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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然臨之而不驚

無故加之而不怒

1941年，22歲的楊苡和丈夫趙瑞蕻在西南聯大。

百歲楊苡：“已故少女”回憶錄

本刊記者/宋春丹

發於2021.1.25總第982期《中國新聞周刊》

楊苡住了近60年的南京大學一棟老舊宿舍樓的書房裏，掛著自己17歲時的半身像，嬰兒肥的圓臉上劉海覆額，眼含憧憬。

德國作家安娜·西格斯曾寫過一部小說《已故少女的郊遊》，反思當年德國民眾為什麽會被希特勒的納粹思想所迷惑，楊苡常開玩笑地對望著這張照片的朋友說，其實這也是個“已故少女”。

這位“已故少女”、本名楊靜如的《呼嘯山莊》譯者，今年已奔102歲了。

近些年，她多年的小友、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余斌起了為她做口述實錄的念頭，她痛快地答應了。沒有專門的訪談式對話，聊天和往常一樣隨意細碎，沒有顧忌。余斌開玩笑說，口述實錄的名字可以叫《碎碎念》。

每天一早醒來，她都要坐在掛滿她少女時代照片的臥室裏，細細回想一遍前一晚的夢境，余斌來時會描述給他聽。

楊憲益、巴金、李堯林、蕭珊……這些至親舊故時常出現在她的夢裏，像是要抓住她的記憶，如亡夫、《紅與黑》譯者趙瑞蕻的詩《我的遺囑》的末句：爛漫的夢魂會年年歌吟。

百歲楊苡。

翡翠年華

楊苡最喜歡講述童年和少女時代的故事，一度想將這段生平寫成回憶錄，命名為“翡翠年華”。

1919年，她出生於天津一個大家族，父親楊毓璋是中國銀行行長，家有兩位夫人、一位姨太太。雖然她出生兩個月父親就病逝了，但留下了可觀遺產。1933年，為安全起見，家裏以4萬大洋賣掉了位於日租界花園街8號的巨大宅邸，搬到了法租界。

哥哥楊憲益作為長房長孫，是家裏的太子、真正的“小皇帝”。他生下來就被抱走了，跟著大太太住，很長一段時間都以為那就是自己的生母。有一次，楊苡和姐姐要從樓上下來，他拿了根麻桿在樓梯口攔著，嘴裏喊：姨太太生的，不許下來！楊苡還小，對這種事不敏感，騎在扶梯上滋溜就滑下來，姐姐楊敏如卻氣得要命，記了一輩子，到老了提起來還說：你說哥哥可氣不可氣？！但楊苡認為，哥哥這麽說只是年少頑皮，並不是真的有什麽歧視之心，他是沒有等級觀念的，到後來就更是反感。

大少爺出身的牛津才子楊憲益一生散淡。50年代初，在懷仁堂，周恩來介紹他是《離騷》譯者，毛澤東說《離騷》也能譯嗎，他淡然說“諒必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可以翻譯的吧”。但他也有不翻譯的。牛津意昂錢鍾書推薦他參加毛選的翻譯，他沒有接受，說自己剛在南京買了房子準備定居，而且一般只翻譯文學作品，政治文章沒怎麽看過，也翻不好。

楊苡從小就很黏這個哥哥，家裏人都笑話她是哥哥的“哈巴狗”。她最愛跟在楊憲益後面去逛街，逛書店。他出去都是前呼後擁，看中了什麽吱個聲，傭人就上去付錢，大包小包地拎著。楊苡的待遇連他的零頭都不到，每逢想要書、玩具或別的什麽，就在後面拉拉他的衣服。楊憲益對這個小5歲的胞妹特別好，總是有求必應，對傭人吩咐一句“要這個”，就全解決了。

楊苡15歲時，楊憲益給她看了剛問世的《家》。她覺得巴金寫的《家》和自己家很像，祖父都在四川做過官，都有老姨太。也是在楊憲益的建議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學，進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她前一年從教會學校天津中西女中畢業後保送南開大學中文系，因此進西南聯大算是“復校生”。沈從文說中文系那些線裝書會把她“捆住”，她聽從了他的建議，進了外文系，有了N2214這個學號。她一向記不住數字，但因外文系諸位T字號（清華）和P字號（北大）的學兄常嘲笑她這個N字號（南開）的，她就記了一輩子。

昆明沒有高樓大廈，他們這些在租界長大的孩子迷戀上了昆明的雲、樹、山和水，還有西山上的“龍門”、城裏金碧路上的“金馬”和“碧雞”兩個大牌坊、莫奈油畫風格的翠湖、平滑如緞的滇池……

1938年晚秋時節，女生們住在昆華農校外一座小樓房裏，一大間住了十幾個女生，睡雙層木床。晚上，楊苡愛和女友在農校空曠的大操場上看月亮，一邊用木梳梳理長長的濕發，一邊交換著少女的心事。

同宿舍的福建女生愛上了一個世俗決不允許的人，每晚給他寫信。另一個室友王樹藏每天都在給蕭乾寫長長的情書，她被蕭乾稱為“小樹葉”。不久蕭珊也來到昆明，成為楊苡的同學和好友，她也是每天給巴金寫信。楊苡沒有人可以寫情書，但心中也在等待著一位寫過40多封信的人有一天突然出現，他就是巴金的二哥李堯林。

在巴金的介紹下，楊苡在天津時認識了在南開中學教英文的李堯林。楊苡曾與他相約昆明見，但在巴金大哥自殺後擔負著養家重任的他最終也沒有出現。

不久，楊苡參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組織的高原文學社，在一次活動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紅色毛衣，美極了”的她吸引了學長、年輕詩人趙瑞蕻的追求。1940年，兩人結婚。

她給李堯林寫了一封信，說“你讓我結婚，我聽你的”，此後兩人很長時間沒再通信。後來，她在經歷了幾次轟炸的恐怖後重新提筆給他寫信，他回信說：“這封信可把我等夠了，現在知道你平安，我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們又能安安靜靜地在一起聽我們共同喜愛的唱片，我這一生也就心滿意足了。”

1945年，李堯林病逝。這讓楊苡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心被撕裂的感覺。多年後，她在《夢李林》（李堯林筆名李林）中寫道：“好像曾有個人走進我的心裏，點亮一盞燈，但沒多久，又把它吹熄，掉頭走開了！”

“只有這個本事來表示我們並不屈從”

余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楊苡最不願記起卻也最難忘掉的時光，是運動時期所經受的迫害，她終身牢記著紅衛兵打她的那一記重重的耳光。

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南京大學遷到鼓樓一帶後，買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給教職員。趙瑞蕻當時還只是助教，但很幸運，分到了一座兩層小洋樓的一層，為陶谷新村21號。

1953年，高教部派趙瑞蕻去東德萊比錫的卡爾·馬克思大學任訪問教授，教中國文學，楊苡帶孩子同行。一家人已打點行裝到了北京，但得知孩子不能帶去，楊苡就留了下來。孩子是最重要的，這是她從母親處得來的家教。

陶谷新村21號坐落在一條鋪滿石子的幽靜小巷的盡頭，有五間房子，外加盥洗室和廚房。這在單位分的這批房子裏屬於“丙種房”，已很破舊了，楊苡用稿費將房子重新裝修，不同房間粉刷成不同的顏色，有粉色、白色、米黃色、淡藍色。朝陽的客廳墻上，一面掛著齊白石的大白菜，一面掛著葛飾北齋的日本侍女畫像。趙瑞蕻回國度假的夏天，又在後院栽種上桃樹、杏樹。

那幾年楊苡不上班，在家裏譯書，履歷表中填的職業是“自由翻譯工作者”。就在這裏，她完成了經典譯作《呼嘯山莊》。

她在中學時代就看過《呼嘯山莊》改編的美國原版電影《魂歸離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學外文系借讀時在圖書館讀到了原作。和當時的流行不同，她不喜歡《簡愛》，喜歡《呼嘯山莊》，因為她覺得，《呼嘯山莊》裏的愛情才是愛情。

此前，梁實秋曾翻譯過這部作品，定名為《咆哮山莊》。梁實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楊苡總覺得譯名不妥。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一陣疾風呼嘯而過，雨點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凱瑟琳的哭泣。靈感突然從天而降，她興奮地寫下“呼嘯山莊”四個大字。

1955年6月，《呼嘯山莊》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極受歡迎。

但不久，《呼嘯山莊》《紅與黑》《約翰·克裏斯朵夫》三部外國古典名著受到了批判。文藝界一位領導說：“楊苡同誌，這三本書有兩本是出在你們家。”

“文革”期間，因《呼嘯山莊》和兒童文學作品《成問題的故事》《電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楊憲益被捕入獄的牽連，楊苡一次次挨批鬥、遭拳腳、作檢查。每次檢查，她都得套上《呼嘯山莊》“宣揚了階級調和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宣揚了愛情至上”等罪名，這本書也銷聲匿跡了。

1969年夏的一天下午，紅衛兵提審她時要她交代和巴金的關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記耳光。

楊苡和巴金的通信始於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後，16歲的她希望自己也能像《家》中的覺慧那樣走出去，離開被她稱作“金絲籠”的家。她開始給巴金寫信，傾吐苦悶。巴金很快回信，鼓勵她“相信未來，未來是光明的”。兩人由此開始了69年的書信來往。1938年日本人進入天津英、法租界，母親迫於形勢，將她珍藏的十幾封巴金的信以及其他信件燒毀；後來她輾轉昆明和重慶時，信又遺失了幾封。此時她手上一共存有23封巴金的信，因為怕被抄家，托友人秘密保存著。

這是楊苡生平唯一一次挨耳光。這一記耳光打得如此之重，幾乎將她擊倒，但她還是站定了。突然間她痛切地感到，不該如此膽怯地聽任家人燒毀那麽多珍貴的信件、照片以及記錄著青春歲月的兩本紀念冊，到頭來還是躲不了這場羞辱。

但她沒有流淚。她說，我們都學會了絕不輕易流淚，因為只有這個本事，以此來表示我們並不屈從。

那23封信，她最終還是在壓力升級之下交給了專案組。上交前，她忍痛處理掉了幾封可能會對巴金不利的信，如60年代初巴金談到對當時展開的所謂批判的看法的信。

1972年，楊憲益出獄後，楊苡也被“解放”。這些信隨之發還，一封未少。楊苡認為，這跟她上交時說的話有關。當時曾有高人暗中指點她，上交時一定要說：這是便於上面審查寫信者的材料，一封也不能丟了，丟了可是要負責的！

“解放”後，楊苡繼續在南京師範學院當教員，先教泛讀課，後調到聯合國文件翻譯組。由於整整六年不停地寫檢查和思想匯報，她得了一種後遺症：說話滔滔不絕。

老友們也已七零八落。

巴金被批為“文藝界的黑老K”，14卷《巴金文集》被稱為邪書。蕭珊受到牽連，延誤治療，1972年因癌症去世。

一年冬天，楊苡去看望昔日西南聯大同窗“小樹葉”。當時她因受迫害已精神失常，躺在一張墊著棉褥的木板床上，不停地翻動著雙腿，瞪著眼，嘴裏發出狼嚎的聲音。她當然不認識楊苡了。

過了半年，“小樹葉”死於肺炎。楊苡得知消息後，慶幸她終於解脫，這時才忍不住流下淚水。

1980年，楊苡提出辭職。很多人勸她等定了職稱再退休，她毫無留戀，痛快走人，以打過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資退休。也因此，她一直沒有職稱。有人稱她“教授”時，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員。”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楊苡一直記得，80年代初和中葉，是一長段美好的令人振奮的新時期。

劫後余生的老友們仿佛忘記了自己的年齡，聊天時都說：活下去真好！巴金一邊愛憐地撫摸著小孫女的頭，一邊對她說：未來總是有希望的！

1980年，她的代表譯作《呼嘯山莊》重回人們的視野，受到讀者極其熱烈的追捧。

《譯林》雜誌創始人李景端一手促成了《呼嘯山莊》的再版。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改革開放後他所在的江蘇人民出版社開始少量翻譯出版西方國家當代文學作品，急需一部外國名著譯作打響第一炮。但找人現譯時間太緊，楊苡的西南聯大同學、安徽大學教授巫寧坤向李景端推薦了《呼嘯山莊》。李景端向社領導匯報後，社領導幾乎沒有猶豫，很快拍板。

年輕的新編輯金麗文擔任該書責編。這是江蘇人民出版社初次編輯譯作，沒有經驗，楊苡不光提供書稿，還幫助她熟悉出版的一些基本常識，包括出書用什麽字號、用什麽樣的版式。

金麗文回憶，那時出版環境寬松，甚至沒有送審程序，與楊苡溝通三四個月後，只做了不到十處的細微訂正，經出版社的紀律委員把關，就幾乎原版直出。

第一版印刷1萬冊，很快銷售一空。後來，《呼嘯山莊》轉由《譯林》雜誌發展而來的譯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該社的長銷品種。

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書簡》由三聯書店出版，收錄了巴金致楊苡的書信，包括發還給她的23封信，以及後來的通信，長短不一，共存60封。

得知她手上有這麽多與巴金的通信，她的中學同學林寧（原名劉嘉蓁）羨慕地說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自己是個“窮光蛋”。

30年代時，包括後來成為巴金妻子的蕭珊在內，很多小女生都在給“心靈醫生”巴金寫信。林寧這樣剖析自己給巴金寫信的心理：當時卷進“一二·九”運動後，心頭像一團火一樣在燃燒，血管都要爆炸了，讓年輕人的心無法承受，必須尋求一個支持者、一個承受者，而只有巴金能理解和同情他們這些“極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為。

但林寧與巴金當年的十來封通信不是留在淪陷區老家散失了，就是在她去延安後因“特嫌”受審查時被查抄了。她說，後來自己再不寫了，因青春年華過後心像一潭死水一樣激情不再，寫不出東西來了。尤其是經歷過1943年的延安整風後，她更是再也不寫日記不寫信了，因為在運動中這兩樣東西很容易成為害人害己的禍水。

收入《巴金書簡》的信中，也有個別刪節。

其中，巴金在1979年12月給楊苡的信中贊揚了某作家在一次會上的講話講得好，出版社要刪去這一句，巴金不同意，最後雙方讓步，對作家留姓刪名。

“生命始於80歲”

晚年，楊苡喜歡在深夜看著透過窗簾流瀉進來的月光回憶故舊。

白天，她大部分時間都宅在家裏。她不習慣說場面話，很少出席活動，就喜歡在家給老友寫信。她會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這些信件和舊照片，這是她最珍視的物件。政治運動時期，丈夫趙瑞蕻怕招來禍端銷毀過一部分，她為此埋怨了很多年。她愛寫信，因為寫信可以無所避諱，不似文章需要修飾；還好寫長信，常常落筆七八頁紙，句式很長，句號極少，文字曾被贊“形散神聚”。與之通信者不計其數，有老朋友過世，她會將對方的通信寄給其子女。

每天早上，她會獨自享用一個漫長的早餐。早餐用一只托盤盛著，上有一杯牛奶麥片、一勺蜂乳、一個雞蛋、一杯濃濃的咖啡或可可。她會仔細將黃油和果醬抹在面包片上，切成小塊擺一碟，用手指撚起慢慢吃。

她保持著早年教會學校的規矩禮數，有訪客來要請對方用下午茶，送客要送出門外，穿衣要分場合，聽音樂會、出去吃飯前都要洗臉描眉。

定居北京的女兒趙蘅兩三天就要跟她煲一次電話粥，一次至少一小時，話題天馬行空：美國大選、中東局勢、颶風、海嘯、愛情……楊苡用“觸電”來形容男女有感覺，稱不高級的戀愛對象為“敗筆”。趙蘅獨居多年，她勸趙蘅剪掉長發，說那是“一頭煩惱絲”。

學畫畫的趙蘅七八十年代開始寫作，楊苡出於安全考慮最初非常反對，後來看她成績不錯也很高興。趙蘅有文章發表，楊苡會打來電話給她打分，一次打了98分，說扣兩分怕她驕傲。楊苡鼓勵她多看書，說書讀多了就會筆下生花，還教她文章寫完要放一周再改，改到自己滿意再拿出來。有時自己有新作，她會念給趙蘅聽，問她這樣寫行不行。

趙蘅說，母親和別人不同，她喜歡住醫院，喜歡暖氣，喜歡白衣天使。她覺得觀察人最有意思，還愛發表議論。每次住院她都會結交許多新朋友，醫生幾乎人手一冊《呼嘯山莊》。陪母親輸液是聽她講故事的最好時機，瓶裏的藥水快滴完了，她的故事還沒講完。

她不會上網看電影，就守著央視六套《佳片有約》欄目，看到好影片就給女兒和余斌打電話，讓他們快看；還會叫保姆給女兒、余斌發信息，提醒他們看新年音樂會。什麽事到她嘴裏，都是“好玩唄”。

平日聊天，余斌覺得楊苡無論講到什麽都要引到哥哥楊憲益身上，覺得他無所不曉，是天下最好的哥哥。

2007年，92歲的楊憲益得了淋巴癌，卻能配合醫生做35次放療毫無怨言。放療後，他回到家中，又能自由自在地吞雲吐霧、在沙發上墮入他“從不公開的遐想”中了。他還玩起了丟了很久的打油詩，楊苡也湊趣地和了幾首，其中一首寫道：白虎照命未認輸，我哥遇事不糊塗；虎落平陽心無愧，貓在屋裏打呼嚕。

楊苡自豪地說，楊家人都不容易被什麽疾病嚇得魂不附體，在任何突然來臨的事故甚至劫難出現時，都能做到“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或許正因為此，楊家有驚人的長壽基因。母親享年96歲，楊憲益活到94歲，姐姐楊敏如活到102歲。

近幾年，楊苡每年都說：“我有預感，今年過不去了，更要抓緊了。”

她一直在為離世做著各種準備，與沈從文、巴金的通信已經捐給了博物館，與邵燕祥的通信已經托人還給本人，大量的藏書要想好怎麽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遺產，說楊家人有捐獻傳統，不在乎這些。

她總是遠離“大人物”，也厭煩“粉絲”，認為自己並不是名人，連職稱都沒有。偶爾，有人會為了沾沾“仙氣”來看她，甚至賴著半天不走。她開玩笑說，大家看她就像看耍猴的。

她常自嘲地引用自己曾翻譯過的一篇短文：“前80年過得不容易，後80年就是一連串的生日宴會了……您到了80歲，人們就會驚奇您還活著，於是滿懷尊敬地對待您，因為您已成了長壽老人。他們甚至驚訝您還能走路，而且思維敏銳。老朋友，請努力活到80歲吧，這是生命中最好的時刻。人們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還有疑問，我就告訴您：生命始於80歲。”

1999年丈夫趙瑞蕻去世，那年，她正好80歲。如今，她在這套裝修老舊的屋子裏已獨居了二十多年。她對家具、書籍和隨處可見的娃娃總是突然有新主意，經常指揮保姆重新擺放一番。照片也在不斷變換位置，但不論如何擺放，巴金和楊憲益的照片總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家中一只白瓷碟上有巴金親筆寫下的話：“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多的愛、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時間，比用來維持我們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們必須為別人花費它們，這樣我們的生命才會開花。道德、無私心就是人生的花。”當時身體已很虛弱的巴金非常吃力地一筆一劃寫完，他說是為孩子們寫的，想告訴他們，千萬不要浪費生命，不要吝惜心中的愛。

生日時，總有很多人想給她過壽，她一概婉拒。她從不避諱死亡的話題，常與人說起身後事，大家總是攔著她。她很疑惑，年輕人為什麽談起死亡比她還忌諱。她從不諱言死亡，也從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歡引用《基督山恩仇記》裏的結尾：“人類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兩個詞當中：等候與盼望。”