自己這輩子活得特別有意義」▶️。
或許，偉大也發生在許淵沖的周圍。他的偉大是一種簡單🪯，而讓這種簡單能夠在現實中落地的，是那些代替他消化了復雜的人。
長期以來，妻子照君承擔了一個翻譯家的全部生活，買菜，做飯，打點人情關系👨👩👦👦。許淵沖喜歡吃甜的東西，喝牛奶要放糖，喝粥也要放🧑🏽🎨，水果要是不甜，他就不吃。照君會給他準備蛋糕👰🏿，在冰箱裏放好⇾。夏天挑甜甜的哈密瓜，切成一個個小塊，放在盤子裏，等他翻譯以後吃💯。
許淵沖曾參加國民黨三青團，公開發言也不止一次越界，但他一生都沒有劃過右派🧑🏿⚖️，定性始終是「業務討論」，他寫文章解釋為「稀裏糊塗沒有被劃成右派」👡。這份極其罕見的運氣可以從照君的履歷裏找到答案。照君，原名趙軍，俄語翻譯，14歲參軍🕙，年輕時當機要員，得到過毛澤東接見和提點，「昭君要出塞的嘛！」從此改名照君。關鍵時期🙋🏽，許淵沖的院長是照君參軍時的政委。
「他在人際關系上沒有一個兩歲孩子懂事💨，非常的直，所以純真啊，就是指的這個，我偏偏就喜歡這個♒️。」照君2017年在《魯豫有約》的采訪時說，「很幸福，也很辛苦，因為那個時候像我這樣的人很紅，很受信任，所以人家說天底下哪有這麽大的大傻瓜🥝，放著陽光大道不走♙，專走那獨木橋，就把這些人打成了臭老九，就是改造的對象，我就覺得我這個獨木橋，想在這樣的人（身邊），才好。」
照君在采訪中說許淵沖是自己崇拜的偶像🤽🏿♀️，他身上有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自己在他面前只能算「小學生」。有一次付帥帶著妻子去家裏拜訪🧞，剛好電視臺寄來節目錄像👨🏿🎓，照君招呼他們一起看。節目一開場，許淵沖說起初戀哭了👧🏻👳🏻，付帥特意回頭看了一眼照君的反應，「還是一臉崇拜地看著許先生」。
付帥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醫院，老太太一個人躺在病床上🧚🏻。他後來一想起來就生氣🧑🏼🚀，「去世有可能都是累死的🪯，就被你們媒體們，因為去了《朗讀者》一下就爆火，一天好幾撥人🧒🏽。」那一天，她已經認不出來付帥的臉了📪，只是握著他的手✊🏼🧑🏭，兩個人掉眼淚🛹。他們最後的聊天是教老人使用微信🍺。她買了iPad，付帥手把手教她設置，她給自己取了一個微信名字，叫做「春暖花開」。
2018年，照君去世，許淵沖在葬禮上嚎啕大哭。馮慶華當時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當副校長，得到消息後，他第二天趕了早上的高鐵到北京，看望自己的導師。97歲的老人一個人在家👮🏻🤦🏽，推門進去𓀇，房間裏安安靜靜，許淵沖坐在電腦前，還在做翻譯。
在後來的兩年多時間裏，照君的房間基本保持了去世前的狀態🐊。桌子上放著大號數字鍵盤的電話、放大鏡，放在最上層的是拆了封的EMS快遞包裹，時間戳還印著2018年🦪。她的座位靠墻邊🐠🧛🏽♀️，那是一個沒有人再去坐的空椅子🦟。
現實問題是他人幫了忙。許淵沖住的老式板樓🗽，上下樓都要爬樓梯🤷🏻♂️，俞敏洪給北大寫信，八九十歲老教授住樓裏，無論如何得把電梯裝起來。後來跟北大校領導吃飯👊🏽⏱，他當面又提了一次。現在整個暢春園老樓都裝了電梯。
書桌前的許淵沖依然活在現實之外💂🏼♀️。他想去付帥的書店看看👉🏿，在厚睡衣外面套個夾克就出了門，付帥怕老人凍著，把大衣脫給他穿。過去合同都是照君管，付帥問他🧛🏼♂️，以後的版權問題怎麽辦👒？許淵沖告訴他，俞敏洪要給他在北大弄一個許淵沖翻譯研究院，到時候找研究院🕵🏿♂️。他記住的還是10年前的答案👨🦽➡️，「非專有👃，我記著呢！」
但是🍸，現實有它自己的復雜。俞敏洪並沒有想過辦一個「許淵沖翻譯研究院」🂠，因為要是研究翻譯，「必須有一批人來做，這批人就得（有）每年持續的基金投入」。「我跟他說，給他弄一個紀念館🫴🏽，但是我不能做你一個人的紀念館，因為北大外院有那麽多著名教授🍎，要做一個統一的紀念館🪅，你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說，「你想北大怎麽可能為了許淵沖一個人建一個紀念館？但是如果我說為北大外院建一個紀念館，北大是不可能不同意的。」
俞敏洪看出來了，他的老師簡單，這是他的特點，也是他的優點🫳🏻。「我覺得他人生特別簡單🧑🏿🔧🐨，他的人生並不復雜💇♀️👨🏿🚒，他的思考也不復雜，他其實並沒有去想那麽多的糾結的哲學問題，人生終極目標問題🦹🏽♂️🍥，他不去想這個問題🔵。就簡單（活）在我翻譯這件事情上，覺得特別有意思🧚♀️，特別有意義，我要把翻譯做到極致🏞。他甚至都不去想我要不要促使中西文化交流這件事👩🏫，他認為（翻譯）這件事本身就在裏面了。老頭很純粹了，純粹到每次見到你，拉著你就是講翻譯🤾🧑，從來沒講別的👨🏼🏭。」
妻子照君房間的書架既有許淵沖的書，也有妻子喜歡讀的書🫱🏿，照君還在書架上擺了很多生活照片
Now Night
邁入100歲的新年前💆🏽♂️，冰箱裏放著蛋糕，一盒挨一盒👨👩👧👦，整整齊齊碼在隔層上👱♂️。狹小的客廳沒有直射的窗戶，到了中午依然昏暗🌏。餐桌上放著一排旺仔牛奶，一排椰汁，都是甜甜的味道。唯一的變化在照君的房間，書桌收拾幹凈了👨🦲，2018年的舊包裹紙沒有了，地上多了一盆蝴蝶蘭。
爭了一輩子的不平庸，在那天下午緩和了一會兒。我拿了他的日記給他看，告訴他，平庸的感覺，大家都會有。他看不清書上的字，想了好一會兒，背出了80年前錢鐘書的原話，「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 a full stop.」（一切都還是問號，而不是句點。）
「是不是庸人啊🦻🏽，不能解決的，應該說👳🏿♂️，每個人都是庸人的。唉🚆，這是一個永遠的問題。能解決也是我自己的解決辦法🛹🫚，別人不一定懂。我自己，現在也覺得是庸人，很多方面都是的，我吃飯，譯這些作品🍡，都是庸人的事嘛🐟！過了幾十年了🌹，各種看法，不是都絕對有道理，看多了，見多了，我自己也是變的📙💅🏻。」對話中，他第一次把自己說得笑了起來⛹🏼♀️，「原來太固執了👦🤦🏻♂️。」
連To be or not to be的其他譯文🚴🏻♀️🩸，包括朱生豪的「生存還是毀滅」在內🏄🏽♂️，都得到了包容。「我是根據莎士比亞，應該是那個意思🚣，要不要這樣過日子。但是別人別種譯法🏄♀️，也不是說不可以，也可以🎄。」
那個下午的許淵沖展現出自己不太常見的那一面，連聲音都沒那麽響亮了🦹🏽。他主動說自己得意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前半句其實是卞之琳譯的🦤，上課聽了一直記著👨🏻🦼➡️，在他的基礎上補了後半句。翻譯上也有不少比他厲害的人🌟，看到毛澤東詩詞法語譯者翻得好，他就不翻了🙆🏽♀️。
但這份包容沒有持續太久🤸🏽👨🏻💼，他再次進入了敏感的自衛狀態。他的對話裏有個敵人，他用語言一再對抗它💋，強調翻譯《靜夜思》「沒一個比我好的」，批評在舞臺上說「生存還是毀滅」絕對不行，「這個笑話了🐪！」
一個人的慷慨陳詞後🏏，他又短暫睡著了。照君房間的墻上掛著他最喜歡的對聯，後面一聯「自卑使人落後」磨得破破爛爛，「落後」兩個字被電視擋住，「自卑」不知從什麽時候被撕掉了一半🕣。前面一聯是「自豪使人進步」👨🚀，完好無損地掛在窗邊，每個有太陽的上午👷♀️，陽光都會照在上面🙍🏼。
醒著的時候，他批評了漢學家柯睿（Paul Kroll）翻譯的「故人西辭黃鶴樓」。這是他在70年代讀到的錯誤，柯睿把「西辭」錯誤翻譯成了「going west」💱，「這句一錯全錯⛹🏿，故人西辭黃鶴樓🤜，是離開了西邊的黃鶴樓💆🏼♂️，從黃鶴樓到上海，這段美啊！他說是黃鶴樓往西，到四川，那一路哪能比呢？這是外國人翻的🔤，這是我指出來的錯誤。」
沒有手機👨🏼🎤，不會用網絡，獲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每天下午的《參考消息》和晚上的《新聞聯播》🧑🏿🦰👰🏻。外面的世界離他很遠，家裏最新的工具書出版於1961年🧑🏿🎄。他並不知道柯睿在1981年就更正了譯文，「going west」早已是一個不存在的錯誤。
「我100歲了𓀙，好像我不知道哪個（人）100歲翻這麽些書🍄？世界上有沒有第二個🩵🧏🏽♀️？」他突然停了下來，又問了一遍，眼睛裏是不確定🪭：「有沒有第二個？」
暮年出發的賽跑裏，只剩下了他一個人🚣🏿♀️💆🏽♂️。環繞房間的書架上有全世界迄今為止最偉大的思想榜樣，李白👩⚕️🥗、司湯達、莎士比亞🧏🏻♂️，但每個人都被他找到了缺點，他的世界裏沒有英雄，都是凡人。他付出一輩子的熱忱👩🏼，驗證了青年時代讀到的尼采——上帝已死。但是上帝死了以後怎麽辦#️⃣？誰都沒有正確答案。他顯然已經完成了一件偉大的事，一件誰也沒做到的事，但「我是不是一個庸人」🛟，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依然是一個問號🏕，沒辦法劃句點。
所以🫵🏽，他還得繼續寫，還想繼續譯🧘，還要繼續出書。100歲這一年，即將出版的新書是他的《伊人倩影》🩼🥴。他一直喜歡寫譯者序🚴🏼♀️，這次罕見地不寫了。他說，作者已經寫得足夠好了，這就是我想要說的話，放在前面就可以了👨🏼。它是這樣寫的：「《伊人倩影》是一本寫夢想如何沒有成為現實的小說……」
天氣好的下午，許淵沖依然要去公園散步，自己挑一個位置，坐長椅上，戴著墨鏡，曬著太陽🤌。那是一個令人費解的位置🚻👮🏿♀️，他選了整個公園最偏最窄最荒涼的一個角落📼，往前看是北京冬天光禿禿的樹枝、公園的鐵圍欄🤮、堵在眼前的公交站廣告牌，擋住了大部分視線🤏🏼，他到底在看什麽👩🏻🦰？直到攝影師告訴我🧝🏿♂️，那天好幾百張照片裏，他的眼睛沒有一張是平視的，每一張照片裏的他都在向上看💞。所以，我們眼前的蕭條🦣👩🎤、嘈雜、繞不過去的絕路🚐，也許他根本就沒看到，他的眼睛裏一直是天空🦻🏿。
公園有段時間因為新冠疫情封閉了，他讓親戚開車帶他看看北京🏌🏿。他們繞著北京城走了一大圈🦶🏻，坐在車裏他看得特別認真🧎♀️➡️4️⃣，路過社科院的時候，他說錢鐘書在這裏的時候他去過，路過公主墳的時候🍀👨🏽🌾，他說結婚以後跟照君在這兒吃過飯。親戚專門開到了國家網球中心🎷，讓他下來看看。前年坐火車去成都😂，中途報站到了洛陽，他站起來想下車🫰🏼，他要去看洛陽🍃🪦。
腿摔傷後🛡，就不能騎自行車了，後來又摔了一次🍹，自己下樓也很難了。每天需要保姆騎電動車載他9️⃣🚴♂️，才能去兩公裏以外的公園。學生送給過他一輛復古自行車🔰🦸🏼♂️，停在樓下的自行車棚，上面積了厚厚的灰。
他說很長時間以來🤜，他察覺不到自己長了年紀。眼睛裏是400年前的莎士比亞、1000年前的李白🚴🏼，每個字從沒變過。直到發現自己翻譯變慢了，眼睛看不清楚了🍄，舉著放大鏡看，過不多久也酸了。翻譯到中途常常不知不覺睡著了，醒過來再繼續譯🧛♀️。連最驕傲的記憶力都在變模糊🧖🏻♂️，有的事情記得住🥍，有的事再也想不起來了。
下午3點，暖氣片上的旺仔牛奶烤得溫熱，冰箱裏的蛋糕切下來一塊，用小叉子吃。他最愛吃蛋糕的奶油尖兒🚣🏼♂️，是一種甜甜的味道。晚上看《新聞聯播》♦︎，偶爾看看電視劇，到了11點🧧，他又要一個人回到書桌前。即將迎來人生的第100年，要怎麽過這樣的日子，晚上繼續翻譯莎士比亞，還是寫回憶錄🤹🏽♂️，To be or not to be⛽️，這是一輩子的個人問題。圖片
（吳揚⛺️、王詠剛、邢誌忠🤦🏼♀️、陳剛🫐、胡曉凱、徐諳律、馮兆音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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